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动物驯化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动物的形态学特征。
驯化动物通常比其野生同类体形较小，这一现象在狗、猫、牛等动物中普遍存在。人类通过选择性培育，进一步扩大了体形变化的范围，使得巨大和矮小的体形成为特定品种的特征。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根据Boyko等人的研究，狗的驯化可以追溯到至少1.5万年前。在驯化过程中，狗的体形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大型的狼型祖先演化出了多种不同体形的犬种。这种体形的多样性是人类选择性培育的结果，以适应不同的工作和环境需求。
猫的驯化历史较狗晚，但同样显示了体形的缩小。尽管猫的驯化起始时间尚不完全确定，但研究表明，猫与人类的共生关系至少有9500年的历史。在驯化过程中，猫的体形相比其野生祖先非洲野猫有所减小，这可能是由于人类对猫的饲养和选择性繁殖的结果。
普通牛的驯化起源于近东的新月沃土地区，大约在10,500年前。原牛是牛的野生祖先，其体型比现代家牛更为庞大。驯化过程中，人类对牛的体形进行了选择，导致了现代家牛的体形相对较小，同时培育出了多种不同用途的牛种，如乳用牛、肉用牛等。
（原牛）
绵羊和山羊的驯化同样发生在新月沃土地区，时间大约在10,500年前。这些动物的驯化导致了体形的减小，特别是在人类对羊毛和肉类需求的驱动下，培育出了多种不同体形的品种。
猪的驯化起源于西南亚，时间大约在11,500年前。欧亚野猪是猪的野生祖先，驯化过程中，人类对猪的体形进行了选择，以提高其作为肉食来源的效率。现代家猪相比其野生祖先通常体形较小，这与人类对猪的饲养管理和选择性繁殖有关。
驯化动物往往展现出鲜明的颜色，这与野生种群中常见的颜色形成对比。例如，驯化的骆驼和大象通常保留了野生型的颜色，而其他驯化动物则倾向于展现出更鲜艳的色彩。
根据家养动物驯化起源的研究，驯化的骆驼通常保留了它们野生祖先的颜色。例如，双峰驼在中亚地区被驯化，而单峰驼在阿拉伯半岛被驯化。这些驯化种群的颜色变化并不显著，仍然以它们野生祖先的颜色为主。
大象皮肤的颜色通常是斑驳的，具有白色大理石花纹。在极端情形中，可能会导致罕见的白象出现。然而，这种颜色的可变性几乎不是由于驯化的缘故，因为大象不是在受控条件下常规繁殖的。
与骆驼和大象不同，许多其他驯化动物展现出更鲜艳的颜色。例如，家养的鸡在东亚/东南亚被驯化，其祖先是红原鸡。家鸡展现出多种鲜明的颜色，这在野生种群中不常见。
驯化过程中，动物的颜色变化可能与人类选择有关。人类可能基于美学或其他非经济因素选择具有特定颜色的动物进行繁殖，导致颜色的多样性和鲜明性增加。例如，家猪在驯化过程中变得更加温顺、繁殖能力和产肉率得到提升，这可能间接影响了其颜色的变化。
考古学证据表明，驯化动物的颜色变化与人类文化和审美有关。例如，在中国，古代的陶猪俑在形态上可分为北方大耳猪和南方小耳猪，外形上处于驯化中的品种培育阶段，这可能反映了颜色和形态的选择。
驯化动物的颅骨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面颅骨的缩短上。研究表明，驯化动物的面部特征往往表现出更短和更宽的鼻子、较小的牙齿和脑壳。这种现象被称为“驯化综合症”，它在不同物种中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例如，狗的驯化使得其面颅骨相对于头盖骨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某些犬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猪的驯化过程中，颅骨的缩短尤为显著。考古学证据表明，早期驯化的猪在颅骨形态上与其野生祖先一一欧亚野猪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贾湖遗址的研究，出土的猪骨骼显示出齿列扭曲现象，这一现象是由于驯化过程中，猪的鼻吻部和头骨长度缩短所致。这种变化与驯化过程中控制活动范围和获取食物的方式变化密切相关。
狗的驯化同样导致了颅骨的显著变化。研究表明，驯化的狗在面部长度和头盖骨的比例上与其野生祖先(狼)相比，表现出明显的缩短趋势。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狗的外观，也可能影响了其行为和生理特征。
在牛、绵羊和山羊的驯化过程中，颅骨变化同样存在。驯化的牛通常表现出面颅骨相对于头盖骨的缩短，尤其是在某些品种中。这种变化可能与人类选择性繁殖和饲养管理的影响有关。绵羊和山羊的驯化也导致了颅骨形态的变化，尤其是在角的形状和大小上，反映了驯化过程中对这些特征的选择。
在驯化过程中，许多动物的角尺寸普遍缩小。这一现象在山羊和绵羊中尤为明显。例如，新石器时代的牛、绵羊、山羊以及新石器时代湖上住宅的山羊，都有小的角。从铁器时代开始，没有角的牛就为人所知，这表明在驯化过程中，角的尺寸和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
