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启迪下的民族手工艺研究：采访民艺研究学者吴越齐
- 最根本、最基础、最经典的方法——质性研究：采访国际关系学者杨于森
人类学启迪下的民族手工艺研究：采访民艺研究学者吴越齐
吴越齐自2015年开始深入到少数民族乡村，田野调查染织、刺绣等民间手工技艺传承，但这并不是吴越齐早期的研究方法。在这之前，更多的是借由问卷、访谈，去收集和整理数据。但是多年的研究实践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常规的数据统计很难被应用于现实，不能指导后续设计，搜集数据的方式和数据的体量都存在问题。研究方法转变的契机来自于吴越齐先生的建议。他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宗教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他提供了区别于设计学的视角：“研究者会自以为民间的传承人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真的需要外部的帮助吗？其实答案是未知的。”吴越齐在先生的建议下，决定抛开以往学科当中学到的东西，单纯地深入到民间去看一看这些技艺是怎样传承的。“我所在的那个村都姓吴，运气很好，我也姓吴，大家就天然地以为我是哪个家族里面的人。他们对我的称呼变化特别有意思。开始人们以为我是旅游的，就叫我学生，后来叫我记者，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吴小齐。名字伴随着我和被调研群体的关系不断在变化。”田野工作中的访谈
但是民艺研究与人类学的传统流程还是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往往没有预设主题。到了一个田野点，有大方向，但比较模糊。但民艺研究目标非常明确。这种目标感有可能会使研究者忽略掉很多目标外的问题。人类学会使人更宏观地看待环境，比如整个村落的地貌、每个山头的名字，研究者都会记。但这是工艺研究者往往会忽视的内容。“比如，我在做分类研究，离开时漏掉了植物名称。”这样，为了纠清当地的工艺分类与学院派的工艺分类逻辑上的区别，需要后续补充诸多调研内容。其次，问题的设置不同。人类学研究者进到村子里一般先跟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他们会用当地人的思维提问。但工艺研究早期田野调查往往是先入为主地设计问题，并用自己的语言去提问，容易出现信息误差。而这些误差往往都是在四五年之后才被发现的，所以结论也在不断地调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人类学的那种训练。提问上，比如谈到时间，以前我会问，哪几个月开始绣花？结果受访者的答案都不一样”。问题的症结在于，当地人时间的表达是按照田里稻谷生长情况来表述的，比方说麦子有穗头了，就可以绣花了。进而会发现，虽然是侗族的同一个支系，但是每个地方绣花的时间都不一样，因为麦子的长势不一样。所以他们侗年的时间也不一样，绣花的时间也不一样，染布的时间也不一样。同时，吴越齐也对“他者眼光”进行了反思。人类学有一类学者会尽量避免当地人去介入研究，以确保研究的纯粹。但是吴越齐采用了回访验收的方法，以确保成果的准确性。受访人了解了研究者思路，也会出现了另一种觉醒。“他们会觉得，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我开始去做调研的时候，当地虽然有网络，但是没有Wi-Fi，没有微信。我就教会了我所住家的女主人用微信，她现在学会了用微信来卖绣花。连旁村的苗族人和水族人都向她买绣花。如果我不去，她可能还在她本来的人生逻辑下生活。”但吴越齐也会思考，研究者如何能控制对当地人生活形态搅动和干扰的程度。虽然田野调查是吴越齐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但量化数据同样也非常重要。比如侗族村的人不赞同邻村苗族的染布工艺，说布红，不好看。吴越齐就把苗族和侗族染布的样本，全部带到实验室做了色彩数据分析。数据表明，侗族布才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红，而苗族染布偏黄。因为中国传统红来自朱砂色，带有黄的色感。“红”可能就是一个形容词，但隐含着染布工艺的鄙视链。这就出现日常表达和科学数据的出入。而田野和数据会共同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文化现象。建筑学更多地会探讨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一种物理形式的关系。所以，学科内会有很多的定量研究，分析一个空间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撑人的行为。而质性研究是另一方面的补充。研究空间文化层面的意义，一个建筑空间是如何促进和限制了人的交往，人们如何在这个空间去表达他的价值和身份。一个好的空间被复刻放到城市另外的地方，显然不能达成原来的效果。也就是说，同样的空间达到同样的一种物理性指标，不一定就能创造出一个好的结果，建筑需要有很复杂的人和社会的关系在其内部发生。《图解：犬吠工作 室》中永江家屋的剖透视
建筑民族志的方法现在被更多研究者采用，这不是偶然。随着建设的速度放缓，设计者有时间去细细品味建筑和思考如何去做建筑设计。特别是对于一些小空间的研究。与此同时，建筑民族志对建筑的影响让我想到梁思成先生对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班说的那句话：“非得社会对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就是说，建筑师如果一直在社会中是比较神秘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话，他很难真正得到社会全方面的认知。从广义上来讲，民族志的方法反过来可以让社会对建筑师在做什么、建筑师能做什么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对这个专业有更高的认可度。风景园林早期与设计学相似，它的设计实践走在了设计研究的前面。设计学目前会倾向于向历史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学科借鉴成熟的研究手法。风景园林同样也要从别的学科学习相对成熟的理论。同时，我们对设备有很高的依赖性，在美景度、景观生态、植物应用、植物基因技术等方面，量化研究都会快速地形成成果。质性研究周期较长，算是风景园林学科内应用比例相对较低的研究手法。邻里花园的多元场景与民众创意
