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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器中的夹层工艺，是将构成器物的胎体分两层制作，完毕后将较小的内胎体放到较大的外胎体中套接，形成双层中空的效果。目前所知出现于宋代，属于“高档产品”。夹层器物流行是由于商品化生产，追求用最少的原料获取最大利润，在宋代金银器总体上以轻薄为特征，但面对不同的消费者，这一聪明巧妙的发明，使得对器物简易与精美的要求间的矛盾得到完满的解决，外表厚重奢华，却节省了原料。其结果又使艺术效果大变，为富贵之家制作这种高档的夹层器物，既可以炫技，也能炫富，还能展示权威，甚至讲述故事。
关键词：夹层工艺、宋代金银器、高档金银器
金银器制造中的夹层工艺，是将构成器物的胎体分为两层分别制作，完毕后将较小的内胎体放到较大的外胎体中套接，两层胎体的交接处用卷折的方式合并，从而形成双层中空的效果，也可以叫作套胎，目前所知出现于宋代。夹层或套胎，是现代人的叫法，不见于文献记载。[1] 中国古代金银工艺技术，在唐代大都已经发明运用，后代的进步主要在于更加精细，并无本质变化。宋代出现的夹层工艺，是少见的创新。夹层工艺的特点是能够防热，减轻器皿的重量且增加强度，还节省原材料，属于“高档产品”，是宋代金银器的新面貌。四川彭州西大街窖藏出土的南宋银夹层螭虎纹杯[2]，外壁口沿下是一周雷纹，腹中部满饰卷云纹，底部为一周双层叠压的团云纹。圈足錾刻卷草纹一周。腹上附双螭，一螭上身向上横爬于杯口上，两前爪攀在杯沿，头伸于杯口。另螭横爬于杯腹上。双螭是加工成形后被焊接于杯体上。器身为内外两层，中空，杯唇部可见内层外翻的接痕。（图1）1. 四川彭州螭虎纹杯
贵州遵义杨价墓也有一件十分相似的金杯[3]（图2），从口部到圈足的纹样与彭州的银杯基本相同，区别是双螭的螭首对称探出杯口，成为杯柄，口沿唇部双层器胎的咬合处更加精准，几乎看不出来是夹层。3. 湖南临澧螭虎纹银杯
湖南临澧柏枝乡出土螭虎纹银杯[4]，也是双层结构。（图3）外层腹部錾刻翻滚的水浪，其间锤揲一对尾端相接环绕杯身的螭虎，螭虎腾身跃起的部分用另外两枚银片打造成形，扣合之后为杯耳。内层口沿錾刻一周水波纹，杯心錾折枝牡丹。与银杯相配的有一个轻薄的瓜蒂纽银盖。杨价墓的螭虎纹杯出土时倒扣于一件金盘之上，表明是一套器物。临澧县柏枝乡的螭虎纹杯，也有承盘，盘心的浅圆台与杯心对应。三件器物出土在不同地区，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制作构思的依据相同，有人称螭虎纹为“教子升天杯”。“教子升天”作为纹样，一般指一大龙和一小龙构成的图案，明清器物上常见。但宋代龙的形象早已基本固定，与螭虎判然有别，因此不宜称为“教子升天”。以螭虎为装饰，还见于镇江金坛窖藏银杯（图4），杯外壁饰一螭虎，螭爪攀在杯沿，长身撑住杯壁，耸身蓄势，准备腾身跃起。以龙首或兽首衔杯为把手的做法最早见于铜器，宋代金银器上的这类螭虎也许另有所依据，是宋代流行的样式。![]()
这几件器物，双层器壁之间是空的，并未粘合在一起，外层是用锤揲加錾刻的技法表现纹样，再加焊缀，高浮雕效果很强。口部的螭首可作为柄、耳、提。不难发现，采用夹层工艺制作的器物，不仅外观美观，也显得厚重稳健。夹层工艺为什么出现在宋代？值得探究。宋代金银的产量比起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器物的制作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加华丽、精细；另一个则是趋于素朴、简洁。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宋代金银器不再由皇室、贵族独享，比较普遍地进入了富庶人家，也成为酒楼伎馆常用之物。[5]金银器制作的私家作坊开始兴起，甚至成为主流，引发了器物的多样化和行业竞争。在四川彭州窖藏的近350 件器物中，共有铭记480 款。刻铭文字内容有制造地点、店铺字号、工匠名字、拥有者名字，还有器物名款、重量和质地成色的说明等。其中“吉庆号”“德号”“张十二郎记”“何□三郎记”等，表明它们来自不同的民间作坊。福建邵武窖藏器物也有“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朱十二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6]，显然是订做或购自于不同的作坊或店铺。而“周家十分煎银”“周家十分”等[7]，则带有宣传广告、产品竞争的意味。从宋代金银器所见名款之多，可以想见作坊的数量和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在市场的调节下，一些器物的形制、纹样等形成了一些固定样式，产地和店铺虽然不同，产品的形制、纹样却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如南宋黄升墓[8]、六安墓及稍晚些的元代张士诚墓[9] 出土的梳妆用银器基本相同。