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政府正式排放核废水，国内又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和政治的舆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日本核废水的科普文章一直缺位，就算有也很快被清理掉。这是特定立场的结果，也被许多科普作者认为是“政治干预科学”。假使对于核废水排放措施进行了认真的介绍而不是妖魔化，自然不会是今天的这般局面，立场偏见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真的就算是摆脱了政治？这种结果就可以算是良善的？
就排放核废水一事来说，就算方案再精确，即便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也很难不怀疑东电的信誉。当然，我们的科普作家要说了：“科学不只是技术，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那么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恐怕在于我们要认识到，许多科学争论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得到证明的，应有的态度是保持谨慎。我们的科普作家这会儿又要说别的方案不可行云云。
通过上面这个短短的争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很难在绝对的意义上认定某一派人是不科学的。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本来的差别只是在于接受技术带来的风险偏好不同。但是在科技发展极其分化和精细化的今天，即便一部分人在绝对知识上严重匮乏，也是不奇怪的。举个笑话来讲，一个获得了一般社会知识的人都会明白长颈鹿是真实的生物，独角兽是人们想出来的；但是从直观的原理上，这又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一味地强调科学无法说服对方，与之相反，一边认定对方是民族主义的、愚昧的，另一边则认定对方是迷信西方的（另一种民族主义）、蒙昧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各种立场的成分，并且援引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论据。更麻烦的是，如果我们“科学”地对待这些历史论据，就总会看到立场是如何影响科学的，显然没有人能证明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吧，假设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由于受到国家权威的影响，科普材料较为稀缺，10%的人支持疫苗接种，90%的人反对之。后来国家不再对科普进行干扰，70%的人受到了“启蒙”，接受了疫苗接种，30%的人仍然反对。那我们怎么评判呢？科普学者满意地说道：不错，我们如此大地改变了民众的意见，我们造福了社会。可惜还是有些不相信科学的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然而，另外的那30%人则可能认为：我们以前一直不相信各种学说，是试图减少风险的自保，现在你们却要将这个新的玩意儿强加于我们之上，必然有什么别的目的，我更不可能接受了。简而言之，由于一方希望强加自己的知识（因为接种疫苗对大家都好），另一方的抗拒则在互联网的传播中由于共同的经历和符号，演变成了一种族群化的现象（“我们”和“他们”）。这基本上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美国社会，也是每个社会都会发生的事情。是的，反对疫苗很糟糕；是的，这些人基本上不懂科学；是的，他们还很极端民族主义；但是，他们是被制造出来的，而制造者不只是国家权威（他们甚至还经常反对国家权威）。怎么会这样？
原因在于，科学本身就是政治的。让我们从那句陈词滥调开始：技术/知识/科学是中立的，只是取决于人怎么用。我们姑且不谈更为复杂的技术内容，只从后半句开始，问题仍然在于，这里的“人”是指什么？很显然，今天任何一项技术，其所运用的规模都需要不止一个人参与其中。无论是使用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在知情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牵扯其中。那么，谁知请、谁不知情、谁决策、谁执行、谁监督等等都是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却最容易被视为是理所应当的，因而也是最去政治化的。
并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今天，这些问题由于其规模都基本上在国家的管控范围内。这一方面是扩大管控的规模，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风险扩散的范围，因而会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引起成员的不满和抵抗。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升管理的效率，国家又往往将这些职能外包给其他私营部门来完成。这就意味着民众进一步丧失权利，国家和市场的共谋让人们无所适从晕头转向。在这套系统还能平滑运作时，人们觉得这理所当然，是“科学管理”，所以是去政治的。可一旦出事，就不知道到底该把责任归于谁。是国家政府吗？可是你看日本官员道歉时那倒霉模样，他们自己也一无所知。是私营部门吗？但是他们是照着最科学的市场经济逻辑运作的。当问题发生在别国的时候，就更加不知所措了：缺乏一个世界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混乱之后，人们的不满情绪在累增，可双方的论战却还在原地踏步。就在这种时候，阴谋论诞生了。
在结构上，这其实就是一种拜物教。海因里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中说道：“在匿名的资本主义机制的背后，人们总会找到某些‘罪人’，并让他们为灾难负责。他们的行为需要被影响，而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要为现存的弊端付出代价”。这种拜物教最典型的例子是现代反犹主义，而在我们这里则是反日。这其中，“一个社会本身的核心原则被‘外在化’，投射在一个‘外来的’群体身上”。在资本主义的科学运作中，核心原则就是上述的权利剥夺，这不是多少科普文章可以挽回的事情，只要科学仍然按照今天的样式与社会联系起来，那么问题就会不断被生产出来。
说真的，在历经了三年疫情之后，民族主义者早该意识到把立场和科学政策绑定会带来多么困难乃至灾难的结果；在另一边，我们的科普作者也必须明白，立场虽然会扰乱对于科学的认识，但是只归罪于立场、政治干预和民族主义远远不够——说到底，你们不也是很直接地将知识和政策联系起来了吗。我们需要的绝不只是对于科学的重新认识，更需要重构科学发挥作用的模式。这需要我们的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有人可能会说，你提出这么抽象和复杂的要求，没有人会听的。可是在过去三年，我们不是已经看过了数不胜数的论文摘要、病毒解析和科研报告了吗？我们的舆论场不是早就充斥着各类科学材料了吗？我们知道了流行病学、知道了若干种希腊字母、知道了氚，我们接下来还需要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了这么多，才终于可以原地踏步，回到“政治干预科学”的老问题来。所以不是我们理解不了那么复杂的讨论，实际上，我们为了避开这个讨论，宁愿去关心更复杂的技术细节。而反过来说，直面科学的政治，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开始。
作者：吴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