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尤其是青铜器制造业，在周武王灭商后迅速崛起。通过战争，周人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俘获了大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化，形成了包括青铜器业、陶瓷业、玉石业、骨角业、皮革业和麻丝业等多个专业领域。
西周青铜器手工业在继承商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主要体现在器形、纹饰、品种的创新和多样性上。从西周早期到晚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艺术风格以及铭文内容都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在器形方面，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造型上基本保持了商代的风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造型设计，如酒器的衰落和鬲种类的增加，写实风格的鸟兽樽变得十分流行。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种类和形式有所减少，造型和纹饰趋于简朴实用，且逐渐发展为定型化、程式化。
纹饰方面，早期青铜器的纹饰绝大多数是商代晚期的式样，如兽面纹和凤鸟纹。但中期开始，纹饰逐渐简化，商代流行的兽面纹不再作为主题花纹，而是出现了新的纹饰，如波曲纹等。晚期的纹饰构图更为简洁，以波曲纹、横行"S"和"C"形的变形兽纹、鳞纹为主。
品种方面，西周青铜器的种类非常繁多，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等。特别是礼器中的鼎和簋，成为西周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中期的青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而晚期的品种基本延续了中期，但更加简化和实用。
西周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遍布现今的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多个省份，显示了其分布的广泛性。
西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合范技术和失蜡法的应用上，这些技术的发展使青铜器的造型变得更加复杂和精细。合范技术，或称土范法，是商周时期最广泛应用的铸造法。这种方法使用泥土或蜡烛等材料制作铸模，并在模具上雕刻出精美的纹饰和图案。熔炼环节中，将铜、锡等金属原料熔化形成合金液态，然后通过浇铸，将熔化的合金倒入铸模中，冷却凝固后取出成型的青铜器。最后，通过打磨等后续加工工序，使青铜器表面光滑细腻，纹饰清晰。
失蜡法，又称熔模法，是一种先以蜡制成模型，然后在其表面涂上耐火材料制成铸型，再通过高温使蜡熔化流出形成空腔，最后浇铸铜液的方法。这种方法制得的器物无范痕，表面光洁精密，适用于复杂形状的青铜器制作。
以陕西岐山出土的伯矩鬲为例，这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以其精美的装饰工艺著称。伯矩鬲的盖顶中央置有由两个相背立体小牛首组成的盖钮，盖面饰以浮雕牛首纹，角端翘起。其装饰结合了平雕、高浮雕和圆雕技术，颈部有一圈平雕的夔纹，而从盖钮到足部，装饰有七个风格各异的牛首兽面纹，显示出高超的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
伯矩鬲的出土，不仅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高超，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和贵族文化。作为礼器，伯矩鬲是祭天祀祖、宴享宾朋的重要器物，其精美的纹饰和造型，不仅具有实用性，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伯矩鬲的铭文记录了燕侯赏赐贵族伯矩贝币，伯矩用以铸造此鬲以纪念其父的历史。
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从早期的简单记事性铭文，逐渐发展到晚期的格式化铭文，字数有了明显的增加。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重要青铜礼器，其出土于1849年，具体位置有争议，一种说法是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另一种说法是陕西岐山县礼村。这件鼎不仅是因为其宏伟的体积和精美的工艺而著称，更因其内壁所铸的291字铭文而备受重视。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对一位名叫盂的贵族的册命，这位贵族因功绩获得周王的赏识和赏赐。
铭文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强调了他们戒酒修德、勤政爱民的治理方式，同时指出殷商因酗酒而亡的教训。第二部分，康王命令盂要继续辅佐王室，勤勉治理国家，敬畏天威，并赏赐给盂酒、衣服、车马等物品，以及土地和人民。第三部分，盂为了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这件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大盂鼎的铭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早期社会政治制度、宗教观念以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而且其书法艺术价值也非常高。铭文的字体古朴浑厚，结构严谨，线条遒劲而布局规整，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期（约公元前828年至公元前782年）的重要青铜器，以其497字的长篇铭文著称，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该鼎器形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的双耳形制高大，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装饰简洁典雅，体现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毛公鼎的铭文内容主要分为五部分：首先，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的时局不靖；其次，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接着，赋予毛公宣示王命的专权，并告诫毛公必须勤政爱民；然后，宣王赏赐毛公车、兵、命服等物品；最后，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铸鼎以作纪念。
