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在西方被称为一个“学术不死族”（the Academic Undead）。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旗舰学科（the flagship discipline），今天的社会学似乎正在遭受巨大的认同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危机缩影就是社会学界都不太知道应该从人文学科或自然科学中补充哪些新的研究内容，如何实现新的研究转型。尤其在现阶段，为了应对就业市场的压力和学科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多高校的社会学学科面临重组、调整甚至被取消的命运。虽然各种与社会学相关的研究资助并没有减少，其他学科对社会学的需求似乎也在增加，但对于那些只关注市场需求变化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关心的问题可能不是如何去支持社会学发展，而是如何找到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和增加市场与社会的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认知，并且能够恰当回应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全新问题。就如同科学对自然所许下的承诺一样，社会学也对现代性社会许下了宏伟诺言，并从创立之初就承担起“社会症结诊断”与“现代结构修复”的双重使命：社会学不仅致力于对社会发展特征、运作逻辑及其变迁过程予以持续性回应，还渴望在现代性的碎片中构建人类未来的发展蓝图。因此，无论是逻辑起点，还是价值旨归，对于“人”的关注与反思始终是社会学得以延续和更替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将自身打造成一门“社会物理学”的目标期许，强调以自然科学为摹本进行的学科建设几乎成为了社会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意图。以至于在“古典—现代—当代”脉络的持续演进过程中，形式各异的社会学理论范式虽然对现代性问题的切入点、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延续着一种“科学定位”（scientific orientation）的思维定势和“功能导向”（function-based）的结构理路，这在帮助社会学穿透“冰冷漆黑极夜”，实现知识“祛魅”的同时，也使自身局限于“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的结构桎梏中，不但偏离了“社会”本意，还与“人”的主体性诉求渐行渐远。
具体来说，人们对所谓的“正统社会学”（orthodox sociology） 至少会存在如下质疑：（1）就学科方法而言，社会学研究从“证据为本”的实践指导原则出发，试图通过建构一系列的客观指标，挖掘蕴含于事物内部的结构性意义，但长此以往，人类置身的生活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被各种程式化事实充斥的实验室，进而造成“主体的遮蔽”以及“行动者的缺席”。（2）就价值导向而言，社会学研究往往注重知识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更多地将物质指标的满足作为主要衡定标准，无形中导致学科的价值关怀与人文品格被搁置在了边缘地带，社会学成了只分析表象的“社会”而不关心真正的“人”的学问。（3）就学科定位来说，过于强调对研究对象内在规律和特有知识进行的逻辑建构，反而导致学科整体陷入“概念崇拜”的境遇之中，并由此窒息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切割了学术与社会的有机联结。久而久之，原本充满美好憧憬与无限遐想的学科构思如今俨然成为了幻象，从学术话语、理论体系到方法路径变得愈发抽象，时刻面临着陷入“方法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 和“社会巫术”(social magic）陷阱的危机。
凯·埃里克森（Kai Erikson）曾指出：“社会学最关心的主题就是社会学本身。”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必要重新想象社会学的“技艺”，倘若不能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好答案，无法把握和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议题、新趋势，那么学科的生命力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尤其是面对世界转型期带来的全新境遇，今天的社会学不仅需要继续应对“何以可能”的追问，甚至还面临着“以何为之”的全新迷思。如果不对基本的前提假设作出检验，反而将其束之高阁，那么整个学科的反思辩证能力便会被削弱。鉴于在发展进程中显露的“视域困境”与“学科危机”，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就主张从“社会学为了谁”（sociology for whom）和“社会学为了什么”（sociology for what）两个本真性角度出发，力图跳出抽象的经验主义思维，转而“呼唤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在充分关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基础上，促使社会学从“非人的科学”（inhuman science）转向“为人的科学”。所以，关注被结构性视角长期遮蔽的“人”的位序将成为新时期社会学的重要方向。其中，“人”既是社会学的转向对象，同时也是社会学得以创新的根本源泉，而建构一门“以人为本”的社会学就必须对整体构思作出定向，从而更好地切入社会肌理，深刻把握时代的脉动。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传统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关键是要实现以下四方面的范式转换：（1）超越“片面理解、诠释社会现状”的刻板逻辑，进而彰显自身的“行动特质”与“实践思维”；（2）超越“历史—现在”的线性视域，更多关注“未来视角”与“动态理念”；（3）超越确定化、稳定化的研究思维，建构面向“不确定性”的学科体系；（4）超越问题的“终极解决”思维，重视对“抗解问题”的诠释与应对，旨在最终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始终，并不断增强社会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对此，笔者提出要回归到“人”的本真时代去构建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这不仅是要深化和延展社会学知识的解释范畴，更重要的是要活化社会学知识灵魂，从而使其获得一种持久的“生命力”。
社会学长期以来都在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希望为人类解放提供理论和行动指南。尽管各种研究取向谈论的议题、针对的对象各有不同，但核心都是紧紧围绕着促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展开的。但遗憾的是，社会学处理这一核心议题的方式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地对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作出解释，即使是对社会行动的研究，也侧重于对行动结果做出各种因果性说明和“解释”。而且在对社会行动进行因果解释时，还会潜在预设一种线性时间观：行动发生如同事件发生，对行动进行因果解释就是阐释行动发生的前后事态。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从而对社会行动及其结果予以因果性说明。”因此判断社会学体系是否完备的根本标准也更多被置于学科概念的解释力与普适性上，其在力图呈现出社会实然样态的同时，还在持续累积着构建理想社会的基本图式。在这种学科致思的指引下，早期的社会学家也更擅长通过“历史—诠释”/“辩证—解释”的手段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回应，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解决路线予以详尽说明；另一方面，从共性的经验中抽离出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阐释性框架”（interpretive schemes）并将其进行扩展与延伸，从而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图式。但就事实而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主体积极构造的能动空间。尤其是在剧烈社会变动背景下生成的经验事实并非轻易可见，也非稳定不变，往往是被隐秘的秩序掩饰起来的。
