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鸿 ｜ 从“文化运动”到“劳动运动”： 近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兴起与困境

“劳动”观念的内涵演变，是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重要面向之一。从传统儒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劳动”，有“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前者为“大人之事”，而后者则为“小人之事”。用孟子的经典性说法来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种“劳心”与“劳力”的区别长久支配了古代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构筑了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成为一种颇为独特的思想传统。然而，这种思想传统在晚清之后，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被完全打破。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便注意到孟子关于“劳心”与“劳力”关系的区分，但却对此论述作了一个彻底的翻转，主张“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从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陈独秀的“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呈现了“劳动”观念的古今之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心力量的历史巨变。长久以来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知识分子）退居幕后，而此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劳工群体则登上了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劳动”观念的这种古今之变，衍生了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一些研究者便将这种古今之变作为理解知识分子在近代面临边缘化历史命运的注脚。另外一些研究者则沿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探讨新型“劳动”观念自西徂东、逐步深入人心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追索近代工人运动不断推进的思想逻辑与行动逻辑。这些研究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动”观念的现代转型，但却带来了更多与此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面向在于，知识分子固然在近代面临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但他们借助新式报刊等媒介的影响力重建读书人为社会中心力量的努力至少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借助学生运动的余波，知识分子大量办报创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声势。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何以在这个知识分子声势高涨的时期，大量投书于新式报刊媒介，宣扬新型“劳动”观念的重要性，最终吊诡地促使自身陷入边缘化的境地？作为“劳心者”的知识分子又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在报刊媒介上“唤醒”大量“无知无识”的劳工群体？而如果说知识分子意识到未来中国的社会中心力量必然转移到劳工群体，那么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是找寻融入劳工群体的路径，还是自甘边缘，坦然面对自身的历史命运？围绕着近代“劳动”观念的这些问题，不仅关涉五四时期声势高涨的知识分子如何一步步陷入边缘化地位的问题，更反映了近代社会中心力量变化与转移的历史大课题。

基于此，本文试图追索近代知识分子如何运用新式报刊媒介宣扬新型“劳动”观念以掀起滔天声势的历史过程，并探讨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边缘化地位的理解与反思。这些探讨涉及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涌现的新式报刊史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报刊史料虽然涉及劳工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地位的提升问题，但主要反映的却并非劳工群体的观点，而是知识分子对于“劳动”观念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对于“劳动”观念的宣扬与大多数的劳工群体在“劳动”话语上的相对失语，构成了近代中国“劳动”观念兴起的思想背景。只有了解这种话语上的不平衡状态，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知识分子在“劳动”观念上所呈现的思想困境。

“劳动”一词古已有之，大致指称的是“劳驾”“打扰”之意。其现代含义来自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于西文中“work”“labor”等相关词汇的翻译。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的考察，西文中的“劳动”（labor）一词经历了三次主要的词义演变：13世纪时，有“工作”和“辛苦”两个含义，指向的是手工工人群体；16世纪时，其意涵被延伸扩大，指涉“分娩的阵痛”；17世纪后，其“成为政治经济学里的一个词汇”，并“被视为一个可以衡量的与可计算的构成要素”，构成了经济活动中生产基本要素之一，既指涉抽象化的经济活动，也指向社会劳动阶层，与工人运动的展开紧密相关。从雷蒙·威廉斯的定义来看，西方“劳动”观念内涵的演变与近代西方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革命的推进历程紧密相关，主要反映了产业革命后因生产要素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劳资双方的冲突关系。就此而言，近代西方的“劳动”观念植根于其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基于内在历史演变而自然生长的观念。相较而言，对于20世纪初年才通过日本的中介而接触到西方“劳动”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未经历产业革命，因而此种新型的“劳动”观念显然只是一个舶来的观念，由此所触发的劳动问题也只能是一个外来的问题。1908年，《北洋法政学报》上的《欧洲劳动问题》一文，便明确将所谓的“劳动问题”与欧洲“工业之国”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问题者何？即工业之国劳动者日益疾苦，而谋所以救济之方法者也”。

舶来的“劳动”观念，既然并非中国社会自然生长的观念，那么它的输入和传播首先是一种知识分子在理念层面的举动，指向的是对于当时作为先进工业国的欧美国家的关注。1904年的《大陆报》便对当年俄国劳动者的反抗政府举动、英国劳动者的政治运动、德国劳动者庆祝五一节活动、西班牙的劳动法修订等问题进行了报道，构成了近代中国报刊对于“劳动”问题较早的记载。1906年，《民报》上有文章注意到了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英国所出现的“劳动党”，并报道了当年英国“劳动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49个席位，认为这极大改变了英国议会政治的面貌。在作者看来，劳动者只有进行政治运动，才能改变政治权力被转移至“富族之手”的命运，也才能最终改变自身的悲惨处境。与英国劳动者开始从事政治运动改善自身处境相比，1908年广州的《半星期报》报道了美国劳动者投诉无门的处境，指出“美国多数劳动者，求生活于富豪、专制产业之下，而为工业之牺牲”。同年的《重庆商会公报》则关注到法国巴黎劳动者的同盟罢工活动，指出在暴动之际，劳动者因此而致死者颇多。从这些报道来看，清末最初输入之“劳动”观念显然指向的是近代西方产业革命后劳动者的悲惨处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此正如1911年1月《奉天劝业报》上《劳动问题》一文所指出的：“近世产业革命之结果，使劳动者之地位不安；而契约缔结之劳动者，复立于不利之地位。”此种对于劳动者地位上“不安”与“不利”的论述，准确把握到了近代西方社会浪潮汹涌的根源所在。

