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帆 ｜ 论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要素与理论方法

中国小说评点自来无史；有之，仅散见于相关书籍之绪论或单章，尤多“寄生”于文学批评史等著述之中；然均非小说评点史的独立著述，故于小说评点史仍不详。这一段明显模仿鲁迅先生的言论非有意自矜，只是想说明一个现实：小说评点史的“缺席”是小说史研究的重要“缺失”，亟待弥补。而检讨小说评点研究史，我们发现，小说评点之所以长期未见完整深入的历史著述，或许缘自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研究观念的制约。小说评点涉及面广，主要包括以“笔记体”为代表的文言小说评点和以“章回体”为核心的白话小说评点。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如何？是否具有共通性？有无构成小说评点史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这些牵涉小说评点史“合法性”的问题迄今尚未厘清，无疑阻滞了小说评点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理论方法的偏颇。小说评点研究肇始于文学批评史研究，崛起于小说批评史研究，故其理论方法直接继承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格局，以揭示和评判小说的“理论思想”及其历史流变为首要目的；又因评点是小说批评的主体形式，有关小说的“理论思想”主要蕴含在小说评点之中，故小说批评史研究不断阑入小说评点之内涵并逐步趋于合一，这种对小说评点研究的单一化处理，致使小说批评史“笼括”乃至“掩盖”了小说评点史。三是评点文献整理的缺失。小说评点源远流长，作品繁多，评点本总数近1000种。面对如此庞大的研究对象，小说评点史的著述需要扎实的基础文献整理的支撑；但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小说评点的研究基础并不厚实，虽然研究成果众多，然而对小说评点史研究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文献整理成果并不多。如至今学界尚未对小说评点编“总目提要”性质的工具书，致使小说评点的“家底”仍然不明，而“家底”不明，何谈小说评点史的撰述？又如小说评点研究“重白轻文”的倾向非常严重，文言小说评点研究的薄弱乃至缺位也影响了小说评点史整体研究的进程。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小说评点史著述的相关问题：一是探寻小说评点史的存在依据，为小说评点史的成立提供“合法性”的解释；二是分析小说评点的著述要素，着重从横向角度揭示小说评点的特质与内涵，并据此简要梳理小说评点的历史分期；三是探讨小说评点史著述的理论方法，综合学界对小说评点史的研究成果和笔者多年的思考，勾画小说评点史著述的路径和方法。

探讨“小说评点史之成立”，主要是梳理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的关系问题，二者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上基本趋于统一，是小说评点史能否成立之关键。关于白话小说评点与文言小说评点的关系，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白话小说评点与文言小说评点之间有“三异三同”，“三异”者，谓文言小说评点向内的自省性、文言小说评点流通场域的文人性和文言小说评点理论的系统性。“三同”者，谓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商业化的趋同、鉴赏性的强化和文言小说评点的通俗化：白话小说作品及评点的渗入。所论颇为新颖，也有一定的深度。以下笔者拟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的三个共性问题：

（一）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基本上共有一套术语

术语及其运用是观照一个学科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一种批评体式成熟与否的关键要素。根据功能和地位的不同，小说评点术语大体可分成两个大类：核心术语和派生术语。其中核心术语是指带有体式性和标志性的评点术语，如“批点”“批评”和“评点”；这三个术语即同时在白话小说评点和文言小说评点中广泛使用，成为小说评点的核心术语。在这三个核心术语中，“批点”是最早出现的一个术语，如早在南宋后期，文言小说评点本就有岳珂所撰《桯史》，署“相台岳珂著 云间陈文东批点”；而较早以“批点”题名的白话小说评点本是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平妖传》（全名《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金阊嘉会堂陈氏刊本）。题名为“批评”的早期小说评点本都在明万历年间，如《三国志传》全名《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二十年双峰堂刊本；《闲情野史风流十传》，题“陈眉公先生批评”，明万历年间刊本。以“评点”命名的小说评点本在明代尚属少数，出现也最晚。如袁无涯本《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刊于万历后期，《醋葫芦》（内封题“且笑广评点小说”）为明崇祯年间刊本，文言小说评点本《广虞初志》（书首《广虞初引》有“临川汤先生评点《虞初志》而续之”一语）为明末邓乔林辑本。可见这三个核心术语在早期小说评点中就是通用术语，明以后也一以贯之。所谓“派生术语”是指小说评点中以核心术语为基础，为强化小说评点的某种特性而派生的术语，在构词上大体以“评+？”或“批+？”为模式。如“批释”（《世说新语补》，署“王世懋批释”，明万历十三年王世贞删定本）、“评释”（《清谈万选》，全名《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明万历年间周近泉绣梓）等，强调的是“评论”与“注释”的并重。如要强调“评论”与“选本”的组合则有“评选”（《续虞初志》，题“临川汤显祖若士评选钱唐钟人杰瑞先校阅”，明万历年间刊本）、“评纂”（《太平广记钞》，署“古吴冯梦龙评纂”，明天启六年刊本）、“评辑”（《情史》，题“江南詹詹外史评辑”，明天启崇祯年间刊本）等。而同样是评论，也有不同的术语派生出来，这一类“术语”在使用上也不拘文白，主要有：“评述”（《鸳渚志余雪窗谈异》，署“钓鸳湖客评述”，明万历刊本）、“评阅”（《片璧列国志》，题“李卓吾先生评阅”，明万历刊本）、“评次”（《古今小说》，署“绿天馆主人评次”，明天启刊本）、“评定”（《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明崇祯元年刊本）、“汇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明崇祯十三年刊本），等等。

