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剑波 雍寒清 ｜ “风骨”：刘勰品评先唐文体的重要标准

《文心雕龙·序志》云：“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采用“折衷”的思维模式与论文方法，以文之“势”“理”为依据，在《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体论部分，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过程，“擘肌分理”地品评、诠解了先唐时期的各类文体。在这一过程中，刘勰提炼出“风骨”作为品评先唐文体的重要标准，不仅是基于他对各体文章递延流变脉络的全面把握，更体现出刘勰本人强烈的文章辨体意识，因而具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风骨”作为《文心雕龙》论文的重要理论范畴，不仅在于刘勰专设《风骨》一篇详加阐释，同时还在于刘勰将这一概念贯穿于他对先唐诸文体的品评、论断之中。因而在考察刘勰的相关论述时，对不同文体“风骨”的要求，应当是我们研读文体论各篇的重要关注点。此前学界关于“风骨”的研究不胜枚举，其中最主要的讨论是“风骨”的具体内涵。

关于“风骨”的内涵，童庆炳曾详细梳理学术界十种关于刘勰“风骨”的解说，为避文繁不再一一列出，此处仅回顾前贤持论中影响较大的四种：一是“风骨”即“气”说。清人黄叔琳在《风骨》篇论“气”一段有评曰：“气是风骨之本。”纪昀又言：“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二人均认为“气”是“风骨”的内涵。在《风骨》篇中，刘勰将“风”“骨”分而述之，且其中论“气”的部分，主要是论述“气”与“风骨”的关系，故将“风骨”同释为“气”，似可商榷。二是“文意—文辞”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言“风骨”：“二者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摅写中怀，显明条贯，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三是“情思—事义”说。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释“风骨”：“‘风’者，运行流荡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 …… ‘骨’者，树立结构之物，以喻文之事义也。”四是“思想感情—语言”说。王运熙认为，“风指风清，即文章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性；骨指质素而劲健有力的语言。风和骨是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两个对文学作品应具有高风格的要求”。上述中后三种观点将“风”“骨”分开诠释，更为恰当，但其对“风”“骨”的具体指向，又存在分歧。黄侃、刘永济将“风”“骨”作为文章本体的两个方面，王运熙则认为“风”“骨”是包含文章品评标准的两种要求。

此外，学界同仁或考察刘勰“风骨”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形成过程，如：汪涌豪认为，“风骨”是刘勰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原则，与当代的“风格”概念并不相同。“风骨”肇始于汉末的人物品鉴，至南朝齐梁时期成为诗歌、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门类共同遵守的美学原则。张锡坤将刘勰“风骨”的艺术精神上溯至西周，认为“风骨”与《乐记》所体现的刚健风貌形式相近。陈玉强认为，“风骨”在人物品评、书画品鉴与文学批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存在互文性，其核心含义具有延续性。“风骨”首先由人物品评迁移到书论与画论之中，形成书画风骨论。继而转入文学批评领域，用于描述作品的情感力量与逻辑力量，形成文艺风骨理论，等等。或讨论“风骨”的美学要求与审美价值，如：张少康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考察了“风骨”的意义与价值，认为“风骨”是刘勰对文章的美学要求，以作者的人品为基础，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理想。周才庶认为，刘勰的“风”与“情”“气”相关，“骨”与作家才气相连。“风骨”的包容性与朦胧的意会美，使这一范畴与诸多中国古典审美范畴相连，成为艺术场域的重要审美范畴。张晶从《风骨》篇的赞语出发，认为“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是刘勰“风骨”的基本形态，“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是刘勰“风骨”的审美样态，等等。

统而观之，这些成果将刘勰的“风骨”范畴置于广阔的文化、艺术背景中，回溯了成为文学批评范畴前的“风骨”及“风骨”作为一个古典美学概念所蕴含的情志意趣与审美价值，对于“风骨”范畴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具有重要且积极的价值与意义，但至今鲜有从刘勰的先唐文体品评与“折衷”论文方法切入，来作必要的分析与论证的。

