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继明 ｜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表征着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在认识、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可累积可传递的物质基础与能力状况。对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展开提供一种根本性的解释。从长时段看，新旧生产力的迭代升级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的每一次转型之中。新质生产力延续着传统生产力的发展结晶，既表现为新兴数字创新技术变革赋能社会生产领域而涌现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形式，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迎来新阶段、新跃升，又生发并服务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是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逻辑与价值诉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从生产力范畴的一般规定性出发再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新质生产力范畴，准确把握生产力一般规定性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展开，才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核心内涵及其作为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与动力支撑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对生产力范畴进行历史考察，把一切时代都有的共同标志、普遍规定性提取出来、固定下来，是“合理的抽象”，为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范畴提供了理论铺垫。但是，如何理解生产力或以什么样的范式去把握生产力范畴的一般规定性，各个学派看法不一。

由于生产力要素中包含物的因素，对生产力的讨论常常被置于符号体系之中，物质产品、社会财富、自然资源等数量上的增减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代名词。从重农学派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虽历经了生产力就是土地的生产力到劳动、资本和自然协同创造生产力的拓展，但是，所有讨论都还是围绕着生产力价值量的单一属性展开，是一种“见量不见质”的生产力分析范式。自亚当·斯密把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结合起来，仿效牛顿力学的实证方法，设定“经济人”这一分析范式之后，近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与方法论原则就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这一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之上。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生产力代表的是脱离社会结构的理性人的生产活动与现象，表现的是科学技术、产业、劳动工具等物的向度的积累与丰盛，其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和本质力量的重要属性被掩盖，衍生出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分析范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商品的充盈对应的却是工人支付能力的下降，资本家财富的增长对应的却是劳动群众财富的匮乏，“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对这些属人的却异化了的社会形式进行揭示与批判理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而以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却选择用商品、货币、资本及其关系的抽象形式掩盖劳动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和内容、掩饰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辩护。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中，商品的物理属性及其产生的物的关系与形式遮蔽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力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被等同于商品交换时的有用性“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力范畴逐渐神秘化，发展成为一种“见形式不见内容”的生产力分析范式。

正是在对“见量不见质”“见物不见人”“见形式不见内容”的生产力分析范式的批判中，马克思形成了基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科学分析范式，揭示了生产力范畴的一般规定性。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如果仅从物质产品数量的增长、外在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范畴，人类劳动的丰富性能动性就会被降级为增加物质财富总量的单向度活动，绚丽多姿的人类文明史就会被缩减为统一化标准化的物质财富增长史。同时，把生产力在本体论意义上完全归结为自然资源、劳动生产力、土地生产力、资本等量的增长，是把具体生动的生产力范畴单一化、庸俗化，极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迷雾之中。“见量不见质”的生产力分析范式“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生产力作为人有意识地研究、把握、改造主客观世界一种对象性活动，应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事业，并致力于推动人本质力量的彰显。由“见量不见质”延伸出的“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分析范式，把生产力在认识论意义上抽象为甚至等同于理性人的物质活动与生产现象，离开感性实践着的人去探讨鲜活的生产力实践，是人与物地位的倒置，结果只能导致人类陷入客体化的生存危机之中。而作为备受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推崇的“见形式不见内容”的生产力分析范式，仅仅关注商品、货币、技术、资本等问题，忽视物的所有权及背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竭力把资本主义生产力范畴神秘化、把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打造成为普遍的共同利益，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背书，无疑助长了资本逻辑对劳动者生存权利的总体性剥削。其实，无论是“见量不见质”“见物不见人”还是“见形式不见内容”，纷繁复杂的生产力范式背后折射出的是同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观。马克思对生产力范畴一般规定性的分析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把生产关系变革、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认为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和价值主体性的综合范畴。

第一，生产力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性。客观物质性是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组织形式等范畴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性质来说明，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基础”、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因都可以追溯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不受人意志影响的迭代更新彻底驱散了笼罩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上的层层迷雾。生产力所表现出的客观物质性，可以溯源到其产生的自然条件之中。自然界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对象，正是在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人类劳动从动物本能的自然属性中挣脱出来，自然生产力转变为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性的劳动生产力。源于自然界的生产力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客观实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不仅使生产力的整个发展过程都表现出物质性，也使其不断随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塑造了生产力独立发展的运行轨迹。此外，生产力并不像观念、宗教、意识形态等“源于精神的精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消解而消解，而是会作为客观物质力量累积、传递下来，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和现实基础，预先规定着新阶段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前一代劳动生产力在后人有选择地继承与创造下呈现出新样态，成为促进和推动当前发展的客观力量，构建起人类社会进步的底层逻辑。

