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巍 ｜ 从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看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

在有关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以及古代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中，还没有一个古老文明如同中国古代文明这样，将青铜时代赋予了如此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般而言，过去在讨论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要素时，如果要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及其发展水平，学者们通常会从某一地区的文献、考古资料中去寻找证据。例如，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前期，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如果出现了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就可以认为其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换言之，也可以标志着这个区域早期国家的形成。后来在这些因素之外，陆续又有学者将水利灌溉农业、较大规模的牲畜养殖、专职工匠的出现、利用车轮的运输工具、长途贸易、天文历算等因素也加入到所谓的文明标志行列中。

对于这类罗列“博物馆式的清单”来讨论“文明标志”的做法，尽管一直有学者提出质疑，但总体上而言，并不否定青铜器、铁器等金属器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金属器作为文明标志之一无可厚非，只是不能简单、僵化地来理解。

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认定夏商周三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也进入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这是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认识。按照谢维扬先生的意见，夏朝是中原地区发生最早的国家进程的产物，它是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酋邦”社会发展而来，两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的，并且明显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政治组织发展的水平。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多有学者认定其与三代之始的夏的都城有关。在该遗址中出土了此前从未发现过的青铜容器，它的制作工艺水平远远超出过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一些小件青铜工具或饰物，被认为与社会发展状况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商和西周，则是三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较之于夏代而言，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高峰期，也进入到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所以，青铜器成为商周时期代表国家政治权力和王朝正统地位的标志。对此，张光直先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曾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撮其要而言之，他认为与欧洲青铜时代相比较，中国的商周青铜器并没有作为一种新的金属产品投入到农具制造中去发展生产力，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将青铜使用于祭祀与战争。因此他认为，中国的青铜时代便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造成的，而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青铜器的关键是三代的权力机构。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要依靠当时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中国青铜器便是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他甚至进而指出，“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青铜器中的青铜容器，常被用作祭器——后世金石学家称其为青铜礼器，“在三代期间，这些容器在形式与装饰纹样上经过许多有时相当显著的变化，但是它们的主要功能——在仪式上使用并为特选亲族的贵族统治之合法性的象征——是始终未变的。在那最高的一层，若干青铜容器用来象征一个王朝对国家的统治”。所以，按照这个逻辑，他认为三代之所以不断迁都，也主要在于对“政治资本” ——铜矿与锡矿的追求。他概括性地总结道：“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青铜器本身当然便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突出的特征，而造成它们的特殊地位的因素，同时也正是导致那文明产生的同样的因素。”

如果我们基本认同张光直先生的上述观点，那就等于承认，对于中国青铜时代而言，这个概念与文明标志、古代国家形成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中原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器作为文明和国家的标志性器物，将其与甲骨文、金文上铭刻的文字以及传世文献相互整合，同时结合与之同出的其他考古遗存（包含遗迹与遗物），可以显示出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演进的路径与发展程度，这一点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的共识。

从中原地区来看，青铜时代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夏商周三代王朝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最早进入到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先前，我国学者对商周考古的成果进行总结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青铜时代对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古代西方的一些国家，例如希腊、罗马，一般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在古代东方，特别像我国，却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还处于青铜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大量剥削现象，出现了阶级对立，有了文字，形成了国家。”大量考古证据还证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中原地区商周贵族阶层曾使用“列鼎之制”来显示其身份的高低，从中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的确存在的。按照《仪礼》中《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等文献的记载，大体上各级贵族使用的列鼎制度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即天子用九鼎、卿大夫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考古发现，这些成奇数的鼎往往在形制、花纹、铭文等方面彼此相似，而大小则有不同，其尺寸依次递减，形成有规律的“列鼎”制度。鼎同时还多与另一种青铜礼器簋相互配合，鼎制奇数，簋制偶数，成为一套有着严格规制的青铜礼器制度。这种制度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在西周中期较为齐全，表明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局的到来，这套青铜礼制走向衰落。