关于“风骨”在刘勰论文中的作用，前贤早有论述。如明人杨慎《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评点《风骨》篇曰：“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又如，明人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刘子文心雕龙》，于《风骨》篇末有评云：“文家专尚风骨。无风则意绪不抽，无骨则体格失实。风骨兼全，乃为宜称。”再如，清初清谨轩蓝格抄本《文心雕龙》在《风骨》篇末亦有评云：“六朝之文莫要于骨，莫妙于风，兼而论之，得指归矣。”三者均将“风骨”作为衡量文章是否精彩恰切的标准。

刘勰在《风骨》篇言“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明确将“风清骨峻”作为“风骨”的审美标准。同时，对于“风骨”范畴的阐发，除《风骨》篇外，在其余篇章刘勰亦有涉及。如“风”，有“风清而不杂”（《宗经》）、“风归丽则”（《诠赋》）、“风末力寡”（《封禅》）、“风矩应明”（《章表》）、“风昧气衰”（《通变》）等；涉及“骨”者，则有“膏腴害骨”（《诠赋》）、“骨鲠训典”（《诔碑》）、“树骨于训典之区”（《封禅》）、“骨采宜耀”（《章表》）、“颇累文骨”（《议对》）等。以上用例均是在“风骨”之外另有审美取向的修饰性叙述，而于“风骨”本身并未带有明显的评判标准，可作为我们释读“风骨”的重要参照。“风骨”是刘勰之于文章创作与品评所提出重要理论范畴，涉及文体种类十分丰富，各类文体皆具“风骨”，是《文心雕龙》所论先唐文体的共有属性。

对刘勰“风骨”进行还原解读，首先应重视刘勰本人的表述，再逆推、明确刘勰持论的本意。《文心雕龙·风骨》云：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

刘勰在此集中介绍了“风骨”的内涵与作用。“风骨”首先是符合儒家文艺规范的概念。“风”与“情”、“骨”与“辞”紧密相关，刘勰通过两个譬喻阐明，“风”不等同于“情”，“骨”亦不等同于“辞”。“气”对“风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气”本身并不是“风骨”。“气”属作家范畴，“风骨”则属文章范畴。作家之“气”对文章“风骨”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在文“风”上，便“述情必显”；体现在文“骨”上，则“析辞必精”。刘勰举潘勖《册魏公九锡文》与司马相如《大人赋》作为文章有“风骨”的典范。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 “思摹经典”再度印证了文章“风骨”对儒家经典的承继关系，“气号凌云”则重申了“气”对“风骨”的影响。

刘勰赞同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并援引曹丕与刘桢对文士的品评之语，强调了作家范畴的“气”对文章创作的影响。“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气”不仅决定了作家对各类文体“风骨”的领悟与把握能力，还影响着作家在具体文章创作中对文体“风骨”的准确呈现，是支撑作家才力的重要基础。作家文“气”充沛，其文章便富有文采，也能充分展现该文体之“风骨”。刘勰以野鸡与鹰隼为喻，阐述了“气”之文采与文章“风骨”的关系，进而指出“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刘勰继而讨论了“风骨”的实现方法，认为作家若能“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便能达到“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的境界，从而实现文有“风骨”。反之，“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刘勰由此进一步分析了近世“文体解散”、文章丧失“风骨”的原因，皆因“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针对近世“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弊病，刘勰将强调文体“风骨”，作为矫讹翻浅、改变文风的方法。“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结合刘勰对“风骨”内涵与文章达致“风骨”方法的阐释，我们可以发现：“风骨”是刘勰“折衷”论文过程中提炼出的共通性品评标准，并不局限于某一类文体，而是所有先唐文体都具备的普遍艺术特征。这一特征源出儒家经典，在各类文章中因其文体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都符合儒家文艺标准。“风”指文章情思明晰所具有的感染力，“骨”指各类文体要求的文章语言规范。

刘勰“风骨”范畴之用于先唐文体品评，即在于昭示其述情须显之“风”与析辞宜精之“骨”，并在诸体文章的品评中明其优劣得失，矫正后世“习华随侈，流遁忘反”之文弊。由此出发，笔者试以刘勰在“论文叙笔”的文体论部分中的品评为例作简要讨论。

