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 王文琦 ｜ 争取“中间地带”：理论探索、战略实践与中国取向

“中间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既是大国竞争中的重要筹码，又是稳定国际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对于“中间地带”的探索由来已久。1946年，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中间地带”，强调冷战两极格局下存在着诸多行为体力量，密切关注到大国权力格局下其他行为体的作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开启了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战略遗产。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动，大国战略博弈激烈，新“中间地带”随之产生。新时代新征程，伴随着美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深入展开，中国外交面临严峻挑战。鉴于此，梳理“中间地带”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内核，探讨新“中间地带”的变化维度与战略地位，评估新时代中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与未来取向，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大议题。

概括而言，学界迄今对“中间地带”理论进行了较详实的梳理，主要从历史经验、理论建构与战略价值三大维度展开分析。有的学者从历史维度出发，对大国争取“中间地带”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对既往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有的学者从理论维度出发，对“中间地带”进行理论建构，从地缘、文明等不同视角探寻其运作逻辑；有的学者则是从战略维度出发，强调争取“中间地带”对本国的外交意义与战略价值。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中间地带”在冷战时期的战略作用，对“中间地带”在现代国际社会的战略价值则着墨较少。我们认为，“中间地带”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地缘政治经济发展而演进，其类型界定、战略范畴、作用形式均有调整，鉴于此，对冷战时期与新时代“中间地带”的比较研究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的主要思路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要义进行梳理与比较，以丰富“中间地带”理论；以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为线索，剖析冷战前后“中间地带”的演进；对新时代中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评估，提出具体方案。

“中间地带”思想源远流长，中外人士对“中间地带”进行过深入解读与理论探索，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内研究侧重外交政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博弈下的中立地区，强调争取与联合“中间地带”对于被压迫国家反殖、反帝、反霸的外交意义；国外研究侧重地缘战略，遵循现实主义理论逻辑，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缓冲地带，着重围绕权力结构变化，探讨“中间地带”对霸权护持的战略作用。

（一）国内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

“中间地带”被认为是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影响，受到域外大国激烈而复杂博弈的关键地区。这一概念最初是指在地理意义上夹在同一体系下的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区域。后来这一概念逐渐扩大，引申为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所有处于大国争夺之下的地区。在既往研究中，“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也被称为“中间地区/区域”（Intermediate Region）、“缓冲地带”（Buffer Zone）、“战略地带”（Strategic Zone）等。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争取“中间地带”的丰富战略思想。《管子·霸言》中“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的观点反映出诸侯国共同合作反抗霸权的政治逻辑。《孙子兵法》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 ……衢地，吾将固其结。”诸葛亮《隆中对》将战略要塞荆益两州视为刘备成就霸业的必夺之地。上述案例表明，中国古代战略家重视联合他国共同抵御霸权、争取枢纽地带，暗含着争取中立性力量反对霸权的“中间地带”思想。这种战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继承与创新，并运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新中国在“中间地带”理论探索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将反殖、反帝、反霸作为争取“中间地带”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着手，进而探究资本积累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与剥削理论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实现资本积累，并出于追求利益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使各国人民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国内经济理论延伸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基于此，他深入剖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号召被压迫国家联合反抗，催生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借鉴传统战略思想，结合国际形势演变与国内政治需要，提出了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是“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者和集大成者。1940年，毛泽东根据各国对待中国和中国抗战的态度，将它们划为英美、德意日、苏联三个不同的势力集团，制定了依靠苏联、团结英美、打击日本的策略，为此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二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势力包围的艰难处境。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时首次明确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随后，毛泽东将“中间地带”思想运用于中国外交的实践之中，强调通过科学审视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选择合作对象打破外交孤立，为中国破解外交困局指明了方向。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局势愈发复杂，毛泽东对“中间地带”思想进行补充和丰富，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1957年，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出新创见：“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观点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付美帝国主义时，既要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又要联合英法这些二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这表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进行类型化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虽然均被纳入“中间地带”的范畴但有所区别，这使得中国对不同“中间地带”国家形成了差异化的外交战略。中国一方面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与部分发达国家合作，以最大限度地争取伙伴。

冷战期间，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与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紧密相联。国际统一战线指在国际范围内由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某些共同利益基础上为实现特定共同目标而结成的团体、政治联盟或联合行动组织。作为一种联合战略，其根本目的在于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包括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在敌人的营垒内部寻找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敌人。中国国际统一战线战略与“中间地带”概念有机结合，推动了“中间地带”理论的日趋完善。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统一战线思想的奠定者，最早提出联合思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意识到其他力量的重要性，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各国民主政党作为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形势，主张确立两大统一战线，即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被压迫民族统一战线”；二战期间，斯大林与美英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涵。

