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 阅 李 骏 杨 宗 ｜ 基层绩效与政府信任：以上海“人民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执政公信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讲话时曾引用“塔西佗陷阱”强调公权力的公信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要求“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同时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执政公信力不仅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也是重要的执政资源，反映了政府的行政合法性、政策的配合执行度、社会的参与凝聚力等，因此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信任既描述了一种关系，也包含一种判断，强调被信任的一方为信任者的利益行事，且不会因为恶意或无能而背叛信任。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治体系中各类主体的信任。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D. Easton）根据驱动信任的动机将政治信任的来源分为特定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和弥散性支持（diffuse support）；根据信任客体将其分为对政府当局的支持、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以及对政治体制的支持。与之类似，也有国内学者从经验数据中归纳得出政治信任有两个重要向度：一是对现任政府以及在任政治权力机构的信任；二是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前者是狭义上的政府信任，后者则是更加广义上的政体信任。由于狭义上的政府信任有具体的对象和明确的内涵，故本文将政府信任作为研究对象。政府信任是民众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观感知，是广义政治信任的一个具体维度。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西方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往往将其与西方民主制度运行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其中绩效论和文化论是考察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两个主要视角。前者更偏向于从外部因素解释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后者则更偏向于从内在个体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解释。但是现有的西方理论通常难以回答中国政府信任水平较高且具有央地差序信任特点等问题。对此，有学者聚焦于中国政府“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强调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为公共利益服务体现正当性。这提示我们可以将对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考察重点放在基层的民生工程上。因此，本文将针对现有政府信任研究忽视政府基层绩效的问题，展开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以“人民城市”理念提出地上海近些年来建设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实践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一）绩效论与文化论：两种理论路径

西方学界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路径：绩效论和文化论。绩效论认为民众的政府信任来自制度绩效，政府绩效越好，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就越高。当民众觉得国家领导人的工作能力有限、行政团队业绩较差时，政府信任将会下降。这种解释机制反映了民众的理性意识，并且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已有经验研究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信任的连续下降归因于政府效率低下、领导人丑闻频出、公款的浪费和失败的政策等。米施勒（W. Mishler）等人对十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不论采用客观还是主观测量，政府的绩效表现一直是政府信任最重要的来源。文化论则认为，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是人们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即公民以其道德、价值作为标准，分析现实生活所形成的观念。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对物质层面的需求日益减小，转而寻求自我表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进而导致社会出现“批判性公民”。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公民观念改变导致了政府信任的普遍下降。

从中国的实证研究来看，绩效是地方政府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个人主观层面的绩效感知都会显著影响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民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越高，对政府的信任也相应越高。在东亚地区的大型城市中，相比于经济增长性产品，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社会公平性产品更能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政府应对市场失灵的成功干预有助于提振政府信任，反之，若政策次生伤害高于其“减损”效应则会使政府信任下降。也有部分学者强调文化的解释。如一项比较研究指出，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民众在文化价值定位上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政治信任的差异，大陆地区的民众会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但台湾地区的民众却更加看重政府对其诉求的回应性。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民众最看重政府执政为民的决心，对政府的信任更多地源于“先验价值和想象建构”，这是一种伦理性的信任机制。对不同地区价值观和政府信任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传统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但并未使民众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已有研究的局限

学界对政府信任的各类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已有研究多关注政府的主观评价和社会经济宏观指标，缺少对客观基层绩效的关注。表1整理了部分重要文献对政府绩效这一概念的测量。可以看出，目前绝大多数研究将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或对政府执政的主观评价作为政府绩效的测量方式。这有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之嫌，可能造成相当程度的内生性偏误。而使用客观指标对政府绩效进行测量的研究，则更多偏重于政府内部绩效和宏观绩效，缺少对政府基层绩效的有效测量。政府内部绩效指向政府部门内部机构对工作量的“记分卡式”衡量指标，或关键目标、任务的考评指标。宏观绩效指向经济成就、国家治理体制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等整体性指标。而基层绩效则指政府运用各种资源在基层建设的“民生工程”，与日常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更加相关。这些直接有助于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基层公共投入有何成效，又如何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是极具现实意义但却被相对忽视的研究问题。

