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灿明：大学的职能与国际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高等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学界的一大热题。加拿大学者奈特认为,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指 “将国际维度与跨文化维度整合到高校的教学、 科研与服务职能中的过程” [1] , 这一定义基于过程的视野阐述了大学国际化的价值内涵, 突出了国际化与大学各项社会职能运行的内在关联。在中国, 现代大学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创新、 国际交流合作五大重要职能。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而国际化也必将深刻烙印在中国大学的每一项社会职能之中。 

就国际惯例而言, 一些国外知名大学在探讨大学职能时, 较少把国际化作为一个专门职能来讲, 因为它们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国际化和趋同化管理; 也很少单独设立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 因为所有学院几乎都走在国际化的最前沿。有鉴于此, 除了与国际化直接相关的现代大学第五项职能之外, 今天我还将重点阐述大学前四项职能与国际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早期的大学通常只涉及一项社会职能, 那就是人才培养, 也即教学, 或者说知识传授。中世纪大学开展的所谓教学活动, 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讲授宗教经典来培养教会执事。事实上,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大多是宗教场所的附属与延伸, 现在大学生毕业时身着的学位服就是从教堂传教士的长袍发展而来的。德国洪堡大学最早提出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 的双职能理念, 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2]在美国, 1876 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开展 “学问的教育” 这一宏愿, 提出不仅老师要做研究, 学生也要做研究。由此, 研究生教育登上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舞台。到 20 世纪初 “威斯康星思想” 提出时, 大学便已不仅作为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的学术性组织, 而且是与社会紧密结合、 水乳交融的服务性组织, 这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第三项职能——社会服务的问世。大学走出象牙塔, 并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 俨然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大势。2011 年, 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强调, 大学要 “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一论断赋予了大学新的责任和使命。2017 年 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强调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与创新、 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 这是我国官方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将 “国际交流合作” 视为高校的一项新使命。至此, 我国现代大学职能得到进一步拓展。

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站在世界的地平线上, 对现代大学的教学职能, 或者说人才培养职能加以审视。大学的教学职能为什么要国际化呢? 因为, 人才培养的目标变了。现在更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 国际胸怀的高级专门人才。事实上, 早在古希腊时期, “国际性” 的 “游学” 和 “游教” 就已开始。柏拉图学园、 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都是著名的 “国际性” 教育机构。到了 12 世纪, 欧洲大学更是 “无例外地在基督教会的土壤上蒙受天主教会的庇荫而成长起来的”, 它们很自然地 “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 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3]如今, 我们大力强调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党和国家所需的正是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尽管现在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 但毕竟不是主流。开放、 交流、 国际化、 全球化是历史大势所趋, 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正如皮特·斯科特所言, “国际性已经成为大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4]新形势下, 大学的教学职能必须国际化, 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有世界眼光, 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反过来, 我们在培养人的过程中, 也必须调用世界的、 国际的各种有益的教学资源, 而不囿于某一个国家、 某一所大学的资源。当前, 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起点往往基于全球层面加以考量。在英、 法等国的知名大学中, 老师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 国际化师资队伍中精英荟萃; 全球高校之间的 “2+2” “3+1” 等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目的就是通过国际资源协同来培养国际化人才。人才培养业已呈现势不可当的国际化倾向, 大学也必须站在国际化层面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语境中, 大学不能关起门来办学, 只有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教育资源, 加强跨国、 跨校合作, 才能更好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只有按照培养国际化人才、 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来开展教学活动, 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毕业后, 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适应国际化的大趋势, 才能更好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大学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组织, 不仅大学中的知识和学术具有世界主义特性——知识和学术是人类共创、 共有、 共享的文明成果, 而且大学的理想和抱负也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特性——大学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精神, 是人类公器, 通过科技和价值观教育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5]诺丁汉大学的一位副校长曾说, 现在世界上稍微重要一点的问题, 都已经不再是某一所大学、 某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的, 必须有许多所大学、 许多个国家协同攻关才能解决。比如气候问题, 气候变化影响的不是某一个国家, 所以仅靠个别国家 “洁身自好” “规规矩矩”, 根本无法使气候问题得到有效改善。事实上, 全球变暖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 也和每个企业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关联, 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影响全世界, 如果在科学研究层面不开展国际合作, 就无法有效解决气候、 环境污染、 战争、 疫情防控等世界性难题。再如, 没有哪一个国家在一些特别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可以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至少不是所有种类的能源和原材料都能自给自足, 一般都需要贸易往来, 有贸易往来就会有合作, 甚至还可能产生矛盾和分歧, 这就需要对话和协调, 也涉及制度安排。各个国家和地区需要不断地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 政治、 经济等制度设计, 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所以, 科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单打独斗, 小到教研室、 学院, 需要加强协同合作, 大到学校、 国家, 更需要国际交流合作。

在科学研究中, 撰写学术论文的首要工作是做文献梳理, 通常包含国内、 国外两个方面的文献。如果只关注和梳理国内文献, 就会忽视国外学界的前人研究, 极易产生自主创新的错觉, 这存在很大问题。若某个问题在国外早有人进行深入探索, 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再去做重复研究。只有切实站在国际、 站在世界的平台上审视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才能真正找到研究的空白和断档地带, 这样才可能催生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创新。