（二）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在形态上有共同的源头

一种批评体式的产生和发展总有相应的体式源头及其流变可以追寻，小说评点亦然。从渊源而言，小说评点之形态来源于经学之注释、史学之论赞和文学之选评，这三者是文言小说评点和白话小说评点共有的源头。在中国古代，评点最大的特性是评论与文本连在一起，这种方式即源于对典籍的注释，而儒家经典是最早得以注释的一批典籍，以后不断扩展，成为传统。注释对评点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所谓“经注一体”是后世注释之定制，也是小说评点附丽于文本最直接的源头。史著的“论赞”是小说评点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史著的一种独特评论方式，“论赞”是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述。这种体式较早出自《左传》，泛称“君子曰”。司马迁著《史记》，于每篇传（含本纪和世家）末也均有署为“太史公曰”的一段评语，表达史家对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后，这一形态固化为常规，如班固作《汉书》，仿《史记》体例在每篇末加“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赞曰”外，另加“论曰”，“赞曰”用骈文，“论曰”用散文。文学选评也是小说评点的重要源头，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点是始于南宋的古文评点，在体式和功能上奠定了文学评点的基本格局，如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得秀《文章正宗》等。宋以降，评点一直在诗文领域有较大发展，明中叶以后，逐步延伸到小说和戏曲领域。“经注一体”的格局对小说评点的影响除了体式特征之外，还表现在“注释”成为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内涵，这在文言小说评点和白话小说评点中都是如此。如在文言小说评点中，虞集编辑《评释娇红记》，署“元邵庵虞伯生编辑 闽武夷彭海东评释 建书林郑云竹绣梓”，即于正文之间设有“释义”专栏，先用小框标明欲释之地名、人名、词汇，再以双行小字释义。为白话小说作注，较早见于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以万历十九年的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为典型。该书正文中标有的注释形态有如下七种：“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注释，但已有分化的迹象，如“论曰”“补注”“断论”三项所体现的评论性质实已表明白话小说评点由“注”向“评”演化的过渡态势。史著的“论赞”体式对后世文学评点有很大影响，如在文言小说评点领域，唐人高彦休（号参寥子）编纂《阙史》就大多以“参寥子曰”或“参寥子云”领起。北宋乐史撰《绿珠传》和《杨太真外传》，文末评论分署“南阳生曰”和“史臣曰”。史著的篇末论赞对白话小说评点也有直接影响，尤其在历史演义小说评点中，这种影响更为明显。明万历年间的历史小说评点，就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态，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均有承续史著体式的明显痕迹。古文评点与小说评点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尤其在文法研究方面。小说文法研究源远流长，可以说，它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流话语，对小说的创作和传播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古代小说的文法批评以白话小说评点为主体，从晚明到晚清的数百年间产生了大量的批评成果，特别是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一批著名评点家及其评点作品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小说文法批评的理论价值。相对而言，文言小说中的文法批评要薄弱一些，没有白话小说文法批评那么热闹、那么成系统，但文法批评无疑也是文言小说评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尤需注意的是，文言小说评点的文法批评不以分析归纳文法术语为主旨，如白话小说评点中归纳的“草蛇灰线”“羯鼓解秽”“狮子滚球”等；而是着重在批评鉴赏中强化对文言小说文法的揭示，并用富于诗意的语词加以描述和评判。这种情况在《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经典名著的评点中所在多有，在其他作品的评点中也不胜枚举。

