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中，绳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从石器时代的捕鱼装置到古埃及的建筑奇迹，绳索的使用贯穿了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发现于1963年，由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基人之一的贾兰坡院士主持发掘并进行初步研究。通过对15件沉积物样品进行石英多颗粒单片、单颗粒光释光测年和钾长石单颗粒光释光测年，以及对文化层出土的10件动物骨骼和牙齿样品进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研究人员将峙峪遗址的年代精确厘定为距今4.5万年。
峙峪遗址出土的石斧，其设计一边为弧形刃口，另一边为凸出状，这种设计暗示了它可能需要固定在柄上使用。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最可能的固定方式就是使用绳索。峙峪人可能使用了植物纤维或动物肌腱制成的绳索来绑定石斧。这种绳索需要足够的强度来承受石斧在使用中产生的力，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柔韧性以便于绑定和固定。
峙峪遗址出土的石斧不仅是实用的工具，也是技术进步的象征。它的发现表明，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复合工具的制作技术，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技术，需要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技能。峙峪人作为娴熟的猎人，制作并使用复合工具以猎捕奔跑速度较快的马科动物，高强度地开发食用肉和骨髓，并利用兽皮等副产品，体现出极强的狩猎能力与资源开发能力。
峙峪遗址出土的石斧和其他文化遗存，如骨器加工、个人饰物和远距离运输黑曜岩等一系列“现代性”行为，确认了峙峪遗址具有目前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技术因素。
在西班牙东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描绘人类使用绳索的场景的壁画，这些壁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是公元前17000至11000年之间。这些壁画不仅展示了人类使用绳索的历史，还证明了绳索在采集野花蜜等活动中的早期应用。
阿尔塔米拉洞窟位于西班牙桑坦德以西约30公里处，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文化的代表遗址。1879年，西班牙业余考古学家马塞利诺和他8岁的女儿玛丽亚在洞窟中发现了这些壁画，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达2米的《受伤的野牛》，据推测完成于约公元前17000-11000年。壁画中的线条流畅、色彩明丽夺人，动物的姿态真实生动。
这些壁画主要分布在长18米的侧洞顶和墙壁上，动物总数达150多只，包括野牛、野马、野鹿等动物形象。壁画的颜色取于矿物质、炭灰、动物血和土壤，掺和动物油脂，以红、黑、紫为主，色彩浓重，艳丽夺目。
壁画的发现和研究，最初曾受到学界的质疑，因为其艺术水平之高，保存之完好，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原始人的作品。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这些壁画被确认为约13300到14900年前的作品，证明了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留下的遗迹。
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左岸，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将中华玉文化的起源向前推至9000年前，比之前认为的8200年的兴隆洼文化更早。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上多见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这一技术比中美洲同类技术早六千多年，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发现。砂绳切割技术后来成为红山、良渚玉工的主打工艺，奠定了中华玉器文化早期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础。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
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总数已超过200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尤其玦饰、玉管、璧饰等，对其后的东亚玉器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根据碳十四测年和考古学研究，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距今约9000年前，将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向前追溯了1000年，向北推进了1000多公里。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遗址出土的绳索，其制作工艺相当复杂。这些绳索是用植物纤维先搓成小股，再用两三股搓成粗细不一的绳子，粗者如手指，细者如铁。这种制绳技术说明河姆渡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编织技艺，能够根据需要制作不同粗细的绳索。
在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木纺轮和陶纺轮，这些纺轮可用于抽纱捻线，进一步证实了河姆渡文化中编结技术的发达。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于1978年在河南省汝州市(原临汝县)阎村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遗址中出土。这一发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界，因为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该陶缸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绘有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
鹳鱼石斧图的细节描绘了石斧的使用方式，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线条勾勒出来。这表明在制作石斧时，古人们已经掌握了在斧头上穿孔并用绳索绑定的技术，以便于安装在木柄上使用。
在2004年冬季，波士顿大学考古学家凯瑟琳·巴德（Kathryn Bard）及其团队在现代埃及海岸向内陆纵深700米处的沙坡上，进行考古挖掘时，发现了一个人工挖掘的洞穴，这个洞穴位于珊瑚化石中。在随后的7年里，巴德和她的国际研究小组又发现了另外7个洞穴，这些洞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古老的港囗。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古埃及人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之间使用这些洞穴作为避难所和作坊”。
在这些洞穴中，考古团队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古器物，包括石灰岩制成的锚、木材、舵桨、一只碗以及一些已成焦炭的大麦种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5号洞穴中，研究人员发现了20多根用纸莎草绳编成的粗草绳，这些绳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仿佛时间静止，等待着水手的取用。这些绳子经历了近4000年未受打扰的岁月，静静地躺在那里，见证了古埃及文明的辉煌。
这些保存完好的纸莎草绳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埃及绳索制作的直接证据，而且也揭示了绳索在古埃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纸莎草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沼泽和池塘中的水生莎草科植物，古埃及人利用纸莎草的茎秆制作纸张、绳索等多种物品。纸莎草的茎秆高约1.5-3米，其外皮纤维可以用来捻绳，扁平的叶子可以编筐，甚至建造独木舟。
古埃及人对绳索的需求与他们的建筑活动密切相关。在建造金字塔和其他大型纪念碑时，奴隶们通过绳子聚合力量，移动金字塔和其他大墓碑中使用的大石头。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来自辛那赫里布时期(公元前706-前681)尼尼微宫殿的浮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亚述时期巨像运输过程的直观展示。这幅浮雕详细记录了重达30吨的人首翼狮石像的运输场景，这些石像原本用于装饰宫殿的主入口处。
浮雕中描绘的运输过程涉及到将巨像搁置在滚轴上的滑板上，这种设计可以减少摩擦，使巨像更容易被移动。人们用来拖拽的绳子看起来有人的手腕粗，这样的描述强调了绳索必须具备足够的强度和耐用性，以承受巨像重量带来的巨大拉力。这种粗绳的制作可能涉及到多层材料的编织，以确保其在运输过程中不会断裂。
在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墓碑中有一个相似的场景，展示的是一个估计有60吨重的巨像被172个男人用4条长绳拖着。
为了搬运这些巨像，古埃及人使用了由亚麻或纸莎草制成的绳索。这些绳索必须足够坚固以承受巨大的拉力，同时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以适应地面的不平整。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些绳索的直径可能达到了20厘米以上，足以承受巨像的重量。
根据墓碑上的描绘，172个男人参与了这一搬运工作，这些工人可能被分成若干组，每组负责一条绳索，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来移动巨像。
除了绳索，古埃及人还使用了滚木和滑橇来辅助搬运。这些简单的工具可以减少摩擦，使巨像在地面上的移动更为容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还会使用油脂或沙子作为润滑剂，进一步减少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