晚清中国社会未经产业革命，按理并不会出现近代西方社会的劳动问题。不过，一些知识分子却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所谓的“劳动”观念不仅仅指向产业革命后的社会结构，还指向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一种由下而上的改变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正在强势形成。此种认识，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将“劳动”观念的内涵扩大化，使其与产生劳动问题的产业革命脱钩，而指向了一种眼光向下的、涉及底层劳动人民的内涵。1900年12月，《译书汇编》上刊登了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译者便以注释的形式指出“劳动，下等社会之谓也”。此种将“劳动”观念与“下等社会”进行联结的做法，其实是将“劳动”观念指向了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般国家人口大多数的、以体力劳动维持生计的弱势群体。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发表的《劳动者设立机关之希望》也在同样的意义上指出：“无论何国，劳动者必占社会之多数。”此种占据社会多数之劳动者，关乎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欧美各国在19世纪之后开始着手解决劳动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增进劳动者的地位，提升劳动者的知识和道德水准。而当时的中国虽未经产业革命的洗礼，但在甲午庚子之后，“经济日益绌，生计日益昂”，一般民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活困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劳动问题已成为“吾国之隐忧”，亟待解决。

将“劳动”观念指向“下等社会”的做法，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论述，让未经产业革命洗礼、工人群体极少的中国提前感知到了“劳动”问题的重要性。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种创造性论述，与传统思想中民本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传统儒家虽然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但面对着一个广土众民的境况，历来便强调“民为邦本”“以农立国”的理念，对于下层民众的苦况多持怜悯与同情之心。因而，在通过报刊介绍近代西方产业工人群体的苦况时，晚清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便将对于底层民众的同情之心投射到相关的分析当中，促使近代“劳动”观念脱离其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母体，与中国社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在这方面，晚清无政府主义者在《民报》《天义》《新世纪》等杂志上的相关论述颇值得注意。1907年，刘师培在《民报》上发表的《悲佃篇》实际上便是在西方资本家与工人群体不对等的劳动关系对照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富民”与“佃农”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年，《天义》也基本在同一维度上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与民生困境，并兼及当时处于社会边缘的女子劳动问题，认为“富强之学，皆迫人于苦之学也”，想要改善女子的劳动困境，“势必排斥富强学说，势必杀尽资本家”。而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上则有文章强调产业革命所产生的劳资双方在金钱上的不对等关系，认为“金钱不灭，则文明不利于贫民”。可以说，无论是对“佃农”的关注，还是对“贫民”的同情，都说明了晚清知识分子成功地将西方产业革命后所产生的劳动问题，悄然地与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相结合，从而促使其成为中国社会的本土化问题。

不过，清末报刊舆论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家建构与种族革命相关的政治问题，上述对于“劳动”问题的关注，主要出现于一些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当中，并未成为致力于政治变革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核心议题。而随着民初政治革命的推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局动荡，知识分子更为聚焦于上层政治，因而劳动问题只是当时舆论界中潜在的问题。延续着晚清舆论界的相关论述，民初公共舆论中的“劳动”问题呈现出两种主要倾向：其一，通过译介外文（主要为英文与日文）报刊文章的形式，介绍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历史，以及劳动界的最新发展趋势。比如长期关注国际问题的《东方杂志》便译介了《劳动界之新革命》（1912年）、《欧洲劳动者之独立自助运动》（1914年）、《近三十年之资本界与劳动界》（1914年）、《战争与劳动家》（1915年）、《美国劳动者运动之趋势》（1917年）、《劳动争议之解决方法》（1918年）等文章，呈现了欧美劳动界的发展历史和最新状况。其二，一些报刊文章开始关注中国的劳动问题，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劳动问题。例如，1914年《盛京时报》报道了上海码头工人因一战所引发的失业危机；1915年《妇女杂志》分析了机械发达之后，妇女劳动问题的产生及其在中国呈现的状况。1916年《新闻报》的《劳动社会》一文提到了当时中国因资本匮乏、工艺不兴所导致的失业现象。总体而言，民初报刊上关于劳动问题的这些论述，处于当时舆论界的声势边缘，并未在清末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化。

五四运动前后，劳动问题开始真正成为舆论界广泛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演变有着紧密的关系。就国际背景而论，五四时期舆论界迅速崛起的“劳动”观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作为近代西方社会内部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一战无疑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战争期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战争末期参与战场建设的“华工”群体的归国，以及由于战争而暂时平静的工人运动在战后各国的重新复燃，均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战后的劳动问题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核心议题。1919年3月，有论者便指出：“欧洲和局开始，百废待举，尤为当务之急者，厥惟工界之生存问题。”而随着世界形势的剧烈变化，作为“当务之急”的劳动问题，也自西徂东，成为当时中国公共舆论中热议的话题。1919年12月《太平洋》杂志上，有作者便认为虽然“欧战以前，劳动问题之范围，常限于一国之内”，但随着战后各国将国际劳动法规（International Labor Legislation）的制定视为媾和条约之组成部分，所谓的“劳动”问题已经国际化，成为当时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此种世界形势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国际劳动界的动向，以及中国在国际劳动界中的位置。关于国际劳动立法、国际劳动会议的相关报道和分析，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媒介中，成为五四时期颇值得注意的现象。