（三）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在功能和品格上有明显的趋同性

从评点功能来看，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的趋同性主要表现为评点的实用性和商业性。小说评点的实用性和商业化大致始于明万历时期，在白话小说评点领域，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1592）刊出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就明确标出“全像”与“批评”，这是万历以降白话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正文页面分为三栏：上评、中图、下文，这是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特殊形态。文言小说评点也是从万历开始趋于商业化的，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小说评点托名现象非常严重，且已成一时风尚。其托名的对象是那些既有上层地位，又富世俗名声的人物，如李卓吾、汤显祖、陈继儒、钟伯敬、屠隆、徐文长等。托名的批评文本如汇评本《虞初志》（托名袁宏道、李贽、屠隆、汤显祖）和题陈继儒删订的《闲情野史风流十传》（托名陈眉公删定、批评）等。颇有意味的是，这些托名者及其托名时段与白话小说评点史的托名状况几乎一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的趋同性。

既然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有上述共性，那我们就可以基本确认小说评点史有其内在的共性和相应的逻辑关系，也具备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作为小说评点史“合法性”的依据。本节内容即以此为逻辑起点，梳理小说评点的特质（文化现象、评点类型、价值系统）与内涵（评论、改订、注释、圈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小说评点史作出简要的分期。

（一）小说评点之特质

首先，小说评点之特质首先表现在评点是一种丰富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文学批评。这大体具有三种文化内涵：“文人文化”“商业文化”和“物质文化”。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文言小说评点还是白话小说评点，都体现了一种“文人文化”的特性。其中文言小说评点因评点对象的“雅文学”属性，其体现文人文化的特性有其“先天”的优势，就是一向被看成为通俗的白话小说评点也蕴含了浓重的文人文化之气息。在小说及小说评点研究史上，较早将白话小说与文人文化勾连起来的是汉学家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著者谓：“我的‘文人小说’观念既是尝试针对本世纪学术界流行的‘通俗文学’说，提出的一个反论；也是尝试对明清读书人视小说为‘文人’之作的高见，进行的一番现代化的反思和重建。”而较早提出小说评点显示“文人文化”这一观点的是林岗，他在其论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晚明文人文化”这一概念，作为其理解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繁盛的背景因素；在他看来，小说评点“表现出来的社会立场、思维方式、美学趣味、人生态度，都是植根于那个时代颇有点特殊的文人文化之中的”。所论富于启发性。小说评点在高度显示“文人文化”特质的同时，更表现出了浓烈的“商业文化”气息。我们甚至可以说，小说评点这一形式在中国古代的产生、衍流和繁荣实则就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产物，故而无论是白话小说评点还是文言小说评点都充分表现出了这种“商业文化”的特征。小说评点还体现了浓烈的“物质文化”属性。在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种最富有“形式感”的批评方式，它不像一般的批评形式，如“序跋”“话”“品”等，仅是一种单一的文字表达方式；而是一种充分依赖“物质”的批评体式，如书坊、印刷、刊刻、版式等。小说评点的最终成果即是融合了文字、图像、印刷、刊刻等多重层面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是古代小说刊本的特殊形态。

其次，与小说评点所体现的文化特质相一致，小说评点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突出小说评点文人主体性的“文人型”、注重小说评点商业传播性的“书商型”和追求小说评点公众导读性的“综合型”。

