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人类文明的起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工具制造的起点。这一行为标志着人类从简单的生存者转变为能够改造环境的创造者。
在大约100万年前，人类大脑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时期，人类的大脑容量和复杂性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类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人类不仅能够进行基本的工具使用，还能够制造和使用更为复杂的工具，这一点在非洲、亚洲和西欧的考古遗址中得到了证实。
在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如约旦河谷的乌比迪亚遗址和吉斯尔-巴纳特-雅各布遗址，发现了与东非奥杜威文化相似的单面和双面打制的砍砸器，以及更晚期的粗糙手斧，这些工具的出现反映了从砾石文化向阿舍利文化的过渡。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地区，早期的石器制造技术以简单的砍砸器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逐渐进步，出现了更为精细的石器，如在三峡兴隆洞发现的剑齿象门牙上的刻划，这些痕迹可能是早期艺术行为的体现。在西欧，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如法国的圣阿舍尔，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包括手斧、薄刃斧、手镐的组合，这些工具的对称性和工整性体现了早期人类对技术的认知和掌握。
（阿舍利技术）
这些工具的制造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就，更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展，尤其是前额皮层的记忆与思考中心，这使得人类能够进行更复杂的社会互动和合作，如狩猎活动。随着群体的扩大，大脑也进化出了管理更大群体的能力，这促进了利他意识、伦理观、良知和尊严意识的发展。
此外，工具制造的技能需求和传授这些技能所需的复杂社会互动，可能共同构成了人类认知能力演化的关键驱动力。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向他人学习的能力非常出众，特别擅长模仿他人的行为。行为模仿是学习复杂技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能够积累知识的重要条件。
在旧石器时代，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适应环境和生存挑战的重要手段。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简单的砾石砍砸器到手斧和薄刃斧，这些工具不仅用于获取食物，还可能用于社会仪式和个人装饰，如鸵鸟蛋皮串珠和刻划痕迹的艺术品。这些行为表明，早期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审美和象征性思维。
在大约1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从主要以植物为食的森林动物转变为食肉者。这一转变是环境变化和生存斗争需要的结果。原先的类人猿主要以植物为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饮食中肉类的比例显著增加。这种转变可能是由于干旱导致的森林退化，迫使人类祖先适应更加开阔的环境，从而开始捕食动物。
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非洲、亚洲和欧洲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早期石器表明，早期人类已经开始了肉食习性的转变。例如，在非洲，古人类学家发现的证据显示，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器来切割肉类，这一点从出土的石器工具上的使用痕迹可以得到证实。这些工具不仅是偶然的发明，而是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用于获取和加工食物，尤其是肉类。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地区，早期的石器制造技术以简单的砍砸器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逐渐进步，出现了更为精细的石器。这些工具的出现不仅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也反映了饮食结构的变化，肉类在人类饮食中的比例逐渐增加。
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如法国的圣阿舍尔，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包括手斧、薄刃斧、手镐的组合。这些工具的对称性和工整性体现了早期人类对技术的认知和掌握，同时也暗示了肉类在他们饮食中的重要性。
此外，早期人类的肉食习性转变也与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变化有关。例如，狩猎活动的增加可能促进了人类社会合作的复杂性，因为狩猎大型动物需要团队合作和协调。这种合作不仅提高了狩猎的成功率，也可能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发展，如出现了领导和分工的概念。
肉类的摄入对人类的生理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肉类中的高蛋白质和脂肪为人类大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能量，这可能是人类大脑容量增加的一个因素。同时，肉类食物的加工和烹饪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认知能力，这可能也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早期人类在从森林动物向食肉者的转变过程中，很可能模仿了狒狒等动物的狩猎行为，并逐渐发展出使用工具的习惯。狒狒，尤其是东非狒狒，展现出有组织的群体狩猎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为早期人类提供了模仿的模板。狒狒的狩猎通常涉及群体合作，它们会集体行动以捕获猎物，这种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中相对罕见。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环境的变化，如干旱导致的森林退化，迫使人类祖先适应更加开阔的环境。这种适应不仅涉及到狩猎技能的学习，还包括了工具的使用。早期人类可能观察到狒狒等动物使用自然工具(如棍棒或石头)来获取食物，从而启发他们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工具。
人类的犬齿退化可能与工具的使用有关。在早期人类中，犬齿的退化表明了在工具制造之前，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手和武器来获取食物。这一变化减少了对大型、锋利犬齿的依赖，因为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切割肉类和完成其他任务。例如，现代人类的智齿往往非常小或甚至不会发育出来，而在许多其他类人猿和智人中则尺寸很大，其咀嚼表面比现代人类的智齿要大二至四倍。
此外，早期人类使用工具的行为在考古记录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河北省泥河湾盆地的下马碑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4万年前的石器，这些石器非常小，形状不规则，但已经知道把骨柄捆绑加固到石片上，用作切割、钻孔的工具。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将石片与骨柄结合制作复合工具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使用减少了对强壮牙齿的依赖。
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中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使我们的祖先能够更有效地在开阔环境中移动，而且解放了双手，为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提供了可能。这一转变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约1000万年前，当时我们的祖先森林古猿因气候炎热和干旱，森林退化，被迫下到地面活动，并开始尝试直立行走。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这一行走方式最终塑造了现代人类。
