玩数字是职场同志该有的必备技能，更是领导不可或缺的本事，某某部门某某领导可以将静止一定的数据都可以做到瞒报、虚报，更何况是可以变动的动态数据，需要时拿来就用，不需要时，则可因某某原因不需要计算在内，领导的灵活应变之功如此了得，无它，皆因利害使然，使数据看起来好看，其数据符合其预期设定目标，数据可以说假话，但现实却不会骗人。
咱社会芸芸众生，不被领导所用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一串数据，领导也能做到各种方式的使用，某某部门领导讲，没有多少万人口，算不得大城市，那就把城市辖区范围划大一点，大笔一挥，人口就想变魔术的翻倍；某某部门同志又说了，咱城市化相当高了，基本已经实现且完成城市化，包括打工的、百分五十、六十、七十......都是城镇居民了；某某部门同志又说了，咱没有失业、咱失业率极低、咱就业率极高，全民皆有业，你们看打工的、不打工的，可都是农村的，家里还有几亩地，不存在失业问题，总之，打工的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从整体的数据到具体的个人，就没有不被领导拿捏的，而在众多领导管理之术中，这类权术看起来很普通，但效果确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领导要使组织发展强大，首先必须是组织成员也要强大富有，只有组织成员有钱了，组织才会强大，且作为领导才会更有实力可以倚仗。
针对这个策略，战国时期的商鞅可谓是历史上做得最为出色的政治家，通过耕战政策，将全民锁定在富国强兵的路线上，一方面可以最基层的老百姓都有富强翻身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同时增强了全民对大秦政权的依附性。
要使这种依附性可持续发展，就得一直有这种诱惑之力的存在，所以，不要给的太多，也不能短期内就给完，为此，商鞅设定了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以彼时人的平均寿命而言以及彼时的战争频率而计算，足以够应对所有人的晋升需求。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人在接受到一定资源之后，其对人的吸引或诱惑的边界效用会越来越低，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人员，要么不想再玩命，要么在其满足之后，会思考别的事务，其注意力就不只是在替你玩命，而是做与你设定的理想目标不相干的事，或者直接革你的命。
有基于这种传统或思维定式，历朝历代的所谓权臣，在位极人臣之后，便是谋求篡位，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此同时，帝王们不遑多让，对某些权臣一味的赏赐提拔，最后发现对其掌握力出现了问题，因此，便痛下杀手，君臣两别，而有些帝王，也就是所谓的英明贤君明主，对某某权臣进行适时打压，找个理由或借口将其权力或资源剥夺全部或部分，时过境迁且依据权臣的表现，再给予机会立功而论赏赐。
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打压你，实则是在保护你，否则任由你做大，到领导感受到威胁而不受控制时，性命连同你的职业生涯也会一并断送。
组织领导使自身与组织富足强大的前提是，尽可能使组织成员也获得一定的富贵，但获得富贵的路线必须有领导与组织说了算，同时给予老百姓获得富贵的机会要适当，单次获得富贵的体量要适当、获得富贵的速度或频率要适度，始终立足于组织职员对领导与组织的依附性这个层面。
而对太过富贵的人员，一定要给予压制、剥夺，否则，就会成为极不稳定的因素而存在，关于这一点，商鞅的驾驭思想中便有阐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之所以有如此政策思想的推行，关键在于商鞅对人性的认知以及彼时管理统治的需要，在算地篇中，商鞅表示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又在弱民中表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资，苟非明法以守之，与危亡为邻。
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为解决组织职员弱小，或组织职员强大之后，领导都可能面临变弱的危机矛盾。商鞅以建立人性依附性制度，以及建立防御这种依附性减弱的制度，便就此诞生。
要说搞权术，鄙人认为商鞅更胜韩非子一筹，只不过，商鞅更侧重于适应组织、韩非子则侧重更适应帝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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