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山 ｜ 论新世纪城市文学发展的美学进路

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展示了城市新的美学面貌，体现了作家新的城市审美视角和审美观念，同时契合城市新崛起的文化消费群体的审美趣味。在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化发展的时空坐标中，文学创作与美学建构面对的审美对象、审美活动、文化关系、美学精神等具有某种一致性，使城市美学理论能够与文学创作与鉴赏实践形成互证、互释、互参的关系。一方面，反映新世纪城市面貌和精神气质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为城市美学发展提供了生动鲜活的艺术文本，拓展了城市审美的边界，丰富了城市审美精神意蕴；另一方面，新世纪关于城市的美学理论话语也影响着城市文学书写，城市文学可依托城市美学理论深入解读城市，从而提升城市文学品质，推动作品的风格化。因此，探析新世纪城市文学发展的美学进路，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城市文学自身的轨迹，也可以深入理解美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随着新世纪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文学发展与城市审美建构同行，文学书写以鲜活的方式记录了城市美学面貌的变迁，影响着城市美学的呈现与阐释方式，影响人们对城市环境与人文的审美认知。城市文学书写与美学研究面临同样的美学命题，即如何表达城市美学面貌，描述新时期城市人群审美新理念，阐释城市生活审美经验，需要结合文学与美学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城市书写方式的变迁与城市审美边界的拓展

城市文学书写能引导人们以新的美学视角来观照城市，20世纪前期，本雅明的城市美学建立在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上，通过波德莱尔的巴黎书写透视资本主义都市审美景象，从文学隐喻中捕捉城市美学特征。一直以来，城市文学都是城市审美的拓荒者，借助文学文本的巨大表现空间，将城市隐秘的或显露的、微观的或宏观的、熟悉的或陌生的、当下的或未来的美学景象展示于世人面前。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发展与现代性进程是同步的，杨扬教授以上海文学发展为例，指出现代都市背景下的文学审美经验“迥异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审美方式”，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世纪城市文学面对城市美学建构不断尝试打破边界，在审美维度上拓展对城市的理解，动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学受城市审美化趋势推动，陶东风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审美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社会空间。该文在国内引起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文学界也受这种美学讨论的影响，反思文学如何表现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中的审美问题。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要写出好的城市小说，重点在于“如何让城市的元素审美化”。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将城市景物人情容纳、改造为审美意象，甚至一些寻常物也在文学中被赋予独特的审美意蕴，就像美国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所说杜尚的小便池、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这些寻常物因“艺术识别行为”的逻辑而被提升到艺术领域，然而这在文学中也催生了“垃圾诗”“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现象，在审美上解构了文学，促使人们思考“文学性”的延续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文学对城市审美的拓展受先锋化美学精神驱使，先锋作家往往最先触达城市审美的新领域，创造性地延伸入文学文本，文学评论家谢冕指出先锋始终是和城市相关联的，城市里的声音、光线、色彩为刺激先锋创造者的激情创造了必要条件。先锋诗人选择城市，不仅由于城市各种元素丰富，而且更容易绕开传统，实现他们的审美批判。从文学史角度看，新世纪先锋派文学的城市书写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学者刘艳认为，由于城市经验的欠缺，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的城市书写先天不足，“新世纪以来，更为丰赡的城市生活现实，令先锋的‘续航’成为可能”。如果说城市生活激发了先锋作家的探索热情，那么先锋精神又何尝不是城市审美寻求突破的强心剂？从这个意义看，城市元素与先锋精神的碰撞不仅塑造了新的城市书写方式，而且极大拓展了城市的审美空间。