宋代出土于各地的小口银瓶、银霞帔坠、银丝盒等都十分相像，表明根据社会需求，金银制造行业会提供同样的服务，还有批量生产的现象。商品化生产追求多快好省，用最少的原料、最短的工时获取最大利润，这就使宋代金银器总体上以轻薄为特征，甚至简单粗糙，这是商品化后的必然结果。然而，在适应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时，却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富贵之家希望获得更加华丽、精美的器物。在商品化的世界，产品的独特性才能吸引客户，差异化的风格才能吸引不同的消费者。生产和销售目标的不同，会引起器物群体的分化。于是，既节省原料，又易于加工，还具有厚重奢华外表的夹层工艺制造的器物应运而生。如果器壁较厚，原材料增加，锤揲复杂的浮雕类也更费工费时。在较薄的胎体上，比较容易锤揲錾刻复杂的纹样。器物成型后，内部再加一层衬托，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牢固性，不易变形，又使内壁光滑易于使用，从而使轻薄与厚重、简易与精美的矛盾得到完满的解决，还节省了原料。夹层的发明，令制作精美的器物变得简明容易，是一种聪明巧妙的发明，在市场上又合情合理，结果却使器物的艺术效果大变，具有端庄、沉稳、厚重的审美效果，满足了富豪贵族的需要。这类“高档产品”有着超乎寻常的精致程度，能够拥有者绝非普通人。如夹层金杯出土在遵义市杨价墓，杨价是土司，是当地最高长官，权力很大，身份地位不凡。高档的夹层器物，既可以炫技，也能炫富，还能展示权威，甚至讲述故事。福建邵武窖藏中有一件鎏金夹层八棱银碗（图5），外壁八个棱面上有高浮于壁面的人物、房屋等图案，还突出了骑马人物。内底刻有《踏莎行》词一首：“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八棱杯上的骑马归来场面，正是这首词的图解，带具体的内容与特定的情节。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就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改善自身地位。但考中进士很难，名列第一的状元更是难上加难。若能成为“状元”，便走上了人生巅峰，令人羡慕不已。衣锦还乡之时，排场很大。早在唐朝，白居易的《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中就说：“时辈六七人，送我出帝城。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邵武的这件八棱银碗，还有托盘（图6），也是八角形，盘沿饰格纹一周，内底锤饰凸起于底面的图案，屋宇、亭池错落有致，花草、树木掩映其间。一人在屋内对镜梳妆，二人在庭院里互相礼让，仆人侍立一旁，还有龙凤驾着吉祥云朵翔于天上。这不是在描绘普通的生活场景，令人想起元关汉卿
《陈母教子》第一折：“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袍袖惹，桂花香，琼林宴，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这套碗、盘造型庄重，词意与画境吻合。江西省新建也曾出土一件银盘（图7），与邵武托盘画面极其相似，并且也有《踏莎行》这首词，只有个别文字不同，透露出这首词在民间的喜闻乐见。8. 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八卦纹银杯
高档金银器制作有时还有特别的意图或特殊的用途。史绳祖墓八卦纹银杯[10]（图8），杯身内层底阴刻金、木、水、火、土五行图像。外壁口沿下有一周64 个方块纹，象征六十四卦。腹部以竖棱分为八区，每区内饰八卦纹。墓中还有一件八角形银杯，制作技术和纹样布局与此杯很相似。夹层为精确表现纹样提供了方便，八卦纹饰清晰凸起。史绳祖（约公元1241 年前后在世）为官履历丰富，曾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精通易学道教，晚年为人讲学。墓主的身份和器物的样态表明这是一件应是用于筮卦的银器。夹层工艺不仅助力器物制作的多样化，也更容易展示人的思想观念。宋代各种材质的器物，都有仿古作品，是整个社会风尚下的一种普遍做法，而在金银器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在绵阳黄家巷窖藏器物中，银鼎的颈部、耳部饰雷纹，腹下部饰蕉叶纹；斗笠形银碗口沿内饰雷纹带；银瓶肩部以雷纹衬地饰蟠虺纹。[11] 这些古色古香的文雅，来自于先秦青铜礼器，秦汉后已消失，这时又重新出现，而且并非是绵阳黄家巷窖藏器物独有的现象，其他宋代金银器也经常出现，可以说复古风格也是宋代金银器物的基调。[12]![]()