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与“中间地带”有机结合，提出推动联合美苏霸权下中立性力量的外交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团结国际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不同时期美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因此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理论探索具有浓厚的反霸色彩。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守苏攻形势转换，多极化趋势加强，国际革命、斗争氛围逐渐减弱，“中间地带”被较少提及，并逐渐被“三个世界”概念替代。中国由此淡化了对其他国家划分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强调地缘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和平与发展转变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国内对“中间地带”的讨论逐渐减少。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大国战略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学界对于“中间地带”的探讨再次兴起。国内学者对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延续毛泽东的观点，将“中间地带”视作大国博弈格局下广大不选边站队的地区与国家，既包括部分发达国家也包括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姜安认为，“中间地带”是指超级大国、大国、大国集团之间的地域，侧重于权力竞争与实力对比的维度。周桂银认为，“中间地带”是指超级大国（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地区以及在超级大国与几个次级大国（次级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地区。滕建群认为，“中间地带”是游离于大国之间的区域、国家或者组织，它们或选边站队，或力争保持相对中立，维系与各大国的平衡关系，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概言之，国内学者对“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于阐释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启示意义与战略价值。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侧重将“中间地带”视作大国博弈格局下的中立地区。争取“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以冷战两极格局为主要国际背景，以除美苏外的广大地区为联合对象，以国际统一战线为战略手段，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压迫、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总体目标。

（二）国外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

关于“中间地带”的国外研究主要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更多地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势力范围边缘的战略缓冲区。拉詹·梅农（Rajan Menon）和杰克·斯奈德（Jack L. Snyder）认为，当强国对于邻近领土行使主导权时，势力范围就会出现，通常不同国家的势力范围之间存在缓冲地带，缓冲地带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强国势力范围之间，但不与任何一个阵营结盟或受其支配，缓冲国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或政策宣言保持中立地位，大国则试图将缓冲地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国际体系由大国主导，小国被迫成为大国主导下的缓冲地带，只能奉行“适应现实而非重新安排现实”的外交政策。克休莎·叶夫列莫娃（Ksenia Efremova）强调，缓冲地带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枢纽，尽管大国具有改变国际体系的能力，但是缓冲国仍可通过主动实施一系列战略（包括平衡、拉帮结派、向第三国靠拢、保持中立、对冲风险或规避风险等）以维持其作为独立行为个体的生存。劳伦斯·齐林（Lawrence Ziring）则以亚洲的三大边缘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伊朗为例阐述了缓冲国的不平等性，认为缓冲国是权力平衡延伸的产物，是大国强行赋予他国的次级国际角色，因此缓冲国的确立也意味着国际主权的削弱，缓冲地带无法完全受到国际法律的约束，而是受到国际权力的控制。

上述分析表明，国外学界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博弈的产物，大国势力范围边缘的缓冲区，它暗含着国际权力的不平等性，即敌对大国之间为了维持暂时的和平，需要在各自势力范围之间设置中立的缓冲地带，但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地区，缓冲地带的中立性十分脆弱，随时可能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与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将“中间地带”国家称为“断层国家”（cleft country）。例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P. M. Barnett）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断层国家”被视为全球化的“空洞”，它们与世界的连接性相对较弱，因而极易受到大国的冲击。此后，“断层线”这一概念被不断延展，慢慢渗透进地缘文化领域，用以代指一个或多个处于不同文明之间，受到不同文明和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广大区域。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在当今世界，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则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在“缓冲地区”与“断层国家”的基础之上，西方学者更多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以大国博弈与权力竞争作为争取“中间地带”的理论内核，通过聚焦霸权与帝国的兴衰，将国际体系进行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国博弈下“中间地带”的地位与作用，试图归纳或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中间地带”理论。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英美先后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为维护其霸权地位，西方战略界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强调“中间地带”对霸权护持的重要性，并强调争夺“中间地带”以维护本国利益。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总结海洋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夺取国际霸权的重要意义，提出著名的“海权论”，强调海洋必将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中间地带”，认为“掌控海上交通线能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对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动力”。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心脏地带”论，将欧亚腹地视为应当争夺的“心脏地带”，强调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麦金德指出，“海洋给航行带来的机动性曾是几个世纪以前海上人的法宝，而现在受到铁路发展带来的陆上机动性的挑战，由于和中心大陆的邻接，当枢纽国组织起来之后，就要觊觎边缘地带并向这里进行扩张”。因此，麦金德将欧亚腹地视为大国称霸过程中需要优先控制的“中间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提出“边缘地带”理论。他认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 ——特别是欧洲和东亚地区——才是争夺世界的关键。由于兼具海陆资源，以上区域是海陆强权战略竞争的“巨大缓冲地带”，是美国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地带。所谓“边缘地带”，可以视为海洋强国进入欧亚大陆的前沿阵地和遏制大陆强国向海洋扩张的缓冲地带。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将欧亚大陆看作战略大棋盘，并将其划分为西（欧洲）、中（俄罗斯、中亚和南亚等）和东（中国和日本等）三部分。他认为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今后稳定与繁荣前景和美国主导世界地位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是美国未来应该着重争取的“中间地带”，美国要在西面依靠大欧洲的“民主”桥头堡，在东面则是倚重中国，实现两国合作。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侧重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缓冲地区，争取“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遵循现实主义理论逻辑，以大国博弈与帝国兴衰为国际背景，以兼具资源与战略地位的关键地带为争夺对象，以势力划分、武力争夺为战略手段，以国家崛起与霸权护持为总体目标。

