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彦奎｜杂谈系列之五

小议石达开

洪秀全等人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腐朽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由于洪秀全后期任人为亲、疑心重重，致使内讧迭起。加之洪秀全本人迅速腐败堕落，使天国革命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此时能力挽狂澜，从根本上挽救太平天国革命的唯有石达开其人，然石达开受中国传统忠君思想影响极深，只知重情义，故而未能及时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对天国革命造成了无法补救的损失。也可对洪秀全取而代之，从根本上挽救天国革命。然而，石达开并没有这样做，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逃出南京，拉一支队伍反清，仍树太平军旗号。但最终却事与愿违，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天国革命也最终葬送在洪秀全这伙人手中。

“怎么能于洪秀全取而代之呢？”“又为何不能取而代之，甚或杀而代之呢？”试想：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而是时洪氏已完全走向反面，至少靠他领导天国革命至胜利已万不可能。为了挽救太平天国革命，完成大业，对洪秀全一人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呢？

《文心雕龙》创作与批评

南朝刘勰，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个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刘勰一生历宋齐梁三个朝代，因家贫未曾婚娶，曾长期投靠定林寺的著名学者僧佑，学习佛学和儒家经典。

《文心雕龙》是刘勰的主要著作，完成于南齐末年，当时他才三十六七岁。在《文心雕龙》中，他首先提出“文原于道”的原则，说明写作必须学习圣贤的经典，指出“纬书”（汉朝人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不可信。接着讨论了骚、诗、乐府、赋等三十五种文体，并诠释每种文体的名称和特征，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评论前人作品的优缺点，中肯而切合实际，并指出写作的方法。刘勰既对所及文体论进行探讨，也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从而为建立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神思》到《程器》的二十四篇中，作者深入地分析了有关创作和批评的主要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两方面的理论，应该是《文心雕龙》一书的核心部分。

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就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作品，说到底，它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社会生活是美的，社会生活既是现实的美，又是理想的美。文学创作就是“以小见大，以少总多”，“微尘中见大千，刹那间见终古”，通过反映生活特征来反映社会生活。社会生活表现出的审美特征，需要作家具有一定的把特征转化为感受的审美能力，二者之间结成了一定的审美关系，作家也就进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了。作家通过对生活素材的选择、取舍、提炼，那作品的立意也就确定并得到深化。待到提笔进行写作，传达自己思想中对素材的整理和确定的主题的时候，这又涉及具体的布局谋篇了。通过一定的语言技巧的运用，将自己所思所想的结果反映表达出来。其实这些步骤都是综合起来进行的，待作家脑海中将思绪整理好了，灵感产生了，这主要的也就是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了。当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整理的东西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过程。文章写出来了，还会有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直到感觉满意为止。

至于文学批评，那是在文学欣赏审美感受的基础上，根据文学作品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效果，对作品审美价值进行的一种包括判断、鉴别和评价等在内的科学的认识活动。既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活动，文学批评无疑应该像哲学和基础科学那样，具有理论的客观性、概括性和精确性。作为一种根据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进行的认识活动，文学批评又应该像社会学以及其他应用科学一样，强调社会的政治、伦理等诸方面的功利目的性。而作为一种立足于文学欣赏审美感受的基础之上的认识活动，文学批评还应该像美学那样，注重作品的情感性和形象性。概括说来，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哲学科学的批评，又是一种社会学的批评，更是一种美学的批评。而三者更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只具备其中之一的文学批评，实质上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文心雕龙》的作者非常重视文学的作用，他深信文学作品可以阐明儒学，阐明事理，有益政教。另一方面也为了纠正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不少作家重形式而轻内容的不良倾向。他的评论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谈作品的内容，谈作品的形式，谈作家的人品，也谈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及受到的影响。他认真总结了前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经验，认为文学创作应有社会政治内容、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应该并重，而内容尤为重要。关于文章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则应做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内容是主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形式是非主导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内容先于形式，形式后于内容，是内容的创造带动形式的创造，内容的发展带动形式的发展。但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形式有它相对的独立性，某种形式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相对地独立于内容，按其自身的审美法则加以继承和发展，在为内容服务。形式在与作品内容相适应的同时，也反过来限制内容，影响作品的内容。好的内容还须有好的形式加以表现，没有好的表现形式，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最终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刘勰认为文学的演变发展，与时代的政治有关，他主张写作应以《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做典范，学习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他的这些理论都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靡靡之音，自成体系，进步性十分明显。

