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经过一百多年努力，当前中国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平价购买力早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制造能力世界第一。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却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独立、富强的目标可以说已经达到，正努力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从全世界来看，19世纪末形成的世界体系金字塔结构的塔尖构成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当前公认为发达国家的只有三十多个，总人口不到九亿，主要为欧盟国家以及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百余年来世界体系塔尖结构保持稳定，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很难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塔尖国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再加上后起的日澳等。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凭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形成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体系，即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然不会随便允许其他国家进入塔尖。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后发优势往往变成后发劣势，这种劣势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同阶级、族群之间的斗争容易激化，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源于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是新中国所建立的独立、统一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使中国可以避免政治上的不稳定。第二是中国农民为现代化提供了巨大支持，中国社会结构始终保持着弹性与活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中国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78年的前三十年；1978—2006年取消农业税前大概三十年的时间；2006—2035年，按国家战略，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点；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中具有不同位置，发挥着不同作用，毫无疑问都是特别重要的基础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新中国采取了正确的农业农村农民政策，才可以在七十多年里取得经济发展奇迹。前三十年，农业和农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强动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人力资本都获得了巨大提升。改革开放起始至取消农业税之前，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发展了生产力，为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提供了优势。借助充裕又高素质农民工，“中国制造”席卷全球。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进城加速，国家资源下乡加速，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群体保底。因为有农村退路，农民就敢于义无反顾进城到市场上闯荡。随着越来越多农民进城，留在农村的农民就有更多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农民通过捕获这些机会发家致富。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首先是中国城市经济的突围，农村将更多发挥保障与支持作用。在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的第四个阶段，城市将更大力度反哺农村，更加现代的农村和农业成为可能，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点，“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全面乡村振兴时刻也会到来。

不同时期，乡村具有不同的命运、使命和前途。第一个阶段，乡村高度组织动员起来，不仅为城市工业提供源源不断且往往没有回报的资源积累，而且进行内部建设，将人多地少形成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典型是兴办教育、医疗。第二个阶段，通过恢复家庭经营，激发了农户内在生产积极性，农业中释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先进入乡镇企业后进城务工经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第三个阶段，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出现了老龄化、空心化，这个时候的农村不仅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了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收入、就业、意义，而且为进城可能失败农民保留了返乡退路，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应对各种危机的回旋余地。第四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已基本实现，国家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美丽的乡村，乡村复兴就有可能。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包括城市和农村，也包括科技、工业和农业。实现中国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等等。任何一个部分没有实现现代化，都很难说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同时，中国现代化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并非齐头并进、等量齐观的，而是有主次、先后的。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关键显然在城市，因为城市为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从产业上讲，当前中国产业主要且越来越集中到二、三产业上，尤其集中到具有显著国际比较优势的“中国制造”和突破西方“卡脖子”技术上，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仍然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数以亿计农民弱势群体提供收入、就业等保障，而不只是农业效率。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不怎么现代的农业为数亿农民提供了保障，城市现代化才有空间，中国现代化才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的发展才不会因为政治社会不稳定而功亏一篑。一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不再需要兼顾解决农民问题的农业现代化才有可能。2035年基本实现的现代化仍然不是高水平的，甚至仍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就需要有进一步发展。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这第四个阶段才开始进入“强富美”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也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中国乡村是一个复合体，在当前的中国，乡村同时具有多种属性和特质。依托土地的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村社集体经济与组织、村庄熟人社会，为仍然留守农村或进城可能返乡的农民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中国农民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户都有承包地，有宅基地，在宅基地上建有住房，作为村社集体成员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村庄主人。在村庄生产生活，缺少城市二、三产业收入，收入不会太高，致富空间不很大。又因为农村有自然经济，有村社集体，有熟人社会关系，村庄生活成本很低。对于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村弱势群体，乡村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基本保障与退路。此外，乡村还为已走出乡村的农村人提供了乡愁、牵挂和魂绕梦牵的家乡。乡村是中国人的牵挂与宗教，作为家乡的乡村可以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远方。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农耕文化，离不开乡村大地。中国的前途决定乡村的前途，乡村的前途系于中国的前途。正如中国现代化决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系于中国现代化。后文我将从几个方面对于本人以往研究中就农民与中国现代化关系提出过的几个命题进行再度审视。

