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春，亚历在村里过年。
“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
撰文 | 林杨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如果仅靠文字交流，没有事先透露任何背景信息或亮出任意一张照片，亚历总能很好地隐藏起自己的外国人身份。
他可以像母语使用者一样，自如地用中文写作、表达，精准记录下自己的细微感受。可一见面，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高鼻梁深眼眶的面部特征、略带异国腔调的口音立刻“出卖”了他。
亚历曾为此感到苦恼。
自从2016年离开意大利来到中国，他努力学习中文，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尝试过导演、演员、模特、外教等种种工作，付出大量时间、精力熟悉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渴望融入，找到归属感，但“最后别人看到的还是一张外国人的脸”。
在中国待久了，他感觉自己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国人，仿佛一支长期客场作战的球队。亚历时常感到孤独，中文写作成了他的一个情感窗口，一种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建立连接的方 式。
2024年7月，亚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书中记录了他从2016年到2022年生活在中国的种种经历。亚历表示，这是“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
这种个人化的书写，又因为身处异乡的生活体验、新冠疫情期间的共同记忆以及与人连接的强烈渴望，唤起了人们某种共通的情感。
“刚开始用中文在豆瓣上写日记时，我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会产生共鸣。”亚历说，这是意料之外的惊喜，外国人身份带来的“某种交流上的分裂”，因为中文写作得以弥合，亚历告诉我，这就是他渴望做到的——创造连接。
“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23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的前言里，亚历如是形容自己来中国的决定。
时间倒回2016年夏天，大学刚毕业的亚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困境，自嘲成了每5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1个。工作并不难找，但似乎都缺乏兴趣的支撑。他刚辞掉一份为牙医诊所设计营销战略的工作，只做了一个月他就确信自己不喜欢。
在出租屋里刷网页打发时间，《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给了他灵感：“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100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这个念头并不具体却足够有吸引力，瞬间击中了亚历。
亚历对中国并非完全陌生。2014年南京举办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亚历就作为体育记者在南京待了一周。整座城市充满活力，氛围开放包容，志愿者们很热情，给亚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回罗马的飞机上会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渴望跟世界连接的地方”。
意大利，在亚历笔下是“那片充满停滞感、似乎亲近又无法给你提供前途的土地”，而他眼中的中国充满了亟待探索的未知，未知意味着可能性。
处于迷茫中的亚历凭借着一点冲动，决定来中国学电影。
落地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亚历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是先学一年中文，接着读北京电影学院开设的英文授课国际项目——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发生了变化，他后来考上了更有挑战性的中文研究生，成了那届导演系唯一的外国人。
将自己完全放置于中文语境中，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媲美母语使用者的中文水平。
他的中文语料库十分庞杂，除了语言班上的教材，能接触到的学习素材他都不放过——听魔性洗脑的歌曲《小苹果》，也听歌手陈粒的音乐，看公众号文章，听播客。中国学生喜欢看美剧《老友记》学英文，亚历则喜欢看电视剧《欢乐颂》学中文，理由是“剧情简单易懂，语言表达直白”。他在书中十分幽默地吐槽，语言班的教学方式十分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 遍。”
一锅乱炖之下，亚历学会了不少“中式表达”，比如他和英国朋友出去玩，下意识地把“天桥”说成了“sky bridge”而非“pedestrian overpass”，又比如他把微信签名设置成“you can you up”——一句非常典型的中式英语。
亚历用中文写的一封信，分享了去香港时“飞机破了”的事情。
“中式化”不仅存在于语言表达中，也逐渐蔓延到亚历的生活习惯上。有一阵，他听播客聊《黄帝内经》，担心自己体内积聚了太多寒气，开始拒绝喝冰水；在北京时，他在知春路的盲人按摩店办了卡，每次按摩完，带着一身艾灸味回寝室；和朋友一起吃烧烤，他会一口气把桌上的啤酒都打开，挨个给朋友倒酒……
“这有点太中国了吧。”英国朋友评价，亚历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
用文字创造连接
2024年8月，我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亚历。
一头标志性的卷发扎在脑后，这头卷发曾帮他打败一众模特市场的竞争对手、赢得广告商的青睐。身上AC米兰队的球衣则昭示着他的球迷身份。
为了宣传新书，亚历暂时结束了旅居东南亚的生活，回到熟悉的中国。
我好奇亚历离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为什么选择用文字的形式记录过往经历？亚历本科学的是传媒，还做过记者，选择用文字记录并不奇怪，但更确切的理由是，文字是他更熟悉的老朋友，“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
亚历从10岁开始写作，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他喜欢的球队AC米兰。“信仰可以换，但是球队不能换。”他表达喜欢的方式有些幽默。他用写作记录看比赛的经历、生活中的小事，进入大学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评论和随笔。
生活中积累的感受、种种心理活动，亚历更愿意将它们付诸写作，人与人之间当面的交流反而难以让他剖开真心。
“一开始，在网上写下真实想法这件事让我感到恐惧。”因为学校不大，身边的同学会读到他的文章，亚历形容这种感觉好比没穿衣服，赤裸地出现在人前，但呈现真实的自己、用文字创造连接的渴望，超越了感性上的不安。这种袒露自我的冒险让亚历收获了一些亲密的朋友，“放开自己的内心，允许别人看到，能够创造一些更真诚的连接”。