（三）中外关于“中间地带”理论探索的比较

“中间地带”包含着地理、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多重维度，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外学者均将“中间地带”视作大国博弈下的地缘战略区，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战略价值，但对争取“中间地带”秉持不同的外交态度。

国内研究对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中国对于“中间地带”的探索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具有典型的反霸权色彩，从外交政策的维度将“中间地带”视为权力博弈下的中立地区，强调争取与联合“中间地带”对于被压迫国家反殖、反帝、反霸的外交意义。二战结束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与当时两极格局的时代背景与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20世纪40—70年代，“中间地带”论构成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论指南，它指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推动了中国外交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基于对当时不同地缘力量组成的认知，中国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中国对于“中间地带”的探索具有客观性与合作性的特征，一方面，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判断与界定源于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基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强调争取与联合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共同反抗政治压迫，以实现合作共赢，获取共同利益，这表明了其合作性的特征。

与之相对照，西方学者对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具有典型的霸权色彩。他们主要从地缘政治的维度将“中间地带”视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缓冲地带，着重围绕权力结构变化探讨“中间地带”对霸权护持的战略作用。欧美帝国的崛起伴随着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列强为实现自身的全球战略，将“中间地带”即大国或大国联盟地缘影响下的“力量凹陷地区”与“断层国家”视为外交运作筹码，这反映出国家间的利益争夺，其本质带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西方对于“中间地带”的理论探索具有主观性与竞争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中间地带”被视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大国以此划界瓜分势力范围，因此这一概念是被大国主观赋予角色定位的国际地带；另一方面，“中间地带”被视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是大国竞争需要争取的重要地区，这突出了其竞争性特点。

综合中外关于“中间地带”理论探索的异同，当今“中间地带”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国际定位，本文将“中间地带”定义为，除决定国际体系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大国及其盟友以外的中立性国际力量。“中间地带”的产生源于国际权力结构间的真空地带。在国际结构中，具有主导性力量的国家被称为“极”，“极”的存在决定了国际结构的不同类型：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在“极”主导下的国际结构中，部分小国或因为安全威胁的缘故，或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采取结盟、追随等政策，让渡部分外交主权以获得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其他国家无法主导国际结构的变化，且并未被纳入大国博弈的特定阵营之中，所以处于国际权力交汇的边界地带，此类国家并不完全依附任何一个集团，而是在大国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将这类国家或地区统称为“中间地带”，当前“全球南方”的兴起及其效应就是“中间地带”重要性最明显的展现。对于大国而言，“中间地带”是其进行战略博弈的关键支点；对于小国而言，“中间地带”是其争取联合的重要伙伴。概言之，“中间地带”在竞争与合作中均体现出显著的战略价值。

基于理论探索的差异，相较于欧美以势力划分、武力争夺的手段夺取中间地带，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实践路径。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成为平衡大国关系的缓冲地区，并在二战中赢得政治独立。冷战期间，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下，中国难以独自应对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因此联合霸权下的中立性力量，构建反抗霸权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主要战略手段。

（一）两极格局形成与一个“中间地带”理论

早在二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国家间的差异，1939年提出“两个世界，五个集团”的划分。两个世界，一个是指社会主义世界，另一个是指资本主义世界。除社会主义集团外，资本主义世界又可以细分为欧洲的德意集团和英法集团、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远东的日本等四个集团。1940年，毛泽东根据主要国家对待中国及中国抗战的态度将世界划为英美、德意日、苏联三个不同的势力集团。随着二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迅速解体，原有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发生变动。与此同时，反法西斯战争促使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毛泽东基于国际格局的客观变化与国内政治发展的主观需要，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

1946年8月，毛泽东首次提及“中间地带”。同年11月，毛泽东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三块地方：美国，苏联，还有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民都反对美国反动派，今天的世界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 12月，毛泽东与三位西方记者谈及“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强调美国想独霸世界的“政策一定要失败”。1946年毛泽东三次谈话表明，“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当时国际格局的整体把握，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未来指向，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冲突的密切关注。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进，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国家权益不受他国侵犯，在战略实践的过程中最终选择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一边倒”表明，新中国的外交策略是联合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新中国必须与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中国官方逐渐从“中间地带”思想转变为“两大阵营”思想。在1947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两大阵营”的提法。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一边倒”方针，强调“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先后与苏联、朝鲜、蒙古、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朝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等文件，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粉碎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此后近十年，中国未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基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为了应对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格局，中国只有联合苏联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并非仅仅强调一些国家的中立性质，而是强调它们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它们是反抗政治压迫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在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同时，致力于团结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以冲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在冷战两极对抗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接受“两大阵营”理论，表明了中国在东西方两制对抗中的态度和立场，但并不说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在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中的立场和作用本身有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并未放弃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并意识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国先后与芬兰、丹麦、瑞典、瑞士、挪威等北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与战略实践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一个“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以美苏两极对峙为时代背景，以其他非霸权国家作为可以联合的第三方力量，以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作为突破点，最终目的是形成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实现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

