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秋宇 何雪松 ｜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基层治理工具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治理效能的提升存在两个路径，一是机制创新，二是执行者能力的提升。因此，基层行动者对制度、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基层治理的效能。其中，社区工作者是重要的行动者和治理主体。构建一支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相匹配的新时代社区工作者队伍，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新的阶段性特征，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经之路，也是对“十四五”期间全面开展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行动，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积极响应。需要注意的是，从“制度、政策”到“执行”，再转化成“效能”，实际上存在着多种解释和不确定性，执行者与目标群体的关系、事件的轻重缓急，以及执行者的行动策略等，都会对执行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执行者”是谁，还要关注执行者“如何执行”的问题，即社区工作者运用何种治理工具参与到基层治理之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一场从经济、文化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快速的发展与变迁，使得代与代之间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生活诉求等都出现了较之以往更甚的差异。基层社区工作者的队伍已经出现了“换代”的态势：“80后”“90后”开始成为主要的“执行者”，而“60后”“70后”开始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属于同一阶级与属于同一世代或属于某一年龄群体有着相同之处，个体都被赋予了在社会和历史过程中相同的位置，从而将他们的潜在经验限制在某一范围内，预先设定了思想和经验的特定模式和历史行动的某种特征。因此，代际差异实际上折射的是社会的变迁，研究“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探索“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基层治理工具箱，即“如何执行”，是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和提升其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以上海为例，社区工作者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身份转变：从“第一把关人”（1949—1978年）到居委会干部（1978—2003年），从社区工作者（2003—2013年）到“新生代”社区工作者（2014年至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特殊历史时期政治色彩覆盖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居委会工作者是“第一把关人”，其工作内容和工作风格极具政治色彩和人情色彩；随着居委会政治性色彩的不断褪去，此后一段时间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向“居委会大妈”转向；2003年开始，“专业化”“职业化”成为社区工作者的发展导向。因此，“新生代”进入社区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以上海为例，20世纪90年代，因企业改制进入社区的老一辈社区工作者，几乎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前的社区工作者通过市场化的招聘进入社区，这样的考聘体系非常有利于年轻人进入社区，他们更适应各类笔试、面试流程。与以往以35岁以上为主的社区干部队伍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在职的社区工作者中，老一辈社区工作者大量退休，社区工作者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尤其是书记队伍。“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作为新的一线执行者，将会对社区治理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如何全面替代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适应当下基层治理的变化？他们拥有着怎样不同的治理方式？这些疑问将直接影响到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的发展和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本文基于对18位“80后”“90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和17位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辈社区工作者的访谈，通过质性分析，梳理社区工作者的发展历程，全面地了解“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群体画像，从而回应上文提出的问题。

社区工作者，作为一线的行动者与执行者，其治理方式和行动策略直接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随着不同代际社区工作者身份角色、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等方面的转变，他们将会选择不同的治理工具，以应对新的社区问题和基层治理的变迁。宏观上来讲，不同治理环境下，政府对治理工具具有不同的选择偏好，这些偏好是政策理念与治理价值的反映。一种有力的治理工具，能够帮助基层快速获得政策执行的方式方法，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创新和变革治理工具，是其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技术途径。社区工作者作为治理主体，同样也需要相应的治理工具，以达成相应的治理目标。

所谓治理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又被称为“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或者政府工具（Government Instrument），其研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根据政策分析领域和政策实施领域等，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综合了政府工具（the tools of government）选择的五个标准：有效性、效率、公平性、可管理性、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因此，有研究者讨论其内涵时指出，治理工具是以政府主体为主，以主观针对和客观适用的目标群体作为治理对象，具有工具属性和效率意识的具体手段，是联系政策理想与政策现实之间的纽带。关于治理工具的阐述，一般以协同治理、多元参与为背景，其主体通常是政府，而非个人。此外，同样的治理工具，会因为行为主体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效果，而不同的行动者选择的治理工具也具有一定差异：“这些主体扮演的角色会有大致的规定，他们各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化的实施过程、技能及激励机制”，在治理工具的选择中会有不同的主体意识和操作空间。因此，从宏观上来讲，政府拥有一个“工具家族”(families of instruments)；在微观上而言，每个行动者拥有自己的“工具箱”（tool kit)。