写作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只是从意大利文变成中文，语言的转换十分自然，对亚历来说，在哪种语言环境中经历的事情就用哪种语言记录。
发布的平台是经过考量的，比起发公众号和微博，亚历选择在豆瓣上写日记，他形容豆瓣是一个相对安全、温和的场域。2018年10月，他发表了第一篇日志《行为的本身》，这是一篇思考电影的随笔，中文还有些生涩。
直到2020年，亚历才开始频繁更新。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身边的朋友陆续离开北京，他感到孤独，渴望通过写作找回一部分安全感。曾经被忽视的生活细节浮现出来，楼道里传来的嘟嘟声、和宿舍保洁阿姨的聊天，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细碎生活片段中人与人之间的短暂相处让他觉得平静、踏实。
对独自留在学校的亚历来说，网友们的评论也是一种陪伴，支撑着他继续写下去。还有河南读者在日记中看到自己的老乡，给亚历寄了一箱辣条。
亚历在上海过生日。
用写作建构集体记忆
很多人最早是通过一篇题为《世界分裂了，你为什么留在中国？》的文章，认识了这个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青年。
在文章中，亚历从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写起，写想要成为世界公民、与世界接轨的渴望，顺着时间线一路而下，他依次经历了来中国读研、疫情期间的封控、是否继续留在中国的犹疑。评论里，有读者感谢亚历用文字记录下疫情期间的共同经历，有读者被他的幽默击中，还有人留言问亚历：“你的梦会是中文的吗？”
亚历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的写作建构了一种集体记忆，并不仅仅和自己有关。
紧接着，出版社的邀约找上门来。
最早的契机，是一个女生对亚历的文字感兴趣，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记者朋友，于是有了亚历迄今为止做过的最长一次采访。报道发出后，另一家媒体联系他，想让他用中文写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那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再后来就有了《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你能看到这几个节点之间充满了各种偶然，它是顺着生活中偶然的相遇、误打误撞发生的。”亚历用“佛系”形容自己的心态，凡事喜欢顺其自然，不爱主动争取，又或许是因为内心比较保守，他不敢把期待放得太高，只把写作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就可以了”。
对于通过出书连接到更大的读者群体，亚历有种本能的害怕。
害怕自己不被接纳，害怕遇到不友好的反应，这让亚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想躲在豆瓣写作，“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反直觉，你想跟人建立连接，又怕遇到负面反馈”。
再一次，建立连接的渴望超越了恐惧。
新书刚出版时，豆瓣词条下的评论不多，亚历把每条评论都看得很重，偶尔看到负面评论忍不住想“怎么会这样”。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很快，涌进来的读者越来越多，有的读者喜欢书的后半部分，有的读者嫌这部分啰嗦，参差甚至完全相反的读者反馈让亚历接受了阅读体验的主观性，“这就好比你喜不喜欢吃辣一样”。
现在，要是有读者评论，完全不知道这本书好在哪里，亚历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说明这本书‘破圈 ’了，超出了原本同温层的读者群体，扩散到了外面的世界”。
2019年冬天，亚历在北京参演同学拍摄的MV。
“走一步看一步”
“连接”是和亚历聊天过程中出现的高频词。
我疑惑是不是异国的生活体验让亚历分外渴望连接，但恰恰相反，对连接的渴望反倒是亚历在犹疑瞬间里选择留在中国的理由。
待满5年的时间节点，通常被认为是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分水岭。2021年，亚历同样面临着离开还是留下的抉择，当时他已经离开北京，搬到上海居住，并在706青年空间发起“写作俱乐部”活动。
一个意大利人发起的中文写作活动，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亚历表示自己不过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主要任务是张罗场地、食物和酒水，把大家聚在一起。
“办‘写作俱乐部’活动是我来中国后，感觉最接近‘自己人’的时刻。”亚历告诉我，线下生活中认识的具体的人是他选择留下的重要理由。他时常回想起“写作俱乐部”的活动场景，朋友们把狭小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大家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聊天，读自己的作品。
有人会在分享自己的作品前说，自己这一天都没怎么在公司说过话，还有人倾诉，上班后坚持写作多么困难。在场的有高中生，也有上班族，白天的社会身份不再重要，文字变为媒介将大家联系到一起。
“比起说是表达，它更给人被倾听的场合。在原子化的日常中，这显然是大家的一种很强烈的精神需求。”亚历回忆。
那也是他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刻——朋友们都住在附近，有充分的线下交流，感觉自己无国界地融入了社区里。这让我想到了近年来很火的社会学家项飙，亚历说，他也看《十三邀》，并提到了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
疫情后，亚历不再做长远计划，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可控因素，“走一步看一步”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他通常只规划接下来的两三个月。
写书也让亚历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2月，亚历离开生活了6年的中国，开始一边旅居各国，一边写书、更新自己的专栏。过去一年里，他去过尼泊尔、泰国、印度尼西亚……
亚历用“游牧写作”概括自己的创作状态，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以外来者的视角观察周边、创造新的偶遇，而这些新鲜的经历又构成他的写作素材，“如果仅仅顺着生活的惯性，接触到的人和看到的世界会有些窄”。
他依然在寻找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将职业重心放在写作上是可以确定的，但常年旅居的生活经常让他感到孤独，“希望每年可以回一趟中国，最好还能在意大利待一段时间。剩下的时间用来探索”。
他将自己的豆瓣简介从“意大利出生的世界写作者”改成了“游牧写作者”，唯一不变的是后半句，“我用中文和世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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