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图）
“两只鸟儿做着同样的事情，都在鸣叫，它们都值得被听到。”
撰文 | 马茹娜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你归进玩耍清单里，它只为娱乐自己，不为任何别的目的？”
12岁的时候，我因为一首歌喜欢上加拿大少年歌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开始搜寻一切有关他的信息，知道他成长于单亲家庭，精通钢琴、吉他和架子鼓，因在YouTube上翻唱歌曲被发掘而成名，喜欢穿SUPRA品牌的大舌头板鞋，曾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邀请到白宫献唱。
因为比伯，我开始练习英文说唱和吉他演奏，将他的新专辑音乐设为寒冬早晨6点30分的起床铃声，写成百上千次他的名字来练习英文花体字。
生活变成彩色，但我也很快遭到强烈的质疑和审视——父母觉得我对比伯的痴迷影响了学习，撕碎了我写满他名字的笔记本，男同学以夸大比伯的女性化特征作为挑衅，讥讽我的爱好。
后来我想，过度表现出对某件事情的关注，也许并非一个“乖女孩”应该做的事情。我开始用一些故作姿态的说辞和比伯的狂热粉丝们划清界限，甚至撕下满墙的海报，闭口不再谈对比伯的喜欢，也再没有对任何事物表现出类似的热情。
如果不是读了澳大利亚作家塔比瑟·卡万（Tabitha Carvan）的新书《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我会永远将上述这段往事封存在青春阁楼里。
卡万在生育2个孩子后，突然爱上英国著名男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康伯巴奇出演过《神探夏洛克》《奇异博士》等影视作品，中国观众更喜欢叫他“卷福”。
在已婚状态下对一个陌生男人产生迷恋，卡万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或生理上患了疾病。
她开始复盘自己的青春，寻访有类似经验的女性，阅读社会学理论书……历时6个月，她完成了《我要快乐！》这本书，也完成了与自我的和解。
她们为痴迷感到羞耻
孩子睡下后，卡万会窝进沙发看《神探夏洛克》，每当康伯巴奇出现，她都会心跳加速、嘴角上扬。白天，她在YouTube上看他的采访、照片、电影。感到快乐的同时，她却惶恐地将这一切视作精神“毒瘾”。
她结识了同样喜欢康伯巴奇的商业精英金德尔，后者步入中年后，开始喜欢康伯巴奇。金德尔，这个前半生都循规蹈矩的女人，用“疯狂”来描述自己，她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能被诊断出某种疾病，通过服药恢复“正常”。
金德尔很正常，心理医生说，她只是发现了自己的热情和爱好。
“当一个女人感到快乐，却害怕得要让医生将自己的快乐拿走，这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卡万受此启发，试图向更深处挖掘让自己内疚与羞愧的情绪源头。
高中时期的卡万曾试图从音乐中找寻自我。她观察到音乐圈鄙视像她这样的狂热年轻女粉丝，于是试图转变为一名严肃、受人尊敬的音乐记者，却始终摆脱不了基于性别的身份排斥。最终，她离开音乐圈，选择了更加“温和”的爱好，例如收藏工艺品、学习外语。她成为一个没有标签的“正常人”，以躲避被审视的压力。
“以成熟之名卸除曾经喜欢的东西，早早抛弃曾经的痴迷，以克制的方式将爱好经营得井井有条，以此获得更加轻松的满足感。”许多人像卡万一样，透过别人的眼光审视自己，逐渐丧失了坚持自我的勇气。这种经过伪饰的自我压抑，贯穿很多人的一生。
多年后，卡万成了2个孩子的母亲，身材走形，终日疲惫，因为育儿在工作上遭遇瓶颈，丧失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
当一个女性拥有了妻子、母亲、祖母等身份，周遭的声音都在告诉她——你职责在身，要随时待命，关心家人的需求，随时准备奉献体力、脑力和情感劳动。当注意力逐渐被琐事占据，没有爱好的女性很容易在青春期、分娩期、更年期等重大的人生波动阶段失去自我。
就在卡万被荷尔蒙、慢性失眠和酒精困扰的那段时间，她将康伯巴奇的照片设为手机锁屏壁纸。疲惫地坐在早教课教室里，和众多挂着忍耐表情的妈妈们一起，被蹒跚学步、拍打着黏糊糊小手的孩子们包围时，她将手机放在大腿上偷看壁纸，却突然想起青春期的音乐圈鄙视链，她感到害怕：“如果已经成为母亲，手机上的照片就应该是你的孩子。”这样想着，她换掉了壁纸。
塔比瑟·卡万全家一起参加她的新书发布会。（图源：塔比瑟·卡万的Instagram）
当女性再度发现自己的爱好，却感到羞耻和恐慌，她们觉得自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搞事业，而不是“像玩忽职守似的去玩耍”。与之相对的是，卡万发现，“世界上有很多男人围着高尔夫球生活，他们可不会感到愧疚”。
真相浮出水面——为快乐而羞耻，是一个性别的处境。
兴趣爱好，有性别之分吗？
