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周《晚笑堂画传》所绘顾恺之像
中国艺术语言具有它自身的体系和历史，
中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表现方式的独一无二性。
——方闻
《女史箴图》局部
在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国势贫弱，在争取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旧文化失去了以往的威权。辛亥革命后有志青年满怀改造旧中国的抱负，立志建立新中国的新艺术。
很多从欧洲、日本留学归国的艺术家，主张用西方“科学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绘画使其“现代化”。同时也有人指出，中国绘画自苏轼、李公麟、赵孟頫以来早已有“现代化”趋向，西方现代最新进的绘画也不讲模拟写实。中国人要学西方模拟艺术，实是背道而驰了。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就指出：“欧西绘画近三、五十年来，极力发挥线条与色彩之单纯美，大有项向于东方唯心之趣味。”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洋画家从徐悲鸿、林风眠到吴冠中，都从中国画理论和中国人角度来看西方绘画艺术。
譬如徐悲鸿用“形象”二字来代表西方“科学写实”，“神韵”二字来表示“艺术表情”。他说：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希腊两千五百年前之Parthenon神庙上浮雕韵律，何等高妙！故说西洋美术无韵，乃不通之论。
徐对“形象”和“神韵”的看法，实与顾恺之所谓“以形写神”无异。徐悲鸿喜欢画奔马，就是融合了西方“科学写实”和中国有速度具有表达力笔墨的作品傅抱石早年，在1930年代早期留学日本，在《湘夫人》一画中，他也参合了西方“写实”技法和中国式笔墨。
据说在画仕女画时，傅抱石常用他妻子罗夫人做模特儿。他在《湘夫人》画上题了《楚辞》中：“目眇眇兮愁予”一句。在日本留学时，傅抱石受日本画大师横山大观的名作《屈原》的影响。在抗战期间，他不满时局，一心忠忱，作了很多有关屈原《离骚》的画题。
横山大观《屈原》1898年
傅抱石多个版本的屈原像
傅抱石也常用《女史箴图》的女性造型来创作古装仕女画。当年中国画家甚少见到古人名迹，所以对古典中国画的认识不深。当徐悲鸿、刘海粟周游西欧各国美术博物馆，饱览西方艺术名作时，也从未提到曾否到过大英博物馆看过传顾恺之《女史箴图》。
傅抱石在1957年曾去过中欧访问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国，但也未见到在英国的《女史箴图》真迹。可是他定熟知此作的印刷本。在描写湘女“目眇眇兮愁予”时，他当然也会想到张华《女史箴图》用女德来映照孔教君臣之义。
《女史箴图》第一段中的冯婕
傅抱石《湘夫人》纸本设色 105.2×60.8cm 故宫博物院
劳伦斯·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说：屈原的故事，常被现代中国人拿来处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上的各种难题，……用来做论说的题目，制造出有色有声的问题与答案，以表达所临种种矛盾的处境。
基隆·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在评论中国电影艺术时也说：从有关屈原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中，一向用女性身份来表达男性的政治追求。远在汉代，诗人便用《诗经》淑女和屈原的故事来作讽喻，以避免直接的政治嫌疑。到了唐朝，一般当时的政见评议也多用汉代故事来暗射。
郎绍君教授在《创造新的审美结构——林风眠对绘画形式语言的探索》一文中论述到，林风眠画美女跟亨利·马蒂斯的关系。他说：“（马蒂斯）艺术的特色是语义目的（再现）与符号目的（形式语言本身）的有机统一。”
他又说：在中国，形式语言的突破和探索却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马蒂斯画所谓“形象新建”（image construction）是先从自然形式开始，逐步变成抽象和装饰化；每一张书的创作需经过数十次素描稿（preliminary sketches），和好几道习作稿（documented states），用油画媒体隐盖笔迹，逐步修改来达到想象中“形象新建”的目的。相反，林风眠画则以中国传统书法笔墨来“一气呵成”，虽有多次试稿也只是照样重画，并不是“形象新建”的过程。
林风眠《捧白莲红衣仕女》纸本设色 1960年代 68x65cm 中华艺术宫
马蒂斯的“形象新建”及其对艺术语言的探索，跟西方语言和语言学课题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探索与中国文化习有相当的距离。
事实上，中国画既经过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等书法笔墨的改革，再要从西方模型上找寻新的“形式语言的突破”确是一大难题。郎绍君论说林风眠的画中有诗景和音乐的表现：（他）的仕女和裸女……用毛笔和典雅的色泽，捕捉着一种幻觉，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美。”虽说受西方的影响，但林风眠的美女仍是东方的产物。郎绍君所说林风眠画的特点与顾恺之所谓“以形写神 ”完全一致。
林风眠《仕女》纸本设色
林风眠《瓶花仕女》纸本设色 67x65cm 1950年代
林风眠《团扇仕女》纸本设色 68x65cm 1950年代
中国绘画在本质上与造化自然不能分离，新中国画家也少有“形象新建”和尝试考验性的“抽象”与“无形象”（“非具象”）的习惯与典趣。吴冠中曾用“风筝不断线”来作比喻：一切形式及形象都无例外地源于生活……我认为“无形象”是断线风筝，那条与生活联系的生命攸关之线断了……作为探索与研究，蒙德里安是有贡献的，但艺术作品应不失与广大人民的感情交流，我更喜爱不断线的风筝！
换言之，顾恺之所谓“以形写神”——以模拟自然物象为出发点，达到表现超自然和不平凡的境地——仍不失为现代中国画家维新创作所取的一条基本路道。
《女史箴图》局部
傅抱石《湘夫人图》纸本设色 35.4x41.2cm 故宫博物院
文章选自：方闻《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与中国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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