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 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 ——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

如何理解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呈现出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蕴含的深刻理论意义需要在长时段、整体性的视角中把握。近些年在国际事务的实践层面，“全球南方”的政治动力不断增强。随着新开发银行的成立、金砖国家扩容等机构建设以及在俄乌战争、巴以冲突中非西方国家越发鲜明地运用反霸权、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政治话语，一个具有团结愿望和政治动力的“全球南方”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自2023年中期以来，中国官方的态度也越发鲜明，即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这个认识包含了对全球秩序理想与国际机构建设两个层面的期待。首先，在秩序理想上，将自身归属于全球南方，意味着以“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秩序理想的基础，对“大国博弈”“称王称霸”秩序观的否定以及对“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追求。其次，在国际机构建设方面，“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是中国谋求推动的秩序主张。这一合作围绕着四个目标展开，即“和平”“发展”“包容”“团结”，而这四个目标，则是基于全球南方对“独立自主”“发展振兴”与“公道正义”的共同历史追求。这一态度明确接续了20世纪中叶亚非团结运动中通过以亚非国家团结为基础，鼓励开放、合作，谋求政治与经济独立，争取世界和平的政治理想与机构建设尝试。

与这种政治层面上的积极实践不同，理论界围绕着“全球南方”开始出现了一种哲学的贫困。来自G7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政策分析师、公共媒体舆论普遍倾向于用政治同盟或国家联盟这类具有浓厚西方历史经验色彩的概念来解释“全球南方”这一整体性和团结性的概念。在这种概念先行的生搬硬套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南方”不具有统一性且所指模糊，无法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应用到国际关系的讨论中。“全球南方”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全球南方国家”各自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实力甚至文化都极为多样。与诸如G7、NATO等国家联盟相比，“全球南方”显然不具有内在统一性，进而也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集体采取强有力的国际统一行动。另有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南方”至多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建构的、演变中的全球派系，而非是确定的、正式的政治实体”。相比之下，作为“最古老，最团结的政治团体”，“全球西方”目前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下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这种认识强调，迅速崛起的中国对“全球西方”国家的秩序原则形成了挑战，但中国并不属于“全球南方”，而是与俄国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作“全球东方”的一极。“全球东方”“全球西方”与“全球南方”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三个世界”格局。世界秩序便是这三个政治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在这种认识下，“全球南方”并非是竞争的主体，而是“全球西方”与崛起中的“全球东方”之间争夺的对象。这种全球东西方两极争霸，并以全球南方/第三世界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格局，毫无疑问复刻了西方对冷战格局的认识。它通过将中国建构成一极的方式，一方面消解了当今世界全球南方政治能动性觉醒背后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崛起转化为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下必然产生的“大国争霸”叙事。

无论是强调“全球南方”不存在统一性，还是认为中国需要单独归为一个叫做“全球东方”的阵营，其背后都体现了今天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理论在面对“全球南方”秩序建设实践时的哲学贫困。这种哲学的贫困，也直接造成了西方学界在理解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时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对全球南方问题的探索的基底是对国际秩序理想形态的构想，这种构想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全球化急速扩张的时代开始孕育，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在全球与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抗争中逐渐丰富了其内涵。伴随着20世纪中国、苏联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社会革命与民族建国运动的实践探索，这种构想更是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种从全球南方历史中诞生的现代化经验，无法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代历史割裂，但同时也不能被这一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诞生的普遍理论所囊括。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程中，从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化经验中生长出的普遍秩序叙述，尝试将整个人类文明都装进其认识论框架中。在西方谋求物质与认识论双重垄断的进程中，反垄断、反霸权的力量也获得了历史动力。这些力量最终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团结的方向，并以“亚非拉”“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等概念，表达了自身对包容、多样、平等的世界秩序理想的追求，并表明了通往这种理想所必须依赖的现实道路。

面对“全球南方”时出现的哲学贫困，是一种认识论垄断的结果，而对该问题的清晰认知，则是“全球南方”对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宣言。通过对团结的“全球南方”身份的声张，在既有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结构中，那些处于精神与物质双重压迫地位的民族、国家、群体、社会表达了一种对树立自身主体位置的需要，这是一种从依附者转向世界秩序建设与人类历史发展平等主体的需要。

当我们在理解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一员这一命题时，本质上是对既有西方中心认识论的哲学贫困做出回应，也是站在人类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证。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具体到政治哲学层面，这些问题便可转化为：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我们将如何通往这样的秩序？在过去数十年，中国埋首于自己的发展，一度将这些问题搁置了起来，然而这些问题则是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必须严肃面对的基本问题。

当面对“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度兴起时，造成今天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哲学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一元论的世界观。既有理论默认，国际秩序的形成来自一个或者少数一些大国作为立法者，自上而下的主动建构。作为二战之后在美国完善的学科，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问题意识在于“霸权护持”。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的“自由国际秩序”及其对和平、发展、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解读，便很难真正与强权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意图区别开来。