尽管角尺寸普遍缩小，但也存在一些例外。例如，驯化的水牛比野生水牛的角要小，但人们已经热衷于培育具有异常形状的角，而不考虑它们的经济价值。四个角的羊已经繁育出来，牛、绵羊、山羊的角的形状变化得令人惊奇。
四角羊是一种遗传变异所致的外形突变，变异形成的四角羊成活率不足百万分之一。四角山羊是马恩岛上的特有物种，与无尾猫并称马恩岛两大怪。这种四角羊的特点是两只长得又粗又弯又长，黑白两种颜色交错;另外两只又短又小，看起来十分滑稽可笑。
（四角羊）
人类对角形状的培育导致了多样化的角形态。例如，匈牙利草原牛和那些东非的瓦图西种、南非的贝专纳兰种以及德克萨斯的长角牛、巨大的角都带有野生种类中不存在的向外的曲线形状。对于绵羊和山羊来说，角的形状变化更加显著。角可以演变成封闭式螺旋状，向外挺出成开放式螺旋状，或者甚至呈扭在一起的直棒状。
在现代种类中，经济上的考虑是第一位的，奇形怪状的角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这表明，人类对角的培育不仅受到生物学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驯化动物的躯体和肢体骨骼与野生型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牛和猪身上较为明显，而在狗、猫、马和骆驼中则较难区分。
普通牛和瘤牛分别由原牛欧亚亚种和原牛中东亚种独立驯化而来。骨骼形态学的研究表明，家牛的躯体和肢体骨骼与野生祖先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驯化过程中人们对牛的饲养管理和选择性繁殖有关。
家猪起源于欧亚野猪，并在中国和近东地区独立驯化。考古学证据表明，家猪的躯体和肢体骨骼与野生祖先相比，显示出了明显的形态变化，如吻部缩短、面部凹陷等，这些变化与驯化过程中的生理和行为适应有关。
（欧亚野猪）
对于狗、猫、马和骆驼，躯体和肢体骨骼的变化较难与野生祖先区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物种的驯化历史较长，且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经历了多样化的选择性育种，导致其形态特征与野生祖先的界限变得模糊。
驯化动物的皮肤和毛发变化显著，这些变化与人类对纺织材料的需求有关。例如，羊毛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纺织材料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羊毛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前。在西亚的新月沃土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利用羊毛，这推动了对产毛动物的驯化和选择。
绒毛的产生是驯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那些野生型中已经具有多毛特性的物种中。例如，绵羊和山羊的驯化导致了绒毛的产生，这对于制造毛毡和毛织衣物至关重要。绒毛的产生与人类衣服制品的关系是明显的，尤其是在寒冷地区，绒毛提供了重要的保暖材料。
驯化过程中，动物的毛发长度和纹理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驯化马的鬃毛和尾鬃变得很长，与野生马的鬃毛向上立起不同，驯化马的鬃毛向下披散，这可以作为判定性特征。此外，驯化也导致了狗和猫中长毛品种的出现，这些品种的体毛比野生型更长，满足了人类对宠物外观和触感的需求。
尽管在一些情形下驯化品种比野生型发展了更长的体毛，但是与此相反，那种无毛的种类有时也深受人类的喜爱，著名的例子是猪和中国的无毛狗。这些无毛品种可能是由于突变或选择性育种的结果，它们在特定文化和环境中具有特定的用途和价值。
驯化动物的皮下脂肪分布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动物的体形和环境适应性有关。例如，骆驼的驼峰和牛的肉峰是脂肪分布变化的典型例子。
骆驼以其独特的驼峰而闻名，这些驼峰是脂肪分布变化的典型例子。据研究，骆驼的体重在650-1300磅之间，驼峰中可以储存多达80磅的脂肪。这些脂肪储备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能量和水，使骆驼能够在沙漠等极端环境中生存。
牛的肉峰是另一种脂肪分布变化的例子。瘤牛和普通牛分别由不同的原牛亚种独立驯化而来，它们的肉峰特征与遗传和环境适应性有关。印度品种及其非洲相近品种的牛的肉峰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们源于共同的野生祖先。
脂肪分布的变化与动物的环境适应性密切相关。例如，骆驼的耐渴力极强，能在3-5天内不喝水，并且一次饮水量最多可达50-80升，这与其体内的脂肪储备有关。这种脂肪分布策略使得骆驼能够在干燥、高温的沙漠环境中长时间存活。
驯化过程中，人类可能无意识地选择了那些具有特定脂肪分布特征的动物，因为这些特征与动物的生存能力和生产效率有关。例如，牛的肉峰可能与它们的耐热性和适应性有关，这些特征在驯化过程中可能被人类所偏好。