因此，社会学理论知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解释层面。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的社会学家总是试图给社会的诸多现象做出一个个合理的解释，一旦做出解释了，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对社会事实的简化论证之中，化约本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导致研究结论或给出答案的社会学知识只能是一个个的“理想类型”。而社会一旦发生变化，理想类型的解释力就会随之减弱，学者们就不得不再寻找新的范式来解释。而且，如果只是单纯地拘泥于理解社会事实的“解释者”角色，还会造成社会学研究的浅表化、简单化与工具化，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由此形成的“知行间隙”（knowing-doing gap）还会在知识与现实之间构筑起坚固的壁垒，致使原本为提供理性化诊断和应对方案的社会学被搁置在诊断（prognosis）和治疗（diagnosis）的张力地带。马克思（Karl Marx）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社会学家也经常遗忘所从事学科的行动主义传统，在这种“集体遗忘症”的状态中，他们变得极其容易随波逐流地接受因即时效用而传播的常规理解方法。就其实质而言，社会学的“志向”并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基本解释，也不应止步于揭示社会问题的因果机制、演变机理、形式特征、实质内涵，而应由此进一步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在行动层面采取一定的应对策略，推进有关问题的最终化解。其中，主观意义仅仅只是行动的参考架构，只有行动才是绵延内在的执行（duration-immanent enactment）。知识在行动中产生，知识也在行动中修改，“有且只有行动本身才能产生知识”。如果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意图和行动取向，那么社会学必然会止步于“学院式”的学术游戏。所以，为了破除日渐僵化的“程序社会”（programmed society）就必须要重新举起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的旗帜。围绕此思路，无论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主体的不在场”，还是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e）所言“行动者的缺席”，事实上都强调创设一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学科理路，主张从主体实践性和行动变革的视角考察转型中的社会发展进程，通过积极的干预和介入获取关于“人”的真切知识，挖掘整个时代在结构性迭变的趋势下带来的诸多问题与困境。因此，具有解放取向的“行动社会学”不但是对以往被忽略的实践面相的寻回，是对“单向度”知识生产模式的纠偏，更是对学科专业性的强化。其间的结构既是社会主体的实践支撑又是其中介，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的循环与彼此建构的关系。“行动者在互动系统的再生产中利用结构化模态，并借助同样的模态反复构成着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所以在行动视角下，“人”并非社会结构的“诠释者”，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问题的“注脚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变革者”，是具有解放取向的“行动者”。通过源源不断的行动调整、更新、完善，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美好。行动研究“活化”，不仅指导和推动着社会变迁的实践，更是体现出使用行动研究作为社会变迁和解放工具而贡献出的丰富多彩的力量。
总之，从“理解/解释”到“行动/解放”的视域转换是进行社会改良、提升社会学学科生命力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如果说“理解社会学”提供的是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知识体系，那么“解放社会学”或新的“行动社会学”则是通过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而促成“人”的终极解放与发展，是对“乌托邦式”社会理念的践行和理想的坚守，同时也是驱动社会任务不断完善的导航图。当然，“解释/理解”与“行动/解放”并非是彼此分裂的存在，如果说解释社会学侧重于隐藏于既存现况之中并使既存现况保持不变的存量，那么解放的行动社会学则试图改变既存现况并走向另一种寻求解放之道的增量。其中的“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与能动的主体，始终处于变革和重塑的进程中。
面向未来，“以解放为导向”的行动社会学关键要关注以下要点：第一，就干预策略而言，行动导向的社会学将适时运用“反体制方法”（counter-system approach）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穿透日常生活图景，发现隐埋在行动中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同时挖掘自身在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上的行动资源，从而拨开覆盖于社会关系表层的行动者及研究者，展示这些关系的本相和实质，展现剖析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潜力。第二，就践行过程而言，解放导向的行动社会学倡导“主体赋权”和“平等对话”，通过介入、干预、观察、对话等机制弥合在学界与公众之间长期存在着的“主—客区隔”，促进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议题的选择、目标的界定，进而揭示出被结构性因素所遮蔽的主体思考逻辑以及行动机理。第三，就研究视野而言，鉴于行动与干预本身就是一个有开始无结束的过程，一切当下的行动都是持续性的变动和解放过程，其模式与形态无法被历史所固定，这就需要社会学的视野始终向未来的诸种真实可能性开放，促进社会学知识不断地“再生产”与“再建构”。
社会学对于客观性的追求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直截了当，由于社会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利维坦”，更是“界定不清的实体”（ill-defined entity），因此社会学旨在通过“理想慎思过程”（process of ideal deliberation），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展开奠定稳健的知识基础。尤其是自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提出“用实在科学分析的策略去代替思想分析方法”以来，社会学家经常不自觉地自囿于社会经验的呈现，意图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社会事实从具体的情境之中抽离出来，并与同类型事实联系起来，进而构建生成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架构”（rationality framework）。似乎借助自然科学化的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物自身（ding an sich）的认识。在此前提下，外在性以及随之生成的客观性、真实性更是逐渐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韦伯也呼吁道，社会事件的无限多样性以及作为每一对象所包含的无限复杂因素使得仅仅只是对其作出描述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其中的各种关系作出详细分析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将“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作为客观物来考察（treating as things），为了厘清事物发展的总体面貌就必须将价值悬搁作为前提，根据事物本身固有的特性所被建构的形象来作出研究。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社会学或者是对道德价值无知无觉，仅仅“隔岸观火”般地有所触及，又或者是彻底性地将价值问题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以外，无形之中便在“事实/科学”和“价值/道德”之间构筑了一条不可估量的鸿沟。在此过程中，“应该怎样实践”的价值判断问题，却偏向于“何为促成目标有效达成”的操作性问题，使得具体的研究过程带了浓厚的工具性色彩。