我在《新乡土中国》一书结语中提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是社会的稳定器与劳动力的蓄水池。应当说，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现代化实践验证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通过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总结得出结论：现代化带来经济增长，也同时带来政治不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原因很好理解，即现代化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不同阶级对经济剩余的集团争夺，而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普遍不高，难以吸收“公民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巨大能量，由此造成经济分化、社会不公平、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反噬经济发展的成果，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政治社会稳定，正是政治社会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进程中之所以容易发生不稳定，如上所述，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和市场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内生动力，同时又必然会产生出经济的分化。现代化必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进城，脱离传统村社庇护，却少有资源；他们被吸纳进市场体系，却不一定能体面地融入城市。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周期，他们还可能失去就业与收入机会。发展中国家往往缺少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保障的财政能力，结果就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城市出现了大规模贫民窟。贫民窟本身难以治理，还为异见政治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导致国家政治极化，各个利益集团高度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在一些国家还会导致军人干政，军人政府与政府“轮流坐庄”，经济政策难以持续。现代化变成“翻烧饼”，进一退三，难有进展。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保持稳定，首要的原因是有独立、统一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外，农村在中国现代化的稳定进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发展，国家一直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农村政策，从而使村庄始终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农户重获农业经营自主权，生发出巨大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乡镇企业崛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老年父母仍然耕种承包地，农户在没有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了城市务工经商收入。越来越多进城农户有能力在城市安居，将农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留守农村青壮年农民捕获这些获利机会，成为村庄中农；国家通过乡村振兴，为农村提供了较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农村发展较为缓慢，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远不如城市，更没有城市众多的务工经商机会，某种意义上讲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不过，农村仍然为留守农村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也为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保留了退路。

一直以来，国家采取的都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的政策，其中典型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再延包，不允许宅基地交易，限制市民和资本下乡去争夺农民生存空间，尽可能将农村和农业利益留给农民，同时，国家又向农民开放了几乎所有城市市场机会，这样一来，农民就在可以继续获得农村与农业利益机会的同时，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获取新的利益。

有能力进城的农民进城去了，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就可以从进城农民那里获取他们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正是因为国家限制了城市资本下乡，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也就可以从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中获益。进城农民也有弱势群体，也就是那些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他们因为预期可能进城失败，在进城时就会保留返乡退路。当缺少进城能力的弱势农民可以从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中获益时，他们就不会勉强进城去；当进城失败的农民有返乡退路时，他们也就不会选择在城市漂泊流浪。正是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没有出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既然农村生活质量要远高于贫民窟，中国农民都有返乡权，当他们进城有困难或进城失败时，他们当然不会选择留在贫民窟，而愿意回到农村。

所有中国农民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有土地承包权和村社组织成员权，在村庄中，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收入、就业；村庄熟人社会，非亲即邻；集体经济为每个村民提供了基本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降低了现金支出压力；人与自然亲密接触，可以大大缓解精神压力，等等。总之，只要在村庄就有办法。可能不富裕，却足以解决温饱；没有城市体面生活，却比在外漂泊流浪要好得多。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从农村出发进入城市寻找务工经商机会，他们并非全家进城，而总是在保留农村农业获利机会的同时进城，进城成功了，全家搬到城市，完成城市化，进城失败则再返乡。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农民家庭长期在城乡之间往返，往往是年轻人进城年老父母留村，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这样一种家计模式使中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很低，这就为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使“中国制造”具有巨大的国际比较优势。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借助“半工半耕”，农村作为“中国制造”的劳动力蓄水池，使中国可以成为地位稳固的“世界工厂”，具有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正是不允许农民失去土地和家乡的制度安排，为缺少进城能力及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也就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了出路，农民弱势群体不是流离失所，而是在农村仍然可以获得体面生活——虽然农村体面生活的质量不如城市体面生活，农民可能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去一代一代接力，在农村不断积蓄进城能力。终究绝大多数农民都会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

