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唯物史观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原则或原理，但它绝不停留于抽象的普遍性之上，而是本质地包含着普遍者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具体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唯物史观同时就意味着辩证法，意味着超越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但是，当黑格尔把辩证法建立在“绝对主体”这一基础之上的时候，马克思则把辩证法建立在“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基础之上。因此，唯物史观本身就内在地要求开展出依“实在主体”本身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来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的实行就是“历史科学”，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是在“历史科学”中实现并完成其具体化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指某个特定的领域，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更新了的理论动力：就像唯物史观的原则或原理要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生根一样，这个领域本身要通过更新了的理论动力来重获活力并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作 者: 吴晓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
摘 要: 从思想或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入手，马克思、舍勒和曼海姆等人缔造的知识社会学确立并有效扩展了自己的全部叙事框架。在此基础上，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新知识社会学，强调了知识与诸种地方情境和人群共同体、知识与权力及知识与纸质文本以外的媒介形式的关联。将知识社会学用于考察分为前后两个时段的中国社会学120年来的历史，能够清晰地呈现一门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嵌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迁，以其激进和保守的矛盾性格的两面，分别呈现由这一迅疾变迁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并成为有关转型社会复杂性的最佳叙事的。同样，中国社会学前后两个时期最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和组织者费孝通，以“牧师”和“先知”的两重身份，也出色地演绎了作为社会学矛盾性格的两重特性。
作 者: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 要: 城市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主导城市研究的主要不是城市史研究，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要介入城市研究，需要与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的城市研究共享某些概念和方法，同时也提供给他们可资共享的历史学概念和方法。为此，了解和理解不同时间和地方的人对于城市的生活经验，把握城市史过程中的时间性，对我们重新认识城市性是十分重要的。
作 者: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 要: 道学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论域，它经历了分别以道器、有无与理气为标志性范畴的三个阶段。从先秦道家到魏晋玄学，不管是老子的“有生于无”、庄子的“以道（无）观之（物）”，还是王弼的“以无为本”，要义都是以“无”论道。三者虽然在宇宙论、世界观或本体论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以“有无”模式取代“道器”结构，从而共同把道论推向形而上学的新高峰。抽象的“无”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想象力的杰作。中国哲学中“无”的意义，必须同中国文化的精神取向与成就联系在一起。
作 者: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 要: 人工智能的风险与安全是目前全球热议的问题，从现象学哲学的视角看，以下问题亟待学界的思考、讨论与回答：（1）“有意识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问题，其中也包括（2）自觉、自主和自由的人工意识的可能性问题，（3）意识的人为制作或意识的自行生成是否可能的问题，（4）精神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关系如何的问题，（5）计算与思维的本质差异何在的问题，（6）超级智能是否完成“对齐”以及去除了“毒素”的超级人工智能是否可能等问题。
作 者: 倪梁康，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 要: 中华文明的发展首先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但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各个区域在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上有诸多差异，这些区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方式和路径很不一致。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体现的国家化进程，就和中原夏商周三代有明显的不同，三星堆文明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表现神权与王权的祭祀方面，而并非强调早期国家内部的社会等级制度与权力分层。中国西南青铜时代自三星堆到“西南夷”青铜文化，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以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势，朝着中原文明向心性地靠近，有选择地接受中原文化因素，从而最终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汇入中国早期文明体系，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国家化进程的制度设计上，既保留了这些地区传统的“土著国家”模式，又将中原的郡县制度与儒家文化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行至这里，以灵活务实的策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使其最终得以融入秦汉统一国家。
作 者: 霍 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 要: 税赋领域的擅征和欺隐历代未能根除，宋代财政体制和赋役结构发生新变，使擅征与欺隐表现出新的特点，出现若干新的和前代偶发而宋代普遍化的擅征手段，且擅征超过正税渐成常态。宋代擅征恶化于熙丰，泛滥于南宋，根本原因是募兵制下的财政压力和不断强化的财政中央集权体制。宋代赋役欺隐主要是豪强与胥吏勾结，通过多种手段隐匿纳税能力，也有迫于赋役负担和擅征苛严而主动或被动欺隐。擅征和欺隐的日益严重使宋代地方政府逐渐在财政上主要依靠擅征来实施地方治理，也使地方治理出现新的特点。
作 者: 黄纯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 要: 近代以来，基于对中西文明特性的差异化认知，人们习惯于以西方文明的海洋属性来反向定义中国，将它称为“乡土中国”，将它的文明称为“黄土文明”，但事实上海洋的维度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阙如过，而且被以审美的方式组入到了关于传统国家地理空间的建构之中。这种建构涉及对海洋的哲学定位、海内与海外的划分、四海的排布等环节。总体而言，它是在赋予原本无序的世界一种合理秩序，并使其自洽化，由此形成的海洋认知则具有鲜明的“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性质。对于宽泛意义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这种海洋观念至少显现出三重价值：一是它的四海观念对陆基的中国起到了边饰作用；二是它的海洋想象为中国美学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系统；三是海洋观念向现实实践的下贯，为传统形态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持久的范型。
作 者: 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 要: 小说评点自来无史，其因源于对小说评点史的研究在史料、理论和方法诸方面均未确立其“合法性”，其中之关键是梳理文言小说评点与白话小说评点之关系。小说评点是一种文化现象，包括“文人文化”“商业文化”和“物质文化”，这一特质决定了小说评点的类型组合、价值体系和内涵构成，也制约了小说评点史的著述要素和理论方法。小说评点史著述的路径与方法大致包括：“分类”的小说评点史、“物质”的小说评点史、“大文体”格局下的小说评点史和“西学”视野下的小说评点史。
作 者: 谭 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摘 要: 共同体作为一个古老的名词，在当下重新焕发生机，并成为我国的重要政策话语。共同体经典理论内含着方法论，即关系—行为方法。传统的共同体以土地为基础，人们的行为由人对群体的依存和人对人的依附关系所决定。人们的行为、生活、价值和命运都以整体作为归属。这种共同体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现代社会以个人的独立性为前提条件，人们基于独立利益决定与他人的交往，并形成相应的关系。市场经济逻辑造成个人与社会的分离，甚至对立。人们基于相互依存关系，通过自己的行为构建紧密关系，形成现代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是由先在的关系决定的，更强调人们自觉的社会行动，包括共同目标、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和共同行动。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建成的。如果说传统共同体更多的是实体性的，是人不得不依赖其中的；那么，现代共同体更多的是功能性的，是人们基于特定目的共同结合而成的。