文学借助想象为城市赋形，通过对虚拟世界的想象实现城市审美的探索，包括对城市科技感、未来感的审美表征，使城市审美向未来、未知空间拓展，这在科幻文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英国思想家雷蒙·威廉斯分析英国文学对城市的描绘时指出：“都市经验催生了有关未来的经验。”国内许多城市文学作品将笔触从当下延伸到未来，围绕城市展开超越时代的审美想象，这种想象充满瑰奇色彩，极具画面感，呈现出类似赛博朋克的意味与质感。青年作家梁宝星就尝试在小说中以科幻的方式虚构城市，如他的小说《海边的西西弗》《西边的阿波罗》《缪斯》等，他解释说：“这些‘城市’被虚构出来，是为了容纳更大的美学意象。”梁宝星将当下城市书写称之为“新城市文学”，随着时代变迁，不仅城市书写方式发生变化，城市审美内涵也在作家笔下产生新质，这说明青年一代作家参与城市美学建构的自觉。此外，新世纪以来正是网络迅猛发展的二十年，可以说，城市化与网络化几乎同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网络文学是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城市文学”，网络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体现城市浮华幻化的美学元素，网络文学多样化的审美诉求也借助城市题材得以彰显，从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对成都、深圳的现实性书写，到辛夷坞《浮世浮城》对城市的符号化描述，都将都市男女生活、命运的翻转流连置于城市空间进行表现；在骁骑校的都市侦探小说《橙红年代》、骈四俪六的都市言情小说《名利场》、蝴蝶蓝的都市网游小说《全职高手》等作品中，城市成为现代人生活、奋斗的巨大背景板；姞文《熙南里》，姚璎《情暖三坊七巷》等市井小说则关注城市历史文化风貌以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生活情趣。此外，新世纪依托城市成长起来的、数量庞大的网络原住民拥有巨大的、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推动网络文学题材内容的多元化探索，作品呈现的城市美学边界得到极大的拓展。

（二）基于城市审美经验和趣味的新主体关系构建

美国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指出：“城市的美学价值除了包括城市中美的事物，还有对意义和传统、对友好和分歧的感性体验。”城市文学聚集了一批关注城市审美的创作和阅读群体，将城市题材作品的创作理念、阅读感受与真实的城市生活经历进行印证，形成基于切身体验的美学共鸣。在20世纪城市文学作品中，作家主动承担城市体验者角色，文学对城市美学的建构或批判基于创作主体的城市审美经验，带有作家审美趣味的深刻印记，比如赵园在分析现当代京味小说时，指出其美学特征：“精英文化中的俗文化趣味——而且是自觉的、服务于既定美学目的的俗文化趣味，使京味小说较之其他严肃文学作品有别味、别趣。”赵园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审美经验，老舍的小说就体现出“平民化的知识分子趣味”，与其本人的文化身份和审美趣味息息相关。

新世纪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感受方式与审美趣味，也改变了创作——阅读过程中主体的审美关系。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以“流动的现代性”描述由“固态”向“流动”阶段转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形态，城市生活就显现这种“流动的现代性”，使城市的审美经验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城市文学书写往往呈现审美经验的流变性和未定性。在传统文学关系中，作家将自身审美经验和趣味带给读者，在审美价值观上充当先锋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然而正如作家张欣所言，面临当下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变局，先前的经验都失灵了，作家与读者一样都是都市中的芸芸众生，需要放下身段感悟这个时代，“每一个都市人都会思考浴火重生的问题”，以她的小说《黎曼猜想》为例，她说就是要与读者一起，思考在都市“除了活着，还要重生”的命题。张欣对城市美学建构中主体关系变化的认知并非个例，如果说传统的写作讲究“谋定而后动”，当下很多作家则将城市书写当作解题的过程，他们承认自身面对城市的审美困惑，期待以作品为媒与读者一起解读城市美学的内涵。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将文学作品视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作品通常包含许多“不定点”（places of indeterminacy），读者阅读时通过想象填补这些“不定点”，即为文学作品“具体化”的过程。以此观照城市文学创作与阅读过程，作家将对城市的审美过程融入作品创作，构造一个包含大量“未定点”“空白点”的文学文本，需要与读者一起填充。另一方面，城市文学体现了市民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更能满足“消费型、世俗化的审美”，市民作为城市文学的潜在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文本从美学上理解城市。因此，以城市文学文本为纽带的主体关系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作者——读者解码的游戏，而是一个美学上共同创造、共同实现的过程。