经济发展必然要有市场激烈竞争，市场激烈竞争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市场激烈竞争就会有市场失败，就需要有国家保障。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发展中国家却可能缺乏财政能力保护市场失败者。如何为市场机制中的失败者提供基本出路与基本保障，就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当农村可以为数以亿计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与退路时，中国就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在推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迭代中的主导作用。

市场体制还存在的一个弊病是其周期性。有繁荣就会有萧条。繁荣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市场中获利，萧条时期，必然会有大量的破产与失业。经济周期以外还有各种全局性的不确定性，典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每一次危机都可能是致命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发生动乱，就是因为无法度过危机。一次危机可能让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中国情况有极大不同，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农村这个巨大的稳定器。无论多么大的危机，在中国农村这个稳定器的作用下面都很快可以过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2000万农民工失业。西方媒体大肆报道，认为中国很难应对这场危机，原因是中国社会保障不健全，一人失业、全家挨饿，2000万农民工失业，岂不是上亿人要挨饿?上亿人没有饭吃，还可能稳定得了吗？换一个角度思考，全国共有60多万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按10个村民小组（即生产队）计算，就有600万个生产队。2000万农民工失业，平均到每个生产队也就三四个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他们只是提前回到了农村家中。2008年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时，我正在贵州农村调研，有返乡农户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失去岗位回家，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嘛。可见，只要有农村退路，无论发生多么大的危机，中国都有能力应对。很多国家则缺少这种应对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发生经济周期性危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确是危机，对中国来讲更可能是危中有机。同样，2020年疫情期间，有近3000万农民工春节后留乡或二次返乡，也没有变成危机或造成不稳定，就是因为中国体制为农民这个最大弱势群体尤其为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农村这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

有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中国现代化就有能力应对危机，有可能更为彻底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可以让城市容纳更多先进生产力，中国经济就更可能迭代发展。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稳定器，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则会有所减弱。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简称“四化同步”。在实践中，“四化同步”容易被误解为要齐步推进四化，尤其被误解为要齐步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人认为只有通过集中土地形成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就要鼓励农民进城。甚至有人认为只有让农民进城，断绝与农业、农村的关系，鼓励城市资本下乡搞现代农业，才可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这种理解显然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简化甚至庸俗化了。中国现代化各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远比“齐步走”要复杂得多。在中国现代化的各个部分中间，起到对现代化支撑作用的很可能不是农业现代化，而是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农村经济，因为在过去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问题远不止是农产品供给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也并非农业现代化问题，而是与农民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三农”问题。

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不是农业现代化，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数以亿计的弱势农民提供生计，这样的农业可能不够现代，也无法让农民通过农业致富，却可以为弱势农民提供保底与退路。甚至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前，农业现代化可能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后面的一个环节，只有当中国已经真正突破西方围堵，在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业不用再背负为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保底与退路的责任时，农业现代化才有了彻底推进的条件。当前国家战略提出要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就是要让农业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各个部分中“慢半拍”，而非进行齐头并进的现代化。

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提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主要是希望为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三轮驱动”是说，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个轮子应当是（1）小农经济，（2）“中国制造”和（3）科技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借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在沿海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为中国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其中核心是优质劳动力和土地制度上的优势，使“中国制造”具有显著国际竞争力。席卷全球的“中国制造”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支持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推动了中国快速城市化。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主要靠物美价廉打天下，尤其是价格优势。“中国制造”重点在加工装配，核心技术不够，主要利润点在外面，品牌、市场也在外面——处在价值链底层，赚的是“血汗钱”。尽管如此，通过“中国制造”，劳动力有了工资，通过贸易差赚取了外汇，制造业迅速扩张形成巨大规模，必然推动技术进步，产业之间形成了配套，配套本身就是生产力。与20世纪后期“中国制造”主要靠“三来一补”不同，当前“中国制造”几乎所有环节都具有了自主性，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断攀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都已达到了远高于过去的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西方“卡脖子”技术，全面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中国产业的高端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升级。只有当产业实现由跟随、模仿到引领与超越，在产业链上由低端走向高端，在价值链上由底层进入顶层，中国才可能大幅度提高人均GDP水平，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