第二，已有研究较少区分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差异产生的内在原因，也未对这种差异影响的机制做出剖析。大多数研究显示，我国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明显的“央强地弱”特点，信任的产生动力和机制存在差异。但是，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时，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政府信任之间具有系统性关联，故而将不同层次的政府信任相混淆，较少说明那些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是否对不同层级的政府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部分量化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不同因素对各个层级的政府信任存在差异性影响，但局限于特定群体如农民。亦有学者对各层级政府的特征做出了区分，将中央政府、人大等视作“象征性政府”，将地方政府、公务员等视作“执行性政府”，并指出政府信任变化的根源来自政治世代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但是并未纳入世代文化价值观和具体社会结构的相关变量进行检验。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较少讨论相关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解释上的模糊。

第三，已有研究未充分考虑政府绩效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绩效论和文化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从本质上来看，绩效和文化是形塑政府信任的两种路径，二者可能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性，如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也可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感知。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更偏向于单独考察政府绩效与文化观念各自的影响，而很少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

（三）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个新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各大城市都在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为我们考察基层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率先全国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通过构建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社区服务圈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规划明确表示，截止到2020年，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需达到80%，公共开放空间的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需超过70%。自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滨江首次提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来，上海更是连续推出一批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许多都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其在提供公共服务、丰富社区生活、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的作用时常见诸报端，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贯彻落实和生动体现。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转型发展，公共产品供给将超越经济增长成为政府信任的新兴增长点。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很有可能提升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

此外，本研究也有意区分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基层绩效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产生影响的差异性。已有对央地政府信任的多维度研究发现，更加宏观的制度化因素和文化因素，如基本社会价值观、一般化的社会信任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期待等是中央政府信任的来源；而政府代表性和回应性则是地方政府信任的主要来源。换言之，中央政府可以被视为“象征性”的国家机关，而地方政府可以被视为“执行性”的国家机关。因此，治理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等较为抽象的宏观绩效对中央政府信任影响更大，而牵涉民生实事并需要地方政府执行、落实的基层绩效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更大。假使如此，则政府回应与公共服务等基层绩效的提升将有效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从而有助于改善“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结构。

（四）研究假设

以社区生活圈为目标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破除了传统城市规划中统一的标准配置与当下城市社区多样化诉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政策导向具有“基层化”和“便民化”的特点，更加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有助于形成以社区居民生活特征和需求为出发点的城市社区规划。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实践中，地方政府以更高质量的人居环境回应人民的生活诉求，为人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场所。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其背后的“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反映了政府的回应性和服务性，有助于提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从公共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来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亦可以被看作社区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社区人际交往活动的重要场所，有助于增进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有研究显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可能性越大，与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交往机会越多，越有利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培育。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可能通过系统性提升居民的整体政治信任，进而提升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但由于中央政府是“象征性政府”，这种影响效果可能并不直接，也可能有限。同时，我国中央政府信任水平始终处于高位，进一步提升中央政府信任的难度更大。因此，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效果相比，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可能相对较弱。据此，本文提出第一项假设如下：

假设1：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够提升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其中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效果相对更强。

文化论强调现代化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型。在现代化前期发展阶段，人们最看重的是经济、安全这样的物质性需求。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当经济增长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对总体生活质量的强调将逐渐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民众价值观的主流，人们开始追求自我表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使得人们对政府持有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进而降低政府信任。

然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具有“批判性”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带来科学、理性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在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居民中，可感知到的政治绩效成为提升政府信任最重要的途径。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取决于其对政府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的感知与评判。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物质上的短缺几近消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的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下逐步推进的，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的规划、监督和统筹功能。政府为改变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所做出的努力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指标数字，更是直接可见的社区治理绩效。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作为建设依据，符合人们对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追求，或许可以有效抑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此外，已有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表明，在“外部性刺激”和“内在动机”同时对个体产生认知影响的情况下，“外部性刺激”往往可以削弱“内在动机”所产生的作用。在政府信任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成果看作是一种“外部性刺激”。当民众切实感受到外在社区环境的变化后，其内在价值观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将会得到削弱。综上，本文提出第二项假设如下：

假设2：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够抑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

最后，针对已有研究对政府信任影响路径解释模糊的问题，本文将进一步阐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作用于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我们认为，公共性和服务性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其中，公共性指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强调社会公平；而服务性则指向居民期望与政府实际供给能力的匹配，强调对政府的满意度。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一旦建成，即面向所有城市居民自由进入、使用，无需支付额外的费用，也不存在群体差异性。目前社区生活圈的设计构想也旨在以居民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合理完善地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因此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是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的重要体现，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有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对于提升政府信任具有很强的效果，是改善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这一影响在城市居民中更加显著。因此，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以通过促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影响社会公平感，进而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据此可以认为，社会公平感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

