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人类技能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中，我们面临三个基本问题:人类技能的进化阶段是否可辨识?这些阶段是否与身体进化的阶段相联系?技能是否因物种或种族而异?通过对工具使用和制造的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出六个主要的文化阶段，这些阶段与已知的人类种类大致对应。
最早的阶段，即始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工具使用的开始，这一时期与南方古猿和上新世的人科动物相关联。始石器时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起点，但一般认为，它始于人类祖先开始偶尔使用简易工具和武器的时候。这些工具通常非常简单，如经过简单打击的石块，用于基本的切割、砍砸或挖掘活动。
南方古猿是一类生活在上新世时期的古人类，它们是人科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南方古猿最早的化石发现于1924年，其中最著名的是“汤恩男孩”，其化石显示了一些人类的特征，如枕骨大孔的位置接近头骨底部中央，表明它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尽管它们的脑容量较小，与现代人类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南方古猿的生存方式可能为群体生活，共同寻找食物和防止其他猛禽野兽的攻击。
（汤恩男孩）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从距今约250万年开始，延续到距今约20万年前。在这一时期，工具制造开始普及，尽管这些工具通常简单且不标准化。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采摘果实、狩猎或捕捞获取食物。他们群居在山洞里或部分地群居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非洲存在着两大石器文化传统：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奥杜韦文化以简单石核和石片为主，而阿舍利文化则以手斧为特征，这些手斧通常经过两面打制加工，形成锋利的刃缘，且呈中线基本对称的心型外形，是远古人类技术与智能发展的里程碑。
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从距今20万年前开始，到距今约5万年前结束。这一时期的人类开始制造更为精细和多样化的工具，如刮削器、尖状器和雕刻器等。这些工具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在认知和技术上的进步。在欧洲，这一时期以莫斯特文化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典型器物是比较精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
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从距今5万年前开始，直到距今约1万多年前，这一时期人类制造的工具更加精细和复杂，出现了石叶、细石器等技术。这些工具的制造需要更高的技术和认知能力，表明人类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表现，如艺术品的创作和装饰品的使用。
随着进化的推进，工具制造变得更加常规化，并逐渐出现了标准化的趋势。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工具的制造主要是以砾石、岩块等为原料，经过简单打制，形成以石核、石片为主体的一套石制品组合。这一阶段的石器制造只是数量的提升，尚未开始标准化生产。
例如，奥杜威技术的打制流程简单，反映了人类石器打制技术萌芽阶段的特点，其石制品的主要特点是以砾石、岩块等为原料，经过简单打制，形成以石核、石片为主体的一套石制品组合，包括与初级剥片产品共生的简单石核类产品，如砍砸器、盘状器、多面体石核等以及石片类产品，石片很少经过二次修理，随意修理的石片类产品包括刮削器等类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制造开始出现更为精细和复杂的变化。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和早期智人开始制作更为精细的工具。例如，北京猿人，他们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其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
北京猿人能够系统地制造工具，但对工具的标准化努力甚少。他们制造的石器功能用途并没有分化，一件石器既可以用于切割刮削，又可以用于钻凿。每件石器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还很幼稚，不能打制至一定的形状，因此即使是功能用途相近的石器，也是形状各异，尚未规格化。
进一步的进化中，大约在20万到10万年间，丁村人的石器打制技术比北京人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除了继续使用北京猿人的直接打击方法，而且还会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造各种砍砸石器，既有单边刃的，也有多边刃的。有许多石器经过了第二步加工，于是石器的种类更加多样，有尖状器、多边器和石球等，其中以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石器的功能进一步分化，有的作为砍砸器，有的作为刮削器等，说明丁村人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专业分工。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文化遗物更加丰富，技术有明显进步，文化类型也更加多样。例如，石叶技术在旧石器中期，甚至在欧洲、非洲、近东地区的旧石器早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作为一种主导技术体系则是从距今4万年左右开始。这一技术的主要特征是精致的预制石核与定向剥片技术，石器形态规范、精致，是石器制作技术的又一巅峰。
