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险共舞：平台劳工的活法｜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Juliet B Schor   Christopher Tirrell Steven Peter Vallas

引言

大量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就业结构，其发展速度已超越过去 70 年的监管框架（Griesbach等，2019；Stark & Pais，2020；Shor & Vallas，2020；Tassinari & Maccarrone，2019；Veen等，2019；Wood等，2019b）。然而，这些说法所能提供的理论洞见十分有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系统使得劳动者从传统的就业保护中脱嵌，基于算法的管理模式生产出“零工”经济特有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不透明的分配方式、游戏化、严密的监控、随意的解雇和数据提取等（Rosenblat & Stark，2016；Wood & Lehdonvirta，2022）。基于这一观点，学者们假定行业劳动者会因待遇而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会转化为对立情绪并支持行动主义。

虽然出现了“零工”动员（Cant，2020；Lei，2021；Heiland, 2020；Maffie，2020；Vallas，2019），但这种动员似乎断断续续，往往缺乏来自劳动者的强力支持。当我们把这些人当作受雇者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其态度具有复合面向：一些人担心因此而失去灵活自主性，甚至害怕平台倒闭。随之产生的难题则在于，为什么劳动者明明无法从平台上获得合法的权利和薪资，却还会支持迫使他们从属于算法规则的平台呢？这是既有研究没有解决的难题。

平台劳动的理论化

平台劳动的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理论解释洋洋大观。一些人认为对平台权力的元叙事存在简化谬误（Davis & Sinha，2021；Bargain-Darrigues & Schor，2023；Azzellini、Greer & Umney，2022），还有人认为问题在于缺少总体性的理论视角（Joyce，2020：543；Purcell & Brook，2020）。本文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平台劳动的独特性。我们先来看既有的三种研究路径。

其一是借鉴劳动过程理论，反思劳动规制的具体方式（Gandini，2019；Greisbach等，2019；Veen等，2019；Kellogg、Valentine & Christin，2020）。此类观点认为，算法扩大了资本从劳动力中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算法通过不对称地分配信息，使资本享有特权——得以利用算法对工人进行时空监控，利用评分机制自动化地评估劳动结果。最后，由于平台将劳动过程个体化，也就剥夺了工人与管理层抗衡所需的关系型团结。总之，劳动过程理论将平台中的“零工”视作具有高度强制性的劳动管理形式，这一倾向从其使用的“算法专制”（Greisbach等，2019）和“数字牢笼”（Rahman，2021；Faraj等，2018）等术语中可见一斑。

其二是从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中汲取灵感。在这里，关键问题在于平台经济如何使得工人从福利资本主义的保护性安排中“脱嵌”（Wood & Lehdonvirta，2019b，2022；Grabher & Konig，2020）。通过把劳动者认定为独立的承包商，并采取计件工资制，企业得以减少对劳动者的义务（Dubal，2017；Rogers，2015；Dubal，2020）。与第一种路径类似，其着力点也在于劳动规制中的暴力胁迫面向（Vallas，2019）。

其三则强调意识形态，指出管理层能够“制造同意”。学者们借鉴葛兰西和福柯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统治形式，是对工人的身份认同施加广泛的结构性压力和意识形态要求，塑造与市场相符的主体性形式，诱使工人接受平台给出的条件。在一些情况下，计件工资制让工人从功利角度看待自身收入，将之归结于努力和技能（Galiere，2020）。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Purcell & Brook，2020），由于平台所带来的经济状况具有复杂性，霸权有可能转化为矛盾的意识形态。这有时会使劳动者陷入困境，例如当他们无法调和所面对的不同框架时，有时又会削弱平台霸权，为劳工抗议和骚乱开辟道路（Purcell & Brook，2020；Tassinari & Maccarone，2019）。

虽然这些方法对我们理解“零工”贡献非凡，但实证研究也揭示了它们的局限性。其中一个盲点便是忽视了劳动力内部的异质性。上文讨论的三种理论路径中都出现了一致性谬误，即倾向于将零工劳动力视为单一实体。然而，对“零工”的研究一再强调，劳动力队伍中存在着显著异质性，而其根源往往在于不同的时间安排（如全职与兼职）、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或经济压力。但是，这些研究又往往停留在描述性层面。我们认为，之所以未能完成异质性的理论化，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平台公司与传统公司的不同之处。