从政府治理工具的发展来看，政府在政策使用领域的关注焦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从机构与项目转移到工具，从科层转移到网络，从公共对私人转移到公共+私人，从命令与控制转移到谈判与磋商，从管理转移到赋能(enablement)。豪利特（Michael Howlett）和拉米什（M. Ramesh）依照自愿性和强制性对治理工具在连续谱上进行不同程度定位，将治理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混合性、自愿性三种类型。其中，混合型治理工具是当前的主要模式，既包括制定规则、追究责任等，也关注公众的主动参与。当前的治理工具更加强调协作关系、网络结构、合作沟通、赋能与精细化。这是个体在运用治理工具时所面临的明显变革，也是宏观制度环境对于实际执行政策队伍群体的新要求，包括要求他们更加专业、更加“全能”等。

工具箱概念由对政府工具的研究发展而来。从功能的角度看，工具箱可以为一线工作人员收集权威和适应性强的资源，使他们能够了解问题并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其通常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个受众。也有学者将工具箱称为实用指南（practical guide），认为其可以指导个体获取解决方案。工具箱具备解决问题的功能，并且工具与工具之间经常配合使用，而非单一存在。从文化的角度看，治理工具箱，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治理的一整套“行动策略”。斯威德勒（Ann Swidler）认为，个体行为受文化影响，形成了由不同习惯、技能和风格的“工具箱”，大家可以从中构建各种行动策略，这种行动策略结合并依赖于习惯、情绪、情感和世界观。对工具箱的选择和使用反映了特定的人群特征。有学者通过对教师队伍的研究发现资深教师通过个人的经验总结和反思，可以为早期的职业教师提供可参考的工具箱，导致不同时期的教师行为既有差异性也有继承性。对于不同代际的基层社区工作者来讲，他们也受不同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拥有不同的行事风格。以上海为例，到2023年，上海市社区工作者队伍总数5.7万人，平均年龄40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92.3%。他们更加直面社区自治和数字治理的趋势，逐渐脱离了管理者的角色，成为引导者、协同者和共治者，从而推动社区工作的专业化、信息化与技术化发展。

从微观行动策略来讲，社区工作者进入社区之前，拥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方式；在进入社区之时和进入社区之后，也面对着不同的入场方式、社区特点以及社区治理的历史任务等组成的全新的基层治理场景，这些都影响着不同代际之间社区工作者的行为及其互动方式。“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在与基层社区互动与互构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行动策略：是适应和顺从社区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权威，还是尝试改变？是“继承”老一辈社区工作者的社区资源，还是“抛弃”重新组织？是运用传统的情感治理方式为主，还是走向理性化、专业化？最终，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将形成迎合宏观政策背景、适应社区场景和符合个体惯习的治理工具箱。综上，本文的治理工具箱，是指在宏观政策环境的纵向约束下，社区工作者在基层治理场景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不同风格、习惯和技能的行动策略的集合。

基层行动者在工具的选取和使用中，是否符合政府治理的理念和原则，具有“自上而下”的一致性？而其在微观上又是形成了怎样的工具箱，体现了何种“自下而上”的差异性？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观察和辨析社会治理中整体与具体实践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是提炼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内容之上，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变革的客观反映，理解这样的工具箱有助于考察基层治理的动态变化。

“80后”“90后”社区工作者大规模的加入和替代，使得基层社区工作者队伍拥有了崭新的群体特征和集体画像。在年龄上，他们更年轻，并且整体拉低了队伍的年龄门槛；在学历上，他们文化水平更高，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在婚姻状况上，未婚人群比例增高，他们拥有这一代人独特的时代压力和婚恋观念。为避免“新老”的对立性引导，本文访谈主要通过社区工作者“怎样进入社区”“在社区的具体工作”以及“工作感想”三大部分，以记录生命故事的方式，发掘其中差异，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发掘“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基层治理工具箱。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划分，是以年龄为基础、时代为背景、历史时期和事件为界限的。通过调研和文献查阅，本文选取出生年1980年为划分界限。年龄是“代”最基本和最明显的标准，“其本身积蕴着诸多的社会性信息和因素”。社区工作者因出生于不同的年代，在历史的维度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他们所拥有的思想、经验、感觉、行动模式以及自我表达的范围等都是各异的。受访者中，已经退休（返聘）和面临退休的社区工作者以“50后”和“60后”为主，基本上都是社区书记或者主任，他们大部分于2000年左右进入社区。较年轻的社区工作者，被老书记们称为“大学生”的群体，以“80后”“90后”为主，大部分于2010年以后进入社区。2000年和2010年左右都是基层社区治理发生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尤其对上海来讲，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成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6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的发布是上海基层治理改革的重大事件。因此，通过他们进入社区的时间进行倒推，可以发现2000年及以前进入社区的社区工作者普遍是1950年、1960年、1970年以后（198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2010年以后进入社区的社区工作者普遍是1980年和19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1980年因此可以作为不同代际社区工作者年龄划分的界线。