然而，相较于自然科学以普遍性共识为基础，仅仅需要对事物表面样态作出证实、描述的“一阶解释”而言，社会学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二阶阐述”（doubly hermeneutic），即“解释的解释”，现实层面上的社会事实并非是目的论意义上完全适应于既存条件的“合理化现实”，其中所涉及的行动依据并非固化僵硬的标准，而是取决于以何种认知结构去架构物。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制定到经验材料的整合，甚至研究结论试图深入的无穷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受到社会传统惯习、时代理念、个体知识水平、主观偏好的影响，从学科品格、知识旨趣、价值关怀到沿循路径无不渗透出时代性的公平正义理念，这不但是社会学的目标指向，更是合法性的源泉。道德上的冷漠只能驱使着社会学成为一门“自我指涉”的学科，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社会内部的任何因素都并非作为绝对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存在，而是内在于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之中，对任何事物、事实、事件，倘若不能够将之放置于具体社会中作出考察，那么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表面结论而非本质真知。当然，对于研究过程的价值关联性的深切体认并不意味着必须搬掉“价值中立”的绊脚石，放弃对社会科学研究结果之客观有效性的追求。 “重新焕发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便是需要将理想和现实同等看待并且结合在一起。”有鉴于此，社会学需要在“关于事实的经验学科”和“关于行为的价值学说”之间进行统合——不仅需要描述事实“是怎样”的描述性系统，还需要转向指引人们“应当怎样做”的规约性系统。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齐布拉特·列维茨基（Ziblatt Levitsky）提出了“规范配置”（the normative configuration）的概念，社会事实只有在规范性意涵之中才能够得到全面的呈现。与此同时，规范性概念的合法性基础又恰恰缘于社会价值，“事实”导向事物的真实性，并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而“价值”则更为关注其“有效性”，并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正是清楚地看到针对社会事实进行“单向理解”（monological understanding）存在巨大局限，才提出了从“工具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转变的期望，他通过构建“系统—生活世界”（system-lifeworld）双重架构，将双向理解的交往行动作为起点，建立一种维护独立和整合功能的标准框架。可以看到，在实践规范中，价值取向、知识经验彼此交融，在赋予智慧以实践品格的同时，又使实践获得了智慧的内涵。
近年来，社会学知识的有用性日益受到知识界和实务界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规范社会学”（normative sociology）的发展。规范社会学对规范知识的重视并不是以排斥“事实”为前提的，而是强调现实取向与价值规范之间的逻辑连贯性。任何社会，唯有当其基本的结构意图不局限于推进其内部成员的利益，同时也有效地受到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管理时，才可以称得上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所以并不存在纯粹的事实理性，任何单凭经验事实建构社会学模型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繁多冗杂、持续变动、富有争议的现实分歧，并在学科内部进一步引发“不可救药的混乱”。而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理想范型”，可以从生活世界的“乌托邦”愿景出发投射出相应的行动秩序，通过确定这种理想结构接近或脱离现实的程度就可以有效地理解和把握事实。此外，在规范取向的社会学知识观中，“是什么”（is）与“应当是什么”（ought to be）不再呈现出相互分割的样态，而是在尽可能整合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社会应该如何运作的理想模式。
总之，“以规范为核心”的社会学知识观，其核心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系规范、完备有序的学科是以科学合理的规范为基础的，是实践主体建构“合理的”理想世界的过程，因此社会规范必须与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活动相结合，其自身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中间架构，通常能够针对现实议题很好地发挥规约引导与批判整合等功能。第二，实践规范既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整合，构成了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化的中间环节，是实践主体建构理想世界的过程，这同时也决定着规范必须是全时段、全方位的实践，唯此才能促使世界不断地向着合乎人本需要的方向迈进。第三，规范的合理性当然也存在相应的限度，现实发展与运作不只是静态、空洞的表述，或是仅靠理性便能解决的问题，表面明晰的社会规则背后实则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有在特定时空情境下的诉求，倘若超出真理范围或不恰当地超越时空限制而任意使用，便会出现出现实践失范、规范失效的现象。
经典社会学力图将社会描绘成为时钟般精确的机器，以探求不受时空条件限制的普遍法则以及解释所有现象的“覆盖律”（covering law），获取关于自然之确定性、真理性知识。然而，随着社会本体从“稳固现代性”（solid-modern）到“流动现代性”（liquid-modern）的转换，曾经稳定的结构基础正在逐渐消失，现有体系还未完全固化便又如流水般迅速流逝，整体社会结构处于“转而又转”的状态中。社会犹如一个横冲直撞的“庞然大物”，无论最终以何种面目示人都无法先行预判，因为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本身都兼具特异性与复杂性。纵观如今的社会学学科现状，尽管以往从未拥有过如此之多的技术手段与方法对社会作出诊断，但也从来没有面对过充满如此多不确定性的未来，建基于“笛卡尔—牛顿”体系上的现代性观念正在陷入崩溃的边缘。按照阿多诺·霍克海默（Adorno Horkheimer）的话来说，“被彻底启蒙的世界便笼罩在了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如果说传统的社会学认知逻辑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有着精密结构布局的系统，同时假定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构件，那么社会学家的任务便是对其予以拆解，进而找出黑箱的运行规律。置身于不确定性时期，不仅精密稳定的结构不复存在，而且黑箱也不复存在，每种结果的起源都只存在于不可预测的无限循环之中，而且无限的原因链必然导致无限的结果群。可以说，“确定性系统必然产生确定性行为的观点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社会现象”，就算是作出了充足完备的分析与判断，也无法得出相对确定的结论，嵌入相同情境下的实体甚至还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如果还要强行地将社会学目标设定为追求某种确定法则或规律，那么只可能沦为“固执的经验主义”。