除了国际形势的刺激，五四时期“劳动”观念的迅速崛起与知识分子探索政治和社会变革视野的演变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随着民初共和政治的乱局进一步加剧，五四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再从上层政治制度的角度思考当时中国的变革，“不谈政治”在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中成为了“态度同一性”的共识。所谓的“不谈政治”并非完全远离政治，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谈论政治，即不再关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政党的权力斗争与合作，而是从改变影响政治的伦理、文化和精神出发，以更为根本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五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开启了一场眼光向下、以“民主”或“平民主义”为标榜的社会革命。而所谓的“劳工问题”或“劳动问题”正与此种宗旨相合。1919年2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便明确指出：“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在他看来，所谓的“Democracy”（民主）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如果劳工辛苦劳动所产出之结果，大部分为资本家所掠夺，那么此举显然不合民主精神，“断非Democracy所许”。这种将“劳动”问题与“民主”理念相结合的论述进路，在当时颇为流行，是不同思想谱系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认知。到了1920年12月，在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主编的《建设》杂志上也仍有文章指出“劳动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其根源则在于“社会平民主义之趋势日臻发达有以致之”。在作者看来，“劳动问题”与“社会平民主义”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劳动问题，即社会平民主义最大而待解决之问题，故社会平民主义之发达与趋势既增长浩大，劳动问题遂因之成为无上之重要。”在五四那个大谈社会改造的时代，劳动问题与“民主”或“平民主义”的结合，无疑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新的探寻变革的出路。正如马寅初在《北京大学月刊》上所指出的，“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充分挖掘劳动者之潜能，以之作为变革的力量，构成了五四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的密钥之一。

内外形势的共同激荡，促使“劳动”观念在五四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刊上涌现出大量探讨劳动问题的文章。若是笼统地分析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将之简单地作为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注脚，而忽视了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劳动问题时，其实与清末知识分子一样，都面对着一个困境，那就是中国社会并未经历过近代西方那样的产业革命，中国与欧美在劳动问题上存在着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相较于清末，五四时期中国的工业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在人口比重上仍不占据多数。绝大多数的“劳力者”所忧虑之处，不在于西方工人运动意义上的劳动条件的改善，也不在于资本家的剥削，而在于产业落后的境况下，劳动力处于一种供过于求的状态，徒有劳力而无处可谋出路。1919年《世界大势》杂志上便有文章对比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状况，指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尚未勃兴，不足以收容过剩之人口，故劳动者之求得职业，颇觉困难”。同时，作者认为无论待遇如何，“有职者之境遇，终胜于无职者之悲惨”。1920年2月，朱执信在《星期评论》上也指出，中国的劳动问题，不在于“从业者”的问题，而在于“失业者”的问题。工业的未兴，产业的失衡，使得大量的失业者很容易因生计问题而沦为流氓、土匪、乞丐与游民，从而成为滋生社会不安与动乱的根源。在此状况下，1920年5月《太平洋》杂志上有文章便简单明了地指出：“中国现下的劳动问题和西洋的劳动问题不同：西洋是要解决劳动问题，中国却是要创造劳动、收容劳动……故意惹起劳动问题。”

正是从中西劳动问题的不同处着眼，一些五四知识分子最初不容易接受那种将“劳动者”仅仅限定为产业工人的说法，而强调一种泛化的“劳动者”内涵。这种泛化的“劳动者”内涵，首先强调中国有着悠久的以农立国的传统，农民理当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应该将之纳入劳动问题讨论的行列。1920年1月袁锡瑀在《民心周报》上便批评那种认为“劳动范围仅是工人”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未能明劳动真相，亦未察我国经济社会之实况，徒从直觉立论”的说法。在作者看来，“我国向以农立国，农民占劳动界之大多数”。同年《时事新报》上也有文章强调仅仅关注“工厂里的劳动运动”是不够的，认为“农夫劳动问题比其他的劳动问题还要紧要些，因为农夫的苦恼，比较别的劳动者严得多、大得多。我们要打破资本家与劳动家的阶级制度，一定先要把劳动里面自己的阶级消灭才好”。从这些论述来看，一些知识分子显然有意打破西方“劳动”观念的内涵边界，将农民也视为“劳动者”的一部分。

除了将农民视为“劳动者”的一部分外，五四知识分子还援引传统“劳心”与“劳力”的区别，将知识分子也纳入“劳动者”的行列。1919年12月刘秉麟在《新群》杂志上便指出：“今兹所谓劳动界者，非仅指工人言之也。不过工人亦劳动界中之一，所占之数稍多耳。”在他看来，“知识阶级与各种工人，早已打成一片”。他不禁质问道：“同为劳动，有何阶级之分？知识二字，有先后之别，有多少之分，有劳心、劳力之不同而已，决无一定之阶级也。” 1920年1月，在上海发起的中华劳动公会的宣言中也指出：“我们中国人对于‘劳动’二字的观念很不明了，多半说是作苦工的才是劳动家。其实这‘劳动’二字是包含劳力、劳心两类的人，如像医生、律师、教员、新闻记者以及公司工厂充当雇员的人皆是劳动家，和作苦工的人是一样的。”在此种“劳心”与“劳力”合流论述的背景下，一些论述也将当时正处于时代潮头的学生群体视为劳工群体的组成部分。1920年《神州日报》上登载的《学生与劳工》一文便以学生群体的口吻自言“吾辈亦系劳工之一”，应当一道与劳工群体共进退。