这种以“霸权护持”为基本问题意识的理论，潜藏了一种霸权中心主义的世界认识模式。这种认识假定秩序的来源必须是一元的。它由一个或者一组被视为“强权”（great powers）的机构提供。强权的在场不但保障了和平，也保障了国际经济秩序高效、有秩序地繁荣稳定。秩序的形成可以被转化为权力（power）自上而下向“无序”空间的延伸，未被这种权力触及的空间处于“真空”（power vacuum）或“无政府”状态下。这种由霸权缺位或是霸权衰落形成的真空状态，必然会有另一个霸权来占领。在这种自上而下的一元论哲学基础上，秩序的构成被理解为无序状态的终结，是权力扩张、竞争、更替或平衡的结果。权力的载体可以是一个或一组国家同盟，也可以是帝国或是一种宣称能够超越霸权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抑或类似美国那样通过强大军事实力与美元霸权地位以及对全球市场的操控能力将国家与国际机制结合，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在这种世界观中，弱小国家、人群被认为是无能力的、被动的权力管理对象。即便是它们通过联合形成了对霸权的挑战，这也无非是意图谋求自身爬上霸权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因此，这种权力优势替代（power overtaking）也从反面证明了金字塔式的霸权等级结构本身是不可撼动的真理。

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回答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与美国需要怎样的世界秩序这个问题密切相连。在诸如苏伊士运河事件（1956年）、加纳独立（1958年）之后，美国学者鲁伯特·艾默生（Rupert Emerson）尝试为这种欧洲霸权地位的衰落提供一种历史哲学的解释。对他而言，20世纪大变局的重点是欧洲现代“海外帝国主义”（overseas imperialism）的瓦解。亚非独立运动仅仅是这种欧洲全球势力萎缩的副产品。然而欧洲“海外帝国主义”的退场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精神、文化、科学、物质遗产的消亡。相反，这意味着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现代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特质在世界更广大地区的扩散。亚非世界对“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这一欧洲精神的追求提醒着西方世界需要用一种“更和平、更平等的文化散播进程”来取代“帝国主义”。

在艾默生的叙述里，文明论扮演着关键角色。正如那些19世纪的帝国主义拥趸一样，艾默生不假思索地拥抱了黑格尔式的等级文明观，将“西方文明”作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单一中心。他强调，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希望拥抱“更高级”且“本质上更吸引人”的“西方文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都希望“复制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此，它们都选择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积极接受西方式的精英与大众教育，主动推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推动“西方化与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自主选择也表现出了这些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向着“政治成熟”的积极进化。 “从帝国到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就像一条亘古不变的精神巨链，联通了罗马，联通了希腊，联通了文艺复兴的欧洲，联通了英国及其形式多样的殖民地，并最终联通了20世纪的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欧“海外帝国主义”的衰落并非是西方的衰落，而是在西方文明的驱动下，全球政治秩序的整体进化。对西方世界而言，大众政治的出现使得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享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在使用暴力时更加谨慎。对非西方世界来说，在政治、经济、物质与价值观上变得更像西方，重复“西方发展的模式”则是这场去殖民运动得以被称为“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沿着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精巧断裂展开。在空间维度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假设暗示了过去在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对世界陆地、天空、海洋的空间分割已经结束。在时间维度上暗示以“民族国家”为标志的“现代”与以“帝国”为主的中世纪、古典时代截然不同。这种对现代与中世纪、古典时期的清晰分割在认识论上掩盖了今天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及其政治的紧密联系。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会所构想的人间的普世帝国，其道德基础来源于坚信基督教上帝创造了“秩序”，并给出了“天上之国”这一理想社会样本。随着天主教会人间统一权威的分裂，那种基督教神学对人世间的道德与认识论权威也随之烟消云散，这个历程被称为“世俗化”。

长时段和广域的历史分析能够帮助国际关系跳出这种断裂产生的认识论局限。我们很容易便能发现这两种假设，特别是围绕着时间维度对“世俗化”“现代化”问题的假定，实际上并没有其宣称的普遍性。天主教会的“普世”权威仅延伸到了欧洲及其全球殖民地。随着天主教会权力渐渐退场，其他教会之外的共同体开始迫切希望寻找到天主教道德权威的替代物以摆脱天主教会掌握的意识形态霸权，建立各自谋求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换句话说，这场“本质主义革命”并未在认识论上反对由天主教神学家们近千年来通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重述，筛选发展出的一元论的基督教神学宇宙观，诸如霍布斯、笛卡尔、洛克、培根等早期现代思想家们的理论尝试，目的是摧毁天主教会——这一政治性的机构——在解释真理来源上的垄断权威。在这个思想历程中，对“自然法”“个人”以及“理性”概念的系统性塑造，实际上都围绕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元论认识论框架展开，而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对“自由”“法律”“人权”“公正”等普遍性概念的设定以及“委任制”“保护的责任”等制度性安排，无一例外都能从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建立普世帝国的理想中找到对应物。这种一元论的基督教神学相信，在神创造“秩序”之前，一切都是混乱与黑暗的。