（三）城市文学书写与美学表达新话语体系的生成

城市美学在理论建构基础上，还有艺术的呈现方式，包括电影、绘画、文学等，相对城市的影像、图片、声音等现场记录形式，文字更接近传统的历史记录方式，诉诸文学文本则带有一种史诗性意味。然而随着当前“读图”时代到来，图像凌越文字的地位，社会审美文化已转变为“感性的、直观的、快感的文化”，受这种审美情境影响，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艺术穿透性已大不如前，但在城市美学的表达系统中仍有自身优势，其根源在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媒介能够容纳城市美学复杂多元的意义空间，加之城市文学意象的丰富性，文学文本依旧是城市美学表达的理想容器，形成兼具理性深度与感性温度的话语体系。

阿诺德·柏林特指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通过言说而把语言激活”，学者和诗人共用一套语言体系，与学者追求语言的清晰性、确定性不同，诗人浸染其中，追求语言的生动性。文学话语表达城市美学的意蕴、理念与价值，就是以鲜活的语言描述城市场景与城市生活，形成以语言为基底、以城市为对象的审美场。新世纪以来，一些优秀的城市文学作品注重书写话语与城市美学特性的结合，形成属于城市的风格化表达，比如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许多评论都聚焦这部作品的上海话叙事氛围，认为是刻意营造的，但作者解释说，《繁花》的创作有意彰显沪语的韵味，但不执着于营造封闭的语境，不想因此造成话语壁垒，小说中上海话是为表达上海这座城市的风物人情服务的，因此对上海的语言有个选取的过程，前提是对阅读有利，凡不通文的上海辞都尽量不用，“如果真喜欢这语言，就是精选，不是美化，需要合适，形象”。通过文字改良，作品最后变成一种“双语状态”，即上海本地和外地读者都能从这里读懂上海。金宇澄对于小说话语的主张是上海话要表达上海人、上海事、上海情，尤其是与小说中的时代、社会环境相匹配，因此他不同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这部小说有旧腔调、民国腔，尤其是含有旧上海鸳鸯蝴蝶派的语体风格，他认为这已经是“死亡的句子”，《繁花》里出现传统的文辞，是为了让城市的传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可以说，金宇澄找到了妥帖书写城市的话语样式，为生成一种融合城市审美的话语体系作出了有益探索。

文学批评话语也随城市文学的发展不断更新，在文学形象展示与美学理念表达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以城市为描写和阐释对象的话语体系更为整一。德国美学学者海因茨·佩茨沃德认为现代性不仅塑造了城市规划家和社会学家的城市话语，而且“还催生了哲学和文艺批评的城市话语”，比如本雅明就以城市为核心形成描绘城市“游荡者”等关键性人物的文学批评，佩茨沃德指出这种话语生成的意义：“关于城市生活的哲学和文学批评话语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我们借以描述我们的都市生活经验的词汇。”新世纪以来很多文学批评的话语资源都源自美学，尤其是美学的新发展不断丰富文学批评话语，如生态美学对生态批评的滋养，以及身体美学促使文学批评从身体审美角度切入作品主题，等等。城市文学批评话语的构建不能忽视城市美学长期积累的理论资源，否则容易使批评陷入隔靴搔痒的窘境，无法发挥批评话语应有的阐释效力。

当下城市文学的城市美学建构同时呈现差异化与雷同化两种倾向，这看似悖反式的判断，却是从不同层面考察得出的结论。所谓美学建构的差异化，是指城市文学通过对城市风貌和日常生活的差异化书写，形成不同的审美意蕴和美学观感体验。然而深入审视城市文学作品的美学内核，却发现存在明显的雷同化倾向，比如清一色的反美学表达、美学意象的重复式罗列、城市趣味的同质化等，这些都是当下城市书写中美学建构并不成熟的表现。

首先看美学建构差异化的问题。城市提供了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美学意义空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写作诉求的作家对于城市景观与生活的审美感受程度、审美表现视角以及表达意愿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城市文学书写所反映的城市美学面貌、内涵，根据作家性别、代际、以及作品表现的地域等方面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征。