毛公鼎的铭文不仅在内容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书法艺术同样极具美学价值。铭文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结体庄重，是西周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著名书法家李瑞清曾评价毛公鼎的书法：“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此外，毛公鼎的出土和流传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它于1843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后经过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些被日本军方夺走。抗战胜利后，民间献鼎归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翠玉白菜”“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西周早期的陶器主要以红色粗泥陶为主，这种陶器的特点是质地较为粗糙但制作简便，因而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红色粗泥陶的制作技术相对简单，易于大量生产，满足了当时社会对陶器的大量需求。这种陶器的普及，反映了西周时期制陶工艺的成熟和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重视。
红色粗泥陶的广泛使用，也与西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有关。西周社会注重农业和家庭生活，陶器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其生产和使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红色粗泥陶的大量生产，不仅满足了普通百姓的日常需求，也体现了西周时期制陶工艺的普及和发展。
在西周早期，陶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对成熟，陶器的器形和纹饰也更加多样化。除了红色粗泥陶，西周早期的陶器还包括灰陶、白陶、印纹陶等不同类型。这些陶器在材质、制作工艺和使用功能上各有特点，丰富了西周时期的陶瓷文化。
红色粗泥陶的制作，通常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这种方法简便易行，适合快速生产。陶器的表面多饰以绳纹，这种纹理不仅具有一定的装饰效果，也有助于提高陶器的耐用性和实用性。此外，红色粗泥陶的烧制温度相对较低，这也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这种陶器更加经济实惠。
西周晚期，陶器的种类更加丰富，除了传统的饮食器如豆、鼎、釜、鬲、觚、斝等，还出现了新的器形，如瓮、罐、盆、盂等，这些器形的出现，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制陶技术的创新。素面陶器在西周晚期变得流行，这种陶器减少了纹饰的使用，更加注重器物的实用性和美观性。素面陶器的表面光滑，易于清洗，同时简洁的造型也符合了当时的审美趋势。
随着快轮法的普及，西周晚期的陶器制作更加精细，器物的规格化程度提高。快轮法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陶器的形制更加规整，质量更加稳定。西周晚期的窑炉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馒头窑的改进和烟囱的设置，使得窑内温度控制更加精准，烧成温度可达1200℃，这对提高陶器的致密度和硬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印纹硬陶在西周晚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胎质坚硬细腻，烧成温度高，器表拍印有几何形图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原始瓷器的烧制温度通常达到1200℃以上，这样的高温烧制不仅使胎体更加坚硬，而且提高了器物的耐用性和美观性。原始瓷器的胎质通常为灰色或灰白色，使用了瓷石或高岭土作为原料，这些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技术的进步为瓷器的烧制奠定了基础。原始瓷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胎体表面施有一层高温釉，这层釉不仅增强了器物的防水性，而且赋予了瓷器独特的光泽和色彩，如青绿色、青黄色等。
原始瓷器的种类繁多，包括豆、钵、盉、盂等十多种器型，这些器物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作为礼器在仪式中使用，显示了原始瓷器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也相当发达，釉下纹饰丰富多样，如弦纹、方格纹、S纹、篦划纹、叶麦纹、水波纹等，这些纹饰的刻划和拍印技术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
原始瓷器的出土地点遍布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显示了原始瓷器生产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考古学家在多个遗址中发现了原始瓷器的窑址和残片，如浙江德清地区的60多个商周时期窑址，这些发现为研究原始瓷器的生产技术、分布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陶器在西周晚期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也具有礼仪和象征意义。陶器的形制和纹饰常常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有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
西周的丝织品以精美著称，品种丰富，技术先进。《诗经》中多次提及桑蚕和纺织，反映了丝织品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麻织品因其材质的耐用性和透气性，在西周时期被广泛用于制作日常服饰和家居用品。《诗经》中的多篇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麻织品的普遍需求和应用。
西周人们已经掌握了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这是一种利用自然发酵过程去除麻皮中的胶质，从而分离出可用纤维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麻织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出土的麻织品显示，西周时期的麻织技术不仅能够制作平纹织品，还能制作斜纹提花织物。例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墓葬中，发现的带有斜纹提花菱纹的织物残片，表明了当时已有使用提花机织出复杂图案的能力。
麻织品在西周社会中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一定的社会象征意义。麻织品的质量和精细程度往往与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有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与西周时期的其他手工业相似，麻织品的生产也在官府的管控之下。官府对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都有严格的控制和管理，这保证了麻织品生产的质量和规模。