那种国际间黑暗森林式的无政府状态想象，对应了基督教神学中一元论创世神话，为构建“自由利维坦”与“世界帝国”提供了合法性。终结无序的、黑暗的恐怖状态的唯一可能就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一个帝国式的威权秩序。创世便意味着上帝创立的“神之国”的开始，而世界帝国的形成，是要在人间实现神之国的理想。帝国的自我叙述几乎都建立在道德、正义、发展、和平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概念上，但是当今天的我们倒叙地去审视帝国时，却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帝国的衰落也被视为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竞争失败的结果。制度或是文化，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决定这种经济、军事实力强弱的本质因素。

不难发现，罗马帝国的扩张与衰亡是构成欧洲这片地理空间上共同体间关系的基本历史前提。截至公元395年罗马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时，两个政治共同体整合的地理空间大约有400万平方公里。在此之后，欧洲这片地理空间上大大小小的政治共同体，便在谋求重新整合更大空间建立更大共同体，与谋求保持小共同体独立性的竞争关系中不断消长、变迁。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际秩序的构成以封建王室与小型城邦国家为主体，以土地所有权、贸易垄断权为冲突核心。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国家则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引发战争之机器的制度化”。这种战争塑造国家的论述在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萨米尔·芬纳（Samuel Finer）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人的历史社会学鸿篇巨著中被进一步理论化、普遍化。

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国家成为“有限领土内对暴力的垄断”，主权者对人力、物质以及财富的支配能力直接影响到了其所控制国家的生死存亡。同时，在战争需求的推动下，欧洲“碎片化的主权”进一步被组织起来形成占据更大空间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国家出于自保的需求，又希望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将权力组织起来，以求能够获得最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这种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军事的需求既推动了国家将其强制力进一步集中，又作为一种自然选择机制消灭了那些无法完成集中的权力集团。“支配性帝国”便在这种战争驱动下形成了其多样的联盟统治模式。

直至今天，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构想仍未能走出这种罗马衰亡后历史实践经验的局限，因而不断在不同尺度和空间中，重复着这种寻找“神之国”的一元论秩序观梦想。这种从欧洲历史经验中诞生的“普遍”想象，在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话语的加持下更具迷惑性。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更乐意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一概念来指代诸如英、法、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代化论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相互作用下，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状态、更具差异化发展的复杂过程。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则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从“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再到“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此外，这个脉络里还包括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摩尔（Wilbert E.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

有趣的是，诸如“发展”“制度”“教化”“自由”“和平”等一系列占据这类现代化理论核心位置的道德许诺，都能在那个被遗忘的殖民扩张帝国时代的秩序叙述中找到对应物。通过“劳动”对美洲土地的“改变”（improvement）增加其“价值”，是洛克（John Locke）为英格兰殖民美洲给出的理由，而“制度”与“自由”则是希里在论证英格兰何以能够扩张全球时给出的基本答案。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可逆转地将全球构建成为一个“世界市场”，也正是在这个“世界市场”中，全球的“南北”问题开始出现。南北问题的基本状况是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南方主体性的发现，目的在于消解南方问题，消除这种不平等状况。

世界市场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发展程度的现状，更是被一种世界秩序观及其机制所固定。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北方”，自上而下地构想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结构。这种从欧洲内部帝国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世界秩序认识，将人类和平与秩序的建立理解为一种对真理与权力的垄断过程。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北方”霸权的形成基本都围绕着这种认识论驱动下国际制度的设计展开。这种制度设计包含了合意与强力的两个层面。在合意层面，这种制度设计强调强国、先进文明对弱国、落后文明的教化使命。在强力层面，它容许强国对弱国的干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如委任托管制度（mandate system）以及今天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也均是以正义与效率的名义，将帝国的单边霸权包装在多边主义的外衣下。

对“全球南方”的人民而言，20世纪的历史是在这一霸权秩序垄断的物质与政治文化空间中谋求自身主体性的历程，这种主体性的形成必须在一个整体性的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才得以呈现。在国际关系层面表现为对国家主权平等与国家间相互尊重的坚持；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对自身发展问题以及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共同关心。其秩序理想是希望“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建立“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国际友好合作格局。在“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实现“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以“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在此原则上促进全球整体的“共同繁荣和福利”。南方主体性的自我发现是对全球霸权秩序的反抗进程，霸权与反霸权的自我形成同样都是历史性的。在这个历史变迁中，霸权在谋求垄断的驱动下，不断进行竞争与重塑，并不遗余力地对世界进行改造，在这个语境下，被霸权所宰制的人群、民族、阶级与国家也相应地开始了自我发现的漫长历程。我们可以将这一尚未完成，但却始终不断的历程描述为自我赋能与解放。