随着人类进化的推进，工具制造变得更加常规化，并逐渐出现了标准化的趋势。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开始制造更专业化的工具和武器。尼安德特人制造并使用各样的石制工具和木制长矛，但他们的工具数万年都没有改革，这表明他们的智力比现代人低。他们没有弓箭，需要有特殊的策略去围捕动物。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使用和制造技术相对简单，缺乏创新，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
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如克罗马依人开始使用组合式工具，这标志着人类对机械原理的初步理解和应用。这些工具的出现代表了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们需要对不同材料进行加工并组合在一起，这不仅需要对材料的性质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
例如，骨柄石刃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具有“复合”“高效”“专业化”的特点，其制作代表的是把不同材料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和一套复杂的技术流程”。这种工具的制作涉及到对动物骨头或鹿角的加工，以及石器的精细打制，然后将石器镶嵌在骨柄上，形成锋利的刃口。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形态开始规范和精致，出现了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这些技术的特点是预制石核和定向剥片，石器形态规范、精致，是石器制作技术的高峰。这些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与石叶、细石叶技术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与大量使用的过程相呼应”。这些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工具的效率和多功能性，使得人类能够更有效地获取和加工食物资源。
早期人类虽然没有现代人类那样复杂的语言系统，但他们的文化和技能发展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传统和合作能力。这些能力在工具制造和使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技能的传承和创新。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开始制造更专业化的工具和武器。尼安德特人的工具制造技术相对简单，缺乏创新，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然而，他们能够系统地制造工具，尽管对工具的标准化努力甚少。例如，尼安德特人制造并使用各样的石制工具和木制长矛，但他们的工具数万年都没有改革。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智人如克罗马依人开始使用组合式工具，这标志着人类对机械原理的初步理解和应用。这些工具的出现代表了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们需要对不同材料进行加工并组合在一起，这不仅需要对材料的性质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
在泥河湾盆地的下马碑遗址中，发现了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颜料加工与细小石器镶嵌使用的关键证据。这些石片非常小，超过一半不足2厘米，形状不规则，打制技术简单，都是用砸击法砸出来的。经过残留物和微痕分析，发现这些小石片上附着有骨柄残留，存在线性排布的植物纤维残留，证明当时古人类已经知道把骨柄捆绑加固到石片上，用作切割、钻孔的工具。
这些发现表明，早期人类在工具制造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合作和传承能力，这些能力不仅促进了技能的传承，也推动了技术创新。例如，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早期人类能够学习复杂的技能，这种行为模仿是学习复杂技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能够积累知识的重要条件。这种出色的能力最终将人类与其他类人猿区分开了。
此外，早期人类的行为与迁徙扩散也体现了他们的合作与同情心。例如，在Dmanisi遗址（德马尼西遗址，位于格鲁吉亚南部）发现的5个形态差异巨大的头骨，年代在185-175万年之间，其中有一老年个体，从头骨化石看，其在牙齿脱落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存活，因此推测他可能受到同伴的照顾，如辅助进食。这一发现大大拓宽了我们对远古人类社会的群体关系的认识。
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在工具制造上的差异揭示了两个物种在技能发展上的不同路径。尼安德特人的工具制造相对简单，而智人则展示了更高的创造力和审美感。
尼安德特人的石器技术，特别是勒瓦娄哇技术，虽然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比同时期非洲的智人更先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技术几乎没有进步，显示出强烈的技术惯性。尼安德特人的工具设计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这与智人不断推陈出新的工具制造技术形成了鲜明对比。智人开始使用复合材料，如兽骨和鹿角，这些新材料的使用为智人带来了更多的生存优势。
（勒瓦娄哇技术）
智人的工具制造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他们制造出带有尖角的精巧工具，并将其固定在手柄和长棍上，大大提高了狩猎能力。此外，智人还发明了投石器，这使得他们能够远距离精确狩猎，这是尼安德特人所不具备的技术。
在艺术和文化的表达上，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差异尤为明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精美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壁画，这些文化遗产见证了他们复杂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却鲜有这样的发现，尼安德特人似乎缺乏智人那样的艺术创造力。