驯化动物的大脑通常比其野生祖先的小，这种现象被称为“驯化综合症”。例如，研究表明，家猪的头部和大脑相较于野猪显著缩小，这种变化在许多家养动物中普遍存在，如羊、猫和狗等。这种头部与身体比例的变化与动物的生活方式和与人类的互动密切相关。
最近的研究显示，家养牛的大脑相对于其身体的比例比野生牛小25%。在对牛的不同品种进行比较时，研究发现，斗牛的脑容量几乎与野生牛相同，而奶牛的大脑则是所有牛中最小的。这表明，奶牛因频繁与人类互动而经历了大脑的缩小，这一过程可能与选择性繁殖中对温顺性状的偏好有关。
驯化过程中，动物大脑中与感知觉相关的部分，尤其是控制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的区域，可能会受到影响。随着人类对更温顺动物的选择，相关的神经结构也可能随之缩小。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动物的行为模式，还可能导致其对环境刺激的反应能力降低。
研究表明，驯化过程中大脑结构的变化可能发生得相对较快。例如，牛的驯化历史大约只有200年，但在这段时间内，选择性繁殖已经导致了大脑结构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人类在驯化过程中对动物行为的选择性影响所致。
研究还表明，动物的体型与大脑大小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虽然一般来说，体型较大的动物通常具有较大的大脑，但在驯化过程中，这一规律可能会被打破。例如，体型较大的动物如蓝鲸和大象的大脑并没有按比例增大，这与人类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驯化动物在体力和肌肉组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如赛马的肩部肌肉比野马更发达，而食肉动物的咀嚼肌则相对较弱。
耐力赛马的身体结构特别强调后肢的推进力和动力传递，其中后躯的长度、大腿和后膝的强壮有力是关键特征。耐力赛马的腰部肌肉紧密地贴附于腰椎之上，为长距离奔跑提供支持，这些特征表明赛马的肩部和后肢肌肉相对野生马更为发达。
家养动物如狗在驯化过程中变得更加温顺，其繁殖能力和产肉率得到提升，这可能影响了它们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咀嚼肌。与野生祖先相比，家养狗的咀嚼肌相对较弱，这可能与它们饮食的变化有关，因为家养狗更多地依赖人类提供的食物，而不是自己捕猎。
家猪在驯化过程中也经历了体力和肌肉组织的变化。与野生祖先相比，家猪变得更加温顺，繁殖能力和产肉率提升，这可能与它们的肌肉组织变化有关。家猪的体力和肌肉组织变化可能与人类对肉食需求的增加有关，人们可能选择了那些肌肉更发达、产肉率更高的个体进行繁殖。
根据考古学证据，驯化动物的顺序可能是:食腐动物、游牧动物、定居动物和交通工具。这一顺序反映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演变和对动物的不同需求。
食腐动物，如狗被认为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考古学研究表明，狗的驯化可能始于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早在约1.5万年前，灰狼就开始与人类建立了共生关系。人类通过提供食物残渣，吸引狼靠近，从而逐渐形成了驯化关系。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类对动物的初步利用和管理。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游牧动物如羊和山羊在新石器时代被驯化。考古证据显示，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西南亚地区，羊和山羊的驯化开始逐渐普及。这些动物为人类提供了肉类、奶制品和皮毛，成为游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农业的兴起，定居动物如牛和猪的驯化也逐渐加速。考古学证据表明，牛的驯化大约发生在距今1万年前的近东地区，而猪的驯化则在相似的时间段内开始。定居生活使得人类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和繁殖这些动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需求促使马和驴等动物的驯化。马的驯化时间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主要发生在中亚地区。马不仅用于骑乘，还被用于拉车和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移动能力和贸易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