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既有广泛的含义，也有特定的界定。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建立密切相关。华夏族，作为中国古代民族的代表，其形成和发展与夏、商、周等王朝的建立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周边的夷、蛮、戎、狄等民族集团也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东夷作为华夏族东方的邻居，其历史渊源和文化特征在《礼记》等古籍中有所记载。从夏朝的太康时期开始，东夷与中原王朝之间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和冲突。商汤时期的征服和周朝的东征，都显示了东夷在中原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具有独立体系、独特风格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东夷先民创造了包括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丰富文化遗存，这些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传承有序、自成一体且高度发达。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辉煌的一页，与同时期的其他史前文化相比，东夷文化在史前六大文化区中占有重要地位。
夏朝时期，太康失国后，其弟仲康被后羿拥立为夏朝新任君主，但实为傀儡。后羿后来取代夏朝成为国王，这一事件被称为“后羿代夏”。相被罢免后逃至斟灌，为了恢复夏朝统治，相对周边夷族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夏朝因此重新富强。
商汤时期，商汤的征服活动包括对东夷的征服，这标志着商朝对东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商朝的征服活动不仅巩固了其统治，也促进了中原地区与东夷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周朝时期，周公东征平息了武庚叛乱，并顺势灭掉了许多东夷小国。周朝通过分封制在东方建立了齐国和鲁国，这两个国家分别由姜尚和周公旦统治，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管理东夷部落。齐国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而鲁国则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东夷文化与周文化的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夷文化与华夏文明的互动融合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东夷文化在与夏、商、周文化的交流中逐渐融入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融合演进，历史上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代，东夷文化特征受周文化礼制的影响，融合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点，体现了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最后融合阶段的特征。
北方的狄族，以其游牧生活方式和对中原的侵扰而闻名。从夏代的荤粥到商代的鬼方，再到周代的狁，狄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疆守护者和挑战者。他们的存在，既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战争与冲突。
狄族是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兴起于史前时期，存在约两千年，至战国晚期消失于史册。狄族的名称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外族之意。狄族在夏商周三代主要活动于北方，个别分支活动于今天的甘肃省和山东省一带。狄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复杂，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在夏代，狄族被称为荤粥，与中原王朝有过接触；商代时，狄族被称为鬼方，是商朝的强敌，但后来成为商朝的忠实支持者；周代时，狄族被称为狁，多次进犯周王室及中原诸侯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狄族的分支主要有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主要活动在秦国和晋国之间，与周人有婚姻关系，部分狄人逐渐融入华夏族。赤狄主要分布于晋南一带，是春秋时期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狄族部落。长狄分布于齐、鲁、宋、卫之间，曾攻打过这些国家，最终被齐、卫所灭。
狄族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与中原王朝有较大差异。他们有穿兽衣、披头散发、左扣衣襟的习惯；在饮食方面，有吃生食、不吃五谷、喜好喝酒的习惯；在住所方面，全家同穴共居，居无定所；在行动上，习于骑马射猎、平地而坐；在价值观念方面，不祭祀祖先，“贱长贵壮，俗尚气力”，“贵货易土”。
狄族擅长乐舞，其乐舞多以兵器为工具，以鸟兽毛羽为装饰，有活泼粗犷的原始风貌。狄人女子大多能歌善舞，在中原诸侯国宫廷充当艺人。
西戎作为周王朝西方的民族集团，其与周王朝的关系复杂多变，并在周王朝的兴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武丁时期的征伐到文王时期的联盟，西戎的存在对周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商朝武丁时期，武丁对西戎的征伐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274至1216年之间，是商朝对外扩张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武丁征伐的对象主要是商朝西方及北方的鬼方，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动用了大约两万人的兵力，最终以商军的胜利告终，不仅平靖了边患，而且扩大了商朝的势力范围。
进入周朝，西戎与周王朝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周文王时期，西戎曾是周的联盟对象。文王在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征服并争取了西戎各部落，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对抗商朝，为最终的灭商之战奠定了基础。然而，到了周幽王时期，西戎中的犬戎部落与申侯联合，攻杀了周幽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周室的东迁，开启了东周时期。
在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主要由西北地区土著族群和北方草原地带南下人群构成，这两支人群所使用的文化构成了东周西戎文化的主体。考古发现表明，东周西戎文化与欧亚草原中部游牧文化、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西北土著文化都有交流，这些文化的交融使得西戎文化呈现出独特的多样性。
南方的蛮族以其多样的部落和文化特征而著称，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夏商时期的部落联盟到西周时期的楚国土著，蛮族在中原与南方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是周王朝的盟友，也是其潜在的对手。
在夏商时期，南方的部落联盟被称为“三苗”，是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到了西周时期，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蛮与楚国的区别在于，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
蛮族的地域广泛，从伏牛山脉以南的汉水流域，到淮河中上游，再到长江、珠江流域，蛮族的疆域覆盖了中国半壁江山。在这片广袤的地域中，不同的族群代表了蛮族的多样性。例如，在长江中游，存在着三苗、楚、群蛮等部落，楚国崛起，成为南方苗蛮部落的代表。
在文化上，蛮族有着丰富的内涵。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楚蛮的文化内涵与中原文化有所交融，但同时也保持了其独特的特色。楚蛮的居住习俗、服饰习俗、婚姻习俗等都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春秋时期，西戎的侵扰对中原诸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达到了顶峰。西戎不仅控制了甘、陕地区，还向黄河南、北扩展，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在春秋早期就已经开始扩散，并与中原诸侯发生了多次冲突与交融。
西戎的侵扰与中原王朝的应对策略是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戎诸部的迁徙渗透在西周末年和春秋前期已经开始，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复杂多变，既有战争也有通婚等多种形式的交流。西戎的威胁甚至迫使一些中原诸侯国进行迁移，如邢国和卫国，他们因受到西戎的攻击而被迫迁移并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秦国和晋国作为中原西部和北部的强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西戎的侵扰。秦国在秦穆公时期通过战争和政治手段成功地称霸西戎，巩固了西北大后方，为秦国的东进战略奠定了基础。晋国则在晋文公时期，通过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有效的防御体系，抵御了西戎的侵扰，并在必要时对西戎进行军事打击。
西戎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西戎人群在北方的牧业文明与南方的农业文明的交融中，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既包含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保留了其土著文化的特点。考古发现表明，西戎的墓葬文化中包含了欧亚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和楚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北狄在春秋时期的扩张对中原地区构成了巨大挑战。他们不仅控制了今天的山西、陕西地区，还向河北、河南等黄河流域扩展，严重威胁到了中原诸国的安全与稳定。
北狄的侵扰迫使中原各国加强了自身的防御和联盟。例如，晋国在春秋时期逐渐强盛，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诸侯国之一，其影响力扩展至周边地区，晋国与楚国在城濮展开激烈战斗，晋国获胜，奠定了其在春秋时期的霸主地位。此外，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召集诸侯会盟，共同抵御外患，其中就包括了对北狄的抵御。
在春秋五霸中，齐桓公、晋文公等都曾积极组织或参与联盟，以应对北狄的侵扰。这些联盟不仅加强了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合作，也为抵御北狄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孔子在春秋时期游说各国，推广儒家思想，虽然未能获得广泛认可，但其倡导的仁义礼智对后世影响深远。
北狄的侵扰也促使一些中原诸侯国进行迁移和重新建立国家。例如，邢国和卫国因受到北狄的攻击而被迫迁移，并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得以重建。这些迁移和重建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原诸侯国对北狄侵扰的应对策略，也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