（二）世界局势分化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毛泽东对“中间地带”国家进行划分并采取差异化的外交战略。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凸显以及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意识到需要联合“中间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抵制美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美国在反共的名义下对广大亚非拉地区与国家进行渗透和侵略扩张。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第一届亚非会议，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表明，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嫌隙与隔阂。在此背景下，1957年9月20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这表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国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

鉴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意识到除美国外，还要联合“中间地带”国家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1958年，苏联提议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与组建联合舰队导致双方矛盾深化， “炮击金门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矛盾。1960年，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两国分歧公开化，后续两国在报纸与会议中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这使得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学者安井郁谈话时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概念。1964年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这一时期，毛泽东将美苏以外的“中间地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鉴于世界局势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国采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面对美苏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将战略重点聚焦两极格局下的“中间地带”，既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又逐渐突破意识形态限制，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积极合作。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时指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当时，中国意识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并看到聚集起来的“反帝反修”力量，这是一个广阔的战略空间。中国在战略实践中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推动亚非拉人民团结合作、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中国与缅甸、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最终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形成万隆十项原则，该原则后续被不断重申，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建立密切联系，对不结盟运动给予充分支持，周恩来在1961年9月首届不结盟首脑会议开幕时发出贺电，希望该组织对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不结盟运动则对中国积极回应，苏丹、缅甸、突尼斯、阿富汗等国家领导人均对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表示支持，并强调要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压迫。

中国也看到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摒弃以意识形态属性划分阵营的观念，更强调国家独立与主权平等，避免国家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从而淡化了国家间矛盾的阶级属性，与部分发达国家展开合作。1963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大力推行戴高乐主义，主张维护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反对美国的控制。在此背景下，中法两国逐步接近，1964年1月27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西方大国对华的全面外交封锁被打破。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不断转圜。1959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三签署会谈公报，确认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改善两国关系，促进人民友好。1960年8月，周恩来在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对日贸易三原则，同意两国根据上述原则开展友好贸易。以此为开端，中国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推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接触与展开合作。

综上所述，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以亚非拉国家登上政治舞台、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激化、中苏关系恶化为时代背景，以亚非拉国家作为可以联合的广大力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可以争取合作的积极对象，以反抗美苏的霸权主义行径作为突破点，最终目的是形成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际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

（三）美苏攻守形势转换与“三个世界”理论

20世纪70年代，“中间地带”逐渐被“三个世界”替代，但联合大国博弈下中立性力量的思想内核并未发生转变。鉴于苏攻美守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意识到意识形态并非划分敌我的首要因素，中国需要重新对自身进行国际定位，与广大被压迫国家携起手来反抗大国的压迫与侵略。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进一步发生转变。一方面，美苏争霸的形势发生转变，越南战争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冲击，美国的失败使其在争霸中陷入被动地位，迫使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而苏联趁机加快扩张步伐。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1969年，苏联侵犯中国珍宝岛地区；1972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美苏攻守易形；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初步显现，欧共体成立、日本经济崛起、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冲击着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

基于上述国际背景，中国不断调整外交战略，以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与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应对苏联的战略遏制，中国在70年代初采取“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方针，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争取与发达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

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向中俄和中蒙边境大量增兵，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国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联华遏苏”的战略构想逐步形成，中美两国逐步走近。1971年基辛格连续访华，双方通过高层互访明确了中美对苏联威胁的认知与共同利益。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首次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

至此，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再次发生转变，其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战略选择的影响，并根据威胁主要来源对联合对象实施转换。一方面，中国仍将“第一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的合作对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得以重返联合国；另一方面，中国积极与“第二中间地带”的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寻求国际合作。1972年中日复交后，中日经济往来由民间贸易阶段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联系。其间，中国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扩张，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日本时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谈话时对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进行完善，指出“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时任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超越了以意识形态划定国家分类的标准，并明确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为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指明了具体方向，即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促进共同发展，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大国压迫，联合第一世界中威胁较小的美国，应对苏联的全球扩张。“三个世界”的战略实践是“中间地带”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它以苏联全面推进霸权扩张、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为时代背景，以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联合的重要伙伴，以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一世界的美国作为可以争取合作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壮大作为突破点，最终目的是形成发展中国家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

