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流浪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外出时唯恐被别人看出自己是流浪汉，还有一种则是不管到哪儿都昭然若揭自己是流浪汉。正一郎是属于后者中的典型。
长而蓬乱的头发，盖过嘴唇的胡须，头戴一顶帽檐儿压得很低的红色棒球帽，身穿尺寸不一而又老土的外套，还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不管是去居民区收集铝罐，还是到废品收购站卖铝罐，他都是这副不修边幅且大模大样的形态。即使遇上了黑道，他也不发怵。
十几年前的一天清晨，正一郎去赤羽的一番街捡食品垃圾（每天凌晨4、5点，烤肉店、寿司店、汉堡包店等会将前一天的食品扔掉，一些流浪汉就提前在垃圾站等待）。正碰上两个帮派的黑道拿着凶器（刀和枪）在那里对峙。他们的脚下尽是吸了一半的烟头。正一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在那些黑道的脚边捡了起来。一个黑道冲他大喊：“你这个流浪汉来这儿添什么乱，快走开！”他抬头看看那黑道，不慌不忙地说：“老子每天这个时间都来这里取烤肉和捡烟屁，碍你什么事了！”
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人面前，正一郎都不会因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有所畏惧，反而显露出一种 “我就是流浪汉，我怕谁”的气势。的确，在这个社会，他谁也不怕。倒是他冷不丁出现在行人面前时，会把对方吓一大跳。尤其是在深夜。
正一郎大多在夜深人静时出去收集铝罐。
有一天晚上11点，我跟着他去离荒川不远的几个居民点，为的是看看他如何工作。他骑车在前，我骑车随后，之间拉开十米左右的距离。当时已夜深人静，只遇上了两位从对面骑车过来的妇人。我注意到她们在接近正一郎的瞬间，都会惊悚地躲闪而过，就像是遇到了幽魂要急于逃脱的样子。正一郎承认，类似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令他伤感的是，有时小孩子见到披头散发的他，竟会被吓哭。
我问正一郎，现在这头长发留了几年了？他说上一次剪发是在2018年。我又问他的胡子多长时间没剃了。他说有4年了。我再问他，打算今后什么时候剪头发和剃胡子。他说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正一郎告诉我，不久前有一个拍视频的媒体人来找他商量，想给他拍一个华丽变身的短片。就是将流浪汉的他，带去澡堂子洗个澡，再送去美容店修剪头发和胡须，最后换上一身时尚西装，将他打扮成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样。这种视频在海外的网络平台上时有出现，很吸人眼球。为此正一郎能获得15000日元的酬劳。他拒绝了。原因有两个，一是拍这种片子，要折腾一整天时间，他的身体可能吃不消；二是对任何试图改变他流浪汉本色的事情，他都不情愿做。
正一郎的长发和长胡须形象还引发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他卖铝罐所去的废品收购站位于足立区北千住，从赤羽这边用自行车将两大包铝罐驮过去，来回路程需要4个小时。如果自行车出了毛病，他就得扛着铝罐走着去。后来他捡到一个婴儿车，还可以用它推着过去。一个50多岁的头发散乱，衣冠不整并戴着大口罩的汉子，推着装有30来公斤铝罐的婴儿车走在马路上，看上去虽有些古怪，但还不至于招致路人或警察的猜疑。可是卖完铝罐，他再推着婴儿车上路时，就让看到他的人惊悚和疑虑重重了。
正一郎就是这个样子被街上的大爷大妈盯住了。
尤其是在足立区的路段。那边的人不认识他。看见他那个穷途落魄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个有婴儿的爸爸。难不成是个绑架或拐卖儿童的嫌疑犯？该不该马上报警？有一位勇猛的大妈甚至还追到正一郎推的婴儿车前，来看个究竟。
正一郎其实已觉察到不少大爷大妈从不远处正盯着他看。处于他那改不掉的顽皮习性，他一边走还一边故意伸头向车里看看。估计这一动作让那些盯着他的人更慌张了。可能是警察接到某位大爷或大妈的报警电话，几分钟后，在正一郎后面就出现了一辆闪着灯的警车。正一郎觉察到后，还故意推着婴儿车小跑起来，这下可把车里的警察紧张坏了，赶紧踩刹下车，快步追上了他。当警察看到婴儿车里啥都没有时，才明白是虚惊一场。看来，警察以后再接到这样的报警电话，先得问清楚“嫌疑人”是不是个长发的流浪汉了。