其一是美学体验与表达的性别差异。女性作家更关注城市中各色人物的性别身份，对女性在城市环境中的生存状况进行追踪描述，比如方方《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池莉《她的城》中的蜜姐，都是都市中被生活磨炼而越发坚强的女性。王安忆认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少女性作家注重从内心体验出发，对城市生活进行细致描摹，热衷于现实生活的小叙事，细腻且富于生活的质感，这其中也包含对城市的负面体验，在她们的笔下，城市生活的碰撞使女性备受摧残，城市的病症给女性的身心烙下难以治愈的伤痕。池莉谈到《她的城》的创作时指出：“现在物质很高潮，精神很灰暗”，《她的城》就是要“写女人关系的真相”。相比女性作家城市书写中绵密的生活叙事和细腻的情感编织，男性作家笔下的城市往往更具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宏阔感，如邱华栋《北京传》、叶兆言《南京传》等非虚构作品、王松《烟火》等小说，赵丽宏《沧桑之城》、梁平《重庆书》等诗歌，都突出了历史意识以及对社会环境变迁的思考。城市文学书写的性别差异主要在于作家美学诉求不同，许多女性作家在作品风格基色的调和勾勒中，更强调附加性别身份，将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附着于城市的感性体验中，呈现出与男性作家作品不同的审美质感。

其二，城市书写存在代际差异。本质上源自代际间审美经验和趣味的不同。文学代际问题一直是文学研究的显性问题，在城市文学这一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老一代作家成长于乡村，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审美，相对于乡土文学书写的自信与从容，他们面对城市的美学空间无所适从，根源在于其“城市审美经验的缺失”，这不仅是“进城”作家的问题，在城市中成长的作家也是如此，深层原因还是新世纪以来城市现代性进程太快，主体的感知和经验无法适应。作家弋舟曾表达对“城市经验”的困惑，虽在城市中长大，但无法确认自身具有所谓的“城市经验”，他说：“我们这代人，大致也经历过物质匮乏年代的尾巴，那种对于几分钱一碗面的记忆，那种对于煤电粮店的记忆，一把抹去了我经验中‘城市文明’的痕迹，它们起码在我记忆的初期毫无‘城市味儿’，我不能承认它们符合我对‘城市文明’的想象。”自上世纪末以来，文学形成由乡土转向城市书写的趋势，城市文学作家对照乡村，对城市作功能性审视和批判，跟随新世纪城市化转型步伐，这些作家尤其是新生代作家已长期身处城市，形成城市书写的惯性模式，越来越倾向于从美学角度单独审视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意义。有学者因此表达了乐观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对城市的表现属于应激性反应，那么几十年后当城市生活趋于稳定，“我们对属于大都市的普遍美学或普遍危机都不再陌生，从那些经典命题中找到了种种现实对应物，城市生活本身就具备了文学性”。一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站在时代风口描绘城市新事物，试图借用经济学、心理学、科学等多学科工具，重新建构世界，重新阐释城市，形成带有城市烙印的“智性写作”。比如笛安的《景桓街》、计文君的《化城喻》、晓航的《振翼之城》等小说描述各种城市新潮流、新事物，包含App创业、风投融资、网红带货、游戏公司、粉丝经济、心理咨询等职业门类，涵盖“金融弄潮儿”“网红现象”“Z世代生活”等上一代作家不曾涉及的题材元素，体现年轻一代作家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同声相应的动态关系，也是城市文学从传统中突围、在时代中求变的重要契机。