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中间地带”的讨论逐渐减少，但这并不表明“中间地带”理论失去了价值。中国不接受“国强必霸”的现实主义路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谋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互动日渐紧密，致力于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第三世界团结贡献更多力量。1978年邓小平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能称霸”。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重大挫折，苏联解体宣告美苏两极体系的瓦解，美西方霸权主义再次抬头。中国将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置于新的战略高度。1999年江泽民指出，“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进入21世纪，美国单边主义行为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为推动和平与发展、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2005年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的思想理论，强调世界各国团结，以应对共同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上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表明，中国从不谋求称霸、扩张与军备竞赛，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为所有“边缘国家”发声，以维护世界和平繁荣、促进人类发展进步。

自毛泽东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这一概念以来，中国一直以该理论指导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并根据时代主题与政策需求调整具体的外交方针，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实践都是基于“中间地带”理论的总体指导产生的。毛泽东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对于中国打破外交孤立、团结中间力量、塑造国际秩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地缘层面，它有助于中国对不同地区与国家进行清晰定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团结相关力量；在秩序层面，它有助于中国引领“中间地带”的广大国家，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建构更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在战略层面，它有助于中国团结更多的合作伙伴，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制他国的战略包围。中国领导人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并逐步建立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行径，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它展现出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和“中间地带”理论蕴含的战略价值。

随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进一步淡化国家政治属性分类，更加强调国家的发展属性分类。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与奥巴马会晤后，《人民日报》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进行明确表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在后冷战时期，中国更加注重国家间合作属性，避免国家间的竞争属性。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经济上，中美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双核结构；政治上，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方面，主要大国战略动向不断调整，大国竞争重回国际舞台，大国博弈成为国际关系主旋律，地区冲突与地缘对抗逐渐升级；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兴起，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新“中间地带”正在逐渐生成，并推动国际秩序深化演进。

（一）权力重组与国际体系震荡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全球化的扩散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使国际权力在流散与回流的过程中呈现更加复杂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权力正在逐渐向东方国家转移；另一方面，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正在向非政府行为体扩散。在这样的权力重组下，大国关系格局、时代发展主题以及地缘政治形势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首先，中美逐渐成为国际体系的双核，新“两极格局”的论调不断被提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动摇，制度性颓势逐渐凸显，G20逐步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进一步透支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其单边主义行径受到越来越多质疑，但凭借美元的霸主地位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美国仍然主导着当今的自由主义国家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亚太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美实力正在进一步拉近，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呈现出“双核”态势。尤其在工业制造方面，美国依仗核心技术与制度优势把控着全球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中国则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体系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在经济治理方面，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G20等治理平台发挥着关键作用，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等治理方案。鉴于此，中美“双核结构”开始显现，新“两极格局”的论调被不断提及。

其次，主要大国战略不断调整，权力结构正在重组。俄罗斯2022年发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强力反击北约东扩，争取更大的安全战略空间，抵抗美西方的战略压力；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逐渐向地缘政治方向转型，意图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地缘政治行为体。2016年欧盟出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强调要以“有原则的务实多边主义”指导欧盟战略转型；德法两国也在不断加强自身的军事武装，以提升硬实力推动战略自主。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2月发表声明，为保护欧陆安全，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其中包括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并从2024年起将德国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以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2023年1月表示，计划将法国2024—2030年的国防预算提升至4130亿欧元，增加军队适应高强度冲突的可能性，这远远高于法国2019—2025年295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英国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致力于重新谋划自身在欧洲与全球的位置，其《综合评估更新2023》提出英国将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在所有领域进行威慑、防御和竞争，并通过韧性解决脆弱性问题，创造战略优势维护英国国家安全；日本继续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力图实现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转变；印度则通过整合邻国优先政策、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等多项外交政策，不断完善其地区与全球战略规划，并以最大民主国家、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领导者等多维身份，追求大国国际地位。主要大国战略动向的调整，正在引发新一轮权力结构重组。

其三，大国战略竞争重回历史舞台，大国博弈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为了护持自身霸主地位，美国将中国谋定为竞争对手，与之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2017年12月，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者”和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的开启，表明美国拉开了对华战略竞争的帷幕。2022年10月，美国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唯一具有经济、外交、军事与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并强调要在未来十年竞胜中国。中美战略博弈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主旋律。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日印等大国越来越明显地向美国靠拢，表明其“选边站”的定位。2022年12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国际社会最大的挑战，并将中国的动向视为日本的“严重关切事项”。文件强调要强化日美同盟，与同盟国进行合作，并从根本上加强自身的防卫体系以应对当前挑战。2023年6月5日，美日公布“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计划在空战和陆地机动系统、情报、监视、侦察、弹药和海洋等领域开展技术合作和联合生产，巩固两国的防务伙伴关系以此摆脱对于俄罗斯国防供应的过度依赖，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印度则是在安全防务领域加速与美国的捆绑。美国盟友与伙伴国的“选边战队”进一步加剧了大国竞争的烈度。