与一元认识论构想的世界秩序观不同，从“全球南方”自我赋能历史中显现出了一种基于辩证法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将整体（全球/集体）与局部（独立国家/个人），霸权与反霸权、发达与不发达、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视为人类共同历史的基本动力。在这个认识论下，今天的“全球南方”是一个不断扩大且必然继续扩大的全球谋求真正平等者的自觉联合。这个自觉联合从1955年万隆会议的29个与会代表国到1957年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48个国家与地区，再到联合国的77国集团和中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120个成员，再到今天的“全球南方”，这一不断变化的现实恰恰反映了这种自觉联合作为一种朝向解放的政治运动的本质。联通这一漫长政治运动的主线并非其不断变化的“成员”，而是这一运动背后一以贯之的秩序理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秩序的构成不仅是霸权者自上而下的建构，而且也包含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作为反霸权力量出现的“全球南方”，在谋求真正的平等与自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其主体性。倘若我们将视角转向亚非拉世界，转向欧洲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那些被管理、被编织、被压迫、被支配的群体，便能发现霸权宰制创造了这一最广大群体的共同经历，而这种“共同经历”也促成了反霸权运动最基本的共识，即被平等对待、充分掌握自身命运以及充分享受并参与到现代化的物质发展中。那些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普遍价值观的“民主”“自由”“平等”“发展”，在西方帝国霸权扩张的进程中呈现出其政治上的局限性。来自亚非拉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们的努力则期望打破这种局限性，在谋求独立与自我解放的进程中实质上将上述价值观普遍化。它意味着“战胜纳粹法西斯主义之后建设的世界新秩序、新生活，不能仅仅是为了白人的，更应当是为了世界所有人的”。

这种在政治斗争的现实中谋求整体的，哲学意味上解放的进程，便是一个全球南方视角下的立宪进程。这一进程毫无疑问与一个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全球扩张过程密切相连。随着现代西方政治霸权的全球扩张，那种在欧洲历史语境中生长起来的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等秩序体系也被带到全球，并不断尝试依照自己的面貌塑造整个世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便在全球尺度上开始普遍联系。这一历史进程既是物质性、经济性的，也是思想性、政治性的。其基础是“大规模的工业使地球上的人相互联系，使所有小的局部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现代帝国”便是这种真正的、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共同体。这种世界市场的构成发挥了为“文明和进步做准备”的作用。如今，那种源自欧洲历史经验，即强调通过单极霸权垄断或是霸权结盟与平衡模式维持和平，通过形式多样的干涉主义对其他国家与地区实现管理的帝国秩序模式实际上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这种以霸权为中心的旧秩序却将霍布斯式的国家间恐怖的“互相疑惧”以及欧洲历史上反复经历的毁灭性的贸易竞争带到了全世界。从中国威胁论到国强必霸，从经济制裁到贸易战，从指责中国进行“文化种族灭绝”到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进行的种族灭绝熟视无睹，霸权曾经允诺的帝国式和平理想似乎与现实愈发遥远。

在霸权在场、全球发展高度不平等的背景下，通向这种“为了世界所有人”的新秩序就必须以被压迫者的自我赋能解放为主要任务。在中国历史中，这最早表现为对“亡种”“为奴”的不安以及对反抗帝国主义进行整体性社会经济改革，进行“自助”的认识。同时，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对“自助”必要性的认识也很快与“协合”“互助”结合在一起。这被视为是一个主体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过程。只要“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便一定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实际上，对全球南方自主性的发现是在认识论层面上承认世界市场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物质现实的前提下，引入“位置性”的讨论，对那种具有霸权意味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批判反思。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将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之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共同体的使命将在这个旧秩序没落与新生力量的壮大中产生。对旧秩序的超越，实际上意味着对“秩序”来源这个问题本身的反思。一种认识强调，“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这种秩序源于自上而下的创造。另一种则坚信秩序显现于矛盾力量的复杂互动中，显现于霸权宰治与反霸权的历史纠缠下，显现于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显现于为了美好共同体而不断探索的自主意识里。在后一种认识论中，秩序不再意味着世间万物被安排到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其来源更不是一元的。在这种秩序观下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霸权，更不存在能够支持干涉的理由。在这种秩序观下，发展需要以生产为中心，以推动共同体的自主性能力为目标，这便是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谋求真正自主与独立的政治行动中诞生的以平等、互助、自主、不干涉为目标的新秩序的探索。

正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带来的严重不平等与等级制的共同认识，使得亚非之间谋求自主的政治行动产生了基本的共鸣。乔治·帕达摩尔（George Padmore）将这种共鸣表示为“有色人种谋求自由，谋求解放斗争的整体性（oneness）”。这种整体性意味着，虽然霸权宰制在亚非世界不同地区展开的形式不同，具体的政策也有巨大差异，但是“泛非主义能够从亚洲国家谋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间”获得巨大“启发”。对自主的追求与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与种族沙文主义”的认识，将亚非世界对未来秩序的想象紧紧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共同的秩序构想便是“对普遍的联合、社会正义以及世间所有人民的和平”的渴望。