其三，城市书写呈现的美学图景具有地域差异。结合城市审美文化多元化内核以及城市文学题材分类来看，城市文学中的地域性问题比较复杂，城市现代性带来的工商业发展逻辑使得城市中的工商业文化很难维系地域特色，有学者分析建国以来工业题材文学时指出，这些作品都有“无地域指向”的倾向，很难从中看出人物、事件、场景的城市属性。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学书写在现代性这一更大的文化内核下呈现相似的基色，甚至在当前流行的城市架空叙事中完全找不出城市的地域属性，因为城市现代生活图景就足以为作品的场景设色、为人物赋形，不需要再区分城市的地域特征，比如有学者分析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指出小说中“哈尔滨”是具有可替换性的，“在小说中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是为小说提供了叙事背景和叙事空间”。相比而言，乡土文学通常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展示地方性文化乃至边疆的风土人情，以此实现风格化叙事，如费孝通所说：“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作家只需按照地域文化的认知惯性即可形成独特的叙事基调。从文学史来看，城市书写的地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市井文化传统的钩沉与重塑上，上世纪老舍笔下的北京、陆文夫笔下的苏州都纤毫毕露地呈现各具特色的市井文化，显得烟火味十足。改革开放以来方方、池莉的武汉书写、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王朔的北京书写等，在市井生活的描述上保留了地域性，但新世纪以来大量城市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却越来越淡，一方面是作家的新移民视角使作品不太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则更为明显，作家邓一光说，深圳作家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极度焦虑和分裂”，这是由于深圳作为移民城市杂糅文化必然产生的盲区；另一方面城市文学的题材越分越细，诸如商战题材、工业题材、职场题材、架空题材等，在审美文化内核上往往忽略地域性，将重点放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呈现上，城市的地域差异很大程度上被现代社会的同质化所消解。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班宇的《工人村》、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等小说，描写沈阳铁西区等工业地带人们的生活，就将工业兴衰刻入城市基因，工人下岗等问题渗入城市社区，构成了市井生活的底色，工业城市沈阳因此成为作家的“精神家园”，作品体现城市发展所沉淀的文化意蕴，带有“城市乡愁”的意味，从而显现独特的地域性。

城市文学中美学建构的差异化无法掩盖隐于其中的雷同化现象，当下针对城市文学的批判大多聚焦于此。首先是作家在城市书写中审美态度的雷同，他们普遍传递反城市的美学理念，就如美学家刘成纪所说：“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城市美学，也只能说是以城市批判为背景的‘反美学’。”不少作家坚持“背对城市”的写作，是由于他们从外部观察城市，很难了解城市美学全貌，也没有浸润式地体验城市美学内涵，只好用抵抗的心理来描绘城市。也有不少作家生长于城市环境中，对社会的批判体现在城市批判之中，比如陈东东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五十多年的诗人，却在诗中表达对城市生活的对抗态度，他认为人们过度追寻城市的价值和诗意，正是这些代表时代进化和进步的价值和诗意“促成了生活、生态和生存之恶”。这些作家写作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城市，将城市描述为一个疾病缠身的人，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然而这种反美学的批判态度并不能解决城市审美建构问题，使文学与城市的发展相脱节。其次是城市审美意象表达的雷同，不少作家用人们熟知的现代性意象，如令人压抑的高楼、闪烁的霓虹灯、面色苍白的人流等表征城市的浮华与空洞，习惯于将这种城市美学意象的罗列和碎片式拼接当作表现城市的方式，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施蛰存等铺排上海都市光怪陆离的洋场景象呈现了现代派小说的特色，那么当下城市书写还在将城市意象做符号化处理并简单罗列，就很容易给人肤浅与雷同之感，虽然这在客观上与“千城一面”的城市风貌有关，但最主要的还在于没有深入城市的肌理，对城市意象的体验浮光掠影。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强调城市应具有可识别性（Legibility）或可见性（Visibility）,即城市的各种意象能够“鲜明地呈现在感觉之中”。只有城市意象具有鲜明的可识别性，城市才能显现独特的气质和魅力，给人咀嚼不尽的美感，就像作家邱华栋所说：“我们记住一座城市是因为它有特点，它的意象要素非常鲜明，它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与美。”此外，城市美学建构的雷同化还体现在审美趣味的传达上，城市要彰显独特魅力需寻求自身的美学定位，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认为：“（城市）气质能使得社会生活更具价值和趣味的多样性。”当下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缺少一种美学的质感，尤其是没有传达出城市内蕴和气质的独特性，作家缺乏对城市审美的系统建构能力，也缺乏对城市美学进行个性化的深入描绘的兴趣，城市书写所承载的审美趣味高度趋同，使城市显现出趣味平庸、琐屑，缺乏美学上的辨识度。孟繁华认为当前城市文学还处于建构时期，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还没有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希望城市文学美学建构中的雷同化问题仅仅是尚未成熟的表现，而非文学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耐心，毕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轫未久，城市文学书写蕴含的美学价值更需在文学史中慢慢沉淀。