“文人型”的小说评点以李卓吾评点《水浒传》为代表。李氏最初接触《水浒传》大约是在万历十六年（1588）：“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四年后，袁小修往访李卓吾，见其“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又四年，李卓吾仍醉心于《水浒传》的赏评：“ 《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一部作品的评点经数年仍在进行，可见其评点是一种不求功利的、自娱的艺术赏评活动；而这正是文人评点小说的“初心”，也是“文人型”小说评点最基本的特性。李卓吾之后，文人评点小说大量增加，致使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中，小说评点改变了书坊控制的格局，文人评点成为主流。“书商型”是小说评点中比重较大的一个评点类型。包括两类评点者的评点作品：一是书坊主及其周围下层文人的评点作品；另一种情况有点特殊，评点者是文人，但他们评点小说或受朋友之托，或受书坊之邀，为所刊小说摇旗鼓吹，故其虽非书商，但其评点带有明显的商业传播特性。小说评点中书坊主的介入主要是在明代，入清以后，书坊主逐渐淡出小说论坛，但小说评点中那种以商业传播为目的的评点趋向仍十分明显，且绵延不绝。书商型的小说评点形态颇为简单，评点内容也十分浅陋，类似钱锺书先生所说的“作场或工房中批评”（workshop criticism）。小说评点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综合型”的评点类型。这一类型的小说评点既不像“文人型”那样主要以个体的阅读为基础，也与“书商型”小说评点以商业传播为归趋的格局相异，这是一种融合上述思路并以“导读性”为其宗旨和特色的评点类型。“综合型”的小说评点是在“文人型”与“书商型”评点的结合过程中萌生并逐渐成熟起来的，因为小说评点最初的功能是为了促使小说的流传，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这是“书商型”小说评点之发源。而随着文人的参与，小说评点的思想和艺术品位有所提升，但文人最初从事小说评点不过是其在阅读过程中记录的心得，并无意于导读和授人于作法，这是小说评点走向成熟并获得发展的契机。而当将文人阅读过程中带有“自赏性”的阅读心得与带有“功利性”的导读结合起来时，小说评点就成为了一种公众性的文学批评事业。这一结合即“综合型”小说评点形成之标志，而最为典型的个案就是由李卓吾阅读赏评《水浒传》到容与堂本和袁无涯本《水浒传》评点本的公开出版。“容本”“袁本”以后，“综合型”的评点类型发展较快，尤其是历经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毛氏父子《三国演义》评点和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后，这一评点类型成功跨出了三大步，成为了小说评点的主体类型。

最后，小说评点具有独特的价值系统，包括三个层面：文本价值、传播价值和理论价值。

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是指评点者通过对小说文本所作出的增饰、改订等艺术再创造活动，使小说评点本获得了自身的版本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体现小说评点文本价值的主要有三个阶段：明万历年间、明末清初和清乾隆以降。万历年间是白话小说评点的萌生期，评本大多出自书坊主及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之手，其文本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对文本的修订。如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周曰校“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如《水浒志传评林》的“改正增评”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的小说评点也开始了对小说内容的增删，尤以容与堂本《水浒传》最具特色，对后世的《水浒》评点也有较大影响。明末清初是小说评点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小说评点实现文本价值最为重要的时期。此时期的小说评点已从书坊主逐渐转向文人之手，这在明代“四大奇书”的评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乾隆以后，小说评点的文本价值相对降低，以《西游记》为例，在众多的《西游记》评本中，对作品有所修订的评本不多，改订的内涵也非常有限，如《西游真诠》(陈士斌评点，乾隆刊本)对原文稍加压缩，但压缩之内容仅是书中的韵语和赞语。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尤其是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改订更是小说在清康乾时期迎来黄金时代的一次重要准备。传播价值是小说评点的基本功能，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追求就是“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其价值指向是强化评点对于读者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清人黄叔瑛评毛批《三国》时谓：“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代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细细品读毛氏父子的《三国演义》评点，这一评价非虚夸之语，是当得起的。理论价值是小说评点研究中最为重视、研究也最为充分的部分。小说评点的理论思想虽然如散金碎玉，但细加整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完整性，诸如小说的价值功能、小说的审美形态、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小说的人物塑造，等等。尤可注意的是，小说评点因为有着对作品强烈的依附性，故而形成了与作品类型相对应的理论思想。如在白话小说领域，其整体上是依循“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四大类型向前发展的，这是古代颇富民族特色的小说类型。与之相应，小说评点对应着特殊的批评对象，也形成了小说类型各自的理论学说：如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之于“英雄传奇”理论，毛氏父子、蔡元放等之于“历史演义”理论，张竹坡、脂砚斋等之于“世情小说”理论，汪象旭、刘一明等之于“神魔小说”理论等。这些理论思想既有一定的普适性，也具相应的特殊性，构成了古代小说理论的独特面貌，也是认识和分析古代小说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