如果说将农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纳入“劳动者”行列，乃是五四知识分子试图摆脱近代西方意义上劳动问题以劳资纠纷为中心的努力，那么将这种努力推到极致的，则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打破“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分类，并将之无差别地视为“劳动者”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五四时期掀起巨大声势的“劳工神圣”说。“劳工神圣”一说，最早来自蔡元培在一战结束后发表的同名演说。对于“劳工神圣”的解读，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而其中仍然值得作进一步说明的则是在蔡元培的演说中，所谓的“劳工”乃是一种相当泛化的指称。如其所言：“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在这里，蔡元培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劳动”观念的阶层性质，也促使“劳动”观念脱离产业工人的内涵限制，成为了一个真正全民共享的神圣观念。由此思想逻辑推演，“劳动”观念涵盖了士农工商在内的所有群体。杨杏佛在《报国工业会会刊》上便接续蔡元培的论述，指出：“所谓劳动神圣者，非专指苦力工人而言也，盖综括一切竭心力、体力而服务社会之全体言之。”一些论述甚至更直白地指出：“劳动的意思，并不专指那耕种、开矿、制造等等工作，就是当行政官的、教员的、医生的，也是劳动。换一句话说，无论用脑力的、用体力的、作粗工的、作细工的，同一般直接间接从事于生产事业的，都是劳动。”

五四时期“劳动”观念的泛化，所促成的乃是一种相当粗疏的“尊劳主义”。它所指向的不是一种以劳资冲突关系为核心内涵的“劳动”观念，而是一种社会各阶级普遍尊重劳动、以全民劳动为神圣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所谓的“劳动”也由观念走向了实际，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在当时报刊热议的社会问题中，至少有两个方案直接与之相关。其一是面对军阀横行的政治形势，知识分子主张“化兵为工”，将冗余的兵员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他们因生活上的困难而转化为危害地方、扰动社会的因素。其二则是“工学互助”，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在学习与劳作之间维持一种有机的平衡关系，并以之作为青年学生群体维持生计的良方。这两个方案在当时均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成为五四思潮中颇值得注意的思想面向。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结合“民主”“平等”等理念所形塑的“劳动”观念，构建了一种以全民劳动为神圣事业的思想传统。不过，若是我们细绎当时的报刊史料文献，便会发现其中也存在着另一种思想传统，那就是将“劳动”观念限定于底层的劳力者，特别是各个通商口岸的产业工人群体。这种思想传统，一方面来自对于西方工人运动史的译介；另一方面则源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试图结合西方工人运动传统，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充分挖掘底层劳动者的潜在势力以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面貌。若是更细致地分析，那么这种思想传统的兴起，还直接地与“劳动”观念所促成的五四知识分子眼光向下考察社会的视野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晚清思想脉络中的“劳动”观念的“复活”。1920年8月，陈独秀在将“劳动”定义为“做工”的同时，便质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而是上等社会呢？”陈独秀此处的质疑，显然针对的是那种将“劳动”观念内涵泛化的说法，而重新提到了晚清出现的将“劳动”等同于“下等社会”的定义。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变动，提示着我们有必要从“劳动”观念出发重新分析晚清与五四的思想联结，以及五四思想中潜藏的变化。

与晚清相比，五四时期此种面向的“劳动”观念之所以受到关注，并非单纯是当时的产业工人迅速增加的结果。正如上述指出的，产业的落后，资本的不兴，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很难将“劳动者”仅仅限定在产业工人群体上。不过，诸如上海等通商口岸的产业兴起，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劳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1919年11月《新闻报》上便有文章指出：“吾国工业，尚在幼稚时代，然即就上海一隅论，罢工之举，亦时有所闻。”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未雨绸缪，妥善处置劳动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理当面对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指出：“我国工业，尚未发达，故劳动风潮，似不若他国之大，然征诸近闻，亦不能谓其绝无影响，况社会生计日见窘蹙，一旦溃决，为患尤巨，此政府与社会明达之士，所应早为注意者也。”由此所引发的进一步的论述，则是认为劳动问题在中国迟早会发生，只不过是“时间的先后而已”，甚至预言“欧美工人战胜之日，即中国资本阶级出世之时”。

除了防患于未然，将“劳动”观念限定为产业工人群体的做法，还与五四知识分子试图由“文化运动”转向“劳动运动”的努力相关。按照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的说法，“文化运动就是改造人生观，把中国人的精神根本上换过”。前文已经指出，“文化运动”的此种意图，实质上是为了从伦理和精神的角度根本上解决清末民初以来的政治沉疴。而随着“文化运动”的推进，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运动”只有唤醒大量底层的“无知无识”的劳动者，才能最终实现改造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目的。1920年5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便指出：“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才能完成文化运动的意义。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是有同一意义的东西。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按照戴季陶的看法，“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使一个经济体里面，大多数不得享受文化利益的人，享受文化的利益”。而“文化运动的目的”，则“是为不能享受文化利益的无产阶级而作的，不是为能享受文化运动利益的有产阶级而作的”。至于“劳动运动”的目的，戴季陶认为在于“促进劳动阶级的团结，以团结的势力，图谋劳动者阶级的文化发展，造成劳动者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的协作共享社会”。

