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当中。当时我们也都处在某种聚会的氛围中，很难说真正很放松的在了解聚会的诸位。
后来通过这次认识我们加了联系方式，慢慢才开始接触。
虽然对同性的朋友基本鲜少足够的好奇心，但他是个例外。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基督教徒。因为我本身的经院出身对“宗教”的气息有着某种先天的好奇心。
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比较虔信的佛教徒。但我一直也对基督教存有好感。这点可能是我与他比较能够互相试图去认知并将这种认知外加与彼此的宗教差异的一个必然前提。
我对基督教世界的认识，是从我小时候阅读的“外文世界名著”就开始的，但深层次的认知我认为是，《西藏的地平线》一书的作者，“西热尊志”这位二十世纪踏足甘南的传教士的一手笔记而来。
有说法为防止人类的共情和统一的文明，具有了巴别塔，使得人们分别彼此被锁死在各自的视域之中。但这但似乎对我和这位邹先生并不适用。我和他在间接的聊天和接触中，发现彼此从成长到长大后的经历，似乎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也促成了我们日后的友谊。
邹先生是为地道的南方汉人，浸淫在温良恭俭让的上层优渥的家庭氛围使然，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不少宝贵的禀赋。他理性又不盲目地平视一切宗教与陈规传统。对未知抱有幻想又不迷信。在理性与感性的世界中自然的攫取着自己需要的精神养分。
他偶尔会聊起《论语》，我跟聊点《萨迦格言》。就这样我们辛勤地填补着对方的知识盲区。但这些话题最后也可能在西方某位思想家大咖的观点之中就结束了。不过这也的聊天让我觉得很舒服。
即使相隔重山却总能及时地弥补上对方看了几本书谈资无处宣泄的时候刚好就互相当了听众和评论家。
就这样我和邹先生认识了大概有一个多年头的时候。一个“命题”引发了我们双方的一场争执。
他问我藏人的婚丧观，我尽我所致向他娓娓道来，主要依据我的《话说雪域》一书中的概要，他突然问我你们有的牧区几个兄弟娶一个老婆。这在当今世界真是荒谬，我跟他说这话也许对，但要从当事的情景出发可能就不这样了。婚姻在社会学层面是一种资源分配的结果。就比如我问他反问他那么《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有这么一段话对吧，他说对。我继续问那论语此处的“归”可以理解为妻妾吗。管仲之所以不检是因为有了三妻四妾吗？如果是的话论语作为一种法度，为何对于当时的士大夫和皇族就不构成这种婚姻观的制约呢？这句话他搪塞了我几句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但我自己却对此念念不忘。
叉
当我们谈论起哲学，我跟他说概念是我们的思维茧房。实际上概念先行，逻辑是客观的规律。如果认识不到这点，我们都是西西弗斯，都是囚徒。他回了一句，都是囚徒不假俗人就看笼子大小。我一直记得他说这句话是脸上那份短暂的逸闲之情。似乎我们解释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物那样。
他与我性格迥异，他具有男方汉人那种“紧绷感”，也很勤奋。这点倒是尤为突出，我有时候调侃他那你能放松下来吗，你又不是永动机。舒舒服服的安静一个小时吗。你那种不屑于浪费时间一定争分夺秒的投入，和晒太阳本质没区别，区别或许只存在于在于心里的价值区间。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依然觉得那种“紧绷感”，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人步入旺年的时候，松懈是必然的。但时刻紧绷的那股劲，有时候能让人促成很多琐碎且易行的事情。我说这种话一般处于调侃一般是出于对自己逸闲的一种毫无羞耻的自我背书。每每说到这里他就会跟我严厉斥责道：“你这段话是有逻辑问题的。弹钢琴和晒太阳活动性质，不同目的和效果也不一样，两个行为的参与度和个人投入都不一样。”话到这里一般都是我选择妥协。
每当这时候我会反问自己内心，难道打坐入定观修止修，这些我从小在学的修法不都是让人安静下来吗？它的参与度和投入度怎么与健身、或者练钢琴或者练书法，算出一个数学公理出来呢？它的入门并不比这些容易啊。但我找不到答案，也没再找答案。
邹先生可能因为留学经历，总是会跟我说一些半吊子的“外国政体”。但我说我认为现实世界民族之林中，我么国家贤人政治和人民政府，以人大、政协作为桥梁的作用，是最为民主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民主的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既有全国体质的优势，又有人民政府的民主的特点。这点上他有些囫囵吞枣的感觉，没有反驳我的基点。
邹先生总让位想起“邹容”。有点诚惶诚恐。但我对他拖约了那层关系之后会是两个普通人在聊了。我经常跟他说新中国之前洪涝灾害、兵灾年份饿殍遍野的情形。我说现在但从门族团结这块来讲，你可以左顾右盼。民族关系哪一点企及我们，都是南辕北辙吧。
但我们感受到美以及其盟友的联合的关税壁垒让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的买卖的有了一定的制约，但我相信56个民族传统如一的中华民族肯定能够跨越这次的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