第二，生产力具有不容置疑的社会历史性。这种社会历史性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历史性地生成于人类生产实践之中，具有历史连续性。生产力要素中固然具有“过去”的部分，但就其过程而言，生产力发展总是“向着一个继起发展的总的前程进行”，呈现的是一个发展历史过程与其他历史过程之间的非跳跃性状态。从孤立的时间节点及其所引起的“断裂或转变”出发来研究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表现形式夸大为唯一的、最终的存在，其实就是否定了生产力的客观性，看不到也把握不住内蕴于生产力发展历程中的规律性。其次，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性还表现为生产力在人类历史长河演进中总展示出持续发展性。由传统形式不断向先进质态转化，并推动社会形态转换、人类文明进步正是生产力历史发展性和进步性的突出表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持续性发展的特征要求突破时空界限、扩大交换范围与人群，实现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中、在更多劳动群体中充分流动与优化配置，客观上也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一种整体性的影响力。这种整体性意味着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创造物质财富或改造自然方面，生产力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种技术的进步或生产形式的完善，更意味着生产力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不局限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某类社会形态之中。最后，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性还突出表现为生产力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联系与形式之中，其实践效应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影响。其既没有超脱于特定社会形式之中的抽象生产力范畴，也没有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力所处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内容、形式与历史传统等具体背景，无益于鲜活的生产力实践活动。

第三，生产力具有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主体性。生产力并不是一个神秘先验的超自然范畴，其在不同价值导向、社会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实践成效迥异。脱离价值维度、仅从抽象层面理解生产力范畴缺乏现实意义。价值属性是相对于人而言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理解生产力应回到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框架之中，明确其对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价值意蕴。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生产力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之中，也是在满足人持续变化的需要的劳动过程中，人的对象化能力提升，生产力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没有存在于真空之中的生产活动。所有生产力都是出于一定社会联系、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实践活动的结果，从始至终都渗透着人的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人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是过去生产力状况的被动继承者。人总是在不断创造新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或者改变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来提升生产效率；人会有意识地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改造或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正是由于人的介入为生产力注入了目的性与价值性，使生产力具有服务于张扬人本质力量的价值属性，也使得生产力愈发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而不是自然生产力。从价值意义上看，生产力的先进性并不在于其对社会物质财富量的增加，而在于其是能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需求、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力量。

只有“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没有具体的展开，无法理解一个时刻浸润于特定社会关系与联系之中的生产力范畴。殊不知，凝练共同点的抽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这些被提取出的共同规律和规定性在另一方面彰显出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生产活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解释了事物发展的原因，被马克思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一般规定性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既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面向、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变化，也预示着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对数智时代经济活动新特征的集中表达。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核心的经济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推动着人类历史的生成与展开。贯穿人类历史发展全程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活动的内容、空间、方式和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能力和社会需求下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作为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生产力的迭代更新助力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每一次转型。表征出新质样态的生产力直接折射出新阶段经济活动的总体特征，甚至决定着该阶段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的主要范式。进入21世纪，数字化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权重愈发凸出，强势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带来“社会变迁的加速、生存方式的变革与思想观念的转变”，重塑着经济生产方式，不仅催生了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还引发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变革。经济活动的时空场域不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原子世界，而是由0—1字符编码的数字化世界，人的智力、创造性思维与活动成为财富创造与积累的关键变量，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与价值创造方式已然出现。作为以创新为导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正是对当前数智时代人类经济活动新特征的集中表达，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新变化与新气象。

