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习班动态】第十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报道（二）

7月9日，上午第一场讲座由清华大学的龙登高教授主讲，主题为“土改普查数据的检验与新发现”。针对土地产权制度与中国经济落后之间关系，龙教授认为广泛流行的“传统中国土地私有制——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农民失地成为流民——社会动荡直至崩溃”的观点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存在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他以土改普查数据为主要依据，参考了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分地区检验了北方、华东、东南沿海、中南区、东部与中部地区在土改前夕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现土地集中存在被夸大的情况。

进一步，他指出传统中国存在的诸子均分制度、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个体农户、法人产权、双层产权、官方限制以及战乱对于土地兼并进行抵消，发挥负反馈机制作用。此外，在各阶层的家庭规模方面，他发现富农家庭规模普遍大于地主家庭，而雇农户均人口普遍不足3口，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特定阶层的家庭结构，其背后机理仍待分析。

最后，他指出20世纪的主流思潮“平均地权”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女性出嫁、家庭成员结构变动、人口流动变量的影响下，初始的平均状态很快被打破，并很难维持土地与劳动力的动态结合。21世纪转向鼓励土地流转，意味着农地由政府分配转向市场配置。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上课与答疑

第二场讲座由牛津大学的马德斌教授主讲，主题为“‘Involution’or Seasona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19-20th: Century Chi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马教授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农业的长期增长和特征，提出了对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新理解，并讨论了季节性在市场交易、粮食价格和利率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东亚的农业和经济结构。

首先，他回顾了中国农业的长期特征，包括土地劳动比率的长期恶化、农场规模的显著差异、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结构以及密集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在长期学术争辩中，马教授提出了将农业（作物）季节性因素纳入考量，以期解决内卷化、高水平均衡陷阱和马尔萨斯陷阱等悲观论点，以及加州学派、博塞鲁普和史密斯增长等乐观论点之间的争论。他通过与中国现代化和日本现代化经验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包含时间替代的一般经济发展理论。

此外，他还展示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季节性指数，以及与美国和英国相比，中国农村工资的季节性差异。他进一步探讨了季节性对中国农村工资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季节性重新分配劳动力来提高家庭年收入，从而解释了所谓的“内卷化”实际上是利用闲置劳动力增加家庭总收入。马教授的这一新视角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农业的季节性特征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为重新解释内卷化辩论、东亚现代化及工业化的模式和轨迹提供了新的启示。

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上课与答疑

下午第一场讲座由蒋勤教授主讲，主题为“清代的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在潘光旦、费孝通、张仲礼、何炳棣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蒋教授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多个学科视角，以个体层面结构化数据和详细史料，综合运用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

首先，他介绍了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史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下科举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并系统阐述了潘光旦、费孝通、张仲礼、何炳棣等人的研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行动者视角的缺失、缺乏晋升率考察、限于流入表的分析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分析的静态化等问题。

随后，他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基于《清代硃卷集成》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出的个体层面结构化数据，量化分析了家庭背景、个体能力、财富水平等因素对于会试和殿试录取率的影响，发现父代的人力资本和上三代的文化资本会影响考试成绩。在运用史料进行研究方面，他利用地方志和民间文书，刻画文公祠宾兴长达82年的运营史，进行静态（收入、支出和管理）和动态（咸通危机）分析。此外，他还基于科举账簿，分析科举参与这一个体选择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最后，蒋教授总结了科举制的历史价值和当代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蒋勤教授上课与答疑

下午第二场讲座，马德斌教授为学员们带来“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的主题讲座。马教授对19世纪末期的中国与日本进行了深入比较，探讨了思想观念与经济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他强调，思想观念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具有改变现状的力量，能够对传统的“制度安排”和历史记载提出质疑。

通过这项研究，马教授对西方崛起和所谓的“大分流”现象进行了重新评估，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思想观念形成背后的深层动因。他认为，理解“西方的挑战与东方的回应”是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关键。此外，马教授还分析了民族主义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牛津大学马德斌教授上课与答疑

7月10日，上午第一场讲座由香港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主讲，主题为“从人类如何应对风险的角度研究历史变迁”。讲座伊始，陈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越来越文明，还是越来越野蛮？他指出19世纪以来流行采用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准，但这种以生产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存在诸多悖论和不足，并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从更多元化的角度进行审视。