21世纪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标识了实证主义理想越来越走向终结，但人类又开始陷入了焦虑的控制和进步欲望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之中。这并不意味着理性的彻底崩溃和非理性的回归，而是人们在寻找应对和利用不确定性的新方法的过程中发展出多种形式的新理性、新范式。于是，在过去的40年里，西方社会的讨论焦点已经从如何消除不确定性转移到如何控制和利用不确定性。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指出：“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舞台。”物理学家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也指出：“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历史的实质本应当就是非线性的存在，“机械工具和结构秩序”是后来才降临到了这个原本就不确定的世俗世界。面向未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由“全新世”（Holocene）过渡到“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崭新情境，将不会存在一个稳定静止的社会等待社会学家去认识。不确定性已然成为现代世界的思想、生活、技术、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症候，学界更是将之形象地概括为“乌卡时代”（VUCA），即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性（complex）、模糊性（ambiguous）的复合影响。为了保持在模糊情境中前行的能力，避免社会陷入至“僵死范畴”（zombie category）之中，就必须建构一种以不确定性现象为核心的社会学学科方法论。其中，“不确定性”现象——通常指的是一系列“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危险系数高、需要紧急决策”的现象 ——亟需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确定性”不仅仅是世界发展的一个“事实”，更是一种人对世界经验的解释和描述。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不确定性”就是人类如何体验存在的一部分，是自我体验与社会现实特征的一种关联。不同于社会学潜在地寻求稳定性和确定性的理论假定，未来的不确定性、偶然性是不确定性社会的首要特征。正如吉登斯所说：“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并不遵循一种早已预设好的进程，且所有活动都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不确定性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其影响也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其将作为新的社会事实影响着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不确定性的社会境况不仅要求一种面向不确定未来的预期行为，而且也需要研究者转换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来考察大量非预期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对此，埃琳娜·奥尔梅多（Elena Olmedo）详尽地提出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演变的三个阶段：（1）由于社会是以线性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运作的稳定实体，因此整体学科都致力于对其予以分析与控制。（2）大量随机性、复杂性事件逐渐频发，对于事物之间的判断逐渐开始用“弱因果关系”取代“强因果关系”，这同时也意味着即使更多信息的增加也无法保证能够得出相对确定的结论。（3）与前两个阶段的基本逻辑截然相反，基于因果关系作出的预测几乎不再可能，社会发展态势整体陷入到了不确定的境遇之中。由于受到“事件生成的突发性”“系统演化的无序性”和“社会结构的混沌性”的共同作用，“多种和意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从学理层面来看，人类永远不可能得出永恒或全面的真理，这就要求社会学家“从简单化到复杂化”“从普遍性到异质性”“从序列性到非线性”作出转变，唯有基于“不确定性”的透镜审视世界才能使我们从波谲云诡的不确定性社会之中解脱出来，这同时也会使得眼下所面对的现实更加真实（making some realities more real）。
当然，从确定性过渡到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乐观的理性主义转向悲观的虚无主义。在不确定性社会，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议题照样大量存在。正如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所讲到的：“现代科学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沿着阶梯从基本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到复杂系统领域，探索兼具简单性与复杂性、规律性与随机性、有序与无序得到的混合性事件。”在“决定论的世界”和“纯粹的任意世界”之间，一个中间的图景正在形成。可以说，迈向“不确定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uncertainty） 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至少包含着以下几方面要点：第一，秉持开放的学科视域。传统以“确定性”为导向的学科思维通常将不确定性视为“敌人”，认为其是需要消除的“病原体”。然而“不确定性却是一种能够加以培养和利用的东西，而非值得害怕或遏制的事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诸事皆有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思维范式。正如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曾提出的“来自噪声的有序”（order from noise）原理，即当前所经历的无序、空洞的状态同时也孕育着全新的社会运行模态，通过其自然的运转涌现出的将是更高阶的社会面貌。这就需要在“混乱的边缘”（edge of chaos）以及“被围困的情境”（besieged situation）中习得各类生存与发展技巧。第二，建立整体性理念。刻板硬性的机械决定论通常是“将整体系统拆解成一系列规格更小、体系更简单的要素”从而作出进一步解释，倘若透过“生命有机体”概念予以审视便能够发现，社会系统本应当是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的有机整体，这就需要承认社会是一个综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整体思维出发把握事物的演变性质和规律。第三，保持动态性思维。在持续变动的社会形态之中，任何试图找寻稳固性的努力都失去了现实基础，更值得追求的应当是动态的思维，当社会系统的状态发生偏离目标的运动时能够由此作出相应的调节，以消除其中发生的偏离。面对未来，不存在任何预先确定的社会发展轨迹，也不存在任何历史的总计划，反而需要社会学能够足够灵活并确立一种“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从经验中提取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作为自身行为的参照，并通过实践活动中的反馈来改进对世界规律性的认知，从而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使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朝着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方向前进。不寻求任何“最佳”，而是寻求在现有条件下尽量保持好目标的匹配，从而很好地适应突如其来的波动性。