戴季陶的说法，并非他的个人之见，1920年9月《旅欧周刊》上的《文化运动的重心要移到劳动阶级》一文便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文化运动如果不能醉化到大多数人的劳动界，这种运动都没有多大意义，结果不过是造成一般学阀，反而给劳动阶级增加一层压迫”。这种论述说明了“劳动运动”较之“文化运动”所具有的更进一步改造社会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919年9月《解放与改造》上的《劳动运动之伦理的指导》一文便已指出，所谓的“劳动运动”乃是“近世社会运动之核心”，具有文明史的意义，反映的是劳工群体寻求突破既有社会阶级统治、创造新文明的努力。而同年12月《时报》上也有文章指出，“劳动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劳动者工钱的增加和劳动条件的改良，而是为了延续“文化运动”的旨趣，构成一种“思想的人格的独立运动与脱离奴境的解放运动”。具体言之，则是“从资本主义的工钱奴隶制度，解放一切劳工的人格运动”。

从名词译介的角度来看，五四时期舆论界关于“劳动运动”的讨论指向的正是后来所谓的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运动。这预示着一种结合了实际运动的、与阶级革命紧密相关的“劳动”观念正在逐渐形成。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工人运动的爆发和展开，源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是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产物。而此种西方持续了数世纪之久的运动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突然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数世纪被瞬间凝结为了一个时代，其间所产生的隔阂与矛盾之处自然无可避免。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与工人阶级的“劳动运动”在五四时期的合流，正是这种隔阂与矛盾的体现。对于此种独特的思想状况，简单地套用既有的思想逻辑进行阐释无助于了解的深入，只有从五四那个时代独特的思想关切出发，或许才有可能解开其间的谜团。

无论是“文化运动”，还是“劳动运动”，它们都指向当时遍布沉疴宿疾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根本关切仍然基于清末以来政治变革的深层思想逻辑，那就是通过“冲决”一切政治社会的“网罗”以全面改变中国既贫且弱的局面，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如果说“文化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努力于无差别地启蒙国民，以“民主”“解放”“平等”等理念重塑整体国民的面貌，从而实现这一根本目的；那么继“文化运动”而起的“劳动运动”则意味着知识分子试图在无差别地进行国民启蒙运动后，寻找一种足以改造中国的核心力量。这最初源于“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种眼光向下的、对贫苦劳动者的关怀，而随着“劳动运动”的展开，知识分子则将目光投向了从国际工人运动中看到的产业工人群体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团结力和革命性。在这方面，陈独秀关于“劳动运动”的认识变化颇具代表性。1920年9月他在《劳动界》上还颇为宽泛地认为：“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而到了1922年5月，陈独秀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便认为当时进行的“劳动运动”不应该囊括广义层面的劳工群体，而是应该直接指向产业工人群体。他指出：“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工人群体逐渐在“劳动运动”中被委以重任，但当时中国劳工群体素质与觉悟的普遍不佳，也是报刊舆论中笔诛墨伐的对象。1919年3月，陈宝锷在《时事新报》上便指出：“我国今日之劳工，固犹是狉狉獉獉、渔猎游牧之劳工也。其较为优异者，亦不过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劳工也，形骸虽或与文明风气接触，而精神生活犹处于固定圜形，无有丝毫之进步。”同年10月，程振基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探讨英国工人组织时，反观中国劳工群体，也指出当时中国劳工群体之状况不佳，认为他们所处之进化进程“犹在欧洲上古、中古时期之间，奴隶之制未尽废除，家庭工业之工人率为帮手”。在此种状况下，其生计与工作时间，往往“一凭雇主之喜怒”，国家既没有法律对之进行保护，工人也不自知防卫之道。其结果乃是呈现出一种非笔墨所能尽述的“苦状”：“每日工作，自朝至暮，迄无休息时间，而所得工金又不足以赡养其家属；一旦疾病，家人随之忍受饥寒。”这样的言论在当时还很多，1920年6月《神州日报》上转载的一篇日人的评论，也认为“中国大多数之工业，尚不脱手工业时代之域”。除了少数从欧美归来的劳动者外，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竟不知劳动问题为何物”，只知“糊口问题”，未闻“劳动时间之限制、社会的地位之向上，或雇佣制度之改革”等诸多欧美“劳动运动”的要义。

就此而言，五四时期的“劳动运动”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一种悖论性状况：一方面是劳工群体，特别是少量的产业工人群体，被视为“劳动运动”的主体；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劳工群体总体素质与觉悟的普遍不佳。这种悖论性状况所衍生出的结果则是当时在“文化运动”中掀起前所未有的舆论声浪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劳动运动”真正的发起者，肩负起“唤醒”劳工群体的重任。程振基在面对前述中国工人群体之地位与觉悟问题时，便强调：“吾且不责茫茫无知之众，独愿国中贤哲一稍念及劳动界之疾苦，而共起增进其知识，使作合法之组织。”其言外之意，显然将发起“劳动运动”的任务推给了知识分子群体。而在此前，李大钊在面向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时，也颇为感性地指出：“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苦痛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李大钊此处的“我们”，显然指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则是劳工群体。