从不同文体的横向比较看，刘勰认为，各类文体皆具“风骨”，具体到不同文体，其“风骨”又有所不同。刘勰所谓的“风骨”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标准，只有将不同文体并置于整个文体门类的系统中，在与其他文体的对比参照之下，才能体现出各文体“风骨”的差异。为了更清楚地呈现出“风骨”在不同文体中的差异，兹特将刘勰在文体论中品评诸文体之“风骨”及所举部分文例列举如下。

《明诗》篇专论诗歌，刘勰赞同《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论断，认为诗歌具有“持人情性”之功用。诗歌发展至齐梁之际已有四言、五言之别，故刘勰对其“风骨”分而述之，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韦孟《讽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张衡《怨诗》“清典可味”均是四言“风骨”之作。《古诗十九首》“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应璩《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郭璞《游仙诗》“挺拔而为隽”则是有“风骨”的五言佳作。严、马之徒“属辞无方”，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即是作诗缺乏“风骨”的反例。

乐府本是诗歌的一类，因其作品众多且体制独具特色，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便将诗、歌相别，诗入《六艺略》，歌入《诗赋略》，故刘勰亦专设《乐府》一篇。乐府具有“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识礼之用，且需搭配乐曲通过乐器演奏，方能“志感丝篁，气变金石”。刘勰借曹植赞左延年之例与高祖、孝武之咏歌从歌辞、配乐两个方面阐发了乐府之“风骨”：“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观高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不协。”上古《韶》《夏》、傅玄雅歌皆具乐府“风骨”之美。“ 《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则不合于乐府“风骨”。

《诠赋》篇专论赋体，刘勰认为“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具有“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特征。刘勰先历数十家辞赋之英杰，作为赋有“风骨”的典范：“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刘勰进而详论赋之“风骨”，曰：“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在此，刘勰明确指出“丽词雅义”乃赋体“风骨”。

《颂赞》篇介绍了颂、赞两种文体。刘勰指出“颂惟典懿，辞必清铄”乃颂之“风骨”。扬雄《赵充国颂》、班固《安丰戴侯颂》、史岑《和熹邓后颂》“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皆具颂体“风骨”。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西征颂》序文较长、颂文较短，马融《广成颂》《上林颂》华丽似赋，属不合颂体“风骨”之作。刘勰认为赞虽产生较早，但使用不多，实乃颂之分枝，“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是为赞之“风骨”。

《祝盟》篇论述祝辞与盟辞两种文体。祝辞本用于向神灵祈求祝祷，后世流为祭文，刘勰对两种不同用途的祝辞“风骨”分而论之，曰：“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涿邪山祝文》祈祷诚敬、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祭奠恭哀，均具备了祝辞“风骨”。盟辞乃结盟时的约誓之辞，刘勰言盟辞“风骨”，曰：“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在刘勰看来，盟辞本身并不难写，但遵守盟约实为不易。臧洪、刘琨的盟辞情感真挚、文辞精当，却未能挽救危局，盟誓双方还反目成仇。

《铭箴》篇讨论铭文、箴文两种用于警戒的文体。刘勰论铭、箴“风骨”，曰：“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班固《封燕然山铭》、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张载《剑阁铭》等乃铭文“风骨”之作，崔骃《刀剑铭》《扇铭》“赞多戒少”、李尤铭文“义俭辞碎”、曹丕《剑铭》“器利辞钝”则缺乏铭文“风骨”。周代《虞箴》与崔骃、胡广补作《百官箴》得箴文之“风骨”，潘勖《符节箴》“要而失浅”、温峤《侍臣箴》“博而患繁”、王济《国子箴》“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舆箴》“义正而体芜”则皆失箴文“风骨”。

《诔碑》篇介绍了诔文和碑文两种文体。刘勰论诔文“风骨”：“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傅毅《明帝诔》“文体伦序”，苏顺、崔瑗《和帝诔》“辨絜相参”皆有诔文“风骨”；扬雄《元后诔》“文实烦秽”、曹植《文帝诔》“体实繁缓”则丧失了诔文“风骨”。关于碑文“风骨”，刘勰云：“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蔡邕长于碑文，其《杨赐碑》“骨鲠训典”、《陈寔碑》《郭泰碑》“词无择言”、《周勰碑》《胡广碑》《胡硕碑》“莫非精允”尽得碑文“风骨”。孙绰虽有志于碑文，然其《温峤碑》《王导碑》《郗鉴碑》《庾亮碑》皆“辞多枝杂”，缺乏碑文“风骨”。