平台公司的特点之一是按需服务，而需求随小时、日、周和季节波动。因此，这些公司需要一支灵活的劳动力队伍。企业愿意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的时间安排自主性，进而形成了一支由全职工人、兼职工人、在其他地方有全职工作者构成的复杂队伍。这种“开放式”的雇佣关系在情境上和经济结构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质性。而这在传统企业中并不常见。基于平台企业的特殊性，我们提出“差异性嵌入”理论，即“零工”从业者在经济上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和体验平台工作所带来的风险。霸权和同意的逻辑确实重要，但主要局限于那些深度嵌入在传统经济中的工人。而对于“零工”劳动者而言，不同的嵌入性制造出碎片化的劳动力队伍，他们会以不同的文化逻辑应对“零工”带来的风险。

风险体验的系谱

我们的研究结果基于对70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的深度访谈。在我们的样本中，大多数工人都能轻易识别出多种风险。这些风险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因平台而异。网约车司机直接与顾客接触，因此身体风险比送菜、送餐更普遍。除此之外，打车司机还面临市场低迷的问题，送餐员则面临需求激增的问题。一些风险在各种类型的平台中都很常见——维护成本和车辆损坏；犯罪和危险；法律风险；收入微薄并且难以预测；随意的解雇。此外，遭受顾客辱骂和威胁的风险虽然存在，但目前的关注度较低。

1、拥抱风险（Embracing Risk）

在连续谱的一端是那些积极拥抱风险的人，占样本的11.4%。这些受访者往往采取创业者的姿态，将工作描述为令人愉悦甚至兴奋的事情。Uber司机Aaron告诉我们，“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司机……我很开心”。Andrew也是一名Uber 司机，他说：“当看到成功和它带来的反馈时，我顿时感到充满活力。”此外，一些“拥抱者”利用这些APP来扩大自己原有的事业。Louise通过Instacart为自己的个人购物业务招揽顾客。“我想我可能会扩大规模，可能需要雇一两个人……我可以预见它的发展。我打过广告，还做过其他一些事情，我一直在营销。”

最后一个主题，“平台工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智慧”，在“拥抱者”中颇有市场。活跃在DoorDash上的学生Hanh说，这个APP“确实能带来丰厚的收入。但这确实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够不够聪明，能不能采取有效的策略。要是做不到，那就赚不到什么钱”。由于“拥抱者”认为奖励源于工人自身的努力程度，他们中很少有人希望平台承担起增加收入和奖励的责任。Louise的观点极有代表性：“归根结底，这是你的责任，而不是Instacart的责任”。风险被看作劳动者享有自由的另一面。

2、接受风险（Accepting Risk）

“接受者”占样本的44.3%，是最大的群体。他们与“拥抱者”一样，毫无怨言地承担风险，认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然而，他们也更清楚所面临风险的严重性。他们详细讲述了对APP的熟练运用，以及应对工作中的技术、后勤支持和经济窘境的技巧。为DoorDash工作的Trey告诉我们，“我相信有些人会说，随便开车去别人家（不太安全），但……我真的不太担心这个问题，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通常只需点击接受（订单），看都不用看”。DoorDash的职员Chelsea对风险的认识更加明确：“我去过几家餐厅，也许只有一两家在某些方面让我感到不适。但是……你只要努力克服就好”。

许多“接受者”自行制定了降低风险的策略。收入不稳定普遍存在，疫情期间则更加严重。但许多“接受者”认为，收入是可预测的，很容易进行管理。一些人在工作淡季找了其他事情来做，在车里刷YouTube视频或回去做家务，等待需求回升。还有一些人则制定新的策略，决定在何时何地工作，或者避开哪些指标而不受惩罚。另外，一些“接受者”还说，他们交替使用不同平台，甚至使用多部手机，以便更好地控制生计。

3、默许风险（Acquiescing to Risk）

我们将第三种反应定义为“工具性服从”，它占比为12.9%。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从交易的角度看待工作，暂缓道德判断。这些工人避免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一方，认为道德判断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奢侈品。相反，他们将劳累和艰辛视为所有工作的固有特征。