我的质性研究的起点是设计实践。风景园林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它的起点是社会观察。本文民族志的研究场所在我的学校范围内，是上下班都能看得见的场所。本案例中杨先生的园子做得最漂亮，在南林管理这么严格的地方成功地跟学校博弈，这个事情很有趣，但这个老人非常难沟通。从2016年起，我前前后后派过三拨学生去交流，他谁也不理。他家在教工食堂的对面，我吃饭时总能看到他。2018年、2019年我在美国，但坚持派学生去找他，他还是不理我。真正的契机出现在2020年，由于我们专业女生很多，之前去沟通的都是女生，按照我以往的逻辑，我要找能说会道的人去跟他接触，都不成功，我就非常沮丧。后来我换了一个思路，请一位沉默寡言的男生去，因为杨先生自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不爱说话的男生，农村出来的，憨憨的，第一次就成功了。男生很有钝感，他站在大爷边上不说话，意思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干活。大爷就直接给他一个工具，大概干了一个星期以后，大爷开始跟他说话。最后大爷把所有辛苦的活儿，包括上房顶、剪枝这些工作都交给这个男孩。男孩今年毕业了，他下面两届的男生接手去跟受访人继续保持联系。可以看到，我们质性研究中的研究者和受访者的生活场景是交叉的。很多田野调查，做乡村的，做城市的，做场地建设使用评价的，往往需要专门前往调研地住上一天，或者两三个月，有目的性地、有针对性地工作。我们这项研究的场景跟学校完全交织在一起，学生从研究生公寓到教学楼的路上，拍照记录，来来去去，只要看到有问题，赶快拍下来。里面所记录的很多突发性的事件，包括学校突然跑过来把他们的园子铲掉了，突然把其中的一块地方填成水泥了，突然把老太太们盖好的棚子拆除了。这些内容一部分是我们对接的这些研究对象跟我们讲的，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每天收集的。所以很多观察是非计划性的和无意识的，给我们这次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我最长的项目持续了7年，设计的项目我一直跟进，使得成果适配性越来越好。它不一定有很好的设计观感，但是它会有一个特别高的利用率。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多学术概念，你做的地方，他平时愿意来，愿意带小孩来，愿意带家里人来，这就是研究的意义。我们通过调研，通过这种很琐碎的日常观察，实现了这样的意义。最根本、最基础、最经典的方法
——质性研究：采访国际关系学者杨于森
从整体来看，国际关系研究一般包括国际社会当前一切成员跨越国界的互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议题。除了研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多边关系之外，它同时还涉及和国家之间关系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战争、外交、贸易和相关的这些问题。从方法学上来看，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实际上同时借鉴了大量的其他学科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相关的一些理论，然后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当中。从内部来看，实际上除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范式之外，自1948年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问世始，国际关系也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当中的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板块。在国际关系学科当中，其实很难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排列去谈。国际关系学科自1919年诞生之日起，就和质性研究深刻地绑在一起，几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研究就是做质性研究。二战结束之后，由于社会科学诞生了一系列的革命，尤其是相应的数据以及数量方法和统计学方法被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国际关系研究也开始引入数据分析，有了量化研究的内容。所以量化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质性研究当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分支，或者说是一个衍生品。因为定量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但是对大多数的国际关系问题，没办法根据统计学的范式，通过大样本的数据追踪做下去。针对思想性的、概念性的问题，只能通过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它进行归纳总结和深入探索，这是国际研究当中方法学上的一个特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质性研究很重要，也很古老，是因为这样一种研究范式非常广泛。质性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包罗万象的，它既包括具体的事物分析，也包括抽象性的、思想性的、普世性的这样一种分析。甚至于在国际关系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质性研究不仅可以研究探索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甚至能够研究国际关系学科本身。1850年欧洲主要城市
的人口与空间距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一个标准的方法论的标杆，我们叫作KKV。KKV就是三个国际关系当中非常著名的学者：Gary King、Robert Keohane、Sidney Verba，他们三个人写了一本书《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在这本书中，规定了研究方法的一些重要的标杆。他们认为，好的定量研究和好的质性研究在逻辑上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比如诠释学针对个案进行研究，它的核心是对文本文献进行理解、翻译和再解释，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质性研究在具体的方法上面也有一些探究。比如说比较案例分析，它的核心是向实证主义进行靠拢。二战结束之后，这样一种科学主义在美国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质性分析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探寻一些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随着质性研究偏向科学化和一些工具引入，比如因果效应的实验设计，包括过程追踪渐渐地被列入质性研究的研究范式当中来。但是从传统来看，对于这样一种历史的、文本的解构解析，实际上还是质性分析在国际关系中最根本和最基础、最经典的内容。原文：《学科交织催生下研究方法的生长：质性研究专题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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