《哀吊》篇论述哀辞与吊文两种文体。刘勰认为此两种文体皆主于情哀，故仅粗略概括其文体“风骨”，论哀辞“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论吊文“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潘岳把握了哀辞之“风骨”，“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所作《金鹿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后世“莫之或继”。苏顺、张生“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缺乏哀辞“风骨”。贾谊《吊屈原文》“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祢衡《吊张衡文》“缛丽而轻清”；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巧而文繁”皆属文有“风骨”之作。扬雄《反离骚》“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膇”，不得吊文“风骨”。

《杂文》篇包含刘勰视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的对问、七体与连珠三种文体。关于对问“风骨”，刘勰认为：“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东方朔《答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答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郭璞《客傲》“情见而采蔚”皆具对问“风骨”。曹植《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则不合对问“风骨”。关于七体，刘勰虽概述其“风骨”，但对这一文体的劝百讽一之效甚为不满。“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枚乘《七发》“独拔而伟丽”、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曹植《七启》“取美于宏壮”、王粲《七释》“致辨于事理”尚有七体“风骨”之美，此后仿作则多乏“风骨”。关于连珠“风骨”，刘勰云：“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扬雄《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陆机《演连珠》“理新文敏”尚有连珠“风骨”之趣，杜笃、贾逵、刘珍、潘勖“欲穿明珠”，却“多贯鱼目”，尽丧其“风骨”。

《谐隐》篇讨论了谐辞和隐语两种文体。刘勰认为谐辞、隐语实属俚俗小巧的文字游戏，仅有少数作品带有规劝讽谏之意，虽自有其价值，却并不鼓励士人专习此道，故对谐、隐之“风骨”仅在篇末赞语中予以略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刘勰认为，淳于髡以饮酒为喻劝诫齐威王、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讽谏楚襄王，皆“意在微讽”，尚有值得一观之处；东方朔、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则属轻薄之流。至于隐语，若能似还无社用隐语向楚大夫求救、申叔仪以隐语向鲁国求粮、伍举借隐语讽谏楚庄王等有助于军国政事，便颇具“风骨”。东方朔“谬辞诋戏，无益规补”，曹髦“虽有小巧，用乖远大”都沦为无甚大用的嬉戏之作。

《史传》篇专论史书传记。刘勰首先明确了史传功用，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刘勰进而介绍了史传的写作方法，“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由此推之，“立义选言，依经树则；劝戒与夺，附圣居宗”即史传“风骨”。班固《汉书》“赞序弘丽，儒雅彬彬”；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干宝《晋纪》“以审正得序”；孙盛《晋阳秋》“以约举为能”皆具史传“风骨”。袁山松《后汉书》与张莹《后汉南纪》“偏驳不伦”，薛莹《后汉记》与谢承《后汉书》“疏谬少信”均与史传“风骨”相去甚远。

《诸子》篇专论子书，刘勰于此亦有寄寓自己树德建言、名逾金石的著书理想。刘勰以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是文士君子“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的重要途径。子书不但数量繁多，而且思想内容庞杂，只要能够阐明一家之见，皆可成书立说。故于子书，刘勰并未如其他文体一般具体阐明子书“风骨”，也未详论其撰著方法，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举出大量例证，以供学者参照。关于子书有“风骨”者，刘勰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子书亦有缺乏“风骨”之作：“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