Jimmy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他概述了自己作为Uber司机所面临的系列风险——醉酒的乘客从车上摔下、毫无根据的虐待指控、微薄的薪水——但他认为这些都是工作中不可改变的事实。他认为自己的驾驶工作“只是填补时间。这也只是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对我来说，就只是在忙碌而已”。UberEats和DoorDash的司机Mikhail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承认兼职工作的不足之处（尤其是缺乏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后，他说道：“是，（兼职工作）是有点不同。但显然，任何职业、任何工作都有优缺点。所以这没什么毛病”。Mikhail认为，“取舍”是任何工作都不可避免的特点。

4、顺从风险（Resigning Oneself to Risk）

第四种选择是逆来顺受，占到18.6%。与工具性服从者一样，这部分人也承认风险的存在，并且认为缺少良好的改变前景。不过，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持更悲观的看法，对“零工”的风险和不公平有更多的负面评价。然而，这种道德谴责却带有一种宿命论意味，传达出对现状逆来顺受的感觉，似乎工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困境。

Jacob来自萨尔瓦多，在Uber和Lyft上当司机，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曾被乘客殴打，工资波动极大，还曾被减薪，“每天”都在担心因顾客评分而被平台解雇。他认为评分系统具有高度随意性，要么是顾客的敲诈行为（他们有时会想钻空子免费乘车），要么只是“今天心情不好”而把气撒在他身上。虽然Jacob认为这些平台“剥削”“欺骗”工人，但出于经济需要，他还是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他支持对零工工作进行重大改革，但他认为这种结果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尽管他们使用的道德化词汇有所不同，这些劳动者却无法提出任何替代方案的想法。

5、反对风险（Contesting Risk）

最后一类占样本数的11.4%，他们强烈反对将风险强加给零工劳动者。这部分人对公司极为不满，认为后者是剥削性的、掠夺性的。反对者认为，“零工”劳动的风险严重且具有伤害性，并且不平等地强加给工人。工人们举出的例子包括：平台坚持招收过剩的司机（这不公平地削减了他们的收入）、压低报酬率、即使是微小的指控也倾向于解雇司机（这是偏向顾客的表现），以及拒绝对机器抢单问题采取任何措施。Scott是一名DoorDash的司机，以车为生。他既有对当下处境的愤慨，也有对被解雇的恐惧：“他们给了你这份糟糕的工作。同时，你可能会想，‘我是不是拒绝了太多订单？’因为如果他们不让你接单，你就会被永久排除在外。就是这样，你被解雇了，一切都结束了。”

“反对者”有时表示支持法律干预、成立工会以及采取集体行动，以此保有改善“零工”劳动之希望。Robert曾与积极寻求此类诉讼的司机团体合作，并起草了《司机权利法案》（Drivers’Bill of Rights）。Scott设想工人们能够联合起来：“我们都没有发言权，是因为我们被分隔成孤岛……我认为这（集体行动）将撼动整个行业……每个人都会有‘这算什么’（what the F）的时刻”。Ingrid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政府放纵平台如此运营：“你坚决不能放弃的权利之一，就是政府赋予你的权利……你申请的任何工作都理应如此。我们签约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低人一等而被占便宜”。与其他群体相比，反对者对“零工”劳动生产出一套不同的想象，并且认为这种期许是可以被实现的。

这种类型学的梳理揭示了一些有趣之处。处于连续谱两端的类型——拥抱者和反对者——代表了既有研究中已然被重视的部分，尤其被霸权或胁迫的理论所解释。然而，这两种立场并不多见。在我们的样本中，它们总共也只占22.8%。我们发现，尽管对“零工”现状的合法化真实存在，但它与争议并存。工人们能感受到不公平待遇，但随后选择认命，或者表示愤慨。其中，规范取向的差异显而易见。

差异性嵌入

先前的研究强调经济依赖程度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同样关注了这一方面。嵌入程度确实与对风险的看法高度相关。在“拥抱者”和“接受者”中，近五分之四（79.5%）的有“其他”（通常是主要）工作。相比之下，更反对风险的群体，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明显更高（甚至是完全依赖）。对他们来说，“零工”风险的严重性是其他群体感受不到的。那些能够接受风险的人，财务状况更有保障。五分之三（71.8%）的“拥抱者”和“接受者”对其财务安全的评价较高，而其余群体的财务安全水平则要低得多。这些差异还体现在他们的阶级认同模式上。在“拥抱者”和“接受者”中，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的比例是其他三组的两倍（45%对22%）。我们还测试了样本的其他特征，包括移民身份（Holtum等，2022；Schaupp，2022），但这些特征都与风险取向无关。