就拿今天的文学作品而言，对生活中的“真善美”固然应该褒扬，但对“假恶丑”更应该鞭挞揭露，以净化社会环境，净化人们的思想。文学作品更应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民生，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那些粉饰阿谀之作，还是少些为好。

《水经注》与郦学

明代史学家张岱在他的《跋寓水注二则》中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郦道元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所著《水经注》四十卷是给《水经》一书所作的注文，是我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研究历史地理、水利沿革和古代史都有重要意义。《水经注》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及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书中介绍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水经》中列举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内容简略），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述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清王先谦说，郦道元注《水经》，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水经注》引书达四百多种，资料丰富，其中不少引书今已失传。郦道元是北朝人，但受南朝文风影响很深。他酷爱自然，以探寻祖国的山川美为乐。通过实际考察体验，写出了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其写景部分后来被文学史推为山水游记的首倡。由于条件所限，有许多地方他并未亲历，但他在参考了历代有关资料之后，仍能写得绘声绘色。特别是那些引人入胜的景物描写，无疑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关于三峡的描写，寥寥一百五十余字，既写出了三峡的奇险，又描绘了其间四季景色的迭变。作者把巫峡萧森凄异的气象渲染得十分浓重，“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传神之笔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有“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而无所依”的名句，其实就是受郦道元“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句的启示而来。

《水经注》内容丰富，已经近乎一种百科全书，对于许多行业的学者来说，都有参考价值。历史、地理、河川、水利、甚至动植物、矿物等方面，《水经注》都有涉及。单以兵要地理资料而言，全书记载的大小战役不下三百次，很多战例都生动地说明熟谙地理、利用地形、争夺桥梁、险道、仓储的重要性。《水经注》对《水经》中的谬误之处，经辨析一一作了正确的解释，可见郦道元治学之严谨。卷二十八《沔水》中说：“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厀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皋厌，可小小使。名为水虎者也。”这里记述的是汉水在今襄樊市河段中的一种特殊动物。“疏口”，当在今小河镇附近。“水虎”，当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扬子鳄。扬子鳄并不凶猛，它已是世界上只有我国尚有存在的珍稀动物了。卷三十七《泿水》中提到的鳄（马来鳄），则是非常凶猛的，为害甚剧。现在广东沿海也已经没有这种动物了。历史上《水经注》虽几经沧桑，但总算流传下来了，尽管缺佚的五卷尚无法弥补。从明代开始，诸多学者对《水经注》展开全方位研究，以至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其中考据学派经过数代多人的努力，到“武英殿聚珍本”的出现及此后大量翻刻重版，尽管《水经注》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之处，但总体说来，考据派的事业已基本完成了。地理学派认为《水经注》是河川水利之书，其重要性首在河川地理研究。清末民初的杨守敬、熊会贞师徒二人编纂的《水经注疏》一书，是所有此书版本注疏量最大之本。他们二人还同时绘制了《水经注图》。书图二本，至今都是我们研究历史地理特别是古代山川水利的很有价值的版本。词章学派则更多的注重《水经注》一书诸多绝妙文章，特别是其中的山水描写。民国至今，中学教科书上还常常选载《水经注》中描写风景的若干片断，供师生欣赏、学习研究。大文豪苏东坡就有：“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看来郦学确是－门内容浩瀚的学问，是一门奇书，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