他强调，文明发展史不只是物质生产力上升的历史，更是风险应对力提升的历史：前者体现人对自然世界的驯化，后者体现人类对人的世界的建构。他指出，尽管历史上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长期未有显著变化，但文明的确在战胜野蛮。随后，他通过展示原始社会与西欧自13世纪以来的命案率数据，说明了暴力现象的减少和人们对暴力容忍度的下降。

此外，他还提到了游猎原始社会中高比例的男性参与战争和死于暴力的现象，以及现代社会中战争数的下降，进一步从风险应对力的角度阐释了文明的进步。最后，他指出技术革命、社会组织创新、宗族网络、商业市场等都是人类文明在风险应对力提升方面的体现。

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上课与答疑

随后，在上午第二场，陈志武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主题为“Ancient roots of financial and legal divergence”的讲座。陈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何中国与欧洲在金融领域出现了显著的分流现象？他指出，尽管中国早在商代就出现了货币，宋代也已流通纸币，但证券和其他现代金融工具直到19世纪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发展。相比之下，古罗马时期就已出现了股份公司的雏形和寿命表，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更是开启了大众证券市场的发展。

随后，他提出书面语言和数字形式、发达金融数学以及执行跨期合约的法治框架是金融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中国满足前两个条件。但后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却陷入长期停滞，反而被西方国家后来居上，其背后原因是什么？陈教授展示了他与合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检验儒家文化与现代银行业发展关系。他们使用孔庙数量和家谱数量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结合1897—1936年的现代银行数量，发现儒家文化强烈地区的金融发展较弱。

最后，陈教授指出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根源在于中国选择了基于血缘加秩序解决人际跨期风险互助和资源配置，而西方则依赖于血缘之外的社会组织。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了中国对外部金融需求的减少，从而阻碍了超血缘制度的发展，影响了金融的创新和成长。

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上课与答疑

下午第一场，陈志武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主题为“War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讲座。陈教授认为国家起源和文明起源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一个政治实体概念，后者则是一种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促进复杂社会中人际合作的文化、社会、组织/体制和技术创新的集合。他认为文明要比国家出现早几个世纪，因此需要回到新石器时期去探索文明的起源。他认为古代城邑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由于构建防御工事以抵御外来侵略，促成了人口高度集中的社会结构，并随之基于管理需求而制定规则与秩序，从而催生了文明的形成。

为了检验文明起源的历史假说，通过对中国1,004个100km x 100km网格单元的分析，陈教授团队发现，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更倾向于构筑城邑。平坦地区因缺乏防御选项，对防御的需求更大，因此建造了更多的城墙城市。农业适宜性、灌溉控制和游牧民族的威胁对城市出现的解释力不大。陈教授在其研究中将战争定位为文明起源的核心驱动力，并选取军事陪葬品的数量作为衡量古代战争威胁的代理指标。为了确立战争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因果链，他采纳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指出，在地理条件较为平坦的区域，战争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而这些地区也正是古城邑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带。这一发现强化了研究的关键论点：战争是催生并推动早期文明发展的关键动力。

此外，研究还表明，地形的崎岖程度本身并不是文明起源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是因其影响了战争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进而间接作用于文明的萌生。平坦地区由于更易于遭受外来侵略，因而更有可能发展出城邑和防御工事，从而在应对战争威胁的过程中孕育出文明的雏形。

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上课与答疑

下午第二场，香港大学的马驰骋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主题为“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s”的讲座。讲座伊始，马教授回顾了从地理、制度、宗教等视角出发对于中西大分流的研究，指出现有研究缺乏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视角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一问题。马教授指出中国科举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涌入官僚体制，坚持“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从而导致投身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短缺，抑制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

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以“耶稣会在1580年进入中国传教”作为外生冲击，以各地耶稣会士人数来衡量西方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他采用各地科学期刊发表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耶稣会士越多的地方，该地的科学期刊发表数也越多。除了检验两者之间的之间关系，马教授还检验了其溢出效应，发现其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香港大学马驰骋教授上课与答疑

7月10日晚，讲习班的五个学员小组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小组讨论。讲习班授课教师曹树基、陈雨新、蒋勤、林展、马驰骋、马德斌、彭凯翔、魏希德（Hilde De Weerdt）老师等分别参与到各小组的讨论之中并予以精彩点评。在各组组长的主持下，学员们积极交流研究成果，分享学术观点，现场气氛活跃，最后学员们均表示收获颇丰。

五个小组学员进行研究成果展示与交流

撰稿：兴   运

           摄影：沈延岚/王安楚

编排：黎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