具体来说，以智力劳动推动的“精神生产力”为重要组成的新质生产力，昭示着数智时代经济活动在本体论意义上呈现出“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变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的特征”。人类的生产性劳动一开始就是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并全程参与到物质生产过程之中，集中彰显着人类的本质力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归结。进入数智时代，人类社会开启了从分子和原子作为劳动对象转向以电子作为工作对象的全新生存样态和经济形态，知识、信息、数据依托现代信息网络系统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之中，人类智慧、智力、意识等对象化程度的显著提升，精神生产力在生产力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巨大变化酝酿着生产力新质态的产生。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以新产业新业态为内容的新质生产力，昭示着数智时代人类经济活动呈现出以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如同蒸汽技术革命推动以大机器运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一样，新技术革命及其推动的新质生产力标志着新一轮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而又深刻的渗透，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依托现代信息网络系统、以数字化技术运用为核心推动力的全新经济活动。以新一轮创新技术为驱动将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优化经济结构、重构社会治理模式的关键性权重。

第二，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基本要素的革命性重塑。作为一个具有变革性的社会物质力量，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各个要素的发展及其优化组合推动着生产力在不同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面貌、新特征。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最为基础、最为活跃的因素，一方面，正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也正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不断变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在实现自身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中，总是能够自觉地改进生产资料、拓展生产对象边界，推动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劳动工具、劳动资料作为人有目的活动的产物，只有同人的活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展示出生产效能。作为生产力系统的时代标志，生产工具总是处于不断变革的状态之中，先进的生产工具一旦被劳动者所掌握、运用，就能迸发出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迎来质变。劳动对象是供劳动者生产使用价值的手段、资源、条件的总和，构成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其数量和质量都会影响到生产力的总体水平。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会推动生产力的质变与飞跃。而这种结构性变化主要通过原有生产力系统内部各要素优化组合后的提质增效和新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加入实现的。

在新质生产力时代，原有生产力要素在先进科学技术的赋能下、在人对象化能力的提升下发生了质变。延伸至数字平台的生产活动降低了从事生产活动的门槛，“人的数字化生存为其提供了平等参与数字生活的可能”，打破了劳动主体的传统边界，劳动者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专职劳动主体，变为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集专职、兼职、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劳动主体；劳动工具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生成式AI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的主体作用愈发突出，不需要人类的参与就能够自主处理信息、生成产品，提升了生产效率；劳动对象由有形物品拓展至无形物品，精神、意识、注意力、创意等无形资源成为劳动对象，拓展了生产力的发展空间。数据从辅助性生产要素的地位上升为核心生产要素，优化了生产力要素结构和组合。一方面，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有限性、使用时的排他性和边际效应递减，数据具有规模效应、共享性和低边际成本等特点。在生产活动中，不仅不会消耗数据资源，还会产生新的知识、信息以积累和增加交换价值，带来持续性递增的经济收益，有力缓解物质资源有限性与经济增长持续性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数据具有“黏性”，在数字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体系的双项加持下能够低成本、不限时空、顺畅高效地与其他要素资源相融。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经过数字化融合与改造，形成了新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实体经济的壮大有着重大意义。

第三，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基本关系的变革。“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为从事生产活动，现实的感性的人总是会结合起来并形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关系，而“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力总是周旋于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纯自然纯物体的生产力”。对应着一定社会联系和关系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自然受到所处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制约，同一个时期不同社会性质下生产力发展性质与状态不同，同一个社会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性质与状态也不同。而作为一个独立于社会意识之外的社会物质力量，生产力并不是某些原理和范畴的抽象化身，其发展并不取决于这些社会联系与关系。相反，这些社会联系与关系是为了服务生产活动才产生的，反映的也是一定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诉求。每一次新生产力的出现都会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而“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切联系和关系总是暂时的、被动的。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在于其内部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重构，迸发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劲动能，还在于其对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的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其理念的全方位变革，为生产力可持续性普惠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最简单、最基础的关系范畴，在坚持绿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语境下，人与自然关系由简单对立转为和谐统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控制方式日新月异，在人们欣喜并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同时，资源枯竭、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自然界的无声反抗与报复也愈发明显。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相处为导向的绿色发展理念，为生产力发展增添绿色属性，必然引发生产力的质变。人与物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最具变动性的关系范畴，在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新质生产力语境下，人与物的关系由主客倒置变成主客分明。物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和使用的，不应该“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的力量而存在。在增添了推动人类社会摆脱对物的依赖、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理念之后，生产力系统自然呈现出新质态。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最为核心的关系范畴。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物的关系其实都渗透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先进的革命阶级也可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改造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历次生产力发生质变的共同诉求。