除此之外，本文选取1980年作为不同代际社区工作者的划分界线，还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1980年紧邻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不同代际的人群经历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产生了一定的时代性差异。

因此，结合数据分析和以往研究，本文将社区工作者分为两个类型：1980年之前出生的社区工作者称为“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编码1.1—1.17），以“50后”“60后”“70后”为代表；1980年之后出生的称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编码2.1—2.18），以“80后”“90”后为代表（见表1）。传统型社区工作者受居委会干部时代的影响较大，以传统的工作方法为主；“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受时代转型的影响，大范围地接受新鲜事物，具体表现在社区治理中的创新性上。二者构成了当前具有明显代际差异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在对原始材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开放式编码后，我们一共得到了576条相关原始语句和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十分庞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因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范畴化。剔除了频次低于2次的概念，筛选出3次及以上的初始概念，并将类似概念进行合并，得出相应的副范畴。接着进行主轴编码，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对开放式编码阶段所获得的范畴进行归纳聚类。通过“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和传统社区工作者的行为策略对比，以及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和潜在逻辑，传统型社区工作者共形成四个主范畴：等级、权威、“面子”与情感（见表2），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也形成四个主范畴：专业、信息、制度和反身性（见表3）。

通过层层编码分析和对比可以发现，精细化、数字治理、协同治理理念等宏观方向的转变，个体行为选择的微观策略，以及在不同治理场景中代际之间的互动与反思，共同影响“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治理工具箱的形成。宏观政策环境的转变，会形成一系列的纵向约束机制，比如在协同治理和居民自治要求下生成的社区自治项目运作机制，以及各个时期不同的激励机制等，都对社区工作者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可以促成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行动。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场景中，不同代际之间的互动和工具使用的差异性尤为突出，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场景中，“新生代”对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的治理方式和行为，不断地反思和实践，代际之间的经验传授、学习互动和不同分工，对“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基层治理工具箱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突出反映在“反身性”实践中。而微观行动策略，是社区工作者的能动性体现。三者共同推动了“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集体建构，以专业、信息、制度、反身性为主的治理工具箱逐步形成。其中，反身性是现阶段社区工作者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数据分析显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型社区工作者存在着较大差异。传统型社区工作者善于运用情感型、管理型工具，“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批判性继承了部分传统型治理工具，正寻求建构自己认同的理性主导的治理工具箱。在宏观治理工具和行动策略的互构中，不同代际的社区工作者形成了迥异的治理工具箱理想类型。

（一）专业化追求：从传统工作方式到现代职业身份的确认

近几年，我国各省市对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可度逐渐增强，部分地区的社区养老院、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将持有社会工作师证纳入招聘要求，甚至个别城市（如杭州）的社区工作者招聘，对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实行免试。除此之外，社会工作师证与社区工作者的薪资补贴等待遇也直接挂钩，这促使社区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发展。

居委会工作人员从“第一把关人”到“居委会干部”再到“社区工作者”的称谓变化，体现了时代任务的变迁。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和普及，“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开始通过专业知识构建自己的职业特色。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的职业队伍贴上“专业化”的标签，以彰显区别于其他职业的专业特色，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调研中发现，“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开始对一些社区事务说“不”，他们认为居民不应该任何事情都找居委会，居委会更不应该事事“顺”着居民，帮居民解决所有事情，比如家里下水道堵塞等，应该引导居民寻求物业帮助。“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更愿意通过社区营造建设、创新社区活动等体现自己的专业性和价值。配合着学术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社区工作者正逐渐厘清和集中自己的工作内容，将不属于自己的业务划出线外。“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们关于自身管辖权的厘定，是一种职业正当性的追求。他们开始要求“社会承认其认知结构，赋予其排他性的权利”，这是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体现。