溧阳窖藏的乳钉纹鎏金银盏[13]（图9），器体呈四曲花形。碗的内壁口沿下有一周卷草纹，唇部向外翻卷与外壁压合，内壁底部錾刻狮子戏绣球。外壁在四曲处以凸棱相隔，分为四面，每面在线刻的涡纹地上饰五颗高突于壁面的乳钉，近底部有一周覆莲纹。圈足上饰一周花瓣组成的纹带。口沿、圈足及花纹皆鎏金。外底有“李四郎□”款铭，系制作工匠的名字。造型有似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簋。中国人有慕古心态，更是文人的雅好，宋代尤为突出。宋人认为物以载道，器物能以礼教培育情感，又相信理想的社会是在古代，犹以三代最好。南宋翟耆年《籀史》关于李公麟《考古图》的评述中说：“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这代表了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观念，因此宋代的仿古作品，尤其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的作品风靡一时。湖南省澧县城关镇银乳丁纹簋式夹层杯[14]，仿青铜簋形。杯外口沿下为一圈云纹，腹部中间饰一圈回纹地菱形乳丁纹。腹下部饰一圈内錾祥云的莲瓣纹。腹部相对称附一半环形耳，耳上饰有云纹和乳丁纹。宋代的仿古不是拷贝，正如宋徽宗所称：“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15] 这是纲领性的原则，复古的追求没有作伪的动机，也并非惟妙惟肖，极少照搬三代礼器原型，只是吸收元素，意趣相似。复古作品形成的时代风气，目的是让器物转化为精神生活的寄托。吕大临《考古图》中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16]金银器上的古式纹样，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变形、改造。如彭州窖藏和杨价墓的螭虎纹银杯，古朴典雅，口沿下饰先秦青铜器上常见的雷纹一周，腹中部满饰云纹，也带有古意。而附爬在上面的螭虎则又充满时代的新风，有着各种混搭现象，充满憧憬想象，是“仿古不泥古”原则下出现的古色新装，即便搭配生硬，却也奠定了另类风雅的基础。宋代文人士大夫对“雅”很在意，而且有着独特的风尚。除了以古为雅，还追求宁静、恬淡、自由，夹层工艺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新出路。杭州博物馆藏南宋夹层银鎏金盏（图10），外壁满饰花纹，主题为高浮雕荷塘小景，宋代常被称为“满池娇”。利用金银材质的延展性锤揲出高浮雕效果，把这种写实小景刻画得更加写实、生动。11. 湖南临澧双层银杯
夹层器物的双壁都很薄，外壁锤出高浮雕相对容易。湖南临澧县新合乡龙岗村出土的双层银杯（图11），外层腹部的主题纹样也是高浮雕效果的灵芝、仙鹤。内杯杯心錾刻叶脉纤细的荷叶，叶心垫起一枚小小的银圆片，圆片上有一只乌龟。圆片两侧用焊接的两个支架撑起乌龟，龟的头尾和四肢因此可以自由摇摆，一旦盏中酒满，乌龟便在莲叶间可动可摇，显得更为灵动。这也是古人常说的“龟游莲叶”。杯或盏这类器物，历代常见，至宋代变得奇巧雅致，造型纹样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南京市博物馆藏南宋夹层银杯，似乎在移植花鸟画，极富情趣。金银器不是生活必需品，却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夹层作品端庄、雅致华丽，满足了这一奢望。有些杯盏可以用来饮酒，宋徽宗赵佶有诗曰：“酒入金钟滟滟平，暗偷全在夹盘盛。宫嫔捧劝知分别，相顾潜闻笑语声。”诗中说，用带有夹层的酒具劝酒，欲使不知者多饮。已知夹层杯虽看不出这种功能，但畅饮作乐的夹层酒杯是有的。夹层器物虽以实用器的面目出现，却都与众不同，由于过度的装饰，使用并不方便。有很多是八棱体，盛装液体时并不便于饮用，高浮雕的纹样则导致清洗不便。彭州窖藏、遵义杨价墓、临澧县出土的螭虎纹杯，螭虎头部形成柄、耳、提，有的甚至故意做得可以活动，使用起来却更不方便。因此，夹层工艺制作的器物，虽然具有使用功能，但更主要是用于陈设观赏，或在送别仪式活动中使用。浙江桐乡骑塘龙吟出土南宋银盘盏，盏为夹层，外壁有六朵凸花，盏内錾刻花卉。盘底与盏呼应，是八组凸花，银丝相连以为藤蔓，器物整体像雕塑作品，几乎完全失去了实用性。还有邵武的八棱银碗和江西省新建银托盘，应是专门制作的有纪念意义的作品。以炫富、展示为主要目的夹层工艺作品，使器物的风格大变。溧阳窖藏的瑞果银盘、狮子戏球纹银盘十分夸张，盘中的狮子、瑞果竟高于盘沿，超过了盘体的高度，突出了纹样而不是器物。（图12）宋代郭知章墓的带板一套共13 块，为鎏银金质，锤揲高浮雕花卉花果，果形椭圆高突，果间枝茎圆弧连接且分出叶片，层次分明，立体感强。[17] 郭知章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进士，历任州、县官吏数十载，到了哲宗时，成为在朝“亲揽万机”的要员，并受“赐三品”的官爵，享受“食邑九百户”的俸禄，晚年又转调“知青州”。他的带板形体宽大，制作精美，虽然实用性很差，却能显示富贵尊严。12. 江苏溧阳瑞果银盘