周时期的染色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在《周礼·天官》中有明确的记载。《周礼》是西周时期的一部重要官方法典，其中详细记载了各种官职及其职责，其中“染人”是专门负责丝帛染色技术的官员。据《周礼·天官》记载，“染人”官职下设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以及徒二十人，这显示了西周对染色工艺的重视以及该工艺的规模。
“染人”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染丝帛，负责各种染色事宜。《周礼》中提到，“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意味着染人根据季节变化进行不同的染色工作，春季进行漂白，夏季染制深色，秋季染色夏季衣物，冬季则展示成果。这不仅反映了西周染色技术的成熟，也显示了染色工艺的季节性特征。
《诗经》中对鲜艳的枕头和灿烂的锦被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西周丝绸织染业的高水平。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色彩的审美需求以及染色工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此外，西周时期的染色技术还包括了对红、黄、蓝“三原色”的掌握，并能通过套染技术制作出多种颜色的织物。染色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丝织品、麻织品等纺织品的多样化，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纺织品不仅用于日常服饰，还用于礼仪和装饰。例如，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地出土的荒帷，整体是红色的丝织品，上面有精美的刺绣图案，图案主题是凤鸟，显示了纺织技术的成熟。西周时期的纺织品装饰艺术发达，如刺绣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采用辫子股绣针法，刺绣出卷曲的草叶纹、山形纹，针脚匀称。
西周的纺织业实现了生产和加工的专门化，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周礼》中列举的典丝、典枲等是主管各种纺织原料、染料和成品的征集、保管和发放的单位。
西周时期，手工业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青铜器和陶瓷，西周的手工业涵盖了玉石雕刻、骨角制作、竹木加工等多个领域，这些手工业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也展现了高度的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
西周时期的制玉技术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切、磋、琢、磨、镂、钻、抛光等技法，装饰工艺包括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透雕等。
玉器在西周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功能，如玉璧、玉琮等被用作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之一。玉璧在西周时期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它被用于礼天，象征着天的圆周。玉璧的形制通常为圆形且中心有一圆孔，其纹饰主要以素面、蒲纹、谷纹、涡纹为主，有的还具有内外两区的纹饰。玉琮则用于祭祀地，象征着地的方正规整。玉琮的外形为外方内圆，从中贯通，表面常饰有动物纹，是沟通天地的法器。
西周时期的玉器种类丰富，包括祭祀用的玉璧、玉琮，以及日常佩戴的玉佩、玉璜等。如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璧，展示了当时的玉石雕刻技术。西周玉器的装饰花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使用双钩阴线装饰法，以及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技法，使玉器装饰更具立体感和图案美。
西周时期崇尚白玉，尤其是和田白玉和青白玉。玉石的色泽和质地被用作区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志。白玉因其质地细腻、色泽纯净，成为贵族阶层，尤其是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属，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西周时期有专门的琢玉工场和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如“玉府”和“典瑞”，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更具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西周时期设立了专门琢磨玉器的工种，促进了玉器生产的专门化。
从西周开始，丧葬玉成为专门用途，如“缀玉面幂”的出现，用以殓尸，反映了当时对死亡和祖先崇拜的礼仪观念。
玉人等玉器作为贵族间的互赠礼品，用于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展示了财富和社会地位。
骨角器在西周时期被广泛用于制作工具和装饰品。骨针、骨梳等日用品的制作精细，反映了当时生活的细致和审美需求。骨角雕刻品上的纹饰精美，如出土的骨雕人像，展现了雕刻工艺的高超。
竹木加工在西周时期同样发达，竹编和木器制作技术成熟，广泛应用于家具、器皿和建筑等领域。竹编器物轻便且耐用，木器则在结构和装饰上都有独特之处，如出土的木雕马车模型，体现了精细的工艺和实用设计。
西周时期的"百工"是对专业手工业者的统称，他们在官府手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周礼·天官》的记载，"百工"被列为"六职"之一，表明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角色。这些工匠几乎全被网罗到官府之中，成为"在官之工"，他们不仅具备专门的技能，而且有些工匠甚至掌握世代相传的秘方绝技。
"百工"在社会中的地位虽然低于贵族，但与奴隶有所区别，属于一种"自由人"。他们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主要的含义：一为各种工官的总称，二指从事各类手工业生产的工匠。在西周社会中，"百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手工业生产者的泛称。
官营作坊中的"百工"聚集在一起，不仅促进了技艺的交流和提升，也成为了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场所。在这些作坊中，一些身怀绝技的工匠被提升为"工师"，负责组织管理生产和传授技艺。
