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道更开放的考题出现了：“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怎么样？你对于中国的期望怎么样？”
撰文 | 李彤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研究国故’和‘保存国粹’，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试把各人自己观察所得写出来。（文言白话随便，但是一定要加上标点符号）”
100年前，北京大学红楼墙壁斑驳的教室里，一群青年正在完成北大1924年新生入学的国文试题。
沙沙笔声的窗外，是社会剧烈变革的中国。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余波尚在，“新”“旧”思想与力量此消彼长；国际环境云谲波诡，数月前，国民党与共产党终于第一次达成合作，决定共抗帝国主义。
书写试题的青年或许会想起，国故、国粹之争，正是胡适等人当下关注与讨论的问题。1923年，胡适提出青年排队游行，高喊打倒列强算不得救国事业，而要安心独坐图书馆，整理国故。这一主张，遭到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反对。
也因此，与今日规定“覆盖面”“知识点”“区分度”的高考试卷截然不同，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不局限于课桌的考题。彼时，在汇聚了大量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的北京大学，对于治校、治国，一代学人正虚心向青年求取答案。
百年以后，这些考题因《为国选士：老北大入学试题（1917-1948）》一书得以重新问世。
对于命题人来说，试卷正面的分数是考评，试卷背面的分数是未来青年的要求和期许。而这些早已泛黄的试卷，不仅是一份历史的记录，更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出教育与时代的互动，彰显出高等学府的“顺应”“耿直”，乃至“先行一步”。
时光流转，今天的你，又会如何解答这些问题呢？
救亡
整理老北大的考题并不容易。
本书主编、现北京大学副校长任羽中和朋友花费了3年时间，遍寻《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试题，同时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查找文件，检索多份资料校对、印证，才从字迹漫漶的旧报刊书页上摘抄出被尘封的试题。
当这些试题重新跃然纸上时，任羽中发现，这些以往不会被人注意的“边角料”，颇能反映时代的历史流变以及我国高等学府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感。
1918年至1926年间的考题，大量涉及中国新旧思想的反思以及国际知识，无不在回应彼时中国最关切的问题——救亡与民族之争。
比如1918年的文本科地理学考题有3道：“1.详言我国边界外丧失之土地；2.列举我国沿海之租割地；3.试说世界各国在太平洋之殖民地。”
那时，类似的题目反复出现，本国史考试也是如此。1925年的近代史考题为：“我国关税失自主之权，国几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外国史的考试，出现最多的则是“革命”。1919年考题中有“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何异同之处”“法国革命的原因”，1920年仍考原题“试述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因结果”。
也就是说，北大地理、历史考试的热点，在于考生是否清楚地了解中国在世界的处境、列强如何侵权，并能够理性分析他国革命之经验教训。
而这样的民族危机感，也体现在对自身、对内的思索上。
1927年至1929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李大钊教授被军阀杀害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思想新旧之争尚存，北大师生于1928年6月开展复校斗争，直至8月取得胜利。
在此背景下，1928年，国文入学考题之一为：“在旧作者中举出你所最崇拜的一个，并用你自己的见解，批评他的文章和思想。”1929年，一道更开放的考题出现了：“你对于你自己的期望怎么样？你对于中国的期望怎么样？”
1920年北京大学招生启事函
这样的民族危亡意识，随着时代的剧变愈发强烈，知识分子们也预先担忧起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危机。
1930年地理入学试题的第四大题，即是“试比较中日两国人民的普通性质。我国人民若有不及日本人民之处，应用什么方法来补救？”这一年，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次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知当年的考生可有预感，又是否会因此考题先一步思考救国之道呢？
启蒙
翻看老北大的入学考题，启蒙年轻灵魂之意也无不渗透在各科目考题中。
1918年文理法预科的第一道翻译题引用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中的名句。1924年起，“论理”（逻辑）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出现，考察学生的思辨能力与逻辑能力。1928年本科入学试题为：“思想之谬误有形式及实质之分，试言其别，并举其例。”
甚至一些理科考题，也充满了思考与发挥空间，并非机械掌握知识点就可作答。如1917年的博物题，“植物之食料究为何种物质？”1923年化学题，“试就还原和接触（或叫触媒）作用各举一例说明之。”1925年物理题，“冰块何以浮于表面？是否任何液体凝结后，皆能浮于其表面上？”
说起大学入学试题的设置，还有一段趣闻。
1932年，一道清华大学的入学试题在北平掀起轩然大波。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在国文考试中出了一道“对对子”的考题，要求考生对出“孙行者”的下联。
那年参与大学考试的正是“新文化培养的青年”，在一些青年眼中，“对对子”的考核方式是一种倒退，陈寅恪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各界读者纷纷在报刊发表意见。这也标志着，大学考试不再仅仅是选拔合格考生的测验手段，而逐渐变成本身需要检测的公共议题。
许是受此风波影响，大学试题的公共性在此后越发显著。尤其是西南联大时期，奔波的知识分子们仍追寻着独立的国民精神，并提前进行了诸多公民意识的探索。
1944年一道汉译英的材料这样写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轰炸的灰烬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地理试题为：“地理系基本公民教育之一，应如何解释。”
也是这一年，“公民”科目首次出现在试题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入学试题（公民）
◆ 中国社会问题究在人口太少，抑在人口太多？而教育程度太低，生产能力太弱？其解决之道究在奖励生育，抑应发展教育，提高生产技 能？
◆ 独裁政治在理论及实际上的缺点何在？
国立北大清华南开1946年联合招生试题（公民）（节选）
◆未成年人之行为在法律发生什么效果？
◆何为人民权利宣言？五五宪草有此宣言 否？
北京大学1948年入学试题（公民一、二）（节 选）
◆说明中国农村衰落的原 因。
◆什么是死刑的意义？死刑应不应该废止？
如今回望百年前的考题，虽题干简约，但涉猎面广，考察深入，可以想见当年的考生具有怎样的才学。连《为国选士》的主编任羽中也在后记中感慨：“即使‘穿越’回去，我觉得自己也难以考中。”
在任羽中看来，汇编老北大试题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时的仁人志士，究竟需要选录什么样的年轻人，又希望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子，这些试题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假如本书能被今天大学、中学里的教育者看到，能因此让某些考试变得更有生气一点，能通过‘考试’这个指挥棒让学生再多读点好书，再多想想关系世道人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努力也就值得了。”
1917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第一次毕业留影（前排右五为蔡元培，前排右四为陈独秀）（本图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蔡磊砢老师提供）
赠与今年（1932年）的大学毕业生（摘编）
胡适
你们毕业之后，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得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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