由相对低端的“中国制造”到高附加值的“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不仅需要有国家持续的政策尤其是资金支持，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体制的作用，市场体制起作用的机制是“优胜劣汰”。只有通过激烈市场竞争，才能激发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来谋生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可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优胜下来的产业和企业，必定有能力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假以时日，中国产业升级，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处于优势位置，西方卡不住中国脖子，这个时候，中国就进入到经济高度发达阶段。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加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世界体系金字塔结构必然面临巨变。

“中国创造”并不排斥“中国制造”，反而是以“中国制造”为前提和基础的。正是强大的“中国制造”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工业能力，也为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大量宝贵资源，中国用“中国制造”积累资源支持“中国创造”，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创造”是建立在“中国制造”基础上的，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绝对不能够搞产业空心化。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要高度警惕简单排斥所谓“低端制造业”，因为正是一般所谓“低端制造业”为中国提供了强大产能，容纳了就业，可以支持高端制造业，可以为“中国创造”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撑。

当前，“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这些国家目前的优势是劳动力廉价以及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去中国化的企图。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制造”的优势现在不只是价廉而且物美，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已形成全产业链优势，具有远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

未来即使完成了产业升级，中国也仍然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产能，毕竟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制造”是“中国创造”的基础，“中国创造”才能让中国真正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从发展中大国一跃而成发达国家鲜有先例的世界百年历史中，在现有的国际处境中，在可能出现惊涛骇浪的情况下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下，中国需要实现现代化的突围，就既要稳住“中国制造”，又要快速升级产业，实现“中国创造”。

稳住“中国制造”，就要有能力直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就依然要靠相对优质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快速进行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创造”，就要有更多资源用于支持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都需要有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体制，都要优胜劣汰。

就是说，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国家资源还是要用于追赶而非消费。国家必须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障体系，却可能只有有限资源投入到保障体系建设上来。

实际上，过去数十年，“中国制造”快速发展主要就是依靠了优质充裕农村劳动力，而劳动力之所以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农民工依托农村实现了劳动力再生产。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最重要一环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仍然耕种自家承包地，他们收入不高，消费不多，没有变成养老危机。正是农民家庭与土地结合起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持。留守农村的农民家庭，因为不离村不离土不离家，依靠土地作为保障，大大减轻了社保基金压力。而且，正是农业和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提供保底、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农村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因此，过去以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以农村留守中老年人为主的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小农经济是驱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轮子，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基础，为城市市场体制提供了对冲空间，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高素质劳动力，为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中国创造”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窗口期，缓解了未富先老的压力，提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和应对周期性危机的能力。

简单地说，能同时解决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小农经济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保持社会稳定、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为经济周期提供缓冲，加起来提高了中国应对西方打压时的韧性。

我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中论述了小农经济、“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至今观点没变，感觉依然适用于当下，因此再引如下：

在未来30年，中国应采用三轮驱动的现代化战略：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继续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因此要长期保持，继续发展；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要长期坚持，为中国从世界上获取资源、技术和资金提供可能，长期保持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尤为重要；将传统农业所提供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和“中国制造”所挣来的血汗钱主要用于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推动“中国创造”的成长，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并因此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位置。

“中国创造”的不断发展壮大，产业升级的由点到面，就为中国开辟出了全新的经济格局，那个时候，传统农业的改造，“中国制造”的改造，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所主张的是：我们应当深入到中国国情中分析中国现代化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其中的约束条件，而不是想当然地以为“小农户要被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并列前进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巨型国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现代化突围，只有深入分析国情，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我们才可能真正全面实现现代化。

