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鲁夫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图）
他经常和学生就猜想是否准确打赌，人们提出想法，他会说：“好吧，赌3美元。”
撰文 | 王亚坤
编辑 | 刘瀚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人类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我应该以何种方式度过一生？
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加里·鲁夫坎（Gary Ruvkun）也不例外。年轻时，他做过嬉皮士，开着一辆面包车在美国西海岸流浪，尝试做过DJ、种过树，还穿越整个南美洲，到达“世界的尽头”，但如同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依然找不到方向，迷茫、彷徨。
很偶然的机会，他在异国他乡一个俱乐部里翻到一本科学杂志，津津有味地看了一整天后，突然觉醒了对科学的热爱，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
鲁夫坎之后回到美国，开始了一项当时不被看好、几乎没有任何应用价值的研究，坐了10多年“冷板凳”，被称为“线虫怪人”。但是，他的发现揭开了关于生命的“隐藏奥秘”，改变了整个世界。
“斯普特尼克时代”长大的孩子
1952年，鲁夫坎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很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母亲在50岁时才拿到大学学位，给儿子树立了坚韧不拔的榜样。
小鲁夫坎的科学梦始于1960年美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回声1号”的发射，当时，旧金山湾区的人们可以看到它在夜空中缓慢移动。
那是美苏开展激烈太空竞赛的年代，受到苏联率先发射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刺激，美国政府和民间都掀起了太空热。在鲁夫坎的童年回忆里，满是科学的痕迹：电视台播放的火箭发射视频、父亲送的望远镜、商店前台摆放着诺奖得主编写的百科全书……
鲁夫坎经常在图书馆花数小时时间阅读天文学书籍，还自己组装过望远镜。
10多岁时，他又爱上了无线电，自学了关于电路的知识，参加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聚会。鲁夫坎第一次感受到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情谊，从工人到科学家，都在这里分享自己的激情。
这种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多年以后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时，鲁夫坎的感受是：“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聚会。”
高中毕业后，鲁夫坎考上离家不远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和无线电相关的电气工程专业。
进入大学后，鲁夫坎很快抛弃了很有前途的电气工程专业，转而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二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物理学，尤其是核物理专业，还是“科学之王”。
他感到那一次又一次的科学革命，远比电气工程更激动人心。
尽管热爱科学，鲁夫坎并没有按部就班走上研究之路，他的人生意外地被另一股时代洪流裹挟。
到世界尽头去
鲁夫坎入学的1969年，正值美国社会大动荡时期，政府深陷越战泥潭，经济面临滞胀，年轻人普遍意识到社会存在弊病，对现状不满。伯克利当时是嬉皮士运动的中心之一，受到时代热情感染，鲁夫坎参加了很多游行和示威运动，学会了用生鸡蛋涂抹眼睛、嘴巴和鼻子，以防止催泪瓦斯的伤害。
这群人被称为“垮掉的一代”。
临近毕业时，鲁夫坎为将来的职业发愁，他决心把自己对科学的爱好和社会公益结合起来。医生看起来符合这个条件。为此，他学了一些生物学课程，拿到生物物理学学位，但申请了10多家医学院研究生，都被拒绝。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成绩单惨不忍睹，这些学校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想做医生。
找不到工作，也不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鲁夫坎选择流浪。用当下流行的表达是，Gap一下。尽管父母并不赞成，他还是开着一辆蓝白相间的道奇牌面包车，沿着美国1号公路北上，没有目的地。
流浪期间总要生活。鲁夫坎面试过核电厂的工作，也尝试过在一家广播电台做DJ，最后他终于在俄勒冈州一家植树合作社找到工作。合作社由一群抱有乌托邦幻想的嬉皮士组成，他们想打破人们对嬉皮士懒惰的刻板印象，通过植树恢复俄勒冈州被破坏的生态。
接下来1年里，鲁夫坎种了5万棵树。工作很累，日子很苦，冬天很冷又经常下雨，很多人只能睡在帐篷里。鲁夫坎称自己“活得像个王子”，因为他有车，可以睡在里面。
后来，鲁夫坎和一个朋友相约去南美洲，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群岛，那里被称为“世界的尽头”。没有钱，他们只能坐很脏的巴士旅行，睡1晚只需要1美元（当下约合7元人民币）的廉价旅馆。
抵达火地群岛，隔着海峡眺望南极洲后，鲁夫坎继续在南美洲游历。旅行带来的新鲜感很快消退，他开始思考自己之后做什么。
命运的转折就此到来。有一天，在玻利维亚一个美国人俱乐部，鲁夫坎找到一本《科学美国人》，这是一本著名的科普杂志，他看了一天一夜，觉得这是自己“一个月中最美好的一天”。鲁夫坎意识到自己对科学的热爱并不是心血来潮。他决定结束流浪生活，回美国从事科研，做一些有趣的研究。
电影大师黑泽明在自己最后一部作品《袅袅夕阳情》中，借剧中人物之口，对一群孩子讲道：“你们可以找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找一些自己能铭记的事情。当你们找到后，你们要努力地把它铭记于心。那时，若你们要得到这宝藏，定要经过一番努力。若你们经过一番钻研，这会成为你们的终身志业，那是你们真正的宝藏。”
接下来半个世纪里，鲁夫坎将努力把爱好“铭记于心”，哪怕为此坐了10多年“冷板凳”。
“线虫怪人”
回到美国的鲁夫坎先是当了一年核医学工作人员，然后申请到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他进入奥苏贝尔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当时大热的DNA重组技术，希望通过基因改造让植物具备固氮功能，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