（二）小说评点之内涵与分期

一般认为，小说评点的基本要素是“评论”和“圈点”，其实不然，小说评点之内涵实际由四个方面构成，分别为：“评论”“改订”“注释”和“圈点”。

“评论”包括“评”与“论”两个维度。所谓“评”，是指小说评点中最富色彩、对小说传播最具影响的“文本批评”。小说评点的阐释重心是对单个作品的分析和评判，这是小说评点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批评方式，故一部小说评点史，其中最为重要的内涵就是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历史。而所谓“论”则指评点者在对小说文本阐释时所提出和归纳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由于受文学批评史研究格局的影响，小说评点研究一直以“理论思想”为主要对象，但其实，理论思想的提出是评点者在对小说文本作阐释时“附带”完成的，两者的主次关系应当明确。“改订”是古代小说评点的一大特性，整理和研究这一独特的现象，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古代小说和小说评点的发展历程。一般认为，小说评点的“改订”主要是在白话小说领域，且认为这是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白话小说走向“文人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实不确，也不符合小说评点史的真实情况，因为“改订”也是文言小说评点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明天启六年（1626）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此书是《太平广记》的删节本，冯梦龙所做的文本工作包括合并类别、删减篇目、校订错误和缩小单个作品篇幅等。又如《聊斋志异》的仿作《益智录》稿本上有不少评改痕迹，其中卷8 《矫娘》几乎改动了全文，且卷末附评云：“文妙事妙，嫌词多繁复，以私意略节之，诚不知其点金成铁也。”清末民初狄平子《原本加批聊斋志异》也对小说原文有所修订，并自我标榜为“原本”，贬低其他版本为“俗本”；此书对《聊斋志异》篡改颇多，有针对语辞的，也有关涉情节的。如对《阿宝》的删改，评者因无法容忍阿宝遭恶少围观，而删去阿宝与孙子楚浴佛节相会一节，加批曰：“夫恶少环立，品头论足已极不堪，兹又出游，岂竟不爱其鼎？不知陋儒何仇于宝，而必淋漓尽致，糟蹋不已也。”显然，对于古代小说而言，“改订”也是文白一体的。“注释”是小说评点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长期以来，小说评点本中的“注释”因其缺少评论色彩而被排斥在小说评点研究之外，这并不符合小说评点之实际。将“注释”作为评点之内涵加以研究，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小说评点本身具有对小说作品“知识性”内涵的释义功能。如文言小说中的“博物体”小说和“世说体”小说、白话小说中的历史演义等都有注释之必要。二是小说刊本中包含不少富有评论因素的注释，可视为由注释向评论演变的过渡状态。故将“注释”阑入小说评点范畴，应该是合理的，符合小说评点的本来面目。小说评点中的“圈点”在功能上与古文评点并无大的差异，即：一是标出文中警拔之处，二是句读作用。为小说作圈点，这在小说刊刻史上一以贯之，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在“识语”中明确其“句读有圈点”；明天启崇祯年间建阳郑以桢《三国演义》刊本更把书名明确标为《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在小说评点史上，较早对白话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九华山士潘镜若为《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明万历白门万卷楼刊本）所作的《凡例》，其曰：“本传圈点，非为饰观者目，乃警拔真切处，则加以圈，而其次用点。”而较早对文言小说圈点作出说明的是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杨茂谦所辑《笑林评》，《凡例》云：“句读从点，佳处从圈，可笑处密点，评有意义者密圈，直批者止圈，句读中有字义双关者重圈。”另外，明天启年间刊刻《禅真逸史》，夏履先所撰《凡例》对“圈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关于小说“圈点”作用的说明，以清乾隆年间《妆钿铲传》中的《圈点辨异》一文最为详备，但因其是“抄本”，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依据文言小说评点和白话小说评点的整体情况，以及上述“特质”“内涵”所显示的标准，我们对小说评点史作出如下描述：在明万历年间白话小说评点萌兴之前，文言小说评点在南朝梁即已显端绪，其中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文本是东晋王嘉撰、南朝梁萧绮“序而录焉”的《拾遗记》。文言小说评点历经唐宋元三代的发展，在明代万历年间与白话小说评点一起呈现繁盛之势。小说评点于明清易代之际有短暂消歇，但清顺治末年又接续传统，复呈持续发展之态势。至晚清，因“西学”的强势进入，小说评点开始在转型中求发展，尤其是“报刊小说评点”的崛起为传统小说评点注入了新的“血液”，但衰退之迹象已然呈露，小说评点作为传统小说批评体式的核心地位亦已撼动。据此，我们把小说评点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明嘉靖以前为萌发期，明万历至崇祯末为繁盛期，清顺治至道光为延续期，道光以降为转型及式微期。 