由于物理要素通常可定义、可计量，解决方案可重复、可检验，因此社会学惯常面对与处理的是“可解问题”（tame problems）。研究者的任务便是精确识别相应的条件，最终旨在寻求问题的终极解决：一方面，在“证据为本”的思路下，社会学致力于在“目的—结果”之间建立起相对牢固的逻辑关系，并运用科学假设、模型预测揭示社会生成机制和演化规律，以至于随着更多知识的增加以及理性技术的使用，可以使得那些不符合期望的干扰性因素被模型吸收；另一方面，将总体问题分割成便于操作的微观项目或单元要素，同时以“风险感知”体认“风险情境”，以“先验议题”框定“后设问题”，以“情境界定”发现“实质问题”，从而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楚，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同时为之找寻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由于大部分社会问题非但情形严峻、辐射广泛，更不存在“正确答案”或“停止规则”，因此通常属于难以处理的“抗解问题”（wick problems）。其主要特征包含了以下三个维度：（1）就本体论而言，“抗解问题”具有涌现性（emergence），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深度发展，不仅事物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较为迅速，而且许多简单可解的问题在“反馈循环”的作用下开始盘根错节地彼此交织，甚至超越了传统的预设边界与理解范围，由此涌现出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与困境，难以形成相对完备的解决方案。（2）就认识论层面而言，“抗解问题”具有模糊性（ambiguity），尤其是鉴于多元利益群体往往具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且其认知结构、偏好及目标侧重更是各有不同，甚至还牵涉到多重利益纠葛，或多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信息问题，这就导致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方法意见冲突、难以形成共识。社会学非但无法厘清现实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更不用说在认识论层面研判社会变革的趋向了。（3）就方法论而言，可解问题通常惯用于“理性—技术”（rational-technical approaches）的方法，按照“搜集信息—分析信息—制定方案—执行方案”的步骤推进问题的解决。然而，鉴于“抗解问题”存在的非线性、不确定性特质，不仅危机的反馈周期相对较长，而且在原因与问题之间很难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或替代关系处理，更没有清晰可行的行动方案以供借鉴，即使是再完备的知识框架与技术路线也难免会陷入失灵的境遇，最初完备的计划甚至会适得其反。在无法形成正确解决方案的前提下，与其说是在解决问题，不如是协助多方主体达成共同的理解。
总之，尽管社会学向我们提供了关于整个世界稳定、可靠的信息，但犹如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所指出的：“现代化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使得强制性的力量变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就像自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临界级联”（Tipping Cascades）效应的影响下，危险因子迅速辐射至各个领域。由于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疫情期间任何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社会问题呈指数级增长，累积到特定阈值还会进一步促成其他与之相关联的风险要素出现，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整个系统失稳甚至彻底瓦解。究其根本，并非是由于缺乏信息导致无法确定活动及其潜在危害之间关系的情况，而是新知识的出现本身就可能会潜伏着新的危机，越是刻意进行的干预行动反而还会导致更多“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产生。以至于此类问题没有最佳的解决方案，任何试图对其予以肃清的意图都将进一步造成问题的扩大化、分散化、严重化，在相同环境中的解决方案甚至还可能出现不同的症状以及意想不到的后果。
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逐步深入，此类问题的影响程度与辐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鉴于这种情境，为了更好地回应“抗解问题”，社会学还需要作出以下转变：第一，加强反思性理解，探索构建“反思为本”（reflection-centered）的学科视域。 “可解问题”的答案通常可得到复制、验证，人们也能由此辨别应对方案的对与错。然而，面对当前呈指数级迭代增长的信息知识，光是对“抗解问题”本身作出界定就极为困难，更不用说由于特定视角作出分析后所产生的“清晰度”又很容易随着他者的价值介入而变得混沌。此外，随着社会知识水平的提升，针对相同问题又会有新的认识和不同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学科的反思性、提升问题的敏锐度将有助于不断地更新主导的问题框架，打破共享的偏差和交流壁垒，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从而避免陷入“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的误区。第二，加强跨学科交流，提升多学科研究能力。不同的学科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个具有鲜活生命的“有机体”，它们不仅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存在差异性，针对问题的解决路径也不尽相同，呈现彼此互补的效用。“抗解问题”也正是需要通过整合多元知识框架，从全方位的学科解释之中展开对话，并设计相应的集体方案，加强社会系统的整体回应水平。第三，重视消极应对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处理“抗解问题”的重要“艺术”就是放弃果断处理问题的刻板思维，转而培育一种“接受不完美”的理念，甚至“期待意外”（expecting the unexpected）反而构成了重要致思，学会与危机共存，在变化和干扰之前、之中或之后调整内在能力，以便它能够在意外条件下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的操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关系的重要性，通过主体间共同付出、协调行为和相互妥协，理解彼此的立场，提高认识问题本质和潜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促进对问题多种原因以及涉及的多样化价值体系的充分理解。
传统的社会学力图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动向，积极回应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进而对当下发展作出关照，促成社会的良序进步。甚至可以说，对于社会学的应用与践行，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只有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充分汲取现实的养分并积极地关照现实，社会学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确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促进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基本固定，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路径较为明晰，所以“过去总是可见的，未来却总是不可知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默认的判断，即“当下的发展都是由过去经验所决定的”。正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所说的：“社会学家将现在的事件视为从过去产生的最终结果”，其主要任务就是基于“已知的过去”作出决断、判定，并将那些在历史事件中汲取到的经验线索用于处理当下的发展问题，似乎只要基于传统的文化、制度或社会关系，便能够为当前事物的发展找寻到相应的线索，进而对目前的社会问题作出定位，予以解决，而且随着对同类型事件的总结、提炼，自身所累积的知识及其理解还会拥有更多的洞察力。以至于除了解构主义之外，主要的理论视域都旨在解释现代社会生成、发展、演进，以及说明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这在确保当前稳固、确定发展目标的同时也掩盖了开放的未来。这虽然能够应对“微小变化”（small changes），但往往无法研判大规模的社会扰动。尤其是随着现实发展复杂性程度的日益加深，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诸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恶化等出乎意料，前所未有的的危机变化频频涌现时，惯用的视角便表现不佳，甚至由此出现诸多困境。
