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大海 插画
你想去这样的公司上班吗？
撰文 | 林杨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设想有这样一个公司——不用离开公司大楼，你就可以享受理发店、干洗店和便利店提供的服务；食堂可以解决你的一日三餐；长时间开放的瑜伽馆、健身房可以满足你的锻炼需要；大楼里开设了托儿所，如果你忙于工作，有人可以代为照料你的孩子……
你想去这样的公司上班吗？
不可否认，这些设施条件足够诱人，是公司为了吸引、留住人才提供的优渥“福利”。
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发现，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崇家庭友好政策，试图包办员工的生活，将工作场所打造成充满幸福感和归属感的“温暖大家庭”。
今天的情况更是如此。
美国谷歌公司以员工友好的公司文化闻名，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2024年8月，位于中国北京亦庄的京东公司总部正式启用1号园区DEF座，与2015年落成的ABC座共同构成园区整体，该园区配备有超大托幼中心及生鲜便利店，旨在将园区打造成满足员工“一站式”生活服务需求的现代化办公空间。
当员工苦恼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问题时，这些公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生活尽可能地纳入工作场所中。于是，办公室变得越来越像家。
这个看似“漂亮”的方案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霍克希尔德联想到了农业领域的类似转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农民们将奶牛集中养殖在牛棚里，原本可以在牧场上悠闲吃草的奶牛，如今只能吃收割好的草料。
“农民把牧场送到了奶牛身边。”在《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一书中，霍克希尔德洞见到所谓的“福利”背后存在的隐蔽问题，“新的企业文化是不是也在把‘田地’带给‘奶牛’？”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霍克希尔德对一个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开展了田野调查，她发现，“家庭和工作场所背后的情感磁场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一个充满没有结果的争吵、没洗的碗筷的世界，逃到一个秩序井然、氛围和谐并且设法让人愉悦的工作场所里去”。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肖索未是《时间困境》的中文译者之一，她认为，当工作承诺人们可观的收入与社会认可，而家庭场域的付出难以量化、又被低估时，不可避免地，工作越来越多地挤占了原本留给家庭的时间。
工作场所变得越来越像家，而家则成了“上班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置？这种倒置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围绕上述问题，《看天下》与肖索未展开了对话。
“福利”沦为一个符号
●《看天下》：从直觉上来讲，为员工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包办员工的生活，我们通常会说这样的公司“福利”很好，但霍克希尔德却指出了其中具有迷惑性的一面——设立这些“福利”的本意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产出，这算不算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
●肖索未：我们很难简单定义这种做法的好坏，或者它是否构成一种更隐蔽的“剥削”，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做法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承认在工作之外，员工的业余生活同样具有价值。
如果公司对员工家庭的关照只是为了让员工成为更有效的劳动力，提供各种福利、包办员工的生活，只是为了让员工可以全身心地加班，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霍克希尔德对此是批判的。
●《看天下》：霍克希尔德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虽然有些公司推行了灵活工作时间、灵活工作地点等家庭友好的政策，但真正落实政策、员工主动申请的情况很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肖索未：家庭友好政策是公司制度层面的设计，但当员工真正身处工作场域的时候，还是会受到其中文化氛围的影响。比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有一个员工专门负责在公司中推行家庭友好政策，努力为员工争取福利，但很多部门主管并不买账，既不认为他的工作是正经工作，也不认为他推行的政策能够实行。
也就是说，家庭友好政策沦为了公司文化层面的一个符号，只是表明公司对员工家庭友好的态度而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人依然认同所谓的“加班狗文化”——将缩短工作时长和有事业心对立，把工作时长视作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证明，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越长，就表明员工对工作越尽心尽 力。
早在几年前，北京亦庄京东总部大楼已设有发泄室、健身房等，为员工提供一站式服务。（@视觉中国 图）
当工作与家庭发生倒置
●《看天下》：书中重点讨论了工作和家庭两者处境的倒置，“家变成了上班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变成了家”，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置？
●肖索未：一个重要原因是相较于家庭，工作领域中获得的成绩更能得到社会层面的认可。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工作获得工资报酬，这是最直接的经济回报。
此外，工作也赋予了我们符号意义上的认可，主流观念一直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主张工作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第三，公司通过打造企业文化，让我们感觉工作时更愉悦、自身价值被承认，譬如在有些公司里，同事之间互相理解、并肩作战，建立起私人情谊。书中就提到，有些员工认为工作场所更像家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己在工作中更能得到赏识和信任。
●《看天下》：今天，“家人”这个称呼被更经常地用在直播间，相反地，很多人则喜欢用“队友”“室友”来指代真正的家人。
●肖索未：这恰恰体现了工作场所的文化与家庭文化之间的颠倒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侵蚀。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队友”这个词汇？通常是在合作关系中，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讲求效率，要求在最短时间内产出最多。当我们用“队友”这套话语体系去想象家庭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把工具性导向的一系列原则应用到了家里，可能导致家庭也变得更加结果导向、效率导向。比如有些家长会严格安排孩子的时间表，甚至细化到进行一段5分钟的对话，都要教会孩子某个知识点，原本放松、随意的对话，就变成了以结果为导向的一项“工作”。
早在几年前，北京亦庄京东总部大楼已设有发泄室、健身房等，为员工提供一站式服务。（@视觉中国 图）
霍克希尔德认为家庭和工作代表不同的价值场域，有着不同的目标、节奏和感受。在一般观念里，工作是手段，往往是为了实现某个更大的目标，工作场所强调工具理性，追求效率和竞争。例如在查理·卓别林导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要随着机器的节奏干活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安排的，人就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束缚感。
而家本身就是目标，由爱和承诺主导，满足个人需求，并赋予个人归属感。我们可以相对自主地安排时间，各项任务被安排得比较松散，我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互动，建立情感连接。在家里，本该是更松弛和愉快的。当工作场所的逻辑被带入家庭，用高度效率化的方式去组织家庭生活，用工具化的方式来衡量时间的投入产出比，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因为家庭生活中有很多难以量化的事情，结果呈现也不像工作那样直观，和孩子互动、做家务的过程并不总是愉快的。
在这种颠倒下，工作的“拉力”就变得越来越大，人们更愿意去承担工作，在工作中获得各种满足感。相对地，人们在家庭场域中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少，获得的被认可感和愉悦感越来越低，这让婚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亲子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甚至愿意进入家庭的人也越来越少。
●《看天下》：这种趋势可以逆转吗？
●肖索未：行动是有可能改变的，但首先要改变观念。霍克希尔德在写作《时间困境》的过程中正是存着这样的意图，通过引发大众的共鸣，进一步引导大众共同设想改变的可能。从历史上看，在工业化的早期，人们推动了8小时工作制的变革，缩减了工作时间，让整个社会更有序地运作。时至今日，面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说的“贪婪的工作”——快速增长的要求、随时待命的工作、过度劳动的现实，需要思考的是，对劳动者而言，除了工作，我们的生活里还有重要的东西吗？对公司而言，这样的工作时长和安排真的是最有效率、最具性价比的吗？以及从政策而言，这种工作对家庭的挤压、对整个社会的运作利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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