这种从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视角出发的秩序探索发现，依赖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性现代秩序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世界体系理论对这种状态的讨论最为深入，它强调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状态并不特殊，无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劳动分工的结果。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就依赖这种不均匀状态对其他一些集团劳动进行剥削。然而，在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或者本身就很虚弱，抑或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逐渐沦为自立程度很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一定会强化而非削弱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在体系中心国家的霸权会受到挑战，但这种霸权转移式的挑战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内生性的不平等问题。

同时，在旧的现代化模式下形成的“世界市场”及其秩序规则仍旧严重影响着当下世界。对今天的非洲而言，20世纪的政治独立并未真正让非洲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经济与文化霸权。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就曾反复强调，从英国殖民者统治下获得政治独立的黄金海岸（即后来的加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碎片化、人才短缺、社会经济生产单一以及对西方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严重依赖。这些都成为非洲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阻碍。在这种资本主义殖民经济影响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去殖民”仅在形式上存在且为帝国主义津津乐道。实际上，在瓜分非洲时代渗透到非洲社会经济肌理中的西方工业、商业、金融垄断势力则从未离开。恩克鲁玛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新殖民主义”，并乐观地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

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由现代化“老路”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只要继续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它“就是软弱无力的”。解决这种情况可能的办法就是团结一致，通过国有化走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泛非主义政治家、依附理论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以这一时期的泛非运动为例，在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霸权结构中理解非洲所处的困境，谴责、拒绝帝国主义，“谴责资本垄断、富人统治和仅以私人利润为目的的行业”，谋求以“经济民主”为核心的“真正的民主”成为这一时期泛非运动的主要价值基础与政治目标。这种思潮在20世纪末逐渐淡化。在淡化了泛非主义，特别是其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现代化经济与社会建设理想，转而拥抱新自由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让非洲的绝对贫困人口不断上升，也恰是这种现实使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泛非主义又重新开始在青年人中产生影响。一个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强调区域乃至全球团结互助、超越现代化旧秩序、旧模式带来的发展困境，谋求真正平等和自主的思想浪潮便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局中悄然兴起。这种思想浪潮与中国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发生了共鸣。在这一理想下，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助一体两面。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对内需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对外不能依赖霸权剥削这种现代化“老路”。这种联通内外的平等理想构想了一个没有等级关系、排除了集团小圈子利益的、真正公道的主体间秩序关系。

实际上，不平等的发展与政治霸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进程中无法超越的结构性问题。在葛兰西对意大利统一问题的分析中，这种不平等被精准地表述为“工业化的北方”与“农业的南方”之间发展程度差异的问题。这种差异在不同共同体的生产与消费还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时，并不形成一个问题。正如意大利的“南方问题”是在意大利谋求建设统一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也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南方”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这种不平等是一个整体性现象，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重不平等。因此，摆脱这种不平等状态也更像是一种社会变革，指向社会变革的发展不仅是经济与市场的，更应当是国家与社会的多层次、整体性的赋能。

如何理解这种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的“赋能”？首先，这不是一种北方向南方单向的“赋权”。虽然这种“赋权”被视为一种不同于帝国威权的“弥散性”权力扩展。从欧洲语境中诞生的共同体建构模式，本质上仍旧期望通过对权力的垄断，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和平的秩序格局：即可能通过强力（威权性权力），也可能通过合意（弥散性权力）实现，但这种秩序观并不能反映“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谋求成为人类历史平等主体的诉求。换言之，“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既不能被视为对西方一元论秩序霸权的屈从，也不是一元论秩序观随着资本主义物质性的扩张对原本多样的全球文明与政治实践涵化的结果。一个真正南方视角的历史哲学，应当将全球文明与实践的多样性及其之间的辩证关系纳入理论框架内，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不同文明主体性的自我确立以及多样文明主体间的辩证互动，便是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的人类普遍性秩序理想。

在过去的思想史研究中，以“语境化”为方法的研究展现了一个基本现实，即政治哲学家们对普遍秩序的探索实际上是高度政治化、语境化的。人们在何种尺度下、怎样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中、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在何种认识论框架下进行思考，这些都是语境化方法所必须处理的问题。这类思考除了今天仍能被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界偶尔提及的剑桥学派之外，还必须包括研究长时段内物质文明变迁对观念与政治产生影响的年鉴学派以及最为强调从长时段、整体性、语境化、辩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哲学思考。作为一种方法论探索，我们不妨尝试跳出原有政治学、国际关系思考中为我们划定的基本单位，跳出那些以本质主义概念为中心的静态分析，采用一种更易于描绘动态、描绘变迁的策略。