我们可以看到，这套形成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文明中的青铜礼制，也在逐渐向周边扩散。如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曾见到这种青铜礼器。陕西境内二里岗期的青铜器在华县、岐山京当、汉中城固等地均有出土，以青铜鼎、簋等为主，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源头“随商文化分布于渭水下游一带，其影响至少及于周原”。北方内蒙古赤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商周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以鼎、簋为代表，完全仿照了中原的模本；第二类是商周青铜文化的变体，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改造而来；第三类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独特产品，或是其自身制作，或有可能来源于邻近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在长江流域，商代青铜器的流传地域也十分广阔，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虽然地方色彩极为浓重，但总体面貌上仍然是以中原青铜礼器为其底色，多系“仿制”商代青铜器而来。在这些青铜器的背后，隐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商朝势力范围的直接扩张。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遗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有夯土城垣、宫殿遗址、贵族墓葬和殉人遗骨，被认为是商人对“四土”实施直接管控、商人势力已经抵达长江流域并建立起统治据点的重要证据。

综上所述，以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青铜文明所形成的影响力也以“道一风同”的态势波及祖国的辽阔疆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主基调。然而，随着中国西南地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考古发现，以及近年来“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新的问题：在以中原青铜文明为核心的青铜时代的共通性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文明与国家演进的另样途径；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当中，我们是否还可以观察到，各区域文明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滔滔江河的诸多历史遗痕？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最初发现于1927年，并于1934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组织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在三星堆考古史上，以1934年月亮湾遗址揭开序幕，其后相继在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先后发现生活居址、墓葬、大型建筑遗址以及大小城墙等各类遗存，其中尤其引起世人瞩目的，是1986年和2019年以来先后发现的八个祭祀坑。三星堆的中心区是面积约为4平方千米的都城遗址，城址的建筑年代有先后之分，形成“一大多小”的格局。城内南部分布着祭祀区，这个区域内先后出土八座被称为“祭祀坑”的遗存，从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青铜器和黄金制品等。这八座祭祀坑的年代据多个碳-14数据测定和器物比对的结果，都是商代晚期，距今约3000—3200年，与中原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当。但是，在青铜器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上，三星堆与中原系统的青铜器却既有共性，也存在着差异性。

虽然三星堆祭祀坑中迄今为止也没有出土过中原三代青铜文明中最具典型意义的鼎，但从先后发现的跪坐顶尊青铜人像来看，中原系统的青铜礼器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是被三星堆人所知晓的，故而给予其尊崇的“顶礼膜拜”。另外，三星堆出土的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不仅器型和中原殷商时期的同类器型基本相似，在肩部出现的牛、虎、龙形装饰，也更接近于湖南地区的商代青铜器。在尊、罍等器物中装盛小件玉器、海贝的现象，也曾经在湖南多次发现。为此，李学勤先生曾经提出一个传播路线的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但是很显然，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主体面貌，却并非来源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三星堆出土的另一类器物，完全是蜀地独特的创造，以其大量具有祭祀背景的青铜神树、神坛、立人像、头像、面具和青铜鸟、龙、虎等各种神灵动物，以及人鸟合体的青铜神像等，展示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而在这个青铜文明当中，中原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制以标志社会等级地位分层的功能并不显著。

这个远离中原、地处西南的三星堆，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三星堆所代表的青铜文明是一个以独立的政治实体形成的国家吗？对此，学术界过去曾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至少在商周时期（春秋以前），除中原地区的三代文明之外，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其他以政治实体形成的国家，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巴蜀，虽然其国家化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处于“酋邦”阶段。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文化历经了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化，已经形成文明与国家。只是其特点是在“蚕丛、柏灌、鱼凫三代蜀王”的“酋邦”征服战争中，“最终转化为君权与神权相结合而以神权为表现形式的神权政治国家”。关于欧美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这一概念与早期国家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过较多的讨论，笔者不准备对此有更多的介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演进发展也并非可以截然分开。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展程度而言，笔者认为其毫无疑问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只是在形态、功能以及宗教、祭祀等方面的特性上，与中原三代文明呈现出某些不同的面貌。