从当时报刊上林林总总的论述来看，五四知识分子大致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渐展开“劳动运动”：其一是大量的“劳动调查”；其二是通过报刊媒介的力量促使劳工群体觉悟到自身的处境；其三则是协助工人组织的建立。就第一个方面而言，1920年知识分子开展的大量“劳动调查”特别值得注意。以1920年5月《新青年》杂志的“劳动节纪念号”来看，全册400多页，前半部介绍各国劳动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后半部分则为中国各地的“劳动调查”，呈现了当时上海、北京、无锡、芜湖、山西、唐山、香港、天津等地的“劳动状况”。 《新青年》的“劳动调查”在当时影响颇大，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便认为这是“一部破天荒的劳动问题论文集，凡注意劳动问题的人，不可不手置一编”。同时，《新青年》的“劳动调查”也引发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报刊的跟进。当时《时事新报》上便有文章强调“劳动调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解决劳动问题的第一步办法”，只有进行“劳动调查”才能真正了解“劳动界的情形”，才能知道“他们的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也只有通过“劳动调查”，对于“劳动问题”的主张才能不“流于空泛”。

除了“劳动调查”，五四知识分子还通过撰文、办报等形式宣传“劳动”之重要性，以唤起劳动者之觉悟。一方面，知识分子延续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要义，鼓励劳工群体摆脱其奴隶性格。《时事新报》上便有文章强调“劳动运动是恢复劳工底人格的运动”。另一些论者则试图向劳工群体灌输“平等”理念，认为劳动者不再把“所受资本家的一切刻薄专制等不平等的待遇，而去施之后来的劳动者”，才是劳动者的“根本觉悟”。而随着由“文化运动”到“劳动运动”的演变，“阶级觉悟”成为唤起劳动者的关键词。1921年6月《共产党》杂志上陈独秀在《告劳动》一文中，便对劳工群体指出：“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而“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方各行业的劳动都有了阶级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开始协助不同的劳工群体创办属于他们自身的刊物，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宣传。1920年1月陈独秀在《时事新报》上便提醒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创办《店员周刊》《劳动周刊》等，认为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陈独秀的提醒在随后得到实现，诸如《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伙友》《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一批杂志在1920年代的创办，反映了劳工群体的舆论阵地在知识分子的协助下逐渐实现的历史过程。

最后，知识分子开展“劳动运动”的关键一步便是向劳工群体宣传“组织”的重要性，并协助劳工群体建立自身的组织。1920年5月高一涵在《时事新报》上介绍日本“劳动运动”的经验时便强调“劳动组织是唤醒劳动界唯一的方法，帮助劳动运动唯一的工具”。同时，他指出，“劳动组织不是自然发生的，是一般有知识的人首先倡导的”。知识分子应该替劳工群体“定个计划，送他们往一条正路上走”。在他看来，劳工群体虽然处于“被动”的位置，但这却是为了让他们“由被动进到自动的地位”，“是为他们谋幸福，是指导他们，并不是敲剥他们”。高一涵虽然并未在实际上投身于“劳动运动”，但他的看法确实应和了彼时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向。同年11月，陈望道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便提醒劳工群体“凡百事情，都少不了一种结集和组织，结集就强，不组织便弱”，劳工群体要“用尽全力来联合”，“要有一种有组织的机关，促进他们阶级底自卫和互助；更要有一种有组织的机关，唤回他们那听天由命和咒天骂地的被损害被侮辱的灵魂”。在这里，所谓的“组织”显然不是过去那种行会式组织，也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工会，而是一种新型的、建立在有意识的阶级情感基础上的组织。正如1921年7月《共产党》杂志上所指出的，“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

知识分子虽然是“劳动运动”的发动者，但对于知识分子是否有此资格的质疑之声始终存在。这种质疑之声，最初正是来自发动“劳动运动”的知识分子内部。1919年9月李大钊面对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探讨新村主义时，便指出“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认为他们断断不足以被冠之以“劳工神圣”这样的称号。1920年5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指出相比于“做官的”与“读书的”，“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在当时的语境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无差别地批判知识分子的无用，倒不如说是对彼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警醒，即时代和思潮的洪流已经将知识分子由中心推向边缘，知识分子只有自觉于这种边缘地位，才能有效地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劳动运动”中。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意识到自身的边缘地位，但同时又要主动参与“劳动运动”以辅助劳工群体地位的崛起，并非一件易事。一方面，长久以来的思想传统虽然并不否定劳动之事，但五四知识分子所指出的“治生之业，犹为士俗所蔑弃”的事实，乃是不容忽视的面向。另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清末以来知识分子迭经科举的废除、政治的紊乱，也已然不具有既往的知识勇气和道德气概。事实上，就在五四学生运动前一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还将“一般高等游民”与“社会中下层苦力之民”做联结，认为后者“十二时中，沾手涂足，而茫无智识”，而前者则“机变万状，而手足疲弱，消化沉滞，奄奄无生人气”。在他看来，这二者“均为残废之人”。就此而言，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劳工群体是在产业未兴的状况下被强行赋予变革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责，那么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是在内外思潮的激荡下被自我硬生生拽入一个并不熟悉的、本属于劳工群体的领域。于此状况下，“劳动运动”的主体与“劳动运动”的指导者显然被分作两橛，这构成了五四时期兴起的“劳动”观念颇为值得注意的面向。

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劳动运动”的最大问题，便在于它极易沦为一场“纸上的劳动运动”，仅有报刊舆论上的宣传，而不能产生实质的成效。1920年《时事新报》上便有诸多这方面的论述。当年5月，有论者便指出当时的“劳工运动”，其实只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非劳工群体自身的运动。因而，无论知识分子如何“竭力地鼓吹、提倡”，也仅仅只是“纸上的运动”。如果劳工群体不随之而动，那么他们便仍旧过着“黑暗的非人的生活”。随后，另外一篇题为《救济劳工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文章则更具体地指出：“劳工运动，单靠纸上几句鼓吹的话，是不成功的，并且是万万不成功的。”在作者看来，“工人因为不认识字，所以不能得到文人发表在纸上的知识”。这种“纸上的文字”，“是给认识字的人看的，不是醒动不认识字的劳工们的真家伙、好办法”。