城市美学来自多种审美文化的融合，对于现实中的城市景观而言，最显明的是古与今、内与外纵横两方面的文化交错，构成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丰富的美学图景。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指出城市美学所分析的是“接点的美学”，其中重要的是“内外接点”和“古今接点”，无论是今道友信所描绘的东京，还是北京、上海，这些东方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美学命题，即在内部本土文化与外部文化（尤其是西洋文化）融汇、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情形下，如何建构以城市为主要坐标的新美学。对于当代城市文学作家而言，需要站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接点”上审视新世纪城市的美学风貌和意蕴，探寻以城市为对象的文学表达与美学建构的融通路径。

从城市文学书写和美学建构的问题接点来看，无论是内外还是古今，都有一个共同命题就是城市现代性。中国当下文学与美学一样，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对话能力不足，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美学没有完成现代性建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学研究“没有含纳城市，他们的美学现代性, 也就不包含现代城市的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国内关于城市美学的泛化理解主要源自西方理论家对城市现代性的阐释和批判，如本雅明对巴黎的美学观照以及人文批判、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理论的构筑，等等。许多作家的城市体验和批判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思路和表达方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自我体验和创造性表达的缺失，作家弋舟曾表达他的困惑：“当我们描述城市时，主要借鉴的精神资源乃至技术手段，依然是来自西方文学给予我们的那些启发。而我们自身，依然缺乏足够的策略，难以依靠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还原我们的城市经验。”有些作家同时拥有中西方城市生活的经验，尝试以对西方城市的审美观照为镜鉴，展开对中国城市现代、后现代审美景象的书写与情感抒发。诗人欧阳江河、于坚等都曾长期在纽约、巴黎等欧美各大城市游历，对这些城市进行深入观察剖析并诉诸文字，如欧阳江河的长诗《祖科蒂之秋》，于坚的散文集《巴黎记》等，他们以国内城市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则兼具东西方美学视野，可以与西方城市书写进行对照，如欧阳江河揭秘上海文化的长诗《海上得丘》，诗中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思辨同时列举中西历史故事，于坚记录昆明城市生活的《昆明记》，以一种“流放者”姿态诉说对故乡昆明这座城市的乡愁，他将此类比为“被流放的尤利西斯”，认为今天中国的新经验是随着西方“体验到这种被遗弃的孤独感”。显然，这些作家的城市现代性体验虽强调本土文化的根基，但无疑受西方现代性话语理念极大的影响。

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古典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的话语已逐渐退隐消散，这一过程与城市文学的兴起大体同步，这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文学文本的信息爆炸和价值离散。城市文学书写面临巨大的信息压力，现代城市的多元文化和各色人群已使作家目不暇接，摹写城市表层情状已足够填充作品内容，对城市人性的探索和美学内质的开掘往往浅尝辄止，甚至无法建立深度书写模式，这与乡土文学的美学建构形成鲜明的对照。城市文学作品包裹了太多琐碎易变的城市信息，在浮光掠影式的描写中，人性的深度探索被放弃，代之以表层感性和显性欲望的大规模情景展示，所描绘的人物往往带着尖锐而敏感的时代印记，这就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即城市文学在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却遇到了价值瓶颈，包括美学品格的丧失。德国美学家韦尔施分析当前社会的审美化过程，指出这种审美化“最明显地见之于都市空间中”，而且都市的审美化是“浅表的审美化”，这样我们对城市的审美就成为一种“经验的过程”。城市美学建构一直试图对抗这种平面、肤浅的审美化现象，于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接点上寻求锚定物，形成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话语。同样，城市文学如果丢失了传统，又无法深入把握现代性的真正内涵，就会变成记录浅表经验的文本，无法在传统与现代的接点上与城市美学建构形成呼应。面对城市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转型，文学与美学都需立足城市审美文化生态，找到传统与现代接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先回到经验层面。如果说审美现代性导致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分化，美学界后来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则体现为这两种经验的弥合，就像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倡的恢复艺术经验与日常经验的连续性。当文学一面寻求传统的深度，一面又希望跟进记录城市现代生活，可以从美学发展中借鉴彼此融通的理路。美学学者牛宏宝曾预测城市文学发展的前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验积累越来越丰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勃兴点肯定是都市生活经验，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现代城市以及审美现代性的转捩点。”城市生活经验的积累是基础，而美学反思则是关键，许多作家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接点上对城市生活经验进行了充分反思，才能够无顾虑地“向前看”，诚如作家王威廉所说：城市文学书写“要敏锐地切入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里边，并努力发现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这些年轻作家具备城市书写的认知与自信，就在于通过积累与反思形成了创新性的生活经验。