近年来，随着三星堆六个新的祭祀坑文物的出土，关于三星堆文明与早期国家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应当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形态。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观察：第一， 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之一，这些人像表现的是不同等级、不同社群、不同职业的三星堆统治阶级成员在祭祀场所中的形象，“原先应该是三星堆国家神庙内的一整套像设、陈设和礼仪用具”。第二， 三星堆人使用杖来象征权力。第三， 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虽然没有出土实用的青铜兵器，但出土有类似无胡戈造型的礼仪性青铜仪仗，以及类似柳叶剑造型的带鞘剑和玉剑，“似乎折射了三星堆国家武装力量所用武器的点滴信息”；而大量出土的象牙则有可能是象征以大象作为“象军”的武装力量。 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三星堆与中原地区三代文明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三星堆国家的都城圈以外只有极少的聚落存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他认为：“三星堆国家是中央对地方实施简单掠夺统治的早期国家，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在这种相对扁平化的统治模式下，统治中心位于成都平原沱江冲积扇的三星堆国家，没有设置等级化的金字塔形的多级聚落体系，而是在都城地区以外设置数量极少的统治据点或军事基地，定期派出武装力量在周边进行打猎、抢劫和杀掠，将猎物、财物和俘虏带回到三星堆都城所在地，用于都城地区人们的日常消费、祭祀活动和对外交换。”

施劲松先生也注意到三星堆早期国家的不同特质，他将三星堆与位于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视为一个文化体系，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至少存在8座古城，还有其他面积很大的聚落。相比之下，青铜时代的中心只有三星堆和金沙，其他普通聚落的分布范围也较为有限。在这两个中心，最突出、最重要的遗存又都与宗教祭祀相关。这样的早期国家虽然有大规模的手工业、发达的技术、体系化的信仰、大量积累的社会财富，但似乎没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对外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对此他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的阐释：“成都平原的统治阶层掌握了一定的天文知识，掌控着原始宗教和由此而来的统治权力，三星堆和金沙也因为具备这类特定知识或某种神秘力量而成为具有神圣性的中心”，“如此，作为区域文明中心的三星堆和金沙，也可能是一个观测天象、沟通天地、获取神秘力量、具有神性的中心”。

三星堆遗址用高大的城墙筑起了集政治、宗教和文化于一体的统治中心，产生了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城内也曾发现过大型的建筑遗址，均表明其文明化的进程早已超越了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邦社会。可以推想，要集中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来修筑城墙，进行规模巨大的青铜冶炼与铸造，举行盛大的宗教祭祀，如果不是进入到早期国家阶段，如果没有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机制运用国家权力来组织、调集四面八方的资源和人力，是难以想象的。除了城市、金属器等要素之外，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发现过文字，但是我们还不能采用“默证法”，即考古发现还没有发现文字，便推定三星堆和金沙文明体中一定没有文字，这还需要继续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来最终破解三星堆文明的文字之谜。不过，换一种思维方式，从三星堆文明所展现的文化高度来看，它和世界古代文明中一些没有使用文字，但却创造出高度发达的历法、数学以及天文学的古代文明有着相同的特征。如童恩正先生指出的那样：“由于各古文明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此处成为文明标志条件的，在他处并不存在。如金属的使用在中东古文明的形成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全部玛雅的古典文明都是建立在石器生产的基础上的。畜牧业是近东古代文明的主要成分，但在中美古文明中却不占什么地位。又如城市是苏末尔古文明最明显的标志，但埃及城市却出现在其他文明因素形成之后。”因此，有无文字，并不能成为我们判断三星堆是否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唯一标准。

总体而论，一方面，我们承认三星堆青铜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三星堆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器物层面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还是在这一青铜文明背后所隐藏的内部发展机理，我们都无法否认，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时代相比较，三星堆以及后继的金沙文明，既与中原文明存在共性，又独具特征。它们没有中原三代青铜文明体系中可以见到的等级化的金字塔形多级聚落体系，似乎也没有作为国家要素的官僚机构、军队、财政制度、法律、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域，但却是一个以神秘的宗教力量汇聚起巨大财富的中心，这可以说是三星堆文明最为核心的标志。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研究命题。

笔者认为，前文所述施劲松先生提出的对于三星堆文明及其国家形态的解释路径，是颇具启发意义的，我们似乎还可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论证。

首先，三星堆、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之间，彼此具有根本上的共性，这就是之前我们所论述的张光直先生提出的观点：中国的青铜时代不是由于生产技术的革命造成的，而是“政治权力的产物”。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主要依靠当时的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的，中国青铜器便是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张光直先生在此基础上还提出来一个更为宏大的主张，认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产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以人与自然的改变为契机，通过技术的突破，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另一种则是以人与人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以维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前者可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末尔（又译为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贸易的扩张、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等。后者则以中国文明为代表，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政治权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垄断稀有资源等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政治统治带有强烈的巫术色彩，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彼此之间的沟通，必须以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工具为中心，这就是巫师与巫术，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称其为“绝天地通”或“绝地天通”。他还进而认为，前一种方式在兴起的时候，会突破自然生态系统的束缚，并与旧时代之间产生断裂；而后一种方式则从史前继承了各种制度、观点与仪式，是一种连续性的文明。换言之，这种连续性的文明，“由于财富的集中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造成的，连续性文明的产生不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而能够在连续下来的宇宙观的框架中实现”。