从社区工作者自身的职业认同来看，相比起传统型社区工作者，“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可以较好地将工作内容与专业知识相对应，“同理心”“共情”“助人自助”“优势视角”等社会工作专业职业伦理和视角，成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经常提到的词汇。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中，社区工作者很难达到全面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程度。因此，他们的专业性不仅体现在社会工作专业性，也体现在其他专业知识中，比如教育学、广告学等，这与他们学历的提升密切相关。专业和知识的提升可以纠偏居民对居委会的传统认知。有一些学历较高的年轻居民反映，在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聊天时发现，原来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现在也是大学生，乃至研究生，他们之间的沟通十分顺畅，对于社区事务的理解处于同一水平线。这种认同会让“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获得一份职业尊重，从而间接地赋予了社区工作者一定的权力。因此，专业和知识成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有力“武器”。

（二）信息技术的驱动：数字治理时代的新要求

信息技术不断向政务领域渗透，已经构成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这是当前“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面临的基础环境。“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在社区中主要承担着两大类工作：简单化的基础工作和创新型的自治工作。简单化的基础工作主要考虑到年轻社区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将其安排到比较简单的条线，如卫生干部、宣传干部等。他们负责协助组织一些日常活动、下发通知、书写各类新闻稿件、经营微信公众号，以及记录、上传各类电子台账与资料等，基本较少有时间到社区内走动，更多负责“线上办公”。信息化是这类工作的主要特点。相比起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更能适应信息化办公的趋势。在数字治理时代，“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信息技术能力更加突出。

创新型的自治工作主要指社区居民自治的工作，这些往往由一些稍有经验的年轻社区工作者负责。自治类工作的两大特点是居民参与和项目创新，其中，“数字化+项目化”是当前项目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数字化已经改变了“人们思考社会的知识范畴、治理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模式、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信息化、数字化的项目，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是打造“智慧社区”的重点。这种类型的项目通常由“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负责。传统型社区工作者较倾向于做实事工程类项目，开放型、创新型的工作一般落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身上，这也成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逐渐受到上级领导重视的原因。

除此之外，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居民信息掌握得十分全面。调研中，社区工作者杨Y（编码2.7）向笔者展示了自己整理的电子信息表，其中包括居民的基本信息，还有其家庭成员信息，以及他们的兴趣、爱好，甚至父母的职业、爱好等。电子信息表中还有社区的“绿名单”“红名单”，前者是优秀志愿者，后者是小区里的“刺儿头”。其中，“绿名单”有更加详细的整理，将志愿者根据年龄和志愿服务频次分组，这样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未来几年哪些志愿者将要离开志愿服务队伍、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伍预计需要发展多少名年轻志愿者等等。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社区工作者提供针对性和精细化的社区服务。

（三）制度化的想象：从“人情”到“规范”的转型

当代社区工作者信息化办公的普及以及“自治金”项目制等各种政策制度的下沉，也是技术治理发展趋势的一种表现。“技术治理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理性主义形式，是权力和资源的一种组织方法，指向的中心问题是‘清晰化’治理。”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与这种发展趋势共同成长，并且较为适应。制度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从“人情”到“规范”的转型。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传统型社区工作者主要做“人”的工作，“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开始倾向于做“制度”的工作。对于传统型社区工作者而言，每日社区巡视、与社区居民交流等“人情”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就“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而言，以情感治理、私人关系为特点的“人”的工作已经越来越难，尤其是在一些高档的商品房小区。当社区问题涉及到居民的核心利益时，情感、私人关系的治理方式就会向利益示弱。建立有效的制度，成为居委会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新型的沟通方式。