一般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也就是进一步市场化。市场化带来活力、效率和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越是充分的市场制度越需要有效的社会制度来对冲与平衡。发达国家有能力在充分市场与完善保障之间建立平衡，发展中国家则往往缺乏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仍然不能建立覆盖全民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却通过城乡制度差异性安排，通过更加充分的城市市场与相对稳健的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平衡，并因此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稳定。城市充分市场制度与农村有效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对冲与平衡体制，我称之为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模型。

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经验，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出了独特贡献。总结提炼市场—社会体制模式，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农村，最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三农政策。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充分的市场体制在配置资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借助市场制度激活了各类经济主体内在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对来讲，因为城市具有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天然适合二、三产业的发展，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市场机会，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主要发生在城市。城市有更多市场机会吸引农民进城，中国城市化才能高速发展。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才36%，2023年已超过66%。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经济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留守农村的往往是缺少进城能力的“老弱病残”，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老龄化，农村变得萧条。城市充分的市场带来活力与效率，推动产业迭代发展，同时也会带来风险，产生失败。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过，中国通过“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保留了一个有效的社会体制，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以及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在农村的保底与退路。

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三农政策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乡村全面振兴之前，通过建设农业农村社会体制，为缺少城市市场机会的农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从而为高速现代化的城市市场体制提供对冲与平衡，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应对危机的缓冲，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

当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农村尤其是农业当然也要受到市场体制的约束，市场规律也当然是要起作用的。不过，因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特殊性，除了市场体制在起作用以外，农业与农村同时也是社会体制。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具有的社会体制属性，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上：

第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因为每个农户都有承包地，农户就不仅可以从承包地上获得收入，而且在心理上感到踏实，任何人都不可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农户可以公平获得无偿使用的宅基地，几乎每个农户都建有自己的住房。无论是宅基地还是住房都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第三，村庄有大量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成分。发展房前屋后庭院经济可以满足农户家庭部分日常所需。第四，中国农民大都住在祖祖辈辈以来就居住的村庄，村庄既是熟人社会，又是“自己人单位”，是村社共同体。村社共同体可以产生亲朋邻里，生产生活人情三位一体。村社共同体可以为农民提供相互支持（社会资本），交往产生评价和意义（相互的评价与承认），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也建立在这样的交往之中。乡村社会缺少抽象的信仰，村社熟人社会为每个人自我实现提供了价值空间甚至宗教空间。村社共同体也是每个农民的归属与乡愁。正是村社熟人社会为农民提供了交往空间、互助空间、价值空间和意义空间。

简单地说，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让每个农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历史形成的村社熟人社会共同体又为村民提供了互助空间、价值空间甚至意义空间，与土地结合使农村生活成本很低。当前，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7%，农业为全国5亿农村居民甚至为9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些基本保障包括：温饱有余（有饭吃有房住），有安全感、归属感，有社会关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获得劳动权利，获得农业收入，熟人社会的互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保证了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虽然这种基本保障的水平不高，仅靠农业和农村收入也不可能富裕，却保持了农民在农村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状态，这是远比城市漂泊流浪好得多的状态。

尤其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体制的农业与农村并非完全市场的，同样的现金收入在城市生存艰难，在农村却可能还有富余，一方面是农村现金开支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量的自给自足经济减少了对市场的需求。

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相对平均地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这个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水平不高，却十分重要。作为社会体制的农业与农村不仅为农民中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了保障，也为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提供了缓冲，如上节所言，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不仅当前作为社会体制的农业农村很重要，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仍然要保持好农业农村社会体制这一重要功能。以市场—社会二元体制模型来反观当前学界和一些政策部门、一些地区关于三农政策的主张，就会发现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片面追求农业现代化，甚至盲目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忽视了农业不仅要解决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问题，更要为农民提供保障与保底。

第二，片面强调发展农村产业，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来让农民致富。实际上农民致富的机会在城市，少数具有区位和资源优势的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等，的确可以增加农民在农村的收入，但这种模式并不可能普遍推广。