如果我们运用张光直先生的这套理论来看待和破解三星堆文明，是与中国青铜时代的特性相互契合的。三星堆青铜器所具有的这种以神坛、神树以及各种神灵动物通过祭祀行为来沟通天地人神的背景，是显而易见的。目前遗址中所出土的八个器物坑之所以被命名为“祭祀坑”，正是因为从坑里出土的各类青铜器要么是祭祀场景（如神坛或祭坛）的再现，要么是参与祭祀的大小巫师与部分三星堆民众的形象，还包括曾经可能陈列在宗庙或祖庙中的各类祭品以及装盛这些祭品的祭器。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这八个坑所在的地点即为祭祀场所的主体场域，但其与祭祀行为的全过程有关则是可以初步认定的。从1986年发现的一号和二号坑，直到迄今为止陆续发现的第三号到第八号坑，对其性质的判定仍以“祭祀坑”说最为普遍。三星堆青铜文明很显然正是“政治权力的产物”，是由集王权、神权甚至军权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垄断青铜、象牙、玉器、黄金、海贝、朱砂等稀有资源，独占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手段——祭祀，从而获得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这一点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

其次，也必须承认，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三星堆先民没有完全按照中原地区以及大部分后来受中原地区影响的青铜文明那样，采用等级分明的“列鼎”制度来体现或象征权力的分层以及金字塔式的多级权力结构，三星堆祭祀坑中至今没有发现在中原青铜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鼎，但却单独铸造了尊、罍、盘等青铜容器，其器形和纹饰如同前文所言，与中原系统的青铜器一脉相承。三星堆青铜文明最具特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面，则是将以往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方能窥其一斑的商周青铜时代的神灵祭祀与沟通天地的场景形象地加以再现，尊、罍等青铜礼器被三星堆先民顶礼膜拜、出现在祭坛不同位置的情形，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是中国青铜时代宏观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同时又带有浓厚的中国西南地域文化的特质，和中原地区三代文明相比较，显示出其更重“巫祀”、更敬神灵的特点。这和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对于巴蜀、荆楚等长江上中游地区远古文化传统的描述，也非常吻合，应当不是偶然的现象。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三星堆、金沙很显然都不是中原三代王朝册封体制下的产物，而是边远的“方国”。不过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原以祭祀神灵、沟通天地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列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制度，也仍然强烈地影响到了这一地区。只是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体现的国家化进程，和中原王朝的政治结构有明显的不同，三星堆文明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表现神权与王权的祭祀方面，而并非强调早期国家内部的社会等级制度与权力分层，这应当视为一种在中原文化体制影响之下相对独立发展的早期国家进程。由于缺乏更多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对于这一进程的许多关键性环节和主要的发展路径，我们还知之甚少。谢维扬先生曾提出，自夏商以来，中原文化对巴蜀已有一定的影响，巴蜀的国家化进程虽然与中原“原生型”早期国家特征不同，可以称之为以“土著自动模式”形成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特点是它们在形成国家后，对其控制地域内的众多人群内部的政治组织发展影响较小，国家化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先秦时期四川地区社会的华夏化也远不如华北和东北地区彻底。笔者认为，这或许恰恰可以证明巴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可能与中原和华北、东北地区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是说明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寓特性于共性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综上所论，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是让世人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曾经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早期国家，它们有着相对独立的国家进程，导致了相应地区的国家化。另一方面，这些青铜文明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是以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势，朝着中原文明向心性地靠近，有选择地接受中原文化因素，从而最终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汇入中国早期文明体系之中，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性。

继三星堆、金沙商周青铜时代以及成都平原的十二桥、船棺葬等“晚期巴蜀文化”之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将巴蜀地区直接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之中。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西汉中晚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国家化进程逐渐加速，除了最先纳入秦汉郡县制的巴蜀地区之外，“西南夷”地区也开始了国家化进程。

