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人类技能行为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得不追溯到灵长目动物的早期历史。这些动物的进化历程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如何从树栖生活过渡到地面行走的关键线索。
灵长目动物的早期代表是原猴亚目动物，这一群体在灵长类动物的演化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根据科学研究，原猴亚目动物起源于白垩纪晚期，大约在6829万至6495万年前，这一时期接近于65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大灭绝事件。这次大灭绝事件对地球生态造成了巨大影响，也为新物种的演化提供了机会。
原猴亚目动物的化石记录显示，它们体型较小，具有灵活的前肢，这使得它们能够捕捉昆虫和采集果实。这种适应性转变，从依赖颚或牙齿获取食物，到利用前肢的灵活性，是灵长目动物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例如，普尔加托里猴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化石之一，它们具有爪而不具指甲，牙齿为三楔式低冠齿，门齿增大，这些特征表明它们可能以昆虫为食。
在灵长类的演化过程中，前肢的形态变化对它们的生存和适应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与骨发育相关的基因在灵长类祖先中受到了强烈的正选择，这可能与它们树栖生活方式的适应性演化有关。此外，灵长类动物的前肢逐渐变得适合抓握，这一进化特征的出现不仅对早期灵长类搜寻昆虫等食物非常有利，而且为后来灵长类能够用手灵巧地摆弄各种物体、直至最后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打下了基础。
在蒙古白垩纪时期，类似的小型食虫动物如亚洲食虫兽，主要吃昆虫和蠕虫，它们的化石骨骼显示这些动物体型很小，鼻吻部较长，四肢较短，这些特征可能与它们捕食昆虫的生活方式有关。这些早期的小型食虫动物可能是灵长目动物的远亲或祖先，它们的这些适应性特征为灵长目动物的进一步演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灵长类动物的脑容量逐渐增加，这与它们的智力水平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关。在灵长类的演化过程中，相对脑容量在几个关键节点显著增大，这些节点包括类人猿下目的祖先、狭鼻类祖先、大猿祖先和人类。这一变化反映了灵长类动物在演化中对环境的适应和智力的发展。
灵长类动物的视觉适应性演化是一个复杂而精妙的生物学过程。随着灵长类动物逐渐适应树上生活，它们的感觉器官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视觉、触觉和听觉。在这些感官中，视觉的进化尤为突出，它很快取代了嗅觉成为主要感官。这一转变与灵长类动物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需要在复杂的三维空间中进行精确的定位和导航。
原猴亚目动物，作为灵长类的早期代表，其眼睛位置的逐渐从前侧转向正面是一个关键的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双眼能够聚焦于同一点，为大脑提供了三维图像，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对环境的感知能力。这一特征在现存的苏拉威西跗猴等物种中得到了体现。苏拉威西跗猴，作为一种高度特化的灵长类动物，其眼睛结构适应了夜间活动的需求，具有大眼睛和适于夜视的视网膜，尽管它们视网膜中没有视锥，这表明它们可能主要依赖于视杆细胞来感知光线和形状。
在灵长类动物中，视觉处理单元的大小在所有物种中都是相同的，与它们的体型无关。这一发现来自于对鼠狐猴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视觉系统的比较研究。鼠狐猴，作为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其大脑中的视觉处理单元的直径超过0.5毫米，与体型更大的灵长类动物如猕猴和人类相比，这些视觉处理单元的大小几乎相同。这表明，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得到了高度保存，而且视觉处理单元的排列方式在大脑中遵循着同样的数学规则，这些单元的神经细胞数量在不同灵长类动物中也几乎是相同的。
（鼠狐猴）
此外，灵长类动物的三色视觉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化特征。三色视觉的能力，即能够感知蓝色、绿色和红色光线的能力，是通过中长波敏感（M/LWS，或红绿）视蛋白基因的等位基因分化或基因复制来实现的。这种能力在旧世界猴和新世界猴中都有出现，它为灵长类动物提供了在绿色森林背景中识别成熟果实的选择性优势。