制度作为治理工具之一，产生于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三大特点：（1）治理主体多元化、居民需求多样化以及社区问题复杂化。传统型社区工作者以往面对的居民需求与治理内容相对单一，以社区内弱势群体为主。但是，现在除了面对居民外，处理好与业委会、物业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情理法的复杂交织，致使社区工作做“人”的工作日益困难。（2）情感联络与“缺场治理”的冲突。传统型社区工作者习惯于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缺场”的联络越来越频繁。目前“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们需要处理大量“线上居民”的管理。调研过程中，很多“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提到了微信群治理的困难，他们需要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以减轻治理的难度。（3）居民法律意识的增强。社区居民维权意识、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成为近几年社区工作者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当面对一些社区问题时，仅靠聊情感、拉家常等方式，居民并不“买账”。尤其当面临着业委会、物业等需要法律知识和规章制度支撑的社区问题时，社区工作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一纸条文”的重要性。

制度作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之一，可以发挥约束和规制的作用，并且可以提高公共事务处理的效率，完善的制度可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更好地形成集体意见。制度化，作为社区治理方式从“人情”到“规范”的转型，是基层强化治理技术化和法治化的结果，也是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专业化相配合的治理工具。基层治理的日益庞杂，导致社区工作者在处理具体社区事务时，需要不断加强理性思考和利益辨析，减少因人情作用而带来的边界模糊和复杂关系，通过工具化和技术支撑，提高行政效率。除此之外，制度还具备间接引导的作用。在具体行动过程中，社区工作者作为官方平台的搭建者，可以成为社区制度规则的引导者和制定者，以此通过党组织来引领社区治理的方向。

（四）反身性形塑：“个体与环境”的反思与互构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社区工作者身份充满了反思和矛盾的复杂情感。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的反思倾向于“内省”，而鲜能涉及具体的创新性实践。但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将自我关注、自我评价和自我批判作用于具体的社区治理情境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联之中。他们通过与社区居民、其他年轻社区工作者、传统型社区工作者以及整个社区的互动，不断地质疑和认同自我，寻求个体身份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充满反思性行动的过程，构成了“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反身性实践。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任何人每天都处于多重反身性状态中，这既包括与他人之间的不断互动，也包括个体行动者对这种互动以及其他社会性行动所施加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管理和监控”，反身性是辩证地、持续地对待思想和行动的能力，具有反复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反身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知识的实践性反思；二是对于传统社区治理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社区治理具体实践的反身性思考过程中，他们不断检验着专业知识的本土化效用、知识权威与经验智慧的博弈。“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通过正规的招聘程序进入社区，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他们“受雇于”基层政府，需要完成大量的行政工作，配合政府维持社区的稳定，他们的管理功能大于服务功能；从职业性质的角度来看，他们服务于居民，结合专业知识和技能发展社区，他们的服务性质要大于管理性质。因此，“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需要在实践中处理专业与行政之间的冲突。大部分“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反映，他们平常忙于处理上级领导派发的任务，尤其是电脑上的办公，如电子台账等，下社区的时间很少，这不断挑战着他们的职业价值感。

在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的生命故事里，社区工作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事业”。人情往来十分重要，私人关系常常大于规范制度的作用，这与社区工作的专业性其实是逻辑相悖的。因此，“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常常面临“人情困境”的难题，需要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越往基层，情感的作用越重要，社区具有基本的情感特性和伦理脉络。但是，社区治理的技术化、理性化趋势也促使社区工作者更加倾向于选择类似“制度”等具有普遍性约束意义的治理工具。对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而言，需要实现人情角色和专业角色的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

之所以说反身性也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之一，是因为这种反身性，将理所当然的问题进行问题化，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通过他们全面的反思、行为上的变革，以及在社区治理情境中与宏观社会的互动和博弈所产生的。这促使“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与社区治理的互构，这种互构不是停留在个体意识层面，而是实践和经验意义上的。“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在否定和接纳中不断变换，形成了他们对于社区工作者身份持续而全面的追问与质疑。他们在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上进行反思，不仅仅是职业、专业，还有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反身性相比于上述三个治理工具而言，更加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个体致力于在既有限制下转化结构的努力，“反身性指向的是自我的话语和行动”。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所成长的时代特色和宏观社会背景，让他们身处于高流动、高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促使他们不断反观自我，从而加强了他们反思的能动性。