所谓“西南夷”，是司马迁以当时的中原史观，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标准，将西南方的民族分为“南夷”和“西夷”，两者合称为“西南夷”。对此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甚详：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当中，司马迁并没有再将巴蜀纳入到“西南夷”系统之中，这是因为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之后，巴蜀已经迅速融入中原文化体系，到西汉时，“西南夷”大体上只包含贵州、云南和川西北高原（北接甘肃南部地区）的一些族群。如何看待这些族群的国家化进程，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童恩正先生曾指出：“至少从东周开始，除中原各国之外，很多边地民族都正在或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如西北的羌（义渠、大荔），北方的匈奴，东北的肃慎、濊貉，西南的巴、蜀、滇、夜郎，东南的越。在秦汉王朝设立郡县以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具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如果就个别民族的历史而言，是否可以说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进入了文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根据现有材料，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文明的独特性：如羌、匈奴、肃慎、濊貉等当时并无文字，滇、夜郎等亦无城市。所以，如何评价这些民族进入文明的途径，是今后研究中国文明史的重大课题之一。”

事实上，学者们对于此类民族是否在秦汉以前已进入文明时代或早期国家阶段，也持不同看法。如童恩正先生就认为司马迁笔下所记载的西南夷社会都还处于“酋邦”阶段，“我国秦汉时代南方少数民族如南越、夜郎、滇、嶲、昆明等所建立的‘国家’，其社会性质全属此类。《史记》《汉书》中所记的‘邑君’‘邑长’‘王’‘侯’，实际上就是大大小小的酋邦社会的邦主”。谢维扬先生也认为，同义渠、大荔等已形成早期国家的个案相比较，滇和夜郎是西南地区两个政治组织发展程度较高，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已形成了国家制度的人群。他还特别指出：“滇和夜郎作为西南地区最先进的政治实体，其发展显示了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化进程的一般面貌。即虽然像滇和夜郎这样的人群以土著自动模式（在来自楚的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在国家化进程中有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数西南地区人群的政治进程是远远落后于中原民族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前贤们所观察分析到的这些文化现象？笔者认为这里涉及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再加廓清：一是如何认识像滇、夜郎这类西南夷人群在秦汉时代之前的“土著社会”面貌及其文明化进程？二是如何看待秦汉以后这些人群进入秦汉国家的途径？就现有考古和文献材料所提供的线索而言，滇文化和“滇王国”的材料相对丰富一些，我们就以滇为例来加以分析。

滇文化考古是西南夷地区考古的一个重要领域，取得过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滇”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分布于今云南滇池及其附近地区的古老人群，与其关系密切的有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滇文化墓地。其中，在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一枚金印，印文为“滇王之印”，这一发现证明了此处当属滇王的墓地。在这些滇王族和贵族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铁器、金银器和玉石器，尤其是在一类被称为“贮贝器”和铜鼓的青铜容器表面，出现有立体的青铜组雕群像和刻绘的图像，是观察滇王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冯汉骥先生、汪宁生先生曾先后撰文对这些图像进行精深的分析论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滇王国的社会性质和文明化进程均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有证据表明，滇人的社会已进入到阶级社会，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例如在编号为M20：1的一件贮贝器上，出现了四人抬肩舆的场面，乘肩舆的女性主人通身鎏金，背梳大髻，首略向前，俯视其前面跪于地上的人群。对于这个场景，冯汉骥先生认为其可能为“祈年”“播种”的祭祀场面，汪宁生先生则认为是“杀人祭祀”的场面，但均认为乘肩舆的鎏金女性的身份为“奴隶主”。另一件同出于该墓中的贮贝器上，也铸出了与此相似的雕像，场面上共出现了47人，其中心仍是一位乘坐于肩舆之上的女性，四位男性抬着肩舆，场面中将要被杀的人物一人被铐、一人双手反缚、一人被缚于木牌之上、一人被拖在地上。从发式上观察，这四人均为辫发，汪宁生先生推测其身份可能系被俘虏的异族“昆明”人的形象。进而推之，女性奴隶主应为“滇”族之王，而这些将要作为祭祀之牺牲的俘虏，其地位应为外族被俘后成为奴隶的人群。

其次，大量战争场面的出现。在编号为M6：1、M13：356、M13：109、M3：72等多件铜器上，均有丰富的战争场面。交战双方均手持各类武器，有骑马马战者，也有步战者，有些人头已被砍下，有的倒于马下，还有的正在跪地求饶。大量战争场面的出现都表明了当时战争的频繁和滇国对战争的高度重视。汪宁生先生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一是在于虏掠生口作为奴隶，如上文所言的异族“昆明”人成为俘虏后即成为杀祭牺牲的对象；二是为了获得敌方的头颅；三是为了强迫敌方纳贡归顺。