第三，试图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加宜居，这就忽略了农村当前的核心功能实际上主要是为缺少进城机会农民提供的基本保障，且基本保障不可能高水平。比城市还要好的农村宜居环境，并非当前时期乡村建设的目标。

第四，试图通过“三块地”改革，借“推动土地要素市场配置”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名义来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这是危险的，是要不得的。

第五，将乡村工作的首要目标设定为让农民增收致富，是误解了当前作为社会体制的农村建设的核心需求。当前乡村治理的重点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美好生活要靠村民群众自己去创造，增收致富的主要机会在城市，农村和农业的重要功能是保证粮食安全和保障弱势农民的基本生存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现代化史无前例。对于中国来讲，城乡之间往往不仅是城市和乡村两种地域的关系，更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民从农业产业进入到城市二、三产业，农民从一个相当传统的社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现代的社会的过程。进城让农民有了更多机会，同时又可能更加脆弱。农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既有机会也更脆弱的状态，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情况。中国现代化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制度化的城乡关系，即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松动，几乎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都已清除，却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这样一种城市向农村完全放开，而农村只向城市有限放开的体制，就变成“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正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为现代化进程中相对弱势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也是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超乎寻常的稳定。

正是农村更加社会的体制，为城市市场体制提供了对冲与平衡。没有农村的社会体制，城市市场体制就可能缺少缓冲，没有余地，风险就会积累、转化和升级。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目前阶段，要解决好作为市场体制的城市与仍然保留较多社会体制的农村之间的平衡问题，一方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城市发展和国内经济大循环，一方面又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保留住农村这个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这需要大智慧。

乡村振兴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具有强大号召力，内涵也极为丰富，因此就有各种不同解读。一方面，经过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进展，目前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向着高收入国家迈进。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程度一点也不差于欧洲，当然也就不能允许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因此，建设一个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相匹配的农村，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同步繁荣，似乎不应有异议。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也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就意味着农村人财物资源流入城市，农村因此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有一些地方的农村不仅没有比过去更繁荣，反而变得萧条起来。甚至因为农村有才干的年轻人进城去了，农村基本秩序难以维系。通过乡村振兴来维持农村基本秩序，同样应成为当前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现在农村政策的重点并非要让农村与城市一样繁荣，而是要保持住农村秩序的底线。

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关于其内涵的概括：一是二十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是“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可以简称“强富美”的乡村振兴目标。按中央布署，乡村振兴战略有一个很长期的规划，即要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乡村振兴目标。这是长期战略目标，是在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基础上才能达到的目标。目前距本世纪中叶还需要有至少五个五年计划，所以只可能是远景。目前阶段乡村振兴怎么做?显然不可能将远景目标当作当下的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因此有地区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率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率先”意思就是将本世纪中叶“强富美”目标移至当下。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地区、村庄，就成为全国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与榜样。

同样的问题在于，有能力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地区或村庄，可能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村庄具有完全不同的境遇或发展逻辑。以苏州为例，苏州提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前提是苏州农民早已市民化了，苏州农业只需要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农业必须要为仍然留守农村的数以亿计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苏州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就不可能照搬到全国其他地方去。陕西袁家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强富美”，袁家村是市场经济的幸运儿，全国数以千计村庄学习袁家村几乎没有成功的，当然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农村旅游所可以支撑的“强富美”村庄必定是有限的。全国绝大多数村庄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强富美”，而是维持住基本秩序，为现代化进程中、市场体系下面最为弱势的数亿农民提供保底和退路。

因此，至少在当前阶段，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作为三农政策总抓手的乡村振兴目标并非是“强富美”。

农业强要分为两个阶段，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目标。最终目标是农业生产率高，装备现代，技术领先，规模经营，市场竞争力强，可以供给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等等。但这样的农业强现在还做不到。