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视觉系统的变化不仅仅是大小和结构的适应，还包括了对光线敏感度和色彩分辨能力的提高。这些变化使得灵长类动物能够在复杂的森林环境中更好地寻找食物、避免捕食者并进行社会交流。视觉的这些适应性变化，不仅增强了灵长类动物的生存能力，也为人类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发育和智力演化奠定了基础。
高等灵长目动物的大脑皮层面积的增大和结构的复杂化是其演化过程中的关键特征。这种演化与它们协调除视觉以外的感官印象的能力密切相关。随着灵长类动物逐渐适应树上生活，它们的感觉器官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发展。
大脑皮层是大脑的外层，负责处理高级认知功能，如感知、思考和记忆。在灵长类动物中，大脑皮层的面积和折叠程度随着演化而增加，这与它们的社会行为和环境适应性有关。例如，猕猴的大脑约有60亿个神经元，与人脑在体积和功能上接近，这使得它们成为研究人类大脑基本机制的理想模型。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通过3年多的合作，构建了灵长类迄今最高分辨率的大脑三维基因组图谱，揭示了基因组参与人类大脑发育的进化机制。这项研究达到了1.5Kb的分辨率，可以高精度地解析脑发育中基因组的空间组织方式。这一成果不仅为我们理解灵长类大脑的组织规律提供了重要信息，还为研究人类大脑疾病的机理和功能原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灵长类动物的演化过程中，大脑皮层的发展与多个关键的遗传变化有关。例如，一些大脑相关的基因在灵长类的演化历程中经历了正向选择，即功能被特异性地强化了。这些基因的演化使得人类不仅拥有了灵长类中最大的脑容量，还拥有折叠程度最为复杂的大脑皮层。
此外，研究人员在非编码区域发现，一些DNA序列在哺乳动物中高度保守且受到强烈选择，却在灵长类大脑演化的关键节点加速演化。这些区域属于大脑发育相关基因的调控区域，表明了灵长类动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会通过调节基因表达不断地优化大脑。
大脑皮层的多层次发展形成了复杂的脑沟回结构，这在人类中尤为显著。例如，人类的大脑皮质拥有160亿个神经元，而猩猩只有80亿，猕猴17亿，小鼠1400万。这种神经元数量的增加与大脑皮质的发育和进化有关。
在哺乳动物的演化过程中，大脑皮质的神经干细胞增强了BMP7基因的表达，从而加强了神经干细胞自我更新的能力，延长了神经干细胞产生神经元的时间。这一过程受到了FGF-ERK信号通路的调控，最终导致人类大脑皮质产生神经元的时间最长。
树栖生活对灵长类动物的智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树上生活，灵长类需要处理大量空间信息以在三维空间中导航，这促进了它们大脑的发展，尤其是与空间感知和记忆相关的部位。
例如，食果灵长类需要记住大量果树的位置，并能够精准地计算路线，以最快、最省力的方式前往下一棵成熟的果树。这种对空间信息的处理能力，要求它们拥有较大的大脑，特别是与食叶的灵长类相比，食果灵长类的大脑更大，社会行为也更复杂。
然而，树栖生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灵长类进一步的进化。一些研究认为，智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灵长类放弃树栖习惯，适应地面生活。这种转变可能促进了灵长类对环境的进一步适应和智力的发展。例如，从树上到地面的转变可能促进了灵长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包括更开阔的空间和不同的资源获取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灵长类动物的双手变得更加灵巧，这对于它们在地面上的生存和工具使用至关重要。灵长类的前肢末端由早期哺乳动物的爪子逐渐转变为能够对握的手，拇指与其余的各个手指对握，这样的演化改善了它们在树枝间活动所需要的抓握能力，也为后来灵长类能够用手灵巧地摆弄各种物体、直至最后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打下了基础。
（树栖生活）
此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容量和皮层折叠程度的增加，与智力发展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的相对脑容量在几个关键演化节点显著增大，这些节点包括类人猿下目祖先、狭鼻类祖先、大猿祖先和人类。这种大脑的发展与智力程度有关，也反映了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一些与大脑发育相关的基因在灵长类演化过程中受到了正向选择，这可能在人类脑容量增大中发挥了作用。
渐新世末期，原猴亚目动物的演化分化为三个主要的分支:新大陆猴(阔鼻类)、旧大陆猴(狭鼻类)、以及猿和人类的直接祖先。这一分化过程中，各分支展现了不同的适应性和生活方式，其中猿和人类的祖先逐渐发展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