再次，是出现了社会阶级的分层与较为复杂的管理分工。通过青铜器上大量丰富的雕刻形象，对其不同场合下的身份、地位可以进行较为细致的观察。汪宁生先生认为“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不论其属于何种民族，按其社会地位，可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这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们进而还可以观察到，属于贵族阶层的人物，因为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可以根据他们的职能，观察到其管理分工的不同：有的出现在纺织场面中，正在监督奴隶劳动；有的出现在战争场面，骑着高头大马正在指挥战斗，应是滇王国的军事长官；还有的出现在各种杀人祭祀的场面，其职守有可能是专业的巫师。据此汪宁生先生总结道：“男子贵族不从事任何生产，男子在战争中充当首领，妇女则主持与农业有关的祭祀仪式，并在家监督奴隶纺织。他们每逢出行，男人以马代步，妇女则乘肩舆。平日家居，亦有奴仆在左右侍奉。”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从滇国青铜器上所见的族群关系观察，已经具有超越血缘关系、以地缘区划来进行国家管理与统治的若干迹象。在冯汉骥、汪宁生先生所观察到的数以百计的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可能代表着主体民族“滇”人的形象，还有其他的不同民族，这些民族有的要向滇人纳贡、服役，有的甚至沦为滇人贵族之家的奴隶，但还有少数非滇人的他族贵族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与滇的贵族可以平起平坐、参与议事，他们的身份，汪宁生先生认为“应是各部落中的上层人物”。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塞尔维斯（Service, E. R.）的观点，早期国家与酋邦社会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早期国家的特征具有：（一）建立必要的国家机构，早期国家是依靠包括武力垄断在内的一种特别的机制来整合的；（二）早期国家中社会分割为一些政治—经济阶级，其统治更为正规化、形式化、专业化；（三）确立国土或领土的概念，对社区按政治概念进行重组，以减少自然的血缘关系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使国家建立在地域而不是人群的基础上。因此，滇王国在秦汉中原王朝体制对其产生直接影响之前的土著社会面貌，根据上述分析来看，它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由于战争的频繁而有了国家武装力量，出现了社会阶级的分层与较为复杂的管理分工，已经显示出超越血缘关系、以地缘区划来进行管理与统治的若干迹象，所以笔者认为其可能已经超越了酋邦社会阶段，进入到早期国家，属于文明社会。

现在，我们再来思考第二个基本问题，如同“滇”这样已经具备早期国家要素的西南夷大国，最终又是如何融入秦汉统一国家的？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武帝时，中央王朝开始大规模地向西南夷用兵，至“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按照这个记载，很容易导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这是中央王朝直接用兵的结果，也即所谓的“中原殖民”论。但是，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证明，实际的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试举云南昆明滇池旁发现的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的例子，来对此加以分析。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地处滇池东南岸较为开阔的一处滨湖冲积平原，遗址所在区域西部紧邻滇池，距著名的石寨山滇王墓地仅数千米之遥。2021—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对河泊所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益州太守章”及下辖二十四县中二十个县级官吏的封泥，还出土了周边越嶲郡、犍为郡（楗为郡）、牂牁郡、永昌郡（东汉）等太守、都尉、守丞的封泥，说明该区域当时有联络治下各县、沟通周边各郡的功能，故认定其“明显是郡级行政中心”。从已释读完成的简牍中，可辨认出益州郡的若干属县，其中包括滇池、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律高、不韦、嶲唐、比苏、建伶、来唯等12个。从河泊所遗址出土的这些简牍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考古学者推测其“明显是行政衙署办公的遗存”。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瓦当、铺地砖及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其中“乐”字瓦当涂朱，筒瓦、板瓦尺寸较大，也说明当时附近有高等级建筑，考古学者推测其“有可能是益州郡的官署建筑”。