除此之外，满意度时常被视为民众对政府信任的决定因素。有研究显示，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和公共服务绩效能够提高民众满意度进而提升政府信任。国外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满意度在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紧贴城市居民对于休闲、娱乐、运动、社交、审美等“人的再生产”需要的便民场所，其建设有助于形成以社区居民生活特征和需求为出发点的高质量生活空间，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相匹配，从而提升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其对政府的信任。于是，本文提出第三项假设如下：

假设3：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影响政府信任。

本研究使用2019年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SUNS）数据和源自网络抓取的地理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据。SUNS项目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设计执行。该调查侧重于特大城市社区治理与社会生活，进行“社区—家庭—个人”多层次数据采集，因而在研究社区环境对家庭和个人生活影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其中2019年调查在家庭问卷中增设社区生活圈相关问题，并在个人问卷附加模块中新增社会态度题项，特别适合本文的研究问题。在对部分关键变量进行删失处理后，我们共获得分析样本2391人。POI指代真实地理实体的点状地理空间数据，可用于表示所有类型的功能设施。数据内容包括地址、经纬度、地点类别、所属行政区划等。由于POI具有覆盖面广、信息量大、容易获取和精度高的特点，在涉及空间分布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研究所使用的POI数据，以高德地图作为端口，通过网络大数据爬取的方式获得。由于SUNS记录了受访者家庭的地理位置信息，因而可以将其与POI数据相匹配，这是该调查数据的另一个优势。

本文采用政府信任的直接测量方式，它体现了被访者对政府信任相对直接、稳定的心理。分别通过“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怎么样？”“您对上海政府的信任度怎么样？”进行测量，二者均为五分类李克特测量。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中，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分别通过15分钟可达性、1公里可达性和核密度进行测量。“可达性”指居民接近设施、获取相关服务的难易程度。如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抵达相关设施，则将此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视为“可达”。其中，15分钟可达性综合考虑了人的步行速度、周边路网情况等实际影响，1公里可达性则仅以空间距离进行测量。15分钟可达性来自SUNS家庭问卷，问卷询问了被访者“从您家步行15分钟可以到达下列哪些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供选择的设施共有九项：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服务站、社区文化活动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残疾人服务设施、社区体育设施、公园绿地、超市和菜市场，相加汇总得到15分钟可达性变量。1公里可达性与核密度变量来自于POI数据。1公里可达性测量受访者家庭位置半径1公里范围内可覆盖以上九种设施中的几种。核密度测量受访者家附近按距离加权后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密度。考虑到量纲问题，在后续运算时对原始数值进行了等比缩放。

图1展示了本研究受访家庭的具体分布情况及其社区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密度。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较为均匀地分布于上海各地，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展现出罗盘状分布，在上海中心城区呈现大聚集，在上海郊区呈现按次级区域中心点状集中的特征，这种分布特点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判断。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由量表进行测量，题项包括：“老百姓应该服从政府，下级应该听从上级”“政府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如果领导很有能力，就应该由他来做所有的决定”“一个领导，即便很有能力，但有生活作风问题，也应该撤职”“反对政府的那些人把社会搞乱了”和“中国人不管不行”。选项均为五分类。经过量表信度检验，其Cronbach α值为0.61，KMO值为0.73，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我们对所有题项的答案均进行反向赋值，即“非常不同意”赋值为5，“不同意”赋值为4，“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赋值为3，“同意”赋值为2，“非常同意”赋值为1，然后对各项求均值计算得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由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税收，可以看作国家收入再分配体系中的一部分，故将收入分配公平感视为社会公平感的代理变量。社会公平感的测量题项为：“总的来看，您认为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政府满意度的测量题项为：“您对上海政府总体工作满意度是？”两题均为五分类李克特测量，将其视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取对数后的收入、住房类型、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区位、是否为中共党员、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状况。住房类型包括自建房、公共住房、产权房三类。居住区位划分为内环、内中环、外中环、外环四类。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为4.45，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为4.37，均处在很高的水平，且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这种差别具有统计显著性（t=7.71, p<0.001）。这与其他学者发现的央地政府之间的差序信任模式一致。被访者住处周边步行15分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种类平均为5.47种，1公里半径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种类平均为5.58种，按距离加权后的平均数量为28.5个。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度为2.44，处于中间偏下水平。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分别为2.82和3.65。