在历史比较视野下可以发现，与霸权中心的秩序相伴的是它对国家发展、现代化问题的僵化认识。它将一个特殊的，在欧洲历史和政治社会环境下发生的现代化历程转化为一个普遍的，对所有文明与国家通盘适用的发展方向。并由此推断出所有国家都必将走上霸权竞争的道路。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则已证明，无需通过全球扩张、无需通过奴隶贸易、无需通过武装掠夺，一个被压在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条底端的国家，也能在一个先锋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动员、群众教育、解放生产力来完成工业化转型，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经验为恢复世界多边秩序平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政治动力。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从广阔的中国与全人类文明历史中寻找到新的历史资源，从全球多样性的现代化实践中找到新的政治动力，并在更多样的秩序理想、世界观与历史实践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发现可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一元论基础上构建的全球秩序客观上倾向于消除文化、制度、乃至种族、自然环境等一切天然构成的多样性，重新发现由多样性构成的秩序平衡则是对这一认识论霸权的超越。这种超越需要将视野扩展到历史实践，特别是被理论所裁剪、甚至排除的诸多实践中。在1955年万隆会议的开幕式上，印尼总统苏加诺援引一句印尼谚语，强调多民族的印尼，其共同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则之一为“多元统一”（Bhinneka Tuggal Ika）。苏加诺强调，对参加万隆会议的广大亚非国家而言，各国之间巨大的文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状态的差异无疑也是这种多元性的表现。在尊重并保障这种多元性的前提下，寻找“相互共存、相互对话、相互协助”的路径，便是这一亚非共同体的历史使命。这些多样性的实践包括了广大亚非拉地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之前的普遍秩序以及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以来的现代历程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对多样性实践的承认，其核心意义是希望在一个整体性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现并确立被压迫者、被殖民者、被管理者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的自我发现，伴随着自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以阶级、民族、人种、宗教等为基础的大联合运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虽然许多也最终走上了霸权竞争的轨迹，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以亚非拉团结运动、泛非主义运动为特点的政治开始在哲学层面上，对霸权、单极、一元的世界秩序原则进行反思。在实践上，这类合作运动强调在不排除外部援助的情况下，通过亚非拉世界内部的互助合作，尝试建设各自国家的自主能力，并真正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层面谋求与欧洲强国之间的平等。这种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身作为“命运的无能的旁观者”，成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积极和平等的参加者”的诉求，构成了亚非拉世界谋求自主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因素。面对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现实，20世纪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案，即在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通过双边以及多边的区域间合作，在促进各国强国家建设的同时也谋求区域一体化，进而以团结体的形式，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以及对大国的话语权。既有的诸如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都不同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理想与实践。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将这种方案称为“多中心区域化”（polycentric regionalization）。它强调可以通过区域团结尽可能地创造可抵御霸权干涉的空间，并以此实现减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造成的全球性不平等。

如果我们尝试构想一种新的构建美好共同体的方案，则必须要包含全球平等发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整体性构想。从理念上看，这种构想的底线“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真正实现这种具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主权国家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秩序理想则需要冲破国际关系认知中固有的国家边界，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国家—全球的三重维度中思考并衡量现代化的意义与方向。纳入人民这一维度之后，对国家—全球平等秩序的讨论，特别是对不同层面共同体建设的分析便产生了内在联系。命运不可能只是某个单独领域中、某个特定人群、某一时空的，而必然是整体性的人类历程，但同时人类命运同体也不像一些西方全球治理理论那样，片面强调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消解国家主权，而是要构想一个整体性的，联通人民、社会、国家、全球的全面解放与平等秩序。在这个秩序观下，四个层次并不必然互相排斥，而是人在不同规模、不同层面上的组织方式。这些组织相互重叠、共构、交织、冲突，共同构成了一个辩证视角下的全球秩序。在人民中心视角下，国家便出现了不同的意义。承载主权的国家，特别是其建构与强政府的形成是一个多样且漫长的过程。许多亚非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理论构想中的强国家、强政府。在全球发展不平等条件下，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强国家形成，恰恰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发展的动态进程。通过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形成强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关起门来或是像欧洲历史经验一样，通过战争完成对社会的调动与整合，然后再走向世界。相反，中国是在一个由反霸权革命开启的实践进程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互动的同时进行社会调动与工业化改革，开展自身现代化强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式交往体现的国际平等互助精神，也恰是20世纪亚非世界独立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最真实的经验。

在这三重维度下，“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既要面对主权国家内部的多样性，也需要面对国际层面的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才能真正描述一个以平等、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新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与“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且“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老路”截然不同，中国强调“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下，对发展的讨论便开始具有了普遍的历史哲学与文明论的意义。