关于小说评点史著述的路径与方法，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分类”的小说评点史

所谓“分类”的小说评点史是指从“类别”角度对小说评点史的著述分别作出基础性的梳理和研究，以此为小说评点的“通史”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其中“类别”大体上可作如下区分：一是资料层面的小说评点史。如小说评点编年史，这是小说评点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著述类别，因为编年史提供的是小说评点实实在在的“存在史”，也是所有“分类”小说评点史乃至通史研究的基础。二是断代史层面的小说评点史。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据于朝代划分的小说评点史，如明代小说评点史、清代小说评点史等；第二个部分是跨越朝代，而以小说评点自身的历史脉络和小说评点之特性为依据的断代小说评点史。从小说评点史角度来看，其中两个时段的评点史研究最具价值，一是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史，这个时段的小说评点史研究以林岗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为代表，但林著的理论预设和框架布局主要是针对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横向研究和理论研究，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断代史研究。二是晚清民初的小说评点史，这一时段的小说评点特色鲜明，其涉及的时段又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故对晚清民初的小说评点进行专门的断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三是专题史层面的小说评点史。这一层面的小说评点史最为丰富，如小说评点形态史、小说评点分体史、经典小说评点史、“批改一体”编创史和金圣叹小说评点接受史等。而就当下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格局而言，上述三个层面的小说评点史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小说评点编年史、文言小说评点史、小说评点形态史、“批改一体”编创史和金圣叹小说评点接受史。具体而言，编年史旨在呈现小说评点的历史全貌，为小说评点史的著述打好史料基础。文言小说评点史重在改变以往“重白轻文”的研究偏向和弥补文言小说评点研究的不足，将文言小说评点纳入到小说评点历史研究的整体框架之中。强调小说评点的形态史研究是为突破以往的小说评点研究“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梳理小说评点自身的文体形态与体制特性。一方面，要探讨小说评点的形态之源，将小说评点置于与周边文类、文体的关系之中，还原其原有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要系统关注小说评点自身的文体特性，如小说评点生动活泼的原生形态，其巧妙的运思和笔意，并结合汉语言文字的特性和古人对文学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对小说评点形态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评析。相对而言，“批改一体”的编创史研究，其基础已比较扎实，成果也相对比较丰富。如吴子林从“经典再生产”视角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纪德君在《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中以“评点与通俗小说的编创”为题单独立章，分别从“历史演义小说评点与编创的互动”“神魔小说评点对编创的引导”和“世情小说评点对编创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评点与通俗小说编创之关系，所论颇有深度；曾晓娟的《“评”与“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之雅化过程——以〈水浒传〉为中心》一书对“批改一体”的现象作出了比较深入的阐发，尤其在文本比对方面非常细致，虽仅以《水浒传》为核心，但这是研究这一论题的首部专著，值得重视。而金圣叹小说评点接受史则意在为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确立一个坐标系，因为无论白话小说评点还是文言小说评点都无法避开金圣叹的影响。与此相应，在小说评点研究方面，近代以来的小说评点研究，包括海外的小说评点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从金圣叹研究起步的，由此可见金圣叹在小说评点史上的实际地位及其影响。如能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小说评点研究中成果比较丰富的小说理论史和小说文法史，那小说评点史的著述将更为全面、融通和富于创新意义。