弗洛里安·舒特（Florian Schuett）和亚历山大·瓦格纳（Alexander K. Wagner）将这种“聚焦历史”的回溯性研究看作一种“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一方面，“经验的错觉”，即依据特定背景下形成的理论来“剪裁”当前的事实，但现实却往往比传统的情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回溯的扭曲”，即我们只在事情发生前就对其进行评估、预测，但社会结构的变化速率远超过了理论的洞见。特别是面对“全球风险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威胁，历史经验精心构造的“脚手架”和“工具箱”逐渐陷入至失灵的境遇中。威尔伯特·摩尔（Wilbert E Moore）就坚持指出，鉴于现代社会正经历着历史的“失真”和当下的“丧失”，有必要从“坚决地面向历史”转为“照亮未来的可能性”，在一个社会科学产品及其影响延伸到越来越远的未来，尤其是时间视角和关注点继续缩小的世界里，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学越来越难以自我辩护。在此背景下，一种“未来主流化”（mainstreaming the future）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至此，社会学的视角已经从“历史的推演”转移至“未来的践行”，从“对传统知识惯习的强调”转向“对社会前瞻性思维的扩展”，旨在最终创造一个“有先见之明”而非“随波逐流的社会”。
其实，作为时间性构成的三种基本要素——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未来”同样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整合、贯通的时间流，以此为基础的交互性时间框架正在成为从情境视角来理解社会行动的重要基点。英国社会理论家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曾指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被过去的视域所围绕，也被导向开放的和流动的未来，“未来性”（futurity）是实践活动的基本特性。人类活动在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在亚当看来，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和使用。现代社会往往将“未来”视为一种可预测、可控制的对象，认为跟“过去”一样具有实在化特征，却忽视了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未来”往往是以潜在的或可能性为存在特征的。因此，亚当提出了一种“未来伦理”（future ethics），认为我们当下的行动必须要考虑到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应该对不可预测的未来保持一种谦逊和责任感。
当然，与技术维度下对未来的方向速度、性能参数、进展时机等特征作出定位和评估，致力于询问选定领域的未来“预测”（forecasting）截然不同，“未来视角”下，虽然社会和技术的未来不能被精确预测，但通过理想愿景的描绘可以预先确定未来行动的方向，提前通过勾勒出基本情景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备选方案和相应的干预策略。待“时间之窗”打开时，便可以通过“回溯”（backcasting）的策略，从特定的理想愿景折返回当下，进而确定未来的实际可行性，以及达到这一目的需要采取的措施，进而指导当前的行动。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指出的，研究社会未来不是做什么预言,“未来的绝对真相，岂是我辈所可得知”，但是若能看清未来的景象，对今天也是极有价值的。但遗憾的是，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预设着以过去为核心的视角（如集体历史、记忆），探讨过去对于当下的影响，而对于取向未来的研究非常零散，这其中虽然涉及“未来”如何测量的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无法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因此，“未来研究”将主要通过扩大当前的想象力范围，进而增加替代性选择。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未来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但同时又是不透明的，通往未来的直接路线很少，唯有多元化的情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一方面将描绘出多个理想情景，围绕相应的目标构思、制定出一系列可供替代的方案计划；另一方面，由未来场景折返至现实系统，并在明确、多重、可选目标中找到实现最佳场景的具体路径与方法。以此观之，对未来的关注决非空洞抽象的过程，而是稳固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要前提与根本保证，未来的理想蓝图将作为具体标识指引当前行动的方向，并使之循序渐进成为事实。尤其是随着历时性的变迁，未来涌入当下并逐渐成为过去，行动者便可以形成一种相对稳健可靠的感知未来的能力。它能够针对行为中面向未来所可能做出的反应进行预先调适，以开放的眼光去俯视所有的方法选项，同时鼓励人们沿着可能会实现的、我们所期望的未来方向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
向往明天，关注未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约翰·杜威（John Dewey）就曾指出：“在现在的活动中解读未来的结果的反思能力是核心，经验的重要形式是实验性的，是改变给定的努力，其特点是投射，是向未知的方向延伸，与未来的联系是其突出特征。”根据系统的未来状态决定当前的状态，能够更加便捷地定位长期、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及相应的后果，从而拓宽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倘若始终都能够对行动的力量与变革的思维保持足够的信念，那么便能无限趋近于美好社会的目标设想。
未来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延续，也是一种伦理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学正在重启对未来的研究兴趣，只是这种重启根植于一系列新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但要真正实现“未来导向”的社会学，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注重以下几点：第一，未来不仅是等待发掘的议题，相反已经进入到了当前的实践活动中，规定着我们以何种方式付诸行动。要维持人类社会的创造性特质，就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保持开放性，这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主动地践行事物创新的条件，自觉维护和创造世界作为整体进入未来的存在条件。第二，关注未来并不是要揭开其神秘面纱，让未来的可能性为我们所知，而是通过对理想状态与不理想状态的研判，预先针对潜在的风险情境作出应对规划与防范设计，提供一系列必要的准备。第三，任何“替代性未来”的策略都存在着付诸实践的机会与可能，其不仅涉及影响这些策略成功机会的众多社会结构条件及其历时性轨迹，还与社会行动者自觉贯彻的策略发生着关联，这就需要关注当前的信号及其对潜在未来构成的影响，在未来的愿景和现在的行动之间建立起持续的反馈机制，时刻调整达致预期目标的方式和方法。