如果用一个表述来概括全球南方的世界秩序理想的话，那便是“多元统一”。在这种多元性下，既包含了对话、合作，又包含冲突与矛盾，其统一性则体现在对实现全球南方自主发展，建设全球真正的平等秩序这一理想的基本共识上。这种共识从亚非团结运动的万隆时代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也并未彻底消失。1990年南方委员会（the South Commission）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题为《对南方的挑战》的报告，报告表示，“南方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经济社会与技术发展程度大不相同”，特别是随着“近些年”的全球局势发展，“今天的南方要比昨天的南方更缺少同质性”。这种“多样性”背后，存在这一个“根本的统一”，即对“摆脱贫困与不发达状态，为各自民众谋求更好生活”的渴望。这种“共同的渴望”，超越了这些国家的差异性，并为这些国家“赋予了一种共同的身份，以及共同奋斗的理由”。同时，这种巨大的差异，也为全球南方“互利合作提供了机会”。

报告明确强调，这些由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南方”，均在一个共同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脉络中获得其作为“南方”的政治身份。这种政治身份表现在机构组织上，则为“77国集团”以及“不结盟运动”。两者在成员组成上基本一致，“中国”虽然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但作为“77国集团和中国”的一分子，毫无疑问也被视为“南方”的一部分。报告承认，冷战终结后，两极对抗造成的紧张状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高歌猛进式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一方面增强了西方一体化程度与政治经济竞争力，造成了南方更进一步的“边缘化与失能”（powerlessness）。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南方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开始形成，客观上促使南方开始思考“新兴的合作可能”。报告刻画了南方视角下的“国际图景”应当是一个“真正相互依存的世界”（a truly interdependent world）。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发达与不发达，富有与贫困，主宰与被主宰”的不平等关系，而是一个所有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一切方面都广泛联系且真正机会平等的世界”。

总体说来，《对南方的挑战》将“全球南方”国家建设与社会赋能作为全球发展的双重任务。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下给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带来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全球南方”的发展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能力的增长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应当充分让人民普遍参与进来，并在这个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人的赋能。这一赋能发展需要国际层面的南北与南南合作，并且必须为这种合作提出新的社会发展目标，即应当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进行能够促进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投资。同时，也应当将文化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强调“文化必须是一切发展战略的根本”。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是实现赋能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也必须在保障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中发挥其实际作用。 

在这份真正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讨论南方问题的报告中，我们不难发现“南方”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末全球秩序大变局的背景下，亚非拉国家对自身发展命运以及国际秩序走向主动思考与实践的结果，它并非是对第三世界、亚非拉团结、不结盟运动等政治实践的替代，而是同一场反抗帝国主义全球霸权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在这场漫长的反霸权，谋求国际秩序民主化的斗争中，中国始终是一个积极的主体。实际上，参与这份报告写作的成员之一便是周恩来总理曾经的外事秘书钱嘉东。1986年，时任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的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这一举动并不能被简单视为中国向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转向，更不能被视为中国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背叛，而应当在更漫长的全球南方谋求自我赋权的历史进程中，从南北对话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不难发现，今天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以及在对全球文明、安全、发展等普遍秩序理想的表述中，忠实地延续了20世纪以来不断演进的“南方”视角下的理想世界秩序图景。

与20世纪末南方委员会报告所处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与技术层面上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分子”的背景下理解才更具有历史与普遍意义。从万隆会议到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南方”在面对全球北方的霸权时始终处于现实上的弱势。南方的团结极容易在军事干涉主义与霸权多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影响中被消解，南南互助的理想也往往被国家间猜忌的现实取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霸权的全球性愈发具象，与之相伴的是“全球南方”甚至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国家的作用开始愈加弱化。作为“全球南方”一分子的中国，为全球南方多样性秩序理想增添了重要的可能性。

强调全球南方“面目不清”，缺乏内在统一性，抑或是希望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种近乎国家联盟式的“阵营”，本质上都是一元认识论对多样性实践的规训。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亚非拉”，抑或今天的“全球南方”，那种从全球北方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模糊、杂乱、无从“定义”的特性，实际上恰恰隐含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历史地来看，在亚洲、非洲文明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并不存在由天主教会带来的一元论认识论威权；另一方面，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天主教会那样，既有意识形态权威，又能实质掌握大片土地，并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作为一种强大影响力的权力与各个地方王权分庭抗礼。如果我们跳出西方学术话语中设置的本质主义框架，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还原其本来面目，即欧洲小规模共同体对天主教普世帝国的文化霸权与政治干涉的反抗，那么“现代”便可被视为一种在反抗干涉主义霸权的进程中主体性自觉的诞生进程。在这个视角下，中国乃至整个亚非拉世界对干涉主义帝国霸权的反抗以及对自我主体性的塑造也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多样性的现代便开始于对一元论霸权的反抗之中。