作 者: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摘 要: 中国人关于政治作用的认识，主要是相对于经济而言的，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但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又提出不同于“反作用”意义的“乃至决定性作用”命题。这表明，中国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线性思维。从历史政治学的“历史本体论”出发研究政治的作用可知：（1）在欧美社会史的制度变迁中，政治是一种“因变量”，尽管历史上偶尔也有国家自主性现象；（2）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史国家，政治是一种“自变量”；（3）“政治弹性”都是一种普遍存在，这一发现是对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的重大挑战，试图以政治变革而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是不符合一般性历史经验的；（4）“政治弹性”源自政治是百代人经久实践的自然演化的“时间容器”；（5）研究还发现政治经济关系的多层次性、非线性关系，存在不容忽视的“组织化悖论”，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征程中必须直面的大课题。
作 者: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 要: 宏观经济治理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发展探索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实践和理论。在理论上，宏观经济治理不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观点，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政策调控的科学认识，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宏观经济治理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尤其是适应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历史演变而不断调整。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升，在面对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冲击、国内与国际风险叠加的复杂环境下，表现出较强的抗击打能力和韧性。
作 者: 刘 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摘 要: 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有助于让人们看到中国在执行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方面与东亚经济早期经验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在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同时执行了两类不同的发展政策，并强调了针对进口替代产业部门的转型策略的相对重要性。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条件成熟时两类战略趋于完美并轨，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整体经济的转型和持续的增长。
作 者: 张 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 要: 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城乡二元体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从而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中国廉价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制度优势，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变成“世界工厂”。当前时期，中国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通过产业提档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大量农民不仅进城务工经商而且开始融入城市。但农民进城仍然具有脆弱性，保留农民返乡权利，充分利用“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建立高水平的市场—社会体制，形成市场体制与社会体制的高水平的对冲、互补与平衡，将大大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助力中国现代化实践。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重要性，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实现。
作 者: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 要: 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确立了自身的学科使命与目标愿景，即在现代性的碎片中构建秩序、谋求进步。然而，在其对现代性许下宏伟诺言的同时也为日后埋下了危机的种子，由于“技术赋魅”和“理性主义”的作用，如今的社会学不仅愈发抽象，甚至还陷入到了“见物不见人”的思维困境与学科视域中，无法真实地呈现出社会学的价值关怀与学科品格。对此，需要从“以人为本”“面向人民”的视域出发，重新检视社会学的学科旨趣与价值关怀，重构社会学的生命力。面向未来，如何在对主体诉求予以持续性回应的同时，同步开启学科发展与专业拓展的想象空间，已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作 者: 文 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摘 要: 《民法典》的颁布施行为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要充分发挥民法典的立柱架梁功能。在价值体系构建方面，要以民法典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发挥民法典作为私权保障基本法的作用。在权利体系构建方面，要以民法典确立的民事权利为中心的体系为依据。在学科内容构建方面，要牢牢把握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坚持自主性、实践性、科学性、前沿性。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面向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民法典鲜明的实践特征，为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导向。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要加强民法解释研究，注重案例研究，丰富建构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载体，从而推进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作 者: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摘 要: 刑法学属于部门法学，因而刑法的学科性质取决于法学的学科性质。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性质与地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我国目前存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争论，其实这两者只是法学的两个面相。传统的法学方法论皆以民法方法论为范本，然而，刑法方法论具有不同于民法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方法论的制约，因此需要对刑法方法论进行专门研究。刑法方法论可以从刑法思维、刑法解释和刑法推理这三个方面展开，三者之间既有区分，又存在密切联系，应当多层次和多维度地对刑法方法论进行类型化论述。
作 者: 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 要: 作为传媒与文艺相结合的产物，媒体批评以其时效性、对话性与交互性特点，弥补了专业批评与协会批评的不足，但因门槛较低，其发展生态不尽如人意，更在市场化运作中暴露出视野缺损与主体缺位的问题。一些媒体从业者缺乏自觉的批评意识和严正的批评立场，跟进式学习动力又相对匮乏，使得其所作批评难免格式化、扁平化，由此造成批评的“失范”与“失效”。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技术转向形成的“全媒体”时空架构重构了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环境，使媒体批评更趋活跃，形式也更丰富。然而在技术、资本的他律下，其自主性和责任担当的不足也显现出来。故随着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批评须注意不能失去方向感和判断力，不能缺失理想，尤须保持对文艺的信仰，服膺精神的力量，同时加强理论建设与体系构建，这样才能克服碎片化和娱乐化，落实开放性与包容性，才能以深厚的学养、纯正的趣味和敏锐的感悟发掘优质文艺，打开真正契合大众需求、又超越其日常认知的审美空间，从而在最大限度地激活媒体这个“第五要素”的基础上，发挥价值导向与思想引领作用，在推动文艺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发展中重建批评主体、繁荣批评事业。
作 者: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