尼安德特人的技术虽然精致，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中期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这可能与他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有关。尼安德特人的社群规模相对较小，这可能减少了他们之间文化传承的可能性。而智人社群大，流动性强，这使得他们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并在不同地区形成广泛的文化影响。
此外，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虽然与智人相似，但他们的大脑结构与智人不同，缺乏用于语言表达和抽象思考的特定区域。据研究，智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掌握了口语，而没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也具备了语言能力。缺乏语言这一沟通和思考的工具，无疑限制了尼安德特人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潜力。
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智人的工具制造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他们不仅发明了新的工具和武器，还发展了复杂的技术和艺术。在这一时期，智人开始使用骨头、鹿角和象牙等新材料来制作工具，这些材料的使用为智人带来了更多的生存优势。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工具制造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他们开始制造带有尖角的精巧工具，并将其固定在手柄和长棍上，大大提高了狩猎能力。例如，肯尼亚南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29.8万至32万年的投石点是一项创新，这种工具的出现突然使杀死各种形式的难以捉摸或危险的猎物成为可能，这最终改变了这些最早智人与其生态系统以及与其他人类交互的方式。
此外，智人还发明了复合工具，如装有燧石矛头的木矛，这些复合工具的出现代表了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们需要对不同材料进行加工并组合在一起，这不仅需要对材料的性质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工具、磨制和穿孔技术。标枪、弓箭和鱼镖等复合生产工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狩猎和捕鱼的效率。用骨、角制作的骨锥、骨针和骨铲等生活用具，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艺术和象征行为的出现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智人开始使用颜料和复合工具，这些行为的出现不仅蕴含着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甚至可能意味着人类复杂的交流系统（如语言）的出现或飞跃。艺术行为在考古发掘材料中的主要表现为视觉艺术，大致可分为装饰艺术、抽象艺术、象形艺术，涵盖了以下几方面内容：表示自我和群体认知的装饰品，如串珠、吊坠等饰物；颜料的使用；有刻槽和刻划痕迹的骨、角、蛋皮、赭石或石头等物品，也包括了洞壁上的浮雕、岩画、立体雕像等，这也属于对肖像和意向的再现；埋葬及随葬的物品如赭石等表示仪式性的遗物。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懂得把死者按照一定的葬俗进行埋葬。例如，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用石器和装饰品随葬，表明了原始信仰的萌芽。众多遗址发现的装饰品，则标志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出现及原始艺术的萌芽。
随着对环境的适应和创新，人类开始从狩猎采集者向定居农耕者转变。这一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开始发展新的技能和工艺，以维持更大的、定居的社群。
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变革，即“广谱革命”形态的出现。这场变革中，人类从以往利用大型动物资源转向利用小型物种资源，这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许多大型动物灭绝或改变了活动范围。因此，人类不得不在渔猎采集之外寻求新的更稳定的食物来源。
农业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浪潮，它使得人类从单纯依赖自然界供养转向主动创造和索取。这一过程中，人类开始驯化新的动植物、发明农业，建造城镇；他们开始拥有风俗和习惯，形成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并最终创造了我们所拥有的文明。
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浙江上山文化的早期遗存显示，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实施某些耕种行为，如通过砍伐和焚烧植被开垦田地、播撒稻种、定居管理稻田等。这些行为表明，稻已经成为当时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稻作农业逐渐取代了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例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耕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劳动效率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仅需要部分成员从事稻作农耕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这一时期的人类开始使用骨头、鹿角和象牙制作工具，甚至出现了复合工具，如装有燧石矛头的木矛。这些工具的出现代表了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它们需要对不同材料进行加工并组合在一起，这不仅需要对材料的性质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