夹层技术难度并不大，一经出现就很成熟，成为宋代金银器中最高级的一批，仿古的多，高浮雕的多，多属于艺术作品。这一技术的起因与商业的发展有关，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普通商品与艺术作品的差别，在于为生活还是为理想。这些集鉴赏和实用于一身的佳作，展现出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人们在使用、观赏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时代风格，甚至会起到维系并支撑社会秩序的作用。[1] 宋人的记载有：销金、贴金、镂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 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等19 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见王栋：《燕翼诒谋录》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8页。[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馆：《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3] 周必素、彭万、赵小帆：《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J]，《考古》，2015 年第7 期，第87—100 页。[4] 喻燕姣：《湖南出土金银器》[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5]《东京梦华录》卷三“会仙酒楼”：“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揲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 见[ 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27页。《武林旧事》卷六“酒楼”：“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见[ 宋]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441 页。[6] 王振镛等：《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J]，《福建文博》，1982 年第1 期，第54—57 页。[7] 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J]，《文物》，1961 年第11 期，第8—10、48—52 页。[8]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9] 郭远谓：《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5 年第6 期，第289—300、11—13 页。[10] 崔成实：《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J]，《考古》，1983 年第11 期，第1004—1011、1018、1061—1063 页。[11] 绵阳市博物馆：《绵阳市出土宋代窖藏银器、钱币》[M]，《四川考古报告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2] 齐东方：《以古为雅，超凡入俗的宋代金银器》[J]，《典藏· 古美术》（中国台湾），2010 年总第217 期。[13] 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J]，《文物》，1986 年第5 期，第70—77、101—103 页。[14]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5]《全宋文》卷三五六九，“宋徽宗”二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62 页。[16] [ 宋] 吕大临：《考古图》[M]，廖莲婷整理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17] 唐昌朴等：《江西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M]，《文物资料丛刊》第6 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来源：《装饰》2024年第6期
原文：《宋代金银器的夹层工艺考》
作者：齐东方，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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