专业、信息、制度、反身性是相辅相成的治理工具。专业与信息、制度是相伴而生的，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促使“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选择具有规范性、普遍性和精准性的工具，而制度和信息的运用又可以促进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性。这些工具都是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全面的反思和批判中逐步形成的，即反身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反身性的存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关于社区工作本身的各种反思、困惑和矛盾，才促成了新的治理工具的形成与发展。与传统经验型的治理工具不同，“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更加理性化。传统型的治理工具，作为内生型的“实践智慧”，具有鲜明的人情特点。而“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是“新生代”在专业伦理和情感关系的纠缠与冲突中不断选择、逐渐清晰的，其中夹杂着创新与求稳、专业与私人情感、制度与关系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冲撞，这也促使“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深刻考虑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场景，以促进新治理工具箱的合法性、可行性和权威性。

通过代际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相比于传统型社区工作者，“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有其独特的群体结构、历史任务和时代特征，而这种独特性恰好与当前社区治理需要相契合。在“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中，专业化不仅帮助社区工作者这个群体脱离了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传统形象，也为社区工作者队伍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方向；信息技术在当前数字治理时代的背景下更加受到重视，这也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特长之一；制度建设是技术治理的体现，也是社区治理理性化的一部分，它与社区治理中传统型社区工作者擅长的情感治理互补，既适合当下社区居民个体化、理性化的现实状况，也迎合了商品房小区，尤其是高档社区、年轻化社区、陌生人社区的需要，是未来社区治理发展的趋势之一；反身性作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间接的治理工具，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在现代性背景下形成的独特治理工具之一，在“个体-环境”全面的反思和互构中推动着社区治理的变革和发展，具有内在的能动性。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是社区工作者在纵向约束机制、社区治理场景、社区工作者个体微观行动策略等因素的影响下，根据时代特征、治理任务、工作特点等所形成的行动策略的集合。宏观政策环境从管理向治理、集中管控向协调合作、一统思维向多方参与等方面的变革，促进了协商机制、参与机制等各类纵向机制对社区工作者的影响，直接约束了社区工作者的行为选择，促使社区工作者选择的治理工具逐渐从主导型、强制型、管理型向协同型、发展型、共治型发展。基层治理场景的转变，专业化、职业化对社区工作者要求的提高，治理对象的差异化，治理方式的协同网络化等，都导致“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产生了与传统型社区工作者资源获取方式、权力建构方式以及选择治理工具逻辑的差异。其中不同代际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新生代”对传统型社区工作者治理行为的学习与反思，直接催生了“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对传统型治理工具的质疑和更新，从而形成了以专业、信息、制度、反身性为主的新型工具箱（见图1）。

“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是符合基层治理现代化趋势、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有力武器。当前我们国家高度强调要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并推进“研究制定社区服务条例”“推进社区服务标准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这些都与“新生代”社区工作者形成的新型治理工具箱密切关联。其中，“专业”“制度”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高频词汇，是提高基层社区工作者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亦是当前“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治理工具箱中的核心工具。近年来，国家采取了“精细的指标化管理制度、技术化的考核手段、密集的督查问责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试图将基层治理纳入更规范化的制度框架”；基层社区也在不断推进智慧化、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回应、契合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作为具体的一线执行者——社区工作者，其治理工具箱也应该不断更新和完善，以符合基层治理的需要，提升治理效能。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暗示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治理工具箱要被抛弃，而是要根据情势的变化，特别是要结合具体的社情、场景和事项予以调整。传统型和“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箱的融合与调适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传统型社区工作者以等级、“面子”、情感、权威组成的治理工具箱，具有情感治理、“父母官”思想、群众路线的特色，这是老一辈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尤其是与老年社区居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形成的，呈现出情感驱动的路径。而“新生代”社区工作者更具理性化倾向，他们通过科层的选聘方式进入社区，需要适应社区中极具人情色彩的场景。“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治理工具还在不断的生成和调整过程中，需要按照基层实践的具体内容不断优化，既要学习传统型社区工作者留存下的优秀传统治理方式，也要不断创新，以社区为中心，关注社区和社区居民本身，注重内生型需求，将专业知识糅合到具体的社区场景之中。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新生代”社区工作者的组织动员能力、科学管理能力和促成社区达成共识的能力，并通过大量的“情理”实践完善其治理工具箱，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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