（二）“物质”的小说评点史

在小说评点研究中引入“物质”维度，基于两种研究观念的支撑：“传播”观念及其方法的运用和小说（主要指白话通俗小说）作为文学商品的定位。在中国古代，评点是一种以“读者”为本位的批评形态，而在评点所涉及的多种文体中，小说评点所体现的这一特色更为明显，小说评点发生和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所显现的强烈的传播价值。而小说在评点所涉及的诸种文体中，又是一种有着特殊艺术品格的文体样式，具有浓重的文学商品化的特色：即小说在最大程度上是以娱乐和消遣为其主要功能和特色，而小说创作的主要动力亦在于读者的接受和传播。由此，小说评点也相应地染上了“文学商品化”的色素，具有浓重的商业气息。从“物质”维度看待小说评点，“书坊”与“印刷”是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对象。而在书坊与小说评点的关系上，建阳书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其中又以余象斗的“评林体”为典型个案。同时，随着小说评点的出版中心由建阳向苏杭的转移，小说评点的“物质”内涵有明显变化，尤其是印刷技术的提高对小说评点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晚清民初，伴随着小说评点的新载体——报刊的崛起，报刊小说评点开启了小说评点的新纪元。此即小说评点与“物质文化”关系之大概。限于篇幅，我们对于小说评点与“物质文化”的关系仅以书坊与晚明小说评点为例加以说明。“书坊”是小说评点史研究中“物质”维度的重要对象，近年来，书坊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成了热门的选题，其中与小说评点研究最相关联的是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此书虽不是评点研究的专门论著，也仅以明代书坊为中心，但其论述的全面性对书坊研究有示范意义。且该书在第九章“明代书坊与小说评点”中，著者分四节全面梳理了书坊与小说评点的关系，四节分别为：“坊刻小说评点本篇目统计”“坊刻小说评点兴盛原因分析”“明代书坊主的小说评点实践及其演变特征”和“明代书坊与文人评点小说”，所论颇为系统和周全。而在书坊研究中，建阳书坊及其刊刻、评点小说颇具典型意义，故也成为了书坊与小说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在“建阳本”小说评点研究中，余象斗刊刻、评点小说又是重中之重，其评点小说之形态体式被学界称之为“评林体”。作为一种小说评点形态，“评林体”仅见于晚明余象斗的小说刊本中，在小说评点史上是一特例。其基本特征为：形态上均为“上评、中图、下文”，这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评语相当于小说评点之眉批，评点内涵颇为简略，看似价值不大，但这种将评点与图文相配的刊本形态却在小说传播中有独特的功能。这是一种旨在普及的通俗小说读本，而评点的加入正是为小说的普及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说评点虽然都以坊刻为主体，但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书坊也有明显的变化轨迹，这对产生多元化的小说评点有着重要作用。如汪燕岗所言：“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地主要有福建建阳与江南的南京、苏州及杭州，这些地区其实也是明代的印刷业中心”，“万历年间是建阳出版业极盛的时期，到了天启、崇祯间逐渐衰落，出版中心转移到了江浙地区”，“万历中期是建阳书坊与南京书坊激烈竞争的时期，两地在书籍的内容、插图、评点等方面都争奇斗艳，各有特色”，“到了万历中后期，苏、杭两地也开始刊刻通俗小说，启、祯间达到了鼎盛，其转移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可见，小说评点的传播研究以及由此引发的书坊研究、建阳本小说评点研究和余象斗及其“评林体”研究等热点领域，对小说评点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确乎有推进作用。

（三）“大文体”格局下的小说评点史

“大文体”研究格局的提出最初针对的是小说文体史研究，认为古代小说文体史的著述要建立在一个“大文体”格局之中。而所谓的“大文体”格局是指古代小说文体有一个重要特征——正文之外大多有评点与图像，用于探究和揭示古代小说“正文—评点—插图”三位一体的文本形态。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小说评点研究、小说图像研究都非常热闹，但研究思路还是以文学批评史视角和美术史视角为主体，对古代小说“图文评”结合的价值认知尚不充分。一方面，研究者对图像与评点的价值功能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却又在整体上试图割裂评点、图像与小说正文的统一性，遮蔽了评点和插图在小说文体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文体史研究角度而言，“大文体”观念的提出是要求重建关于小说评点和小说插图的认知，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小说正文之“体”，而是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从文本的多重性角度来观照小说文体之“整体”，即：既要关注小说之体裁、体制、风格、语体等内涵，更要建立一个以小说整体文本形态为观照对象的文体学研究新维度，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小说文本之全部，包含正文、插图、评点（含注释）等。同时，还要充分肯定评点与插图对小说文体建构的价值和意义，考察小说评点和小说插图对小说文本建构的实际参与，尽可能还原小说评点、小说插图参与小说文体建构的客观事实，从而揭示“图文评”三者在小说文体建构中的合力效果和整体意义。把“大文体”观念和格局移植到小说评点史领域，对小说评点史研究有明显的推进意义。比如以“大文体”为研究观念，可以将“批改一体”堂而皇之地作为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看待，既扩大了小说评点研究的领域，也丰富了小说评点的研究内涵。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经典小说“批改一体”的个案研究尚集中于《水浒传》评点一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补足；如明代“四大奇书”的其他三部经典，尤其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金瓶梅》，这是体现“批改一体”的典型个案，值得深入探讨，从而提升小说评点对于小说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四）“西学”视野下的小说评点史