其四，地区冲突屡有发生，地缘对抗不断加剧。随着大国战略竞争重回世界舞台，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代理人战争使部分地区与国家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其中，中东与非洲地区成为战争的频发区域。在中东地区，叙利亚战争、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延续至今，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多方势力卷入其中，使中东成为代理人战争的“实验场”。2023年的巴以冲突掀起了新一波的“冲突浪潮”，中东结构性矛盾被再次激化，地区秩序愈发碎片化；在非洲地区，内生性的国家能力缺陷与外生性的安全治理困境，使该地区的安全供给一直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北非成为非洲大陆骚乱与抗议最为严重的地区。恐怖主义袭击则主要集中于西部非洲萨赫勒地区、中部与西部非洲接壤的乍得湖地区及东部非洲索马里—肯尼亚交界地区。总体而言，非洲国家间与国内冲突呈现出升级态势，部分国家正在遭受着种族矛盾、军事政变、恐怖主义与宗教冲突的强烈冲击。此外，北约东扩致使俄罗斯威胁认知不断增强，最终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与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冲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已造成590万乌克兰人民沦为难民。地区冲突的不断频发反映出地缘对抗的回潮与加剧。

其五，“全球南方”兴起，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百年变局深化演进，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发声颇有振聋发聩之感，“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为世界诸大国所高度关注，深刻影响着各大国战略博弈的布局与态势。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东盟等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并不断扩容使更多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23年8月2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宣布邀请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金砖国家集团实现扩容。通过G20、东盟、金砖国家集团、上合组织等国际合作平台，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参与到全球与地区治理的进程之中。由于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新兴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得以迅速提升。迄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6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综上所述，在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震荡的背景下，“中间地带”的重要性凸显。一方面，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中间地带”国家力量日益增强，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大国博弈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争取国际支持成为大国竞胜的关键所在，“中间地带”成为大国争取或联合的主要对象。

（二）新“中间地带”的出现

相较以往，新“中间地带”在涵盖范围、自主能力、类型划分上都呈现新变化。

首先，新“中间地带”的范围不断扩大。大国权力不断流散，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无论是地缘维度下的地区大国、小国，还是发展维度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要奉行“中立性”的外交政策，均可以被纳入“中间地带”的范畴。

冷战后，由于国家间政治经济状况差别较大，“三个世界”的划分无法涵盖所有国家与地区，因此“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等概念被提出，它们与新“中间地带”相互交织，使其涵盖范围逐渐扩大。“全球南方”最早于1969年由美国学者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提出，强调反抗北方国家对于广大南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这一概念从一开始便与“第三世界”有着极强的重合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差异，“第三世界”无法反映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标签逐渐由“全球南方”取而代之。 “全球南方”反殖反霸的政治特征与“中间地带”的理论内核高度契合。

中等强国主要指综合国力发展态势良好，具备一定战略资源以及对外政策具备自主性，不受大国控制且能适度实现自身意志的国家。16世纪意大利学者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首次提出了中等强国的定义：由于实力的规模使其既不具备过度扩张与侵略的野心，又具有足够的实力与权威，坚持自身立场不被改变的国家。在历史上，中等强国被认为是在国际冲突中处于中间、“中立”或缓冲地位的国家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等强国则被看作是在世界实力的阶梯中居中间地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调和”作为其行动准则的国家。因此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性的政治特征与“中间地带”的理论内核相吻合。

概言之，“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等概念与“中间地带”交织，扩大了其涵盖国家的范围。冷战时期“中间地带”更多聚焦于美苏阵营下的中立势力，但新“中间地带”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划线，国家间阵营化特征大幅削弱，“中间地带”国家类型的多样性更加凸显，中美战略竞争下欧洲地区与印太地区的相关国家均可以被纳入其中。此外，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仍是“中间地带”的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从广义视角来看，新“中间地带”包括中美之外的强国、中等强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等全部政治力量。

其次，新“中间地带”从自主性上相较以往更为强烈。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政治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大国权力不断流散，美国实力受到相对削弱，这使得其他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行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17年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对其国际信誉的透支，导致美国国际领导力受到冲击，发展中国家战略自主性得到显著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演变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构，其中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被制度化，传统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由此发生变革。东盟、金砖国家集团、上合组织等在区域和跨区域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通过“东盟中心地位”的外交策略应对冷战后亚太国际格局的变迁，并以此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机制，并得到域内外主要大国的支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渐从侧重经济治理的对话论坛转型至政治经济治理并重的全方位协调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和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使得金砖国家成为21世纪发展中大国之间内谋发展、外促改革的南南合作新平台；上合组织秉持新欧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开创了有别于欧盟与东盟的新地区主义模式，结伴不结盟成为国家间合作的新形式，其关注的议题由最初的领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扩展到投资、海关、卫生、能源、科技等领域。上述情况表明，伴随着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大批新兴大国崛起，提升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在许多事务中被迫选边站队或沦为美苏博弈的“牺牲品”。与此相对照，新“中间地带”国家无论是战略自主的意愿还是能力都更为强烈，在面对大国的战略压力时，新“中间地带”国家保持着相对独立性，采取了更为灵活自主的外交策略。