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在滇王国陵墓和政治中心之内，汉王朝于此设立了与滇王国统治行政系统并立的益州郡，河泊所遗址极有可能即为益州郡的治所所在地。从遗址中出土的封泥勾勒出了益州郡的行政网络，简牍还原了益州郡官方治理内容。因此发掘者推测：“从汉代益州郡的设置和滇王的权利职能来看，当地可能存在滇王治理和郡守长官治理两套并行的行政体系，这与秦灭巴蜀以后在巴蜀地区推行的政策具有一致性。”这个发现对于复原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于滇王国的治理方略和采取的灵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显然，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09）出兵滇国并击灭当时与滇国相邻的同姓诸小国之后，对于举国投降的滇王国，并没有简单地对其采取“灭其国”的方式，而是仍然册封其为“滇王”，赐以“滇王之印”，并让其“复长其民”，形成旧传统的沿袭和新政权的建立并行不悖的创新性规制。这对于理解“西南夷”中最为强大的滇最终如何融入中原文化体系的漫长历史过程，无疑是一个确凿的证据。到东汉时期，文献中已经不见有关滇王国的记载，但河泊所遗址发现了大量汉朝中央政府在益州郡所辖“滇王”统治区域设置“滇相”“滇丞”“滇廷”等官员的考古遗存，这些官名和机构名称虽不见于文献记载，也不见于其他边疆区域的史料，但却充分显示出这个时期仍然可能设置有专门处理滇国事务的官员和机构，体现出中央对边疆地区非中原系统族群采取的特殊举措。考古发掘者还指出，河泊所出土简牍的内容说明，益州郡县建置之后，“汉朝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系统地扩展到当地，并且传播了儒家典籍及其思想”。这可能是依据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简牍文书材料得出的信息。对于中原典籍和儒家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问题，相信随着河泊所遗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资料公布，我们还会得到更为丰富的线索，来了解两汉时期中原文化进入滇王国的过程与诸多细节。

总之，云南昆明滇王国境内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证实“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国家化进程绝非是简单的“中原殖民”的产物，而是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央王朝在制度设计上最初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典范。一方面，很可能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仍然保留了滇王国传统的“土著国家”模式；另一方面，则将秦汉中原地区的郡县制度与儒家文化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行至边疆地区，以灵活务实的策略促进这些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最终实现了将西南夷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之中的长远目标。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结论：

第一，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原地区的进程具有典型意义。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率先进入文明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各地的“文明化”趋势，到龙山时期“万邦林立”进而向中原凝聚，最终形成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和早期国家，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特征。中国青铜时代以“列鼎”制度为表征的青铜礼制，随着中原文化向四方的传播和各区域文化向中心的汇聚，也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出中华文明高度的统一性。

第二，商周时代在中国西南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考古发现，则表明远在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也曾经存在着十分重要的早期国家，它们不仅有着相对独立的国家化进程，导致了相应地区的国家化，在青铜文明的面貌上，还更多地表现出偏重以神灵祭祀体现神权与王权、由宗教和艺术来显示其统治权力的特性，而缺乏中原三代青铜器那种标志社会等级地位分层的功能，这成为理解中国青铜时代过去被隐藏的多样性面貌的极好例证。另一方面，这些青铜文明既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又是以一种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势，朝着中原文明向心性地靠近，有选择地接受中原文化因素。例如在其祭祀礼仪中对尊、罍等中原系统青铜礼器的仿制与运用、使用中原系统的玉器作为礼器等等，从而最终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汇入到中国早期文明体系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创造性、包容性特征的范例。

第三，进入秦汉大一统格局之后的中国西南地区，由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两汉时期。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各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滇文化的考古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如同“滇”这样的“土著国家”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丰富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云南昆明地区滇池区域的考古发现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些“土著国家”和文明最终融入秦汉统一王朝的一些关键性证据。这些证据表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国家化进程绝非简单的“中原殖民”模式，而是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央王朝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仍然保留了这些地区传统的“土著国家”模式，另一方面，则将秦汉中原地区的郡县制度与儒家文化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行至边疆地区，以灵活务实的策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使其最终得以融入秦汉统一国家。

总之，中华文明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文明，她不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一方面显示出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江河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这个进程也是复杂曲折的。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各个区域的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有诸多差异，导致这些区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方式、路径也很不相同，其内在原因和外部动力两个方面也都在发挥作用，我们绝不能呆板地套用一种固定、僵化的模式来观察和阐释这个复杂的、不停变动的历史过程。为何像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这些早期国家和文明最终都能“千条江河归大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之中，这样的个案研究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探索，能够给予学术界引玉之砖，引发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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