我们的访谈资料同样支持“经济嵌入程度至关重要”这一解释。我们发现，当平台要求劳动者做出具有挑战性的选择时，那些完成任务的工人会体验到“诱导代理”（induced agency）效应，他们感到能够控制自己的劳动。这种控制包括决定在一天、一周或一年里的什么时间段最适合登录；在什么地位定位；如何在平台提供的任务中进行选择；哪些指标可以忽略；以及哪些平台能提供最好的报酬。Karen是DoorDash的司机，她说：“对我来说，这几乎算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你能挑选出最好的订单、最赚钱的订单吗？怎样才最有效率……什么是最好的策略呢？”。许多杂货店主和外卖员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学会（通过反复试验，或在社交媒体论坛上）拒绝不赚钱的任务。他们分享了自己选择任务的计算方式，最终形成了一套成功的营收策略。在访谈时，这些劳动者对自己有能力进行选择感到自豪。在他们看来，这种自主性与他们在另外的主要工作中所经历的科层束缚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对平台有利的表述在经济嵌入程度较低的工人中，则不那么明显或压根不存在，他们对“零工”的严格要求感到不满。

顾客至上？

目前为止，我们的论点都是关于“零工”催生出的风险规范差异。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源于平台结构的另一个特点，这着重体现了它们作为多方市场的性质：平台倾向于优先考虑顾客的利益。

我们的采访计划中少有直接关于顾客的问题。但极为明显的是，“零工”风险往往来自他们。尽管受访者认为大多数顾客文明且富有同情心，许多人通过描述他们所经历的负面待遇来对这一观点进行修正。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不正当行为造成严重不便或潜在伤害，例如顾客希望送货工人将沉重的物品搬上楼，而在预订时却没有明确说明对体力有要求。一个典型的抱怨是顾客“以小费为诱饵”，即承诺提供大量小费，但在工作完成后又收回或减少小费。我们还听到许多顾客谎报丢失外卖的情况（不付钱就能获得食物的伎俩），也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顾客还希望劳动者能违反规定或法律（例如不使用儿童座椅，要求送酒），或者诬告工人违法（例如声称司机喝醉）。有趣的是，当劳动者提到他们所经历的评分系统时，他们所说的“滥用”并非（如学者们所说）来自应用程序，而是来自顾客，其中许多人被指责为既自私又肆无忌惮。

然而，很少有工人将顾客的力量归因于平台公司的决策。原因之一可能是顾客在以数字为媒介的交易中，扮演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相对于平台的算法而言。然而，这种看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工人面临顾客不正当行为的风险其实正源于平台劳动的优先级和设计倾向。平台将自己定位为单纯的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员工和顾客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姿态以复杂而隐蔽的方式影响工人。正如学者先前强调的，它使“零工”失去了传统经济和政府提供的保护。同时，它也取消了传统企业对工人的一项重要责任——确保工作场所安全、没有骚扰存在。由于推卸了这一责任，平台使得顾客能够施行传统企业中很少被允许的行为。其结果是，公司和顾客处于主导性位置，许多劳工则处于“双重从属”的位置。

结语

我们认为，要解释“零工”所带来的意义和体验，就必须考虑到平台的独特结构。它突出了雇佣劳动力的异质性，并放松了对顾客行为的限制。其结果是风险的内容和形式发生相应变更。更进一步，工人们在应对这些风险时的取向存在明显差异，并能置于从同意到反对的连续谱中。

进而，“零工”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逻辑植根于他们在更广泛经济结构中的嵌入程度。那些经济根基更牢固的人，更有可能从积极的角度体会风险。这类工作者最契合霸权和同意的理论，他们通常将“零工”收入视为个人技能和能力的展现（Galiere，2020）。然而，在嵌入程度较低的地方，霸权似乎较为微弱。工人对风险的严重性表现出更强的危机意识，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表现出积极抗争的姿态。这一结论涉及劳动平台的双重性：对一些人来说，“零工”加剧了他们面临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零工”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克服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双重性并非不重要的声音，而是平台的标志性特征。

编译｜咸白

审核｜友

终审｜康正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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