在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对霸权的反抗却被视为一种“全球治理”的杂音，一种需要被消除的病症，一种“普世逻辑”中的意外偏差。全球面临的欠发达、不发达状态，相应地被视为未能像“全球北方”国家那样很好完成自己“制度化”进程的结果。此外，“全球北方”的理论也格外强调从“全球南方”中找到印证霸权竞争“规律”的案例。在全球南方谋求自主的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因宗主国统治而获得更高“制度化”程度并“拥有了更多的中心国家特质”的前殖民地国家往往也会受到这种西方中心理论的关注。因为那些国家很快走上了“自己成为帝国中心”的道路且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中国的复兴也被视为这种“成为帝国中心”式的历史循环。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媒体知识分子开始将中国的复兴，视为一种旧中华“文明型帝国”（civilizational empire）秩序的回归。一个不再甘受国际不平等规则支配的中国被描述为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越发“强硬”（assertive），进而对“民主秩序”，对“国际力量平衡”（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以及“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个世界观下，便被理解成为一种对“韬光养晦政策的背叛”，一种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战略转型”，一种中国走向全球性帝国扩张，并与美国开始进行霸权竞争的明确信号。

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他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霸权兴衰循环的历史观。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不能被视为是“全球南方”谋求自主现代化，自我赋能的政治实践，而是转变为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历史与秩序原则的重复。这种披着“去殖民”“后殖民”外衣的论述会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展开的国际发展合作视为一种霸权扩张行为，并为中国扣上了“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帽子。诸如“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等一系列在19—20世纪亚非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中出现的词汇也都被许多学者挪用，将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描述为一种美国式的“没有殖民地的经济扩张”，甚至是资源攫取式的帝国主义与“对非洲的新瓜分”（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将中国自主发展诉求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与发展进程的行动描述为谋求扩大影响力、进行全球霸权竞争的“新重商主义”（new mercantilism）。中国的反干涉主义以及在南海地区的政策也被描述为一种门罗主义的翻版。这类论述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都颇有影响。

实际上，这种貌似历史性的论述，本质上是对复杂现实的裁剪之后形成的目的论判断。它向人们暗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必将重复霸权竞争的道路。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剥离，便是这种裁剪的结果。它在认识论层面，传递了两个“潜台词”。首先，它否定了“全球南方”可以在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现代化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赋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全球南方”必然需要继续期待能在西方垄断的霸权秩序中谋求现代化。其次，它暗示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必将重复西方现代化历史中的霸权竞争与兴衰更迭道路。这无疑也取消了中国现代化实践背后蕴含的理论潜能，这种目的论判断的现实意义在伊肯伯里的论述中被清晰地表述为，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理论工作。它强调，从“自由国家”的角度出发，应当选择与这些“非自由国家”保持沟通。这种沟通的目的，或是通过合作吸收的方式，影响这些“非自由国家”，使它们变成“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并进一步促成它们政治上向“自由民主模式”转变。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多元化态度下，容许他们维持他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模式。当然，“自由国家”也可以采用更加有“侵略性”的态势遏制这些国家的“野心”。

将中国从“全球南方”自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剥离出来，与遏制中国、中国崩溃等美国政治现实主义诉求，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认识论霸权。同样反对特朗普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们，一方面将特朗普视为自由秩序造就出来的“粗暴的猛兽”，另一方面，他们却暗自拥抱了特朗普式的方案，试图解决美国全球霸权所遭遇的巨大困难。这种论述的逻辑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激进自由秩序直接造成了美国国内社会冲突和两极分化，也造成了国际混乱。这种国际“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与美国精英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放松以及过于激进的国际干涉主义政策密切相关。对国际事务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美国走上大国衰落的道路。这是吉尔平（Robert Gilpin）早已预见到的帝国的悲剧。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需要一方面集中力量“遏制崛起的中国、分化中国和俄罗斯、减少在中东的干涉”；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国内加强治理，重回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政府道路，“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健全治国能力”。

这类论述排除了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诞生的大量理论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的霸权挪用。在这个被系统性遗忘的政治与理论脉络中，包含了列宁等共产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以及恩克鲁玛、卡翁达（Kenneth Kaunda）、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乔治·帕达摩尔等人在泛非运动浪潮中诞生的对“新殖民主义”“南方问题”的深度分析。重新恢复这种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多样性，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放在“全球南方”整体的现代化历史中来理解，是今天冲破认识论霸权，发现中国全球秩序研究自主性，解释什么是全球秩序“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起点。

今天对“全球南方”的讨论以及对“全球南方”思想与实践资源的理论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写作。这意味着我们要想象一个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没有霸权的世界，而这种霸权“缺位”的世界秩序并非霍布斯式的无秩序恐怖。这代表着对世界本质的辩证认识。这种认识强调，世界就是不同力量在现实中不断斗争的直接结果。这个世界秩序的构成不但是霸权者试图宰治的结果，也是反抗者试图摆脱霸权宰治的结果。这种霸权与反霸权力量的活动，构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真正多元性，而这个多元性的指向是一个没有霸权、真正平等的世界。无论是苏加诺谈到的“多元统一”，还是中国设想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文明互鉴”的途径，归根结底都指向了同一种秩序理想。在这种从亚非拉团结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全球南方"的政治探索中，在这一个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冲突中，未来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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