社会学惯常被定义为时代的精华，自创立之日起，便承载着重建社会秩序、改善人类生活的使命。其核心目标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更是追求提升人的幸福感。所以一直以来，社会学的一个中心愿望就是兑现18世纪启蒙运动关于创造“人间天堂”（heaven on earth）的承诺。在社会学创立初期，社会学开创者都十分重视“人”及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然而，这一传统并没有被很好地保留与传承。古典社会学后期，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的三个不同传统，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常常被戏称为典型的“工具主义者”（instrumentalist）或“实证主义者”（positivist）的“神圣三位一体”（Holy Trinity），都想以“科学的”名义来推动社会学的研究，并把自然科学化（scientific）视为克服人文主义偏见的一种手段。比如，实证主义用感官数据、明确的逻辑和可验证的程序作为社会学有效研究的手段，都强调人类的独特性，甚至带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并把这种对人类社会独特性的研究追求操作化为以一味追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科学性为分析标杆。这种方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学的专业化水平，却失去了对社会中“人”的关注，最终导致了一个没有“人”的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社会”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了。因为它打破了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将“人”的因素剥离掉，以“物”观社会，而非以“事”（实践）观社会，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被虚假构建的“社会”。难怪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他对21世纪社会学发展的愿景——建立一个“超越‘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实际上就是要超越传统正统社会学的“社会”。没有主体的“人”及其主体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灵魂，更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现代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要求我们重新将“人”置于社会学的核心位置，构建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学（living sociology）。布洛维曾从两个方面讨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概念及其内涵：一是把社会学视为一个各种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相互竞争的场域，强调社会学理论在研究竞争中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二是强调社会学家参与社会实践的生活经历，而这个社会实践不仅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更是保持社会学生命力的源泉。莱斯·巴克（Les Back）和诺尔·帕瓦尔（Nirmal Puwar）也提出过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的观点，倡导社会学应该更具动态性和创新性，以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认为这种社会学既是公共性的也是批判性的。因此，他们主张开展富有挑战意义的行动，诸如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手段等，而不愿被社会学家以外的许多行动者所接受的替代性社会学研究形式所束缚。与“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相对应，巴克使用“僵死的社会学”（dead sociology）一词来描述只会分析数据或资料（定量或定性）的无生命力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还倾向于使用大量来自传统社会学的“僵尸概念”，这些概念并不适合于当前流动的不确定性世界。其核心观点就是强调要开创一种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社会学研究，而这种研究是具有实践性、创造性，并与社会现实“实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刻关注当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在笔者看来，构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不仅要强调社会学应当具有现实关联性、参与性和实践导向性，更要确立起“人”在整个社会学研究中的主体性价值地位。社会学不仅要研究“人”的未来，也要研究未来的“人”。未来的“人”不仅仅是单一生物构成的人，也可能是被基因改造了的“人”，或者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数字人。这将极大地挑战以往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也因此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重新注入新的元素。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以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为中心，而未来的“人”与“非人”的共存将挑战这个中心地位。研究“非人”的社会存在形式将有助于重新思考和定义什么是“人”以及人类的本质。重回“人”的新时代后而开展的社会学研究，也不是回到单一的“人”的社会生活时代。“人”与“非人”“类人”“超人”“后人类”等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可能成为社会学不得不面对且必须不断去了解和研究的对象。
因为社会学知识最终不是为了机械的理论学习和抽象的学术讨论，而是为了密切关注和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社会的活力和变迁，是对社会大众、企业组织、政府机关和社会学者自身都有实际作用的学问。所以社会学家更应该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推动社会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中找回“人”的价值以及社会学者自身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的本质是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然而，在强大的科学理性影响下走在了“工具性实践”的路上，虽然科学实证的知识观提升了社会学的专业化水平，但其对知识的客观化、标准化的追求，以及技术理性的倾向却失去了对主体生命力的细致体察和敏锐辨识，并把“人”的主观体验和价值信念都排除在理论与介入行动之外。究其本质，并非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够完备、理论基础不够扎实、研究方法不够全面，而是源于内外部的双重危机：就内部而言，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之间相互忽视、相互排斥，学科内部的分歧与断裂逐渐导致自身越来越无法形成理解社会运行规律的统一解释路径；就外部危机而言，社会学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常忽视了“公共性”空间，由于看不到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逐渐使得学科成为自我孤立的活动。长此以往，便在社会学与“社会”之间造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逐渐向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进行宏大偏移，并且在此过程中开始与“人”的自我发展目标渐行渐远，逐渐丧失了学科应有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因此，如果社会学是为了“人”而存在（sociology for people）的，那么社会学就应当回到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上，为更好更真实的社会而积极思考和行动。