第四，新质生产力是人类历史“灵性”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现实结果。历史具有“灵性”，总是会表现出积极性质、做出积极判断，其发展进程“不是由恶到善的过渡或善恶的交替而是由善到更善的过渡”。人类历史的展开不是康德所推崇的“大自然的一个隐蔽计划”，而是一个时刻贯穿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处处体现着人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彰显主体性又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在两者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人不断修正自己的目的、深化认识，逐渐摆脱自然理性支配而选择由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历史认知和意识引导具体生活实践，使得“人类社会自身的进步与历史积极性质的发挥同步起来”。作为“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在具有历史意识的人的参与下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积极性：一方面，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并非一成不变地延续至今，而是结合了不同时代背景的发展特点而被劳动主体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先进的生产力一旦与自觉自为的革命阶级相结合，则会冲破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观念、联系与关系，推动生产力的社会化与个人化占有的实现。恩格斯指出：在没有认识和考虑生产力范畴之前，生产力会像自然力一样盲目地起着作用，而一旦认识、把握了生产活动、方向和作用的规律，“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表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灵性”作用于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现实结果，内蕴着当前阶段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也表明着人类社会还处于为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历史进程之中。首先，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包含着人类社会对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状态和结果的深刻反思。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范式不仅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还造成政治、经济、生态、文明、社会等全方位的危机，人的形式化生存愈发明显，引起国际社会对“先进性”“普遍性”的西方生产力发展范式的广泛质疑。其次，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是人类社会结合当前发展实际所做出的能动选择。21世纪以来，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变革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新潜能，为生产力发展范式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于西方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明显优势，孕育着生产力的新质态，展示着生产力发展新范式的光明前景。最后，新质生产力历史积极性的发挥与彰显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新质生产力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但如果“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阻碍新质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压抑新质生产力释放普惠性，那么，它依旧会像工业生产力之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成为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不是形而上的思辨结果，而是对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高质量发展逻辑在新时代生产、消费、交换等领域内具体延展的理论总结与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有必要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语境，进一步探讨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逻辑。

第一，坚持科学技术创新引领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回顾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历程，发达的生产力总是诞生于最新最具变革性的科学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之中。新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与现代化信息网络全面运用于经济活动之中，引起原有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彻底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向虚拟空间延伸、活动重点向数字经济迈进。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今时代的发达生产力代表，直接表征为数字创新技术变革赋能各个领域而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等物质技术向度。把先进的数字技术、流动的信息要素和便捷的互联网技术引入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推动形成一大批以提供数字技术、信息、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变革传统产业的生产、运作、盈利模式，拓展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高新技术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为科技人才松绑，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和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索“揭榜挂帅”制度，让优秀科技人才瞄准核心技术进行重点攻关，是坚持科学技术引领、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以科学技术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一种以科技自主创新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新范式，彻底扬弃了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力发展旧叙事逻辑，展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每一次以新技术作为解决方式都会创造出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技术创新在有效缓解物质资源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间矛盾、赋予人类改造世界巨大力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新的矛盾和问题。以数字技术为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共同繁荣还是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在不同社会制度和背景下有着不同的选择。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政治语境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始终贯穿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全程之中。没有坚持科学技术创新引领与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不是陷入纯粹物的逻辑单向度扩张漩涡之中，就是走向以抽象形式统治具体内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彰显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和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成果，是生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价值规范与灵魂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以科学技术赋能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转型，丰富生态产品供给与服务，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另一方面，着力建设新型劳动者队伍，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传统劳动者技能提升，保障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引导劳动者向新产业新业态涌入，确保人民群众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此外，坚持科学技术与就业、教育、文化、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融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可得性，使科学技术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