禄丰古猿，生存于距今1250万至620万年前的中新世，其化石在云南的开远、元谋等多地被发现。研究表明，禄丰古猿的运动方式可能是一种兼具前肢悬摆、攀爬、四足行走和双足直立行走的综合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方式较为原始，接近于人猿分异时的祖先运动状态。
直立行走的演化可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全球气温的降低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距今320万年前的气温骤降可能推动了猿类和人类支系的运动方式演化，显著加速了直立行走的演化进程。禄丰古猿由于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独特环境中，保留了更多原始猿类特征，这为我们理解直立行走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直立行走的演化还涉及到骨骼结构的重大改变。例如，直立行走需要枕骨大孔位置靠前，脊柱形成向后的胸曲和向前的腰曲，骨盆增宽变短，下肢骨变长，股骨角内倾，拇趾增大，与其他趾骨更加平行，以及足弓形成。这些特征在早期人类化石中有所体现，如在肯尼亚中部图根山发现的约600万年前的原初人图根种，其股骨形态和肌肉附着状态表明，原初人具备直立行走的能力。
直立行走的演化还可能与能量消耗有关。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类两条腿行走消耗的能量只有四肢着地行走的黑猩猩的四分之一，而且也省力得多。这也许解释了人类祖先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两条腿的行进方式。
早期人类食肉习性的增加与其工具制造技能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缺乏强壮的大齿，尖利的石块成为剥皮和分割肉类的重要工具。这种需求可能推动了工具制造的起源。早期人类可能通过观察卵石破裂来获取锋利的石片，从而逐渐发展出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工具的习惯。这种行走方式不仅提高了移动效率，也为工具使用和制造奠定了基础。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石器。例如，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附近洛姆奎3号考古遗址挖掘出来的古老石器，可以追溯至330万年前，这些工具包括砧、石锤、加工过的石块和石核，表明人类制造工具的历史要比此前认为的更早。这些工具的形状和上面的记号显示，它们曾被用来大力地砸东西或者生成锋利的石片，为早期人类提供了获取肉类的重要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人类的工具制造技能逐渐提高。在河北省泥河湾盆地的下马碑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4万年前的石器，这些石器非常小，形状不规则，但已经知道把骨柄捆绑加固到石片上，用作切割、钻孔的工具。这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将石片与骨柄结合制作复合工具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使用减少了对强壮牙齿的依赖，并且提高了工具的效率和多样性。
（下马碑遗址）
此外，早期人类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不仅限于获取食物，还包括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例如，颜料的使用、艺术创作、装饰品佩戴等行为，都是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泥河湾的下马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赤铁矿粉末染色区，这表明4万年前的古人可能已经使用颜料进行化妆、纹身、装饰或画岩画等活动，这些行为不仅体现了早期人类对美的追求，也可能与社会交流和身份标识有关。
工具制造的起源与早期人类对尖利石块的需求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发展出更复杂的工具制造技术。在早期人类社会中，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例如，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这一时代的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从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为止。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文化面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反映了从人类出现伊始，便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工具制造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也推动了文化进化。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随着工具制造技能的日渐复杂，传授与学习这些技能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必须面对的挑战；同时，这种挑战也驱使着语言演化。事实上，现在有许多神经科学家相信，语言与操作技能的实现都依赖大脑中部分相同的脑区和结构。
人类通过发明工具和其他装备，成为了最具适应性的动物。工具制造的复杂性在大约60万年前突然增加，这有助于解释现代人和我们的祖先如何变得特别擅长适应新环境。这种技术进步依赖于前几代人传承下来的知识，即累积的文化。这种累积文化在很多方面对种群有益，增加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试错来解决问题的机会，为不断增加和适应的知识库开辟了道路。
随着合作的推进，制造工具是人类演化的关键驱动力这一观点也焕发了生机。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向他人学习的能力非常出众，特别擅长模仿他人的行为。行为模仿是学习复杂技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能够积累知识的重要条件，这种出色的能力最终将人类与其他类人猿区分开了。
文化进化是社会变迁和人类智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依赖于工具制造和传统建立，这两者共同塑造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类的智能不仅体现在概念性思维上，还体现在交流发明创造想法的能力，以及建立和传承传统的能力上。这些能力使人类能够在多变的气候中生存下来，并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工具制造是人类文化进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人类就开始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反映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大约60万年前开始通过社会学习迅速积累技术知识，这一时期的技术复杂性迅速增加，表明了累积文化的发展。这种累积文化使人类能够在前几代人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建立和重新组合，并非常迅速地开发出新的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案。
工具制造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开始专注于不同的生产活动，这增加了社会的效率和适应性。例如，一些群体可能专注于狩猎，而另一些则可能专注于采集或工具制造。这种分工不仅提高了生存的可能性，还促进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形成。
此外，人类的智能还体现在建立传统和文化实践的能力上。这些传统和实践在社会中得以传承，形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在历史上曾是西方长期仰慕的文化。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在历史上塑造了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
在适应多变气候的过程中，人类展现了卓越的适应性。周期性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时间尺度上适应了气候变化，从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演化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演替，再到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这些适应性循环机制使人类能够在面对环境挑战时保持弹性和生存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