读到这里，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长发长胡子老是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何不剪短了事。其实不然，你听了正一郎说出的三个理由，就能明白，留着长发和长胡须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理由之一是他要对外表明 “我就是那个长发流浪汉”。在荒川河畔，正一郎已经呆了多年，经常去的赤羽和志茂的几个铝罐堆放点，那里的大爷大妈以及楼房管理人都认识长发流浪汉的他，并且默许他每天来取走他们那里集中放着的铝罐。如果突然长发变成了短发，人家不认他了，那不就麻烦了？
理由之二是到了冬季，头发和胡须能起到御寒保暖的作用。听正一郎这样讲，感觉有些牵强。殊不知，他是有科学依据的。从生理学来讲，头发和胡须都是保护皮肤的天然屏障，它们可以减少热量损失，抵御寒冷，防日晒、防紫外线，摔倒时还可以起到减震的功效。由此可见，对于长期生活在野外的流浪汉来说，留长发和长胡须不是累赘，而属必须。
理由之三是遮丑。因为正一郎有了虫牙也不去找牙医治疗，导致他嘴里的牙齿几乎都掉光了（剩下4颗小牙）。只要他张嘴说话或吃饭，嘴里的黑洞就会显露出来。而有了胡须的遮掩，黑洞就变成了美丽的“水帘洞”。哈哈，这是笔者想出的形容词，是不是夸张了点。
桂和正一郎正在荒川边香喷喷地吃着烤羊肉串儿。
正一郎跟我说过，他多年来一直是每天只吃一包泡面，我想除了省钱之外，可能跟他没牙也有关。前不久，我请桂和正一郎二人吃烤羊肉串。之前有点担心：正一郎没有牙，能不能吃烤肉这类的东西？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40多根羊肉串儿，我用桂的土制炭炉，边烤边递给他们吃。想不到正一郎吃得特别快，桂1串还没吃完，正一郎已经3串儿进肚了。最后的结果是，正一郎吃了25串，我和桂吃的加起来也没他多。
我好奇地问正一郎，你没有牙，怎么能吃得这么麻溜。他坦诚自己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肉了，遇到这么好吃的烤羊肉，他也顾不得有牙没牙，反正都香喷喷地进肚子里了。我想可能是他仅剩的那四颗小牙，超负荷地发挥了作用，否则无从解释。
正一郎不但没牙能吃烤肉，甚至还能唱歌呢。他对我说，他正在研究一种在没有牙的情况下也能把歌唱好的方法。我心想，还用费那个功夫，安上假牙不就完事大吉了。可再一想，在日本种一颗假牙要花好几万日元，如果满嘴都种上假牙，那不得花上百八十万日元。正一郎哪儿去找这么一大笔钱啊？
除了正一郎自己说出的以上三个理由之外，我想再补充一点，凡是不顾别人奚落或劝告，而坚持留长发的男生，通常具有强烈的表现欲之外，还大多兼具叛逆精神和挑战社会规范的性格特点。纵观正一郎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就不难看出，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这种精神和性格特点驱使之所然。我看过他少年时代的一张照片，那时他的头发就很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型发生了变化，但在留长发这一点上一如既往。
正一郎从小到大一直留着长发。上边是近照，下边是他高一时的照片。
自正一郎成为流浪汉之后，历经了太多人世间的鄙夷和不公。他曾有一段时间因哮喘病加重，而申请到国家生活保护，住进了福利院。
“那时进福利院生活，反到让我的病情加重了。里面完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小的福利院，能接纳20来人，洗澡间和洗衣机只有一个。大点的福利院能接纳50来人，洗衣机也不过6台，需要用的人都得排队等待。我当时入住的福利院是两人一间房，因为我身体虚弱，常常需要在房间里安静休息，可另一个室友老是开着收音机听音乐，吵得我睡不好觉。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撤离那里。
当然，最让我不满和内心憋屈的是，国家明明每月给我们13万5千日元的生活补助金，扣掉6万日元的房租后应该还剩下7万多日元，靠这笔钱我们生活本应没什么问题。可实际上给到我手里的钱只有3万日元，这还算多的，有的地方只给5千日元。那我就要问，剩下的那好几万日元去哪了？是不是有谁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对这种欺人太甚的行径，与其忍气吞声，不如以自杀来抗议。我一下子吃了300粒安眠药，三天三夜躺在公园的椅子上不省人事。第四天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还活着。
我问正一郎，你吃的安眠药是怎么弄到手的？