今天的社会学家实际上已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维护学科的独特性，不得不抽象、凝练专业理论，但很容易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知识来代替日常性话语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倘若摒弃所谓的专业框架，又会面临失去学术传统赋予的学科工具和话语方式。这就要求社会学必须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不再单纯地通过客体或“物本”倾向来研究社会，而是建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彰显学科的价值关怀、基本品格与知识承诺，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要点：
一是强化社会学对人的价值关怀。真实的社会学知识应该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敬畏而省察它的时代，省察越深，越能看到根源性的问题，也就越能有力地指导现实和生活。传统工具性知识（instrumental knowledge）习惯于将社会情境、行动者的意图固定化，即消除掉社会结构之中活跃的组成成分。而“以人为本”的社会学则更多是将自身的思考放置在社会内在基础以及反思性知识的层面，即对“行动者”的关照与重视，更为关注每个社会主体的社会想象和知识体验，以及人在社会环境所应具有的生存状态和方式，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只有通过“人”的介入且最终也是为了“人”才能得以可能，倘若离开了“人”，“社会”也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社会学更是由此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根基。
二是突出社会学知识所蕴含的“生活”本质。“生活”是由个体所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活动体系。它构成了一切社会事物的本源和本体，也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立论之本和发展之源。由于社会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接近日常生活，它不仅仅关涉着“大著作”（great books）和“大人物”（great person），还需要为大众打开结构化约束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控制链条。“以人为本”“面向人民”的社会学也并非意味着彻底否定既有研究范式或方法的合理性，更不是意欲赋予行动研究某种道德优越性，而是作为关照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分析框架，以及一种洞悉当下所置身世界的方法体系，着力于从人的生活中寻找社会构成和变迁的动力机制，看到社会构成中能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并在社会结构之中重新找回“人”的价值和位置，建立起一种更具人民性、公共性和实践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
三是回归社会学“以人为本”的社会性知识承诺。社会性意涵并非是实现进步的工具，而是决定进步的原因。“以人为本”的学科致思与概念意涵目的就是实现从“自在的社会”（society-in-itself）到“自为的社会”（society-for-itself）的转换与过渡，在延续“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上，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缔造社会”，保卫已有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就曾反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社会学如若不想变成“社会巫术”就必须深入社会生活传达底层的声音。当“学术社会学家”（academic sociologists）真正将自身变成“公共社会学家”（public sociologists）时才能够更好的捍卫人类的利益，旨在使私人的变为公共的，并使这些有机的联系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就是要培养一种超过传统米尔斯式的，侧重于在社会学分析过程中将几种联系整合在一起的“社会学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构建起一种更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特征的新的社会学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摆脱了那种仅仅从眼前的社会类型出发来进行思考的限制，把对现成社会形式的反思与批判作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去探求各种潜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德国社会学者加夫列莱·罗森塔尔（Gabriele Rosenthal）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社会生成（social becoming）的表面，而应当获致人们活生生的经验与态度，它们才是正式社会制度与组织背后丰富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因此，面向未来，无论是作为行动的工具、批判的武器，还是诠释的画笔，社会学都需要与“人”紧密结合，在时空情境之中细致入微地体味、理解行动主体的动机和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裨益，从而更好地促成一门“良序科学”（well-ordered science）的生成与建立。当然，构建“有生命力的社会学”的雄心抱负，并不是要完全抛弃经典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议题和分析范式，而是要在抓住社会学知识核心本质的基础上改变经典社会学碎裂化、非连贯性的知识特征，以更富统合性和创造性的形式延展社会学的解释链条，深化社会学的知识范畴，增强社会学的适应能力。“当代社会学家需要投入创造性的对话，让经典时代的资源切入当代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尽管社会学从创立之时起就一直抱有追寻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的理论愿望，但立足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特征来建构不同类型特征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也一直是不同时代各地社会学家们努力的方向。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而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以人民为中心”，构建起“面向人民”，体现“人民性”和“实践性”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因为“人民性”和“实践性”不仅注重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可达成性，而且坚守道德底线和人民利益，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是一个突出“以人为本”的整合性概念。这个体系不仅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及其在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价值，更强调自主性、创新性和实践性，能有机地将社会学知识所内含的观念性与物质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诸多二重性统一起来，从而在整体层面上为探索一种“有生命力的社会学”构建道路和方法指明了方向。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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