在当前时期，农业必须要同时具备两大功能，发挥两大作用：一是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一旦粮食不能自给，被人卡脖子，在关键时期就会出大问题。当然，粮食安全并非一定要生产出粮食储备在粮库，粮食生产也并非越多越好，因为“谷贱伤农”。重要的是保持产粮能力，因此要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二是要让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与就业。因为当前中国仍然有2.2亿农户，有近5亿农村居民，这就注定中国农业必然是小规模的，是精耕细作基础上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是通过规模经营大农业来实现农业强。只有当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可以在城市扎根，从而让渡出他们的农村获利机会，需要依托农业的农民人数大幅度减少，中国才能具备发展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才可以做到通常意义上讲的农业强。这还要很长时间，可能还要五个“五年计划”才能实现。

农民富，如果只看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民，以及已进城安居的农民，说这些农民富，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当前农民的主体应当是缺少城市市场机会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这部分农民缺少从城市市场上获利的能力，往往只能依托农业和农村的有限收入。在农业GDP占比不到8%的情况下面，即使所有农业收益都归到农民，农民也不可能富裕起来。

如前已述，当前的中国农民已经发生了巨大分化，大的方面可以两分：一是具有市场获利能力的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这部分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如鱼得水，他们抓住市场机遇，通过个人努力，很快就富裕起来，并且带领全家进城安居，真正在城市扎下根来。当然，也有少数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二是缺少城市市场获利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农村中老年人，或者说就是农村中的老弱病残群体，这个群体规模很大，占到了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包括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其规模就更大。对于这部分农民来讲，最为重要的是能与土地结合起来，获得基本保障。城市体面生活成本太高，留守在村庄的体面生活则是可能的。因此，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讲，他们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要富裕，而是要有保障。农业和农村的获利机会很少，一定要防止本来就少的农业农村获利机会被少数强势者致富而垄断，而应当普惠到所有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那里。

当前农村政策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通过政策来实现少数农民的富裕却可能剥夺大部分农民的生存机会。以家庭农场为例，农民要获得相当于城市的收入估计至少要200亩土地，按200亩一个家庭农场计算，全国也就只能容纳不到一千万个家庭农场，而当前中国有2亿多农户。实际上，既然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具有从市场上获利的能力，国家政策就不应当额外支持。机会最多的市场在城市。或者说，想致富的农民更应当进入城市寻找致富机会。城市机会多、成长快，有远比农村和农业多得多的致富可能。同样，通过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也很可能演变为本来在城市获利的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回到农村与农民弱势群体争利。

农村美，在两种情况下是真的美：一是在沿海城市经济带，城乡一体，农村早已有机融入到城市之中，农村山清水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非虚言。比如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农村，是真的美，苏南农村、上海郊区农村也都很美。二是在特定区位具有资源条件的农村，可以通过农村美丽环境打造来发展农旅，借农旅来增加收入。但是，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美，能做到干净整洁就不错，要“大美”，甚至要“比城市更美”，可以吸引城市人来度假，这就不大可能，因为美好环境建设是要投入和付费的，环境越好，付费越高。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面，他们对环境的需要也是有限的。美好环境总是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的经济水平相匹配，当前生活在农村的主体是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弱势群体，他们收入有限，不可能为建设美好宜居的环境而付出高额费用。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目光短浅，将有限财政资源集中用于极少数“强富美”示范点的打造上了，结果可能不仅无法做到真正的“强富美”和乡村振兴，反而恶化了当前三农政策应当重点关照的农民中弱势群体的处境，从而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大局。