新大陆猴，即阔鼻类，主要分布在美洲大陆。它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鼻孔宽阔且分离，这一适应性特征可能与它们所处的环境有关。新大陆猴包括了狨猴、卷尾猴、蜘蛛猴等，它们的生活方式多样，从树栖到部分地栖，表现出了对新世界多样化环境的适应性。
旧大陆猴，即狭鼻类，分布在欧亚非大陆。这个类群的鼻孔较窄且靠近，包括了猕猴、狒狒等物种。旧大陆猴的适应性表现在它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较强的陆地活动能力上。它们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如叶猴等植食性物种，这些物种具有可以发酵纤维素的复杂的胃结构，适应了特定的饮食习惯和环境。
猿和人类的祖先则逐渐发展出了直立行走的能力，这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禄丰古猿是这一演化过程中的重要代表，其生存于距今1250万至620万年前的中新世。研究表明，禄丰古猿的运动方式可能是一种兼具前肢悬摆、攀爬、四足行走和双足直立行走的综合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方式的多样性为后来的直立行走提供了基础。禄丰古猿的内耳迷路结构研究表明，它们的运动方式与人猿分异前的共同祖先的运动方式非常相近，推测人类直立行走的运动方式可能起源于禄丰古猿型的运动方式。
这三个分支的演化展现了灵长类动物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和演化过程中的多样性。从树栖到地面生活，从灵活的攀爬到手和脚的分工，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灵长类动物对环境的适应，也为人类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进一步演化奠定了基础。
人类祖先的进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中直立行走和双手的解放是两个关键的特征，它们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立行走是人类祖先进化中的一个里程碑。这种行走方式的转变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祖先与环境的互动方式，还对骨骼结构、大脑发展和社会互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直立行走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更有效地在地面上移动，解放了双手，为使用工具和狩猎提供了更多机会”。这种行走方式的转变发生在大约600万年前，这一时期，人类的祖先步入了直立行走的新纪元。
直立行走导致了骨盆带和足部结构的适应性变化。人类的骨盆从原先类似猿类那种更长且平坦的形状逐渐进化成了更短且更像碗状的形态，以更好地满足肌肉支撑两足行走的需要。大腿骨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内倾，从而能够更好地将我们的双足置于身体下方。
脊椎骨变成了某种类似S的形状，这种形状能够更好地将身体重量叠加在骨盆和屁股上方，形成支撑和缓冲，减少行走时对脑部的震荡。双腿变得比前肢更长，提高了行走速度和效率。双足也发生了改变，猿类长长的、对生的脚趾变成了更短且成一排排列的形态，方便在行走时形成支撑点。
双手的解放是人类祖先进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使我们的前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几乎与其他动物彻底区分开来。双手的解放不仅使人类能够使用工具，还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因为更复杂的社交和工具使用需求推动了人类大脑的进一步发展。
双手的灵活性和精确性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高，这在人类能够制作和使用复杂的工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现代人类的拇指与其他四指的比例、拇指掌指关节的鞍形结构，都保证了拇指能够进行多样的运动，这对于工具使用和精细操作至关重要。
直立行走和双手解放的进化特征，是人类祖先逐渐适应新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还为人类文化的演化奠定了基础。人类的文化演化与体质演化并行不悖，各有自己的路径以及相应的演化机制。
人类的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次，这些层次的发展与人类直立行走和双手解放的进化特征紧密相关。通过这些进化特征，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最终成为地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