城市美学的“接点”还体现为自然与人文的交织与和谐，城市文学在自身编织的审美图景中实现与美学的融通，这种图景是由物与人构成的经纬线，一种是景观风物，体现着物性的美学，另一种是生活人文，体现着人性的美学，就像今道友信所说，城市美学要成为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美学：在水平方向上朝着环境的美学开放，在垂直方向上“要使从现实存在的底部涌现出来的人心超越存在，升往崇高的境界，朝着无限美的方向开放”。即城市美学一面要朝向自然，一面要朝向人心和人性，在城市中挖掘“无限美”。文学作品中城市景观种种审美元素的组织与化用，离不开对自然物质外壳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诗人铁舞曾说，城市的诗意“无不与人的自然性有关，好的城市诗，应该是向自然致敬的”。城市是人文密集的场所，但如何基于城市文化生态展示人与自然外物和谐相处的故事画面，是城市文学意象谱系编织的重要目标。以被称为“自然诗人”的李少君为例，他的《北京组诗》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观照北京这座城市，其中《四合院》《青龙胡同肖像》《京郊定制》《西山如隐》等诗篇在城市写意中充满自然意趣。此外，在城市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城市景观的描写往往伴随对生活环境的反思，须一瓜在小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描述透过飞机舷窗看一座城市的感受：“看地面灯光混沌的地带，隐隐约约有许多摩天高楼，每一栋大厦都四方如柱，彼此相近，就像是积木配件……”这段文字通过高处俯瞰的视角对人在城市中的生活进行审视，反思城市如何将人规约化、牢笼化，这不仅是对城市环境的美学批判，也是对人在城市中生活状态的美学反思，城市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由此统一起来。

城市文学提出、探讨和印证着城市美学的一系列问题，呈现了城市的空间与人文之美，也体现出对城市的美学批判。城市文学要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须具备完整的美学内核，展示独立的美学精神，这是当下城市文学在开掘主题、塑造人物、展现艺术风格等方面形成突破的关键。当我们为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快速发展而欢呼，或以怀疑的眼光对城市文学的弊病进行批判时，我们都须先行思考城市文学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审美范式，并将这种范式作为审视城市文学发展的重要维度。

首先，城市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精神的塑造上应相互呼应。新世纪文学和美学都追求城市审美精神内核的呈现与阐释，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建构上的呼应，为城市审美精神提供了丰富内蕴与鲜活表现，当美学对城市中的审美意象、审美趣味等进行概念化建构时，城市文学将美学概念还原为具象的城市图景，城市活色生香的精神韵味呼之欲出。我们对城市景观、城市生活以及人文关系等方面的美学审视，既需要深入的、原创性的美学理论探索，也需要以城市为题材的艺术实践支撑，尤其是城市文学对东方城市美学精神和气质风貌的描绘，还要有足够令人信服的作品矩阵支撑。诗人李少君提出，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使当时新诗达到了一个高度，原因就是“美学充当了思想的前卫”，当代新诗也应将建构自己的美学形象提到一个重要位置，“这也是新诗百年的一个巨大的课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文学先锋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美学的先锋性，这种审美精神的传递给文学注入了灵魂。不仅如此，城市文学的品味提升也离不开审美精神的滋养，城市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作家审美态度、审美经验、审美趣味，可以从美学关于个体审美精神体验的深层分析中获取规律性的认知。