当前阶段乡村振兴的重点不是抽象的“强富美”，而必须要目中有人，即服务于缺少进城能力的留守农村的5亿农民。

2013年我出版了《小农立场》一书，该书封面上写有这样一段话：“小农立场是中国的国家立场，民族立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立场。”我这里讲的小农，也可以理解为小农户，尤其是当前缺少城市获利能力的、仍然种着自家承包地的农户，实际上大多并非农户全家，因为很多家庭中的年轻人都已进城去了，而留下进不了城的中老年农民。他们进不了城，身体状况又还不错，种自家承包地，有收入，有劳动，有意义，还有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村庄熟人社会关系。当前中国仍然有接近90%的农村耕地是由本村农民耕种，其中接近60%仍然由农户自己耕种（即自家承包地）。除了由留守老年父母耕种自家承包地以外，农村普遍存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进城的青壮年夫妇，他们从进城农户那里流转土地以扩大耕种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他们为老年人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为流出土地的进城农民照顾老人或照看房子。通过流转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青壮年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面我称之为“中坚农民”。 “中坚农民”也是靠夫妻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也是小农。

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展迅猛，城市化高速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城市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场所，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农民中的强势群体正在进城并从市场中寻找获利机会。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并逐步在城市扎下根来。

因为经济成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城市是市场最为活跃的地带，所以吸引了绝大多数农村有能力进入市场的农民。这些农民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与此相应的是，留守农村的大多数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进城能力。进城农民中也有人会进城失败，这些进城失败的农民很有可能要退回农村。“小农立场”是说，无论是留守农村的农民，还是进城失败要返回农村的农民，他们都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市场能力，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体制来保护他们，这个可以保护农民中弱势群体的体制，就是村社集体、熟人社会和自然经济共同构成的农村社会体制，即只要他们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基本保障与最后退路，就不至于流离失所、漂泊不定，他们就可以休养生息，积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再次进入竞争激烈风险很大收益也多的城市市场。

小农立场因此主张限制城市资本下乡进入农村和农业，主张建立农村社会体制，强调农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防止极端市场化主张。

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城市的市场竞争充分，其优胜者必定“天下无敌”。市场竞争必然有优胜劣汰，如果农村可以接纳大部分市场竞争的失败者，或市场竞争失败者并非在城市漂泊流浪，并未形成大规模贫民窟，市场竞争的副作用就可以缩到最小，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正面作用则可以充分发挥。农村更加社会的体制与城市更加充分的市场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整体。

中国农村至今仍然保留了相当健全的社会体制，小农仍然有安身之命的地方，进城失败的农民也可以退回农村。因此，即使出现经济周期或其他惊涛骇浪的大麻烦，中国农民都能够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都有能力吸收破坏性能量，并最后稳定下来。甚至可以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在一次巨型金融海啸中，不少国家被淹没了，中国因为有广阔的农村腹地，也仍然可以安好。只要保护好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不惧危机，甚至能化“危”为“机”。

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问题。从全世界来看，现代化往往也是市场化，市场化激励每个市场主体充分发主观能动性，因此产生机会产生效率。同时，市场化必然会有优胜劣汰，有两极分化，甚至还会有经济周期。正是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既意味着增长，又容易陷入到不稳定之中，经济增长的成果毁于政治不稳定。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参与群体是农民，中国农民参与市场的方式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当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进城参加到城市市场时，他们是从村庄这个根据地出发进入城市市场的，他们进城时并未抛弃农村和土地，甚至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年老父母、年幼子女）仍然留守农村。只有当进城农民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才离开自己出发的根据地。一旦进城失败，他们就返回农村。

农民中有参与市场能力的强势群体反复进入城市市场试水，他们中的多数终于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遨游，他们是现代化的受益者，也是国家的支持力量。进城失败的农民返回农村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出发，自己不行了可以寄希望于子代。中国“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社会体制，使返乡农民避免了漂泊流浪。

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进入城市市场，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弱势群体数量巨大，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不可能建立高水平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留守农村的农民仍然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村仍然保留了健全社会体制时，国家投入有限财政资源就可以为留守农村的农民增加很多福利。尤其是，如果可以通过国家资源输入来激活农村社会体制，形成农村社会互助体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用有限资源就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农村，获得农民对现代化的无条件支持，从而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突围。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可以顺利，中国经济之所以可以创造奇迹，中国之所以可以应对几乎任何危机，就是因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妥善解决了作为农民弱势群体的小农的问题。正是小农有了出路，中国现代化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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