《论说》篇介绍了论和说两种文体。刘勰认为，论之为用，即在“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故其“风骨”“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班彪《王命论》、严尤《三将军论》“敷述昭情，善入史体”；傅嘏《才性论》、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与何晏《道德》二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皆具论之“风骨”。张衡《讥世论》“颇似俳说”、孔融《孝廉论》“但谈嘲戏”、曹植《辨道论》“体同书抄”则是“言不持正”的缺乏“风骨”之论。关于说之“风骨”，刘勰主要从其实用性与最终效果来谈，“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范雎《上秦昭王书》、李斯《谏逐客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颇具说之“风骨”。至于冯衍劝说鲍永、邓禹之事，“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与说之“风骨”相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诏策》篇专论帝王诏令。刘勰指出，诏策的用途各有不同，其“风骨”也有所差异。“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汉武帝崇尚儒术，其诏策“选言弘奥”，分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与广陵王刘胥的诏策“文同训典，劝戒渊雅”，是垂范后世的“风骨”典范。光武帝的诏策，或称赞邓禹为尧、或斥责侯霸将以黄钺杀之，“造次喜怒，时或偏滥”，既不合宪章，又违背诏策“风骨”。

《檄移》篇论述了檄文与移文两种文体。刘勰认为，“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檄文与移文“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故二者之“风骨”也大致相同。刘勰合而论之，曰：“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隗嚣讨伐王莽的檄文“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钟会《移檄蜀将吏士民》“征验甚明”；桓温《檄胡文》“观衅尤切”；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晓而喻博”；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辞刚而义辨”；陆机《移百官》“言约而事显”尽显檄移之“风骨”。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揭露曹操罪行，言辞雄壮有力，然“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言过其实之弊，反而损害了檄文“风骨”。

《封禅》篇专论帝王封禅所用的文章。封禅文所用场合极为庄重，刘勰论其“风骨”曰：“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司马相如《封禅文》文辞繁盛、致意弘大，乃此类文章的首创之作。班固《典引》体裁因袭封禅文，“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余巧”，也具有封禅文之“风骨”。邯郸淳《大魏受命述》“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不能奋飞”；曹植《魏德论》“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皆缺乏封禅文应有之“风骨”。

《章表》篇专论臣下呈给帝王的各类上书文体，章用于谢恩，表用于陈请。章表作为“经国之枢机”，具有严谨的体制规范，体现了撰文者的才智。刘勰论章、表之“风骨”：“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孔融《荐祢衡表》“气扬采飞”、诸葛孔明《出师表》“志尽文畅”、张华《让公表》“理周辞要”、刘琨《劝进表》与张骏《请讨石虎李期表》“文致耿介”，都是具有章表“风骨”的美文。

《奏启》篇介绍了奏与启两种文体，其中启产生较晚，盛行于晋代，兼有表文与奏文的功用。关于奏文之“风骨”，刘勰云：“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勰又简单陈说启文之“风骨”曰：“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贾谊上书强调农桑之事、晁错进言谈论用兵之道、匡衡建议制定祭天之礼、王吉上疏强调礼仪教化、路温舒献言宽缓刑狱之惩、谷永劝阻汉成帝求仙访道之言等，皆“理既切至，辞亦通辨”，深谙奏文“风骨”。孔光弹劾董贤的奏文“实其奸回”，路粹弹劾孔融的奏文“诬其衅恶”，皆是丧失“风骨”的诬告之辞。

《议对》篇论述了议体与对策两种谈论军国政事的文体。议体历史悠久、主题繁多，刘勰详论其“风骨”曰：“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贾谊之遍代诸生、吾丘之驳挟弓、韩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等言辞虽有华丽、质朴之分，但都具备议体“风骨”。傅咸“属辞枝繁”、陆机“腴辞弗剪”虽符合议体规制，但对其文章“风骨”亦有损害。关于对策之“风骨”，刘勰云：“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晁错之对策“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董仲舒之对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孙弘之对策“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杜钦之对策“略而指事，辞以治宣”；鲁丕之对策“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均是具有“风骨”的典范之作。