在卡万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一封音乐杂志上的读者来信让她印象深刻——年轻女粉丝被要求远离那些所谓严肃的摇滚乐队。她们被视作愚蠢的、浅薄的、乐队形象的污点，和年长男性这样“真正的”乐迷分别位于鄙视链的两极。
这样令人沮丧的刻板印象至今还广泛存在。
因此，很多女性会像隐瞒耻辱一样隐藏快乐，一些女性还会用更冷静、中性的表现将自己和“狂热”二字分离开来。
也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决定坦诚以待——卡万开始佩戴象征康伯巴奇粉丝的胸针、用相关元素装饰办公桌。许多人会问她：“你为什么喜欢他？你丈夫怎么看？”卡万已经身处大学科研岗位，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照顾2个孩子的妈妈，依然免不了被指点和说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办公室另一位男同事的桌子上，摆满了他喜欢的足球队的周边，而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当然，更不会问他的妻子作何感想。
仔细想想，在球场呐喊、钓鱼、玩棋牌游戏、赛车、收集和星球大战IP有关的一切东西，和喜欢某个明星、为她/他尖叫一样，都是个体的兴趣爱好，都能带来快乐和激情。但是，前者总被视作男性的主场，后者则因为是女性的故事，就被区别对 待。
一个颇为讽刺的证据是，美国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专辑《1989》发行时，全球知名音乐网站Pitchfork根本没有为该专辑发声，而当男星瑞安·亚当斯发布了该专辑的翻唱版，这家网站展示出截然不同的赞赏姿态。
“男性在保护‘玩耍’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这方面做得更好，而在欢迎其他性别与他们共享玩耍空间方面做得很差。”社会趋势研究员丽贝卡·亨特利这样说。想要进入这些以男性为主导的玩耍领地，女性往往要经历男性化的伪装、陷入自证陷阱以显示自己爱好的“高级”等挑战，困难重重，于是在尽情享乐之前，多数女性会选择砍掉自己的兴趣。
进化与行为生态学家娜奥米·朗莫尔长期致力于在学术界证明“雌鸟也会叫”。
鸟鸣的定义是雄鸟的叫声，多数人认为雌鸟只有在不正常的时候才发出声音，但朗莫尔和世界各地的女性同事一起做出的系统研究证明，71%的雌性鸣禽其实都会叫，但学术界的成见根深蒂固，大多数人就算读过研究报告，也很难改变自己的观 点。
“两只鸟儿做着同样的事情，都在鸣叫，但只有一只值得被听到。”
塔比瑟·卡万的剪贴簿，上面有她7岁时和心爱的大狗厄尼的合影，还有长大后的偶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照片。（图源：塔比瑟·卡万的Instagram）
抓住快乐的微光
“护肤、修脚、甜品、精心安排的假期，甚至按摩，这些都不如真正弄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像没人在看一样去做，感觉更好。而且这件事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简历上。”作家安妮·海伦·彼得森这样鼓励女性。
“不会出现在简历上”这句话很重要，它意味着摒弃功利目的，只专注快乐。
没有任何目的，享受纯粹的休闲，对女性而言，已经是一场勇敢的、颠覆性的反抗。
一位同样喜欢康伯巴奇的粉丝说：“电视剧也好，本尼也好，都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你感觉很棒——或者说，你获得了享受快乐的能力，意识到自己能做什么，开始锻炼这种能力，并渴望获得更多。这种快乐会渐渐扩张，直到关于你如何在世界中看待自 己。”
在康伯巴奇的“引领”下，卡万参加过黑暗中的舞蹈聚会，经由图书馆里的一本书加入了康伯巴奇粉丝论坛，和远方那些开美甲店、写网文的女性共享生命故事。她终于和自己和解，打印康伯巴奇的海报贴在桌子上，用他的表情动图回复短信，把他的头像贴在包、电脑、冰箱等一切地方，不畏惧在陌生人或家人面前提起他，也有了足够的坚定来屏蔽那些指点。她还借由喜欢康伯巴奇的经历发现自己渴望重拾写作、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因而有了《我要快乐！》这本书。
而我，一个在十几年前不堪指点，被迫隐藏起爱慕心情的女孩，也在读完这本书后，认真审视起自己的兴趣清单。比伯不久前宣布自己成为一名父亲，我重新听起他的歌，初中时期的快乐，随着音符和节奏穿越十多年，悉数回到我身边，甚至更加强烈。
生活中有许多微不足道的爱好，只为我们个人的快乐而存在，所以它变得重要。我们需要抓住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微光，因为它可能将我们带到未知的旅途，发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两只鸟儿做着同样的事情，都在鸣叫，它们都值得被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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