第二，坚持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相统一。生产力具有彰显人本质力量的价值属性，先进的生产力质态不仅仅体现在能够增加物质财富总量、创造丰裕的物质文明层面上，更在于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需求、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使“人类生存形式愈来愈自由开放，生存内容愈来愈丰富饱满”。区别于动物，人同时存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物质劳动造就的物质文明集中彰显了人类社会在推动自然“人化”过程中的强大力量，而精神劳动造就的精神文明则集中彰显了人类社会在推动自然“人化”过程中实现自身再度“自然化”的强大力量，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张扬人本质力量、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遵循。回顾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历程，基于不同发展形式和社会制度背景下的生产力，在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对应的却是精神文明的贫瘠、人的单向度化和意义世界的虚无化。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普遍意义上说是一个推动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人类生存和发展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语境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其更好地赋能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事业，就意味着要坚持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相统一，推动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力的表现形式，集中体现着人智慧、智力、意识的对象化程度，推动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相统一最为关键的是要培育和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产业领域内的新质生产力。随着我国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提升，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集中凸显出来，传统文化产业、模式和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精神领域需求的新变化。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培育和发展文化领域内的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价值标识，还可以为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现实路径。推动文化领域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坚持创新性技术赋能，支持文化生产、消费等活动围绕文化领域内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利用而展开，推动数字文创、数字音乐、数字游戏、数字服务等文化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与发展，加快先进技术与传统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新活力；其次，要着眼于提高围绕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周围、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质量，缩小精神生活差距，提高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一方面，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规范娱乐产业边界，扭转“娱乐快餐”大量充斥、挤占高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精神文化产品格局；另一方面，扶持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文化产品中的主流价值观导向，创新主流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扩大主流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范围。

第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相统一。生产力作为劳动生产力，是生活在某种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源于自然界又极力摆脱自然界束缚的劳动者，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可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力总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关系总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与成效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每一次发展进步无不建立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缓和或解决之上。而生产力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只有不断改造生产关系以适应变动不居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才能缓和或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进而真正解放和发展新的社会生产力。由此观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培育还是一个改造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新课题。改造生产关系在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在生产关系从根本上与生产力发展逻辑相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而在生产关系基本上符合生产力发展逻辑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就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体制机制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一个以科学科技为驱动的技术发展课题，还是一个改造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新课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并就“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出了专门部署，要求“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相统一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也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优越性。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变革一切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生产关系。推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优化经济管理职能与机构，探索建立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特点的监管机制和工作机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及时总结新质生产力实践中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或在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要求的实践中会催生出新的生产关系、生发出新的生产现象，使原有生产关系体系展示出新质态，成为新型生产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及时关切人民群众在新质生产力实践中涌现出的新型生产关系，予以政策和法律上的支持与肯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空间。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推动以有形资源所有为核心的传统生产关系改革，还是培育和发展以无形资源所有为新特征的新型生产关系，都是对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积极探索与创新，其坚持一切资源为人民群众所有、为人民群众所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并没有变，其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立场和方向也没有变。

第四，坚持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相统一。新质生产力范畴虽从新时代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具有中国特色发展诉求，但是，它还放眼全球，以期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增添新动能、提供新空间，为所有期盼实现可持续性普惠性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新支撑点和发展路径。近些年来，在新冠疫情、局部战争以及某些发达经济体顽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无端单边设置大量壁垒的接连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动力不足、差距拉大，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生产力发展模式后劲不足、弊端显现引起国际社会的质疑。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大，摆脱西式发展模板、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生产力发展道路成为各国共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与世界深度交融，中国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变动复杂的国际发展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打压与科技封锁，都要求我们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作出的战略判断，内蕴着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逻辑，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牢牢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的共同选择。

坚持以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顺应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发展会促进各民族普遍交往、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判定。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会促进普遍交往与分工的扩大，而普遍交往与分工的扩大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社会化分工的客观趋势不会随着地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干扰而停止，因而，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其实是全球范围内新旧生产力之间的迭代更新，是生产力不断社会化、冲破旧生产关系束缚的历史过程。离开全球视域去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作为人类历史“灵性”的具体展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对实现可持续、普惠性、以人为本的发展前景所作出的能动选择，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立足国内发展全局，先立后破，在保持各地区原有产业、行业优势的基础上鼓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营造包容审慎的市场环境，发挥新兴企业的“鲇鱼效应”，从传统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中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区、各行业资源禀赋条件在不同领域内、不同维度上布局新质生产力，避免千篇一律、一拥而上，形成全国范围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衡，而在农业、工业、文旅等行业内又各具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面向全球，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变革为契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促进新质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互惠互利中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全球分工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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