《书记》篇介绍了书记及六类相关文体。关于书记之“风骨”，刘勰论曰：“详诸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司马迁之《报任安书》、东方朔责难公孙弘、杨恽之《报孙会宗书》、扬雄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皆具书记“风骨”。书记范围广大，诸多实用类文体皆可归于其中。刘勰将其总分为总领黎庶、医历星筮、申宪述兵、朝市征信、百官询事、万民达志六类。其中，总领黎庶类包含谱、籍、簿、录四种，医历星筮类包含方、术、占、式四种，申宪述兵类包含律、令、法、制四种，朝市征信类包含符、契、券、疏四种，百官询事类包含关、刺、解、牒四种，万民达志类包含状、列、辞、谚四种，共计二十四种文体。刘勰认为这些文体“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囿于篇幅，刘勰未能一一详论各文体之“风骨”及其文例，便将此六类书记文体之“风骨”以“随事立体，贵乎精要”予以总括。

如上所述，刘勰在文体论二十篇所论文体皆各有其“风骨”。刘勰在“擘肌分理”提炼文体“风骨”时，往往将文体之“风骨”融入该文体撰写方法的介绍之中。具体到作家、作品的品评中，刘勰多举擅长某一类文体的作家与文有“风骨”的佳作以为表率，同时言及部分作家才气不足、勉强作文，以致文乏“风骨”的反例，以为警戒。如《乐府》《杂文》《诸子》《诏策》《书记》等介绍体式多样、内容庞杂、分支众多的文体之篇章，刘勰虽未明言其文体“风骨”，但在“选文以定篇”的过程中，往往列出更多具有“风骨”的典范之作，以供读者研习体悟。

从同一文体的纵向流变看，刘勰认为，“风骨”在各类文体诞生之时，便与之相伴而生。后世文体不断演变分化，其“风骨”在符合文体规范、遵循文“势”的基础上亦有所丰富。在文体论各篇中，刘勰常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的两个环节统而论之，立足于文体的起源与内涵，推究其在后世的流变递延脉络。在这一过程中，刘勰不但看到了文体功用对“风骨”的制约作用，而且认识到文“势”是影响文体“风骨”形成的关键因素。“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在把握文“势”这一文体自身客观规定性的基础上，刘勰方能统摄“经典枝条”的各类文体之“风骨”，“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文体决定文“势”，文“势”影响“风骨”，是故文体生，则“风骨”成。

文体随时代发展不断递延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随文体而生的“风骨”又经历了何种变化？刘勰认为，“风骨”与文体都经历了“通变”的过程。“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诸文体虽历百世之变，但“设文之体有常”，故其“名理相因”之根本须“通”，其文“势”亦然。“风骨”乃“无方之数”，应“酌于新声”，方能“通变则久”，故宜“变”。刘勰指出，“风骨”之“变”亦有法度，“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 “风骨”之“变”是在遵循文体之文“势”的基础上，顺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文学发展规律，在文体规制内“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若违背文体要求，盲目求变，则“虽获巧意，危败亦多”。

刘勰自言其著书初衷，皆因近世“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文体解散”“贵乎体要”“宜体于要”，从刘勰对文“体”的反复强调，不难看出他对文章辨体的重视。《文心雕龙》作为刘勰意在指导文章写作的指南，辨明文体是其论文的重要部分。刘勰论文主张宗经，其文章辨体理念亦与此相同，认为古今文体皆源出“五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体作为一个复杂概念，刘勰在《序志》篇言文体论二十篇之体例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吴承学对“文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要细致区分的话，‘文体’大致可以包括：体裁或文体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之本体等方面的内容。”由此来看，刘勰著书时已带有明确的辨体意图，他在文体论二十篇中“擘肌分理”的四个环节，已将“文体”蕴含的诸多内容尽皆囊括。

综上而言，刘勰在文体论各篇“擘肌分理”的剖析过程，既是提炼各类文体“风骨”的过程，也是文章辨体的过程。刘勰通过“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的环节具体分析不同文体之“风骨”，并在介绍各体文章的撰写方法时将该文体的“风骨”特质融入其中。继而将其作为品评标准，对各类文体“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刘勰概括凝练的各体文类之“风骨”，也是他辨明文体的结果。各类文体的名称涵义、起源流变皆有差异，其所具“风骨”之内涵自然不尽相同。“风骨”作为刘勰品评先唐文体的重要标准，应结合不同文体的基本特质、流变规律与不同时期文章创作的时代特征、审美风尚加以阐释，方才符合刘勰论文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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