小说评点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当然还离不开“西学”的浸染，因为“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是20世纪以来小说史研究的通例，且一以贯之。小说评点史研究亦然，尽管“西学”也给小说评点史研究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尤其在对小说评点的评价和小说评点史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更为严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切断“西学”与小说评点研究的关系，只要运用得当，评价合理，其理论方法就必然是有效的。我们认为：“一种理论方法的引进必然要有一个‘适应’和‘转化’的过程，它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取决于两个基点的支撑：一是理论方法本身的精妙程度及其普适性，二是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小说评点研究与“西学”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从理论方法而言，小说评点史研究与“西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副文本理论与小说评点“图文评”结合的文本形态研究，“新批评”与小说评点文本细读之异同研究，叙事学与小说评点的相关性研究，书籍史与小说刊本形态研究，读者意识理论与小说评点之关联性研究等。以上这些理论学说大多思想深厚，方法新颖，也颇为切合小说评点史之实际。研究“西学”与小说评点之关系是一个内涵非常广博的论题，也是一个历史颇为漫长的学术史问题，需要专门之著述。限于本文的篇幅，也限于笔者之学养，在此不作展开，仅列提纲式文字，以备日后弥补。

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小说评点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小说评点史之成立”旨在讨论小说评点史的“合法性”；“小说评点的特质与内涵”着重梳理小说评点的三大特质（“文化现象”“评点类型”“价值系统”）和四个内涵（“评论”“改订”“注释”“圈点”），为小说评点史限定了著述范围和内容构成，在这基础上，简单梳理了小说评点的历史分期；“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路径与方法”则规划了小说评点史著述的理论方法，含：“分类”的小说评点史、“物质”的小说评点史、“大文体”格局中的小说评点史和“西学”视野下的小说评点史。上述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建构了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要素和理论方法。

本文的核心观念是提出了小说评点是一个“文化现象”，含“文人文化”“商业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维度。三者的关系大体如下：“物质文化”与“商业文化”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商业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基础，是“物质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如晚明书坊的大量涌现就是“商业文化”的产物，而书坊就是小说评点“物质文化”中最为重要、最具“体量”的“物质”。小说评点的“物质文化”与“文人文化”也是既相关又相异，在小说评点中，“物质文化”离不开“文人文化”的扶持和哺育；反之，小说评点的“文人文化”也会因“物质文化”的影响，产生此消彼长的现象。可以说，小说评点史正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关联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并呈现了相对谨严的系统特性。同时，核心观念所包含的三个维度还与小说评点特质中的“评点类型”和“评点价值”有着对应的关系。如“文人文化”对应着“文人型”的评点类型，又是评点价值体系中“文本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直接来源；“商业文化”与“书商型”的评点类型亦相呼应，是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实际体现者。

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要依循小说评点之内涵展开。一方面，“评论”“改订”“注释”“圈点”所构成的评点系统要充分重视，不能偏废；另一方面，也要对评点内涵要素的主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和辨析。如“评论”，这是小说评点中最受重视的一个部分，尤其在文学批评史视野下的小说评点研究中，“评论”乃一枝独秀；如果以“评论”为重心而不遮蔽其他内涵，则这个认识是成立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相对而言，“改订”在近年来小说评点研究中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且从白话小说的“改订”逐步引向了文言小说评点领域。小说评点四个内涵中最少进入研究视野的是“注释”，但“注释”在小说评点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涵。晚明以来，“注释”在文言小说评点和白话小说评点领域同时兴起，仅表述评点内涵的相关术语就有“批释”“评释”“音释”“音诠”“笺评”“评注”等6个，可见其兴旺之气象。至于“圈点”在小说评点中的地位殆无疑义，但研究还是相对薄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圈点”指向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阐释和评价困难。

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路径和方法应该是多元的、组合的，又须是新颖的、贴合小说评点史之实际的。在小说评点史著述基本缺位的前提下，小说评点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首要的是要夯实研究的基础，多角度、多类型地梳理小说评点史。其中“分类”的小说评点史是基础，是根基，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内涵。“物质”维度的小说评点以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段最为典型，又以书坊的商业出版和印刷业最值得关注，建阳书坊及余象斗“评林体”、晚明及晚清的印刷术和报刊小说评点是其中最重要的个案。将小说评点史研究融入到小说“大文体”格局之中，是对小说评点固有形态的回归，而非有意“创新”；这是体现小说评点“文人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丰富小说评点研究内涵的一个重要举措，小说评点的“商业文化”和“物质文化”即是这一研究观念影响下的产物。作为“他山之石”，“西学”与小说评点之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西学”一直是小说评点研究的理论基础；纵观百年来的小说评点研究，虽然“西学”的内涵是多元的、变更的，但“西化”的倾向却是恒定的、始终如一的。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