再者，新“中间地带”从类型上被分化为议题式的“中间地带”且互相交错。一方面，当今国家间复合依赖程度加深，“中间地带”国家的经济战略空间正被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正在逐渐升级，权力正在向大国回流，因此“中间地带”国家的安全战略空间正被逐渐压缩。由此，新“中间地带”呈现出议题式的类型划分，经济与安全“中间地带”彼此分化与交错。一方面，以经济为主导的“中间地带”正在逐渐扩大。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家将其与安全议题“脱钩”，在低政治议题中主要采取平衡、对冲等外交手段。在亚非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需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的提出，助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两国的政策理念存在竞争性，但发展中国家对中美战略倡议均抱有开放态度。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带，多数国家也并未采取一边倒的追随战略，而是采取平衡战略，以最大程度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强力推行欧洲“战略自主”，这一概念被许多欧洲领导人视为欧盟外交政策的目标。2023年7月6日欧盟发布的《2023年战略前瞻报告》称，欧盟将可持续性和人民福祉置于欧洲开放战略自主的核心，并提出十项具体行动计划，以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国际挑战，提升欧洲战略自主能力，减少对中美的经济依赖。东盟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致力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在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既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维系与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总之，新“中间地带”国家通过对中美均保持经济开放态度，意在发展领域平衡与中美之间的关系，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以安全为主导的新“中间地带”正在逐渐缩小。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正在逐渐升级，在安全领域等高政治议题中，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与海外军事基地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逼迫他国选边站队。部分国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采取联盟、追随等外交政策，使得安全领域留给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战略空间正在被逐渐压缩。在一些关键地区，美国依靠其联盟体系主导着地区安全事务。在印太地区，美国不断强化双边轮辐联盟网络，扩展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加大对中国战略围堵，压缩中美安全竞争的“中间地带”。在欧洲，美国依仗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事务，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此外，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实现对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主要海上咽喉的控制。美国通过联盟体系与海外军事基地的双重施压，使得部分国家在安全领域不得不选择结盟与追随的外交战略。

在全球复合依赖程度加深与中美战略竞争烈度升级的双重背景下，“中间地带”在经济与安全议题上呈现出分化与交错的类型划分。原有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更具一致性，国家更多从安全领域考虑，最终确定总体外交战略，使得部分国家不得不在美苏之间进行抉择。与此相对照，新“中间地带”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在确保安全独立的同时，更加聚焦经济发展，各国间经贸联系无法实现完全脱钩。许多国家在经济与安全议题中采取不同的外交选择，以达到既保证国家安全又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目标。

概言之，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新“中间地带”正在逐渐兴起。相较以往，其范围正在逐渐扩大、自主性正在逐渐增强，并呈现议题式的类型分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引领使得经济“中间地带”正在逐渐扩大；与之相对照，由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安全“中间地带”正在逐渐缩小。

基于新“中间地带”的特征，中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定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以落实中国三大全球倡议为核心抓手、以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战略支撑，争取与联合广大新“中间地带”地区，致力于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格局。

（一）新时代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思想与实践

在思想层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定位。在2015年9月26日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不可动摇的根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中国的发展机遇将同发展中国家共享。”在2018年6月22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在2023年8月23日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02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公布了中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方案和安排，呼吁“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强调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习近平主席在诸多场合强调地区合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1月24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的视频致辞中表示，“中方一贯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固发展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在2023年2月16日致“中国+中亚五国”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同中亚国家共享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先进技术，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携手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2024年2月17日致第37届非洲联盟峰会的贺电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我愿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着眼造福双方人民，精心规划中非合作新蓝图，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2024年4月9日，习近平主席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深厚的人民友谊，共同的发展需要。中方发展同岛国关系，是南南合作框架内的互帮互助，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中方愿继续为岛国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2024年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比利时首相德克罗时表示，“中国对欧政策保持长期稳定，始终视欧洲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希望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力量，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通过身份确认和对合作重要性的强调，中国对新“中间地带”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实践层面，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目标，积极推动国家间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中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战略目标。联合新“中间地带”国家的目的并非在大国博弈中竞胜美国，而是强调与他国携手合作，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与各国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寻求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在准则方面，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与他国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推动与新“中间地带”国家平等交往。在这一准则的指引下，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分国家大小，一律平等交往，绝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并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与争端，以对话增互信，以对话解纷争，以对话促安全，不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在路径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伙伴关系两大战略抓手，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两大领域联合新“中间地带”国家。在发展领域，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强调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改革发展新空间。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与合作伙伴发起成立20多项专业对话合作机制，涵盖金融、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并依托中国—东盟合作、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平台不断深化合作。中国基于“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架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贸易、投资、环保、网络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宽发展空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合作领域不断丰富，合作程度不断深化。中国与法意等14个国家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创新性推动多边主义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着力打造经济领域的新“中间地带”，与周边国家、沿线国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紧密的经贸联系，同时与部分发达国家的战略倡议进行对接，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式，开创经济合作的新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塑造发展领域的新“中间地带”以实现合作共赢，利益共享，推动经济发展。