《考工记》将手工业划分为六大类，分别是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和搏埴之工。每类工种都有其特定的工艺流程和技艺要求。
攻木之工包括轮、舆、弓、庐、匠、车、梓等七个工种，主要负责木材的加工和木制品的制作，如车轮、车舆、弓箭、庐（一种木制容器）等。
攻金之工包括筑、冶、凫、段、桃等六个工种，负责金属的冶炼和金属器具的制作，如武器、农具、器皿等。
攻皮之工包括函、鲍、韗、韦、裘等五个工种，主要负责皮革的加工和皮制品的制作，如皮革容器、皮甲、皮鞋等。
设色之工包括画、缋、锺、筐、荒等五个工种，负责染色和图案设计，为纺织品、皮革等材料上色和绘制图案。
刮摩之工包括玉、雕、矢、磬、锺等五个工种，专门负责精细打磨和雕刻工艺，如玉石雕刻、骨雕、石磬制作等。
搏埴之工主要是陶、瓬两个工种，负责陶器的制作和烧制。
此外，"百工"的技艺传承采取了先易后难、逐步加深的教育方法，这种训练步骤有助于艺徒达到技艺纯熟的地步。在当时，制作一个器物可能需要多个工种的匠人协作完成，这种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要求专业生产规范化，工师们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和教学规范。
在西周社会中，"百工"所从事的行业包括铸造、制陶、纺织、木工、漆工等，他们的工作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也体现了当时工艺水平的高度。
在官府手工业中，"百工"负责生产王室和贵族所需的各种器物。他们的技艺精湛，产品精美，如青铜器、玉器、纺织品等。官府对手工业生产有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确保了工艺的传承和质量的统一。
民间手工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较小，但分布广泛。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也有部分用于交换或出售。
在民间手工业中，妇女在纺织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负责养蚕、缫丝、染色、织布等各个环节，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描绘了妇女纺织的情景，反映了纺织业在民间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百工"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活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的技艺传承和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丰富了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
"百工"在制作器物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实用性，也注重艺术性和文化性。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当时的文化理念和审美趣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工"的技艺往往通过师徒制或家族传承的方式得以延续和发展。这种传承方式保证了技艺的纯正和精湛，也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
"百工"的存在反映了西周时期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行业的工匠专注于各自的领域，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职业分工，这有利于技艺的专业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西周时期，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但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诗经》等文献中已有对商业活动的描述，反映了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起初，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这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有关。但随着商业活动的增加，商人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其社会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
铜贝最早铸造于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相较于西方的金属铸币，商代铜贝的铸造早了几个世纪，因此被誉为“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
铜贝仿照海贝的形状，具有便于携带和计数的特点，其铸造技术先进，铸壁厚度较薄，显示出当时铸造技术的高水平。
著名的保德铜贝出土于山西省保德县，共出土109枚，是商代晚期的代表性铜贝，距今约3000多年，全部被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铜贝按表面有无文字可分为有文铜贝和无文铜贝。无文铜贝铸造于商代晚期，其形制仿照了海贝的形状，但表面没有铭文。有文铜贝则是在铜贝上铸有铭文，如“〓”字，这种铜贝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主要流通于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形制除了仿照海贝外，面部铸有阴文，具有较为统一的大小、重量和价值。
商代的青铜冶炼技术非常成熟，青铜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铜贝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商代工匠掌握了青铜的合金比例，使得铜贝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西周时期的铜贝铸造技术继承并发展了商代晚期的技术，采用块范法浇铸制作，这种技术使得铜贝的铸造更为精细和规范。铜贝因其便于携带、易于储存等优点，在西周时期被广泛用于日常小额交易，同时也用于赏赐、罚金等场合，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西周时期的铜贝在形制上仿照了天然海贝的形状，具有便于携带的小巧体型和一定的弧度凹凸面，铸壁厚度较薄，显示出铸造技术的先进性。
在西周时期，除了铜贝，还存在其他货币形式，如布币、刀币等，但铜贝因其标准化程度高，逐渐成为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铜贝逐渐演变为其他形式的金属货币，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圆钱等，这些货币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货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