1982年博士毕业后，鲁夫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跟随后来的诺奖得主罗伯特·霍维茨教授，研究更为前沿的动物发育遗传机制。
霍维茨教授介绍鲁夫坎研究一种名为“秀丽隐杆线虫”（下称“线虫”）的生物，这是一种1毫米长的蠕虫，后来成为像果蝇一样的模范研究样本。它几乎具备动物的所有器官，但只有不到1000个细胞，而且全身透明，非常适合观察。
鲁夫坎注意到两个特殊基因会影响线虫的发育时间，分别是lin-4和lin-14，但不清楚作用机制。
当时，研究线虫的科学家通常被称为“线虫怪人”，这项要一直和虫子打交道的研究在当时没有什么应用空间。在霍维茨的实验室，鲁夫坎遇到了和自己一样痴迷线虫的维克托·安布罗斯（Victor Ambros）。作为同样是“斯普特尼克时代”长大的孩子，安布罗斯从小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MIT的本科入学申请上只写了6个字：“I want to be a scientist”（我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志同道合的两人很快开始合作，尝试克隆lin-14基因。这在当时很新奇，也很难，通常要花数年时间，并尝试分离阻碍lin-14基因发挥作用的物质。
他们本来以为这种物质会是一种蛋白质，但惊讶地发现，它是一种全新的RNA，有22个核苷酸，而正常的RNA有超过200个核苷酸。这种非常短的RNA被称为微小RNA。
这是一项可能改变科学史的发现。生命密码存储在DNA里，DNA在细胞核内，DNA的指令由信使RNA带到细胞核外。细胞其他部分根据指令制造出各种蛋白质，完成细胞内的各项工作。这是当时所有生物学教科书里的内容。
微小RNA使上述过程更加复杂。它会附着在信使RNA上，关闭它携带的DNA指令，这导致的结果是，有些基因能表达，有些不能。
1993年，两人各自在国际医学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这一发现。不幸的是，这两篇文章石沉大海，人类或其他动物体内并没有发现lin-4这种微小RNA，其他科学家们以为这只是线虫特有的某种奇怪机制。
直到7年后，微小RNA才真正震撼世界。
不正确想法的意义
尽管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应用场景，鲁夫坎还在继续研究微小RNA。
2024年10月7日，在鲁夫坎实验室，人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线虫。（@视觉中国 图）
1999年，他在线虫体内发现另一种微小RNA，名为let-7。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在开展，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在人类基因数据库中搜索let-7基因，结果找到了对应的基因。
欣喜若狂的鲁夫坎立刻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索要不同动物的RNA，从海胆到蚯蚓，从果蝇到老鼠，每天都有新的联邦快递寄来不同生物的RNA样本。鲁夫坎不停地分析，并在其中发现let-7。
他发现，微小RNA在世界上所有动物体内普遍存在。相关研究200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科学史。
微小RNA随即爆火，其他科学家们研究了一系列微小RNA在细胞化学反应中的作用。仅人体内就有超过1000种微小RNA，它们可以改变生物体发育和成熟的方式，与包括癌症、心脏病在内的一系列疾病有关。
1993年，全世界只有2篇关于微小RNA的研究。如今，这个领域已经有超过15万篇论文。这一切的基础是鲁夫坎和安布罗斯的发现，他们完成了“从0到1”的创造性贡献。
荣誉潮水般涌来。鲁夫坎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收获了包括拉斯科奖在内的一众大奖，直到这次获得诺奖，荣誉达到顶峰。
凭借热爱和坚持，50多年后，鲁夫坎找到了自己人生真正的宝藏。
他依然对新事物充满热情。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同事们都说他热爱各种想法，即使是坏想法也不例外。头脑风暴在他的实验室里是休息时的常规活动，任何奇怪的想法都会受到欢迎。
鲁夫坎认为，想法的意义不在于正确，而在于激发思考。他经常和学生就猜想是否准确打赌，大家提出想法，他会说：“好吧，赌3美元。”
工作之外，鲁夫坎的时间会用来陪妻子（她是一名研究女巫、吸血鬼和其他怪物的艺术史教授）、女儿（父母给她起了14个名字，每一个都有特殊的含义，其中最常用的一个是维多利亚），以及阅读其他学科书籍。他依然保留了嬉皮士时代的习惯，头发总是乱糟糟的，并定期参加当年一同植树的老朋友聚会。
在鲁夫坎看来，做科学家与流浪汉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区别：“就像跳上一辆公共汽车，看看它去哪里。”
维克托·安布罗斯：
不可遏制地好奇，然后有了奇迹
维克托·安布罗斯（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图）
“如果你问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是惊讶，当然还有默默的开心。”当维克托·安布罗斯接起媒体的电话，他这样表达了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感受。最让他开心的是，他将和他的好朋友鲁夫坎一起站上领奖台。
学术圈有残酷的一面。在同一个领域做研究，很多人会藏起心事，只当同行是对手。可是当安布罗斯在实验室中看到微小RNA附着在鲁夫坎实验室中的信使RNA上，像两块拼图完美嵌合，他激动地拨通鲁夫坎的电话大喊：“你看到了吗？”
安布罗斯就是这样，他不在乎竞争，甚至也不那么在乎得奖与否。在公布诺奖的那晚，组委会联系不到他，他是从儿子的口中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
做了大半生研究，他更在意自己的好奇心，“那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他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农场主家庭，有7个兄弟姐妹。小时候，父母送给他一套望远镜组装工具，他就在这片农场上建起了自己的“迷你天文台”，通过自己的设备给天文学杂志提供数据。
后来，他离开农场，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去了哈佛大学，去了达特茅斯学院，又停留在马萨诸塞州大学。70岁这年，他变成了老人，也变成了一位全球闻名的伟大科学家。
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为他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穿了一件印有老虎图案的短袖出席，那是他妻子花5美元在二手店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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