他说，是从居民扔的垃圾里捡来的。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垃圾中，不仅有过期食品以及烟、酒、饮料等，连安眠药这种医生不轻易开出的处方药也可能混在里面，这是不是有点令人发怵。正一郎推测，安眠药可能是一位去世老人生前的用药，家人收拾并扔掉老人的东西时连带他服用的药也含在了其中。正一郎只是叹息，现在的安眠药，其药劲儿比以前的弱多了，要不我也不会活到今天。
我想，老天爷把他从死亡的临界点上拽了回来，是要给他机会并让他明白，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社会的不公，对改变现状起不到任何作用。必须在活着时发出怒吼和采取行动。在后来的维护流浪汉权益的抗争中，正一郎做到了这一点。
他告我说：“2003年是日本流浪汉增加最多的一年，也是治安恶化的一年，那时，赤羽地区的警察以追查嫌犯为由，经常对街头的流浪汉采取突击性的搜查行动。比如，遇到流浪汉，不分青红皂白，就严加盘问，并捡查其携带的所有东西。说是看看是否藏有刀、枪以及毒品等危险物品。我就有过这种遭遇，警察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背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上，这明显是对我人格的凌辱。
为此，我在流浪汉聚集的赤羽公园，当着大家的面向前来巡视的警察和政府相关人员，义正言辞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让我们进福利院，因为那是领取国家生活保护金的先决条件，可有的流浪汉进去后，却受到里面黑恶势力的欺压和盘剥，甚至有的人被逼得走上了绝路。你们帮流浪汉到底帮的是什么忙？你们打着执法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园驱赶露宿者，有些年纪大的老人被你们逼得无处可走，倒在街头，你们这样做和杀人未遂有啥区别?”
2022年6月，笔者看到警察在劝这位大叔搬走。
2024年6月，流浪大叔还住在这里没挪窝。
有关这一维护流浪汉权益的斗争，正一郎持续了多年，终于有了成果。近年来，东京的福利设施陆续得到了整顿和改善，相比过去，正规管理的福利院多了起来。警察对流浪汉的态度也比以前温和了许多。正一郎这方面有亲身体会。
“不久前，我坐在赤羽投币洗衣店门前休息，突然一辆警车停在了道路边，两个警察下车后向我走来，我看到一个警察指着我问另一个警察‘那个人是住在这边的人吗？’我心想，已经有20年没被警察盘问了，今天终于又碰上了。我没等另一个警察回答，就主动开口说道：‘我为了让你们记住我是谁，戴着这顶红帽子在这一带转悠了好几年，你现在还问我是不是这边的人？告诉你，40多年前我就住在这边了！’。两个警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想起了什么，其中一个警察忙向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要是以前，我哪敢这么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对我这么客气。”
日本警察对待流浪汉的态度温和，我也见过一例。在赤羽站南口的高架桥下的人行道上，有一个流浪大叔“安家落户”了好几年，而且最近还多了一个伙伴。两个街友的被褥及生活杂物都堆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离他们5米远，就是北区政府设在赤羽的办事机构。我有一次甚至看见那个流浪大叔冲着衙门的墙角解手，简直是胆大妄为。两年前我也曾看见一名年轻警察耐心地劝流浪大叔搬走，但大叔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不做任何回答。警察对其无可奈何，但也没发一点儿脾气。估计这位大叔已经视此处为自己的“临终之家”了吧。（未完待续）
荒川河畔的原住民
从2024年4月起，旅日公众号推出赵海成先生的专栏《荒川河畔的原住民》，关注日本的一个特殊群体——无家可归者，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观察日本的新视角。
赵海成 资深媒体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日语专业。1985年赴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深造，专攻电视理论。1988年创办第一份面向在日华人的中文报纸《留学生新闻》，担任第一任总编辑长达10年。2002年回国，以自由撰稿人和摄影师的身份往返于中日之间，从事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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