其次，城市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意象的整合上应相互参照。如前所述，文学与美学都要从文化深度上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接点”，在此基础上重构城市美学意象，在城市历史风物和现代生活中呈现城市美学意象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凯文·林奇将城市意象分为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五类构成要素，然而文学意象中涉及的城市景观、器物、人群等物象与人的精神体验结合，通过审美的涵蕴形成意象，则显现出无比丰富的蕴藉。因此城市文学要保持审美水准，应围绕故事讲述、场景描写、人物塑造的需要进行意象创构，避免标签化的城市车流、商品、街道等物象的简单堆叠。这种意象创构是对城市物象的精神熔铸，本雅明曾用“星丛”描述理念存在的法则，理念之间像行星一样，不仅相互关联，而且保持“完整纯洁的独立存在”，城市文学意象创构的理想效果即是形成这种意象的“星丛”，既体现意象体系的关联性又保持每个意象独立的表达空间。城市文学要达到意象重构与整合的效果，显然需要美学理论提供方向性指引和方法论参照。现代城市审美精神的表达连接西方现代性语境，还需还原到本土的美学观念与智慧，以显现城市文学在审美上的独特性。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意象的创构以主体的审美经验为基础”，中国式的城市现代性经验，应有独特的美学感知与体验方式来对应，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审美经验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学意象传递城市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的美学信息。因此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说，能否在城市审美意象创构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理应作为考察城市文学的一个尺度，从而准确把握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再次，城市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问题的阐发上应相互启示。面向新世纪城市的发展，文学与美学同样遇到现实审美阐释的危机，如何紧扣城市审美进行解题，需要文学与美学两方面的启示。近二三十年来，美学理论在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命美学、空间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领域的新创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城市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的阐释成果，美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以及意义空间的开拓，填充了城市文学的思想与精神内核。面对城市审美问题时，文学表达与批判离不开美学理论的影响，而对美学话语的借用也会大大提升文学的阐释能力，对于城市文学创作而言，了解美学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获取城市美学的相关理论资源，有助于在创作中增加灵感，“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在文学中构建城市新的、鲜活的审美形象”。而在城市文学批评中，针对作家关注的日常生活审美、城市文化精神、景观生态以及城市生活中人的审美心理等问题，批评话语需要从思想精神、趣味观念层面深入解读，可以从美学的前沿理论中获得启发，提升文学批评的洞察力和现实感。

此外，城市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实践的介入方面应相互牵引。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建设城市，按美学理想塑造城市的美学风貌与气质，同时城市也重塑了人的审美观念和趣味，这表明指向城市生活乃至城市建设发展实践的审美介入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文学书写、美学理论建构实现对现实的反馈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这就超越了城市文学话语的表达意义以及城市美学理论的建构意义，体现了对城市社会审美实践的介入价值。作家冯骥才认为人文知识分子了解城市历史文化以及精神个性，可以在“城市改造”中作出最佳判断。文学重塑城市的美学特性，坚持城市书写独立的美学意识和美学风格，“由此建构出来的美学，恰好能够颠覆掉对于城市的那些景观化的、平面的‘伪装’”。尽管文学中的城市在审美上往往具有超越性，与美学实践存在一定距离，但作家有依据审美理想书写城市、表达城市建设主张的权力，尤其是不少作家怀有批判与改造城市环境的执念，更是期望通过作品照亮城市的审美现实。美学在城市审美实践中的探索方式可以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引导，文学批评借鉴美学的理论话语和实践理路，能在现实层面解读城市文学作品隐含的审美主张，使文学文本成为城市创造更宜居审美生活的范本。

总之，新世纪城市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化浪潮中不断发展前行，循着美学的进路观照城市文学发展，我们期待城市文学不断沉淀，形成健康多元且含蕴丰富的审美精神，创构体现美学性和时代感的城市意象，有效回应城市中的种种审美问题，实现文学与美学在城市审美实践中的引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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