如何从“纸上的劳动运动”转变到实质性的“劳动运动”，构成了五四知识分子从事“劳动运动”碰到的最大难题。五四知识分子最初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便是“与劳工为伍”，加入到劳工群体当中，感知、理解劳动者的苦难。《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有论者指出，“与劳工为伍”的说法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前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与平民为伍”的传统。而《时事新报》上有论者则更具体地指出，“与劳工为伍”便是作为“劳动运动者”的知识分子“肯牺牲一切，到工厂里去和无知无识的工人们为伍，随时开拓他们的思想，灌输他们的知识”。在彼时人看来，只有“灌输新思潮”到劳工的脑袋里去，才能使他们产生“自决”的想法与作为。一些人甚至认为“要知道劳动界的实情，最好自己去做个劳工”，“天天与劳工接触”，“时时与劳工谈话”，否则只能是“隔靴搔痒”。

“与劳工为伍”的口号，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下主动融入劳工群体的努力。不过，这种努力虽然寄托了知识分子走出“纸上的劳动运动”的美好期待，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仍避免不了事与愿违的境况。1920年6月，茅盾在《解放与改造》上便指出：“在没教育、没训练、没阶级自觉心的劳工队中讲劳动运动是极危险的事。”茅盾并没有在文中具体描述所谓的“极危险的事”。不过，面对大批“没教育、没训练、没阶级自觉心”的劳工群体，知识分子若是贸然与其为伍，显然不仅无法改造劳工群体，甚而极有可能在鱼龙混杂的境况下丢失了自身作为“劳动运动”指导者应尽的启蒙重任。处此境况，知识分子显然不应简单地加入劳工群体，而是要在“劳动运动”与劳工组织中扮演“领袖”的角色，以唤起大量“没教育、没训练、没阶级自觉心”的劳工群体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劳动运动”中。1920年10月《时事新报》上一篇探讨劳工领袖的文章，便指出无论是工人，还是工头，或是“不生产的青皮牛氓”等，在劳工组织中充当领袖的位置都是“决不可靠的”。新形势要求的是一种“贤明的领袖”：其一，这种领袖“要有普通的智识而且能够明了世界劳动的情形”，要能够开导劳工的智识，“引起他们智识上的欲望”，并“促起他们的觉悟，来从事直接的运动”；其二，这种领袖“要脱离资本家、政客、工头、行头、青皮流氓的关系”；其三、这种领袖“要有坚固的意志、办事的能力、高尚的品格、任事的热心、负责和服务的精神”。虽然在文中作者指出这种领袖应该要在“真正的劳工”当中寻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三种能力的人，显然只能是那些试图“与劳工为伍”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以当时劳工组织较为发达的上海来看，如时人所指出的，“现在上海有几个号称劳动团体者，都是几个智识阶级的”。其中显见知识分子在初兴的“劳动运动”中居于领导者的角色。

虽然按照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在“劳动运动”中扮演“领袖”角色有助于“劳动运动”的推进，但也明显存在着越俎代庖的嫌疑，影响劳工群体在“劳动运动”中实现自我的觉醒。1921年1月，《时事新报》上便有文章提醒道：“我们要明白，劳动运动是劳工自身的事，我们是居于第三者，不过是指导他们罢了，万不能越俎代谋，由我们去包办。”由知识分子包办“劳动运动”，劳工群体缺失了自觉、主动的精神，便也无法形成阶级意识。所谓“阶级意识”，如时人所指出的，就是“界的自觉”。以“劳动界”而言，就是劳动者“为一界的共同苦痛所刺激而迫得觉有一界的共同利益，且由觉有共同利益，乃大家齐心一致用力以谋此共同利益”。这种“界的自觉”是“劳动运动”的根本动力所在，它虽可由知识分子之宣传与启蒙引发，但归根结底，仍然有待于劳工群体自身的“自觉”。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时事新报》等报刊虽然并不居于此后影响新文化运动走向的最核心位置，但正是其中的相关批判性论述反映了不同思想谱系下知识分子对于“劳动运动”的关切，可视为理解五四时期兴起的“劳动”观念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劳动运动”的推进，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政党力量的介入，批判的声音也逐渐尖锐化。最为排斥知识分子在“劳动运动”中占有领袖位置、强调工人自觉的是彼时的无政府主义者。随着“劳动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无政府主义者强烈意识到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劳动运动”正在偏离劳工群体的自觉精神，使得劳动者居于被动的位置。到了1924年，在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劳动旬刊》上有人便指出：“劳动者自己的问题，非由劳动者自己解决不可。”与这种论调同时出现的，则是对于在劳工组织中处于领袖位置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一些论者便简单明了地强调“我是反对领袖的”，认为“领袖究竟也是一个普通人，要他指使群众，号令群众，什么都由他来作主，事情那得不糟”。还有论者认为，“领袖”所带来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有领袖，就不免专制，专制是自由的敌人”；其二，“有领袖，就产生阶级，阶级是平等的敌人”。因而，他们提出，“非工人想混进我们工人队里来做领袖的，我们一定反对”。