在安全领域，中国推进全球伙伴关系，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近代以来，基于敌我划分、零和博弈的结盟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导致国家之间陷入阵营对抗的怪圈之中。鉴于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不结盟政策，并在冷战之后开启了全球伙伴关系建设。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已与12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非盟、东盟、阿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建设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与伙伴国的共同安全，通过安全合作制衡外部威胁；另一方面又在维护安全的基础上，拓展中国与伙伴国的共同利益，通过多领域合作创造共享利益。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中国一方面不断塑造安全领域的新“中间地带”以突破美西方国家为领导的联盟体系遏制；另一方面，中国的伙伴关系具有非针对性的特征，并不强制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从而推动中国与更多伙伴国进行合作，实现功能外溢，创造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代，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思想与实践进入到全新阶段，相较以往，中国在身份定位、目标制定、基本准则与战略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战略规划，以此争取、联合与塑造新“中间地带”，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争取新“中间地带”的中国战略取向

2023年7月25日，王毅外长在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强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他提出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四点主张：第一，要消除冲突，共建和平；第二，要重振活力，共促发展；第三，要开放包容，共谋进步；第四，要团结一致，共商合作。这一主张代表了中国的基本态度和战略预期。面向未来，中国致力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经营新“中间地带”，在理性评估新“中间地带”国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议题化、制度化的方式与其合作，努力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通过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与新“中间地带”国家携手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战略取向是：

其一，理性评估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需求与战略倾向。由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自主性普遍上升，理性评估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需求与战略选择是中国制定外交战略的基础。随着新“中间地带”范围的不断扩大，其内部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包含新兴大国、地区强国、中小国家等不同类型，这些国家必然存在不同利益需求。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时，应充分考虑各国差异和相关地缘因素，采取差异化战略，重点维护与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等大国的伙伴关系，以共同引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与地区秩序；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我们联合新“中间地带”的基础性力量推动南南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其二，通过议题化方式落实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合作，着眼于新“中间地带”国家不同利益偏好，推动发展与安全两大领域的合作深化。在发展层面的合作，中国应更加强调互惠性，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和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更好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防止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与不平衡，积极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合作广度与深度，逐步实现功能外溢，深化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进程；在安全层面的合作，中国应更加强调包容性，通过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避免让他国陷入非此即彼的选边站队，同时更加强调维护地区与全球秩序稳定，减少“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营造更为和谐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

其三，通过制度化方式落实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合作，推动合作关系的升级。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或达成的规则，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保障。为了巩固国家间的合作，中国应通过制度化方式落实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合作，发挥制度的“黏合”作用，并逐渐实现功能外溢，推动合作领域的拓展。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伙伴关系为战略牵引，并依托东盟、上合组织、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G20、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自贸区、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元合作模式推进合作深入，通过制度化合作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加强与新“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结。

其四，构建新“中间地带”国际统一战线，突破美国的战略围堵，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新“中间地带”是中美竞争下可以争取的中立性国际力量。在中美博弈日益加剧的情形之下，谁能赢得更多的国际力量支持，谁就更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获得胜利。在统一战线对象的选择中，中国要将亚非拉广大南方国家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盟友，将欧洲作为争取合作的重要联合对象，共同应对美国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行径。在统一战线领域的选择中，中国应针对不同领域，构建发展与安全两大统一战线，发展统一战线侧重经济合作，通过与新兴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安全统一战线侧重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通过与地区强国、周边国家深化伙伴关系加强协商谈判，维护地区秩序，对抗联盟式的安全关系，通过谈判协商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并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解决朝鲜半岛、巴以冲突、沙伊矛盾等国际热点安全问题。

其五，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密切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出稳健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中国方案，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两国正在围绕科学技术、对外贸易、全球治理、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博弈。历史经验表明，传统的大国竞争并没有真正的获胜者，获得优势的一方也会在大国博弈的进程中消耗自身的综合国力。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中国从发展、安全与文明三个维度提出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合作共赢，力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团结精神，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共赢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中国应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将联合“中间地带”视为新时代的合作战略，与广大非霸权国家携手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国际体系的桥梁与枢纽，“中间地带”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毛泽东面对二战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创新性地提出“中间地带”理论，并开启了中国争取“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联合广大国家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权力发生重组，新“中间地带”产生。鉴于中美战略博弈激烈，中国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定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伙伴关系为战略牵引，致力于联合新“中间地带”国家，着力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面向未来，中国应继续坚持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战略实践，理性评估新“中间地带”国家状况，努力构筑发展与安全两大国际统一战线，依托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加强国际合作，稳健应对中美博弈中完善外交战略布局，优化我国外交战略，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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