（二）回归分析结果

表3展示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模型1—3和模型4—6分别选用15分钟可达性、1公里可达性和核密度作为设施变量。这些不同测量可以分别从社区服务设施的多样性和密度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相比于设施密度，设施的多样性更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内，每增加一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使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升0.021个单位；在1公里范围内，每增加一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使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升0.019个单位。而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密度对地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发现也印证了雅各布斯的观点：城市设施功能的多样性能有效提供城市服务对象和服务时间等方面的互补性，进而增进城市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安全感，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设施密度缺乏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其影响具有两面性：设施密度的提升有助于减少社会隔离，使设施获得更好的使用；但也会压缩生活空间，提升住房成本，影响居民的生活体验。因此，从本研究的发现来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是政府基层绩效更好的测量指标。同时，这里的回归结果也显示，与基于空间（如半径1公里）进行规划的方法相比，基于时间（如步行15分钟）进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布局具有更佳的效果。因此，下文也将统一用15分钟可达性作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测量。比较模型1、模型2和模型4、模型5的结果还发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假设1得到支持。

表4加入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量及其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交互项，展现了后者对前者影响的调节作用。模型7和模型9显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无论是对地方政府信任还是对中央政府信任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控制了这一影响之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对地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重要的是，模型8和模型10加入了两者的交互项后，还可以观察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抑制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府信任产生的负向影响。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类别每增加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就减少0.032个单位，对中央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减少0.026个单位。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

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持有不同程度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所产生的差异性影响，我们按照比例大致将样本根据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划为三组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尽管中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政府信任水平普遍更高，但是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其政府信任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当被访者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较高时，增加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能显著提升其政府信任水平（图中直线的斜率更大）。因此，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于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的政府信任提升所用更强。

（三）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为了检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通过何种机制提升政府信任，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这两个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由于上文发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仅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性，因此本部分仅以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分析显示：（1）在加入社会公平感之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地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呈现边缘显著，而其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进而提升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这表明社会公平感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政府信任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2）在加入政府满意度之后，社区公共设施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而其通过提升政府满意度进而提升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这表明政府满意度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3）考虑到政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独立的，我们将两个变量同时放入中介模型，结果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而政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的间接效应依然显著，这表明结果是稳健的。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示具体模型结果，而是给出全模型的中介效应路径图，如图3所示。

在绩效论与文化论两种理论路径框架下，既有的政府信任研究或主要强调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或集中考察政府主观评价、政府内部绩效、政府宏观绩效的影响，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多关注于政府的主观评价和社会经济宏观指标，缺少对客观基层绩效的考察。二是较少区分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差异产生的内在原因，也未对这种差异影响的机制做出剖析。三是未充分考虑政府绩效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弥补已有研究的局限，本文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新视角，考察政府基层绩效对央地两级政府信任的影响，提出了三项具体研究假设，并用定量实证研究进行检验。基于对“人民城市”理念提出地上海具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够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尤其是地方政府信任；它还能够抑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地方政府信任和中央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尤其是对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而言；它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来促进政府信任，这分别体现了设施公共性和服务性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和结论，有以下几点值得再重点探讨。

首先，相比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密度，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设施多样性更能反映政府在民生工作中的基层绩效。社区设施的多样性保证了城市生活的弹性与活力，有助于城市居民就近解决各类生活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因而，政府在进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时，可以考虑将更多资源用于提高设施的多样性。

其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助于改善“央强地弱”的政府差序信任格局。央地政府信任水平若差距过大，会使居民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地方政府，进而引发“塔西佗陷阱”，使得行政成本大大上升。当遇到地方政府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导致公民采取具有对抗性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不利于基层社会稳定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化建设。因此，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够改善央地政府信任差序现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再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总体提升居民的政治信任，而且对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的政府信任提升作用更强。这说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不仅具有普惠性质，而且更好回应了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群体的诉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在于从对物质经济增长的追求转向对总体生活质量的强调，公众开始在社会各领域寻求个性化表达，并形成“批判性公民”。这些都需要公共空间作为场域，而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就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这有助于缓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给政府信任带来的影响。

最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基层绩效提高政府信任的路径。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基层绩效之所以能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效果，是因为它有效地促进了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和政府满意度。可以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所秉持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不仅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更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共同体、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动体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以“公平性”和“服务性”为导向，才能有效提高政府信任。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仅以上海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状及其成效作为研究资料，尚未对我国其他地区进行检验，因而结论的适用范围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补充。同时，受限于数据与测量，本文对设施建设效应的检验仅限于设施可达性层面，若将来有更加丰富的资料，还可以进一步检验设施使用情况对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影响。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