《劳动旬刊》上的批判其实也指向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政党力量对于“劳动运动”的介入。不过，若是我们细绎其间的症结，冲突之处仍然产生于知识分子和劳工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方面，1924年《劳动旬刊》发起的“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和“穿短衫的劳动者”之间的价值争论便颇值得注意。特别是一篇题为《劳动者应否加入政党？》的文章，更是直接点名施存统这位在五四之后从事“劳动运动”的知识分子，直言道：“存统先生是一位穿长衫的大学教授，智识当然是胜过我们穿短衫的劳动者，但是我们却不要相信以为穿长衫的大学教授的话语是一定对的。我们穿短衫的劳动者虽然不懂深奥的学理，但是我们从日常生活实际经验所感觉着的意见和主张，对于我们自己，是更亲近，是更受用。”其言外之意，显然认为像施存统这类知识分子借助政党的力量介入“劳动运动”，乃是一种不合适的僭越。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多数的力量”，因而不可“加入任何党派”，“不要为任何党派所利用”。

施存统注意到了这种“长衫”与“短衫”的价值争论，以及对他个人的相关批判。1924年5月1日，他在《民国日报》的“五一特刊”上发表了《劳动运动中几个当前的问题》一文，对这些争论做出了回应。在文中，他直言道：“我自己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劳动者，但我是以满腔热血，同情于劳动者解放运动的。不但同情，并且是要想追随于劳动者之后而有所努力的。”那些对于“穿长衫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虽然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他悖论性地指出，发出这种批评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本身便不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而是“一位穿长衫的先生”。在他看来，“穿长衫的固然是有许多心存利用的，但也有许多确是于劳动阶级解放运动上有过大贡献的”。他列举了国外的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以及国内的黄爱、庞人铨、施洋等人。如其所言，这些人虽然“都是穿长衫的（固然有的是穿西装的）人”，但是他们对于国内外的“劳动运动”却无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他还指出“劳动者群众”固然也并不一定需要在“穿长衫的先生”的帮助下进行“劳动运动”，但那需要等到他们自己“已经有了阶级的觉悟”，“有充分的力量与资本阶级斗争”，以及“有完全解放的把握或竟已达完全解放的目的”的时候，才能实现。而当时中国的劳动者，“并没有达到这一个程度”，因而“实际上还需要穿长衫的朋友底帮助”。

“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和“穿短衫的劳动者”之间的价值争论，是20世纪20年代“劳动运动”中知识分子与劳工群体关系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中国“劳动”观念兴起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随后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革命进程中，二者的冲突在阶级联合的说法下得到暂时缓解。1924年3月邓中夏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便认为：“中国的民众，最大部分是农民，其次便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便是劳动者了，所以这些民众都应该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竭力的一齐组织起来。”不过，“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和“穿短衫的劳动者”乃是近代中西思想交冲下的历史性产物，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不会轻易消失。相反的，在国民革命后，二者仍然构成了近代中国革命历程中挥之不去的东西，时刻萦绕在革命者的思想世界中，成为一种独特的革命传统。

围绕近代中国“劳动”观念变迁所展开的历史过程，乃是一个长久以来以“士”（知识分子）为中心力量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近代面临历史巨变的过程，以及一个产业革命未兴、但在时代思潮影响下不得不进行工人运动的艰难历史过程。这两种历史过程的交融、碰撞所产生的复杂关系，激发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思想能量与政治能量。也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轰轰烈烈的、由知识分子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逐渐退潮，随之而来的革命风潮乘风而来，让原本波澜不惊的中国社会掀起了惊涛骇浪。

无论是近代“劳动”观念在清末的自西徂东，还是新型“劳动”观念影响下“劳动运动”的逐步展开，知识分子均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不过，与这种主导者角色呈悖论性的，却是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历史过程。由此所呈现出的思想状况，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矛盾性，深刻地体现在“劳动”观念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首先，在清末输入“劳动”观念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接续传统民本主义理念，一下子捕捉到西方产业革命后工人群体悲惨命运的讯息，从而将西方“劳动者”等同于“下等社会”，让未经产业革命的中国人提前感知到了劳动问题的重要性。其次，随后而来的则是一个将“劳动”观念内涵泛化的历史过程，知识分子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熏染下以“民主”“平等”等理念形塑了一种全民共享的“劳动”观念。最后，随着“文化运动”的推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劳动运动”紧随而来，知识分子试图以先觉者之姿“唤醒”作为后进者的劳工群体，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劳动运动”的传统，促成了一种结合实际运动、与阶级革命紧密相关的“劳动”观念的逐渐崛起。从表面上看，“劳动”观念的兴起无疑说明了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但若是就其内里来看，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中坚地位正在逐步被掏空，取而代之的则是劳动者以其潜在的革命性和团结力，成为革命不断推进的动力。

虽然时代思潮的涌动，已经促使传统“劳心”与“劳力”的关系无法为继，但在新型“劳动”观念兴起之际，它们却仍然牵引着思想的走向。对于近代公共舆论中“劳动”观念所呈现的悖论性现象，与其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下的“劳心者的困境”。对于此种困境，简单地将之理解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无法解释知识分子在“劳动”观念兴起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者或领导者的角色；而要是将之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再中心化，则更是一种非历史化的解读。“劳动”观念兴起的历史过程，充满了各种历史性的矛盾。或许矛盾本身便是真实的历史，是牵引与缠磨历史局中人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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