另外, 科学研究的范式也涉及国际化的问题。如果没有国际化视野, 一直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套路去做研究, 也是不够的。所以, 在科研领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也包括研究范式的引进与借鉴。比如, 我国传统科研的范式大多是定性分析, 在学习西方后, 就引进了国外的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之所以有重要意义, 就在于它使研究科学化, 一个东西要成为科学, 必须能够被证实或证伪。虽然不能片面强调定量分析, 但也不能一概否认, 还是要把定性和定量结合起来。定量分析实际上是用数据来说话, 用事实来说话, 进而证实或者证伪。通过这样的借鉴, 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更加小心谨慎, 因为要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是 “第五次大学革命”[6]的产物。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起点, 正是站在国际化平台上建构起来的。评价一个学者的研究水平高低, 都是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的。我国正在进行的 “双一流” 建设, 尽管强调中国特色, 但也要讲世界水平, 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学科。

大学在 “与外界进行信息、 物质、 能量交换过程中, 始终会以不断更新自身的方式回应变化的社会环境, 增强其生存和发展能力的禀性”[7], 这一事实从内在规定了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基本逻辑。一般认为, 社会服务职能是指大学走出象牙塔, 真正融入社会, 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引擎和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8]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就是对大学践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最好诠释。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 没有硅谷也就没有现在的斯坦福大学, 两者彼此依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融合、 难舍难分。[9]大学在走出象牙塔之后, 就应该与社会相互融合。现在的社会是开放式的, 需要大学为它提供服务, 但它的供应方不仅包括国内大学, 也面向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比选。正如简·柯里等学者指出的那样, 竞争机制和企业化管理已然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全球化改革进程的关键要素。[10]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 企业所需要的东西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 它们往往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供应方。武汉市政府就与国外很多大学或科研机构有过合作, 国外专家经常到武汉市、 湖北省提供服务。因此, 当前大学之间的教学国际合作、 科研国际合作,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渗透到社会服务的国际合作中。

在社会服务方面, 很多大学实际上都已经站在国际、 世界的层次去看问题。剑桥大学有类似继续教育学院的机构, 开办了很多世界性的培训班; 麻省理工学院 MBA 案例教学注重培养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古人曾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没有飞机、 高铁、 绿皮火车, 也没有大巴、 摩托车、 自行车, 只有马车、 船, 道路条件也有限, 在那种情况下都要行万里路, 说明行万里路、 走出去放眼看世界非常重要。现在全世界每天有 5 万次航班在天上飞, 有 35 万条船在全球跑,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在现今交通如此便利的条件下, 若仍死盯 “一亩三分地” 来耕耘社会服务是没有市场的, 大学必须直面 “全球化的知识和学习产业”[11], 并在其中增强自身的跨国服务能力。

“大学是文化的酵母”[12]。在现代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文化传承创新中, 有两个关键词: 传承和创新。

传承是什么?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重器, 大学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重要的使命和职责。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萌芽于清末, 至今不过百来年历史, 那么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靠谁传承呢? 过去中国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但是在文化传承方面, 我们有大学的替代品。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的私学、 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 以及后来的书院, 都发挥了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有四大著名书院: 应天府书院、 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其实, 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院, 虽不像现在大学那样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但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薪火不断, 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 让普通老百姓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一举成名, 培养、 造就了很多读书人, 让文化得以延续, 这就是教育的特殊功能。现代大学在传承文化方面发挥着更加广泛、 更加立体、 更加综合的功能。[14]过去书院的招生规模有限, 传承能力也有限, 现代大学的学生规模扩大, 大学在传承文化方面的力度也就更大。如果没有这些媒介, 没有这些渠道, 没有这些品牌, 文化经历两三代就会失传。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了濒危的境地, 需要抢救, 为什么要抢救? 因为后继无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 我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主张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 提出建立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文化传承的高度重视, 也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找到了源头活水。

文化仅靠传承, 没有创新, 也会失去生命力。文化如何创新?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文化、 文明的交流碰撞。有碰撞就会有冲突, 但也可能产生共鸣, 甚至起到互相借鉴的作用, 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 或者使原有文化得以提升。比如,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不仅带来了印度文明, 还带来了希腊文明、 两河文明、 波斯文明。这些文明、 文化进入中国, 并与中国土生土长的两种文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邂逅, 从而催生了大唐盛世的雄伟气象。没有文化的强盛, 没有文化的鼎盛, 一个国家不可能会有文化大气象。大唐盛世文化区别于春秋战国文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多种文明、 多种文化的相互借鉴。所以文化要创新,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贯彻蔡元培先生提倡的 “兼容并包” 之理念, 不断吸收消化人类文明中有益的共同成果。

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任务, 文化的创新是另一个任务。文化的创新一定要充分借鉴人类社会各种文明、 文化的有益成果。我们现在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要站在全球角度来观照这一命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人命运共同体, 而是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充分尊重各种文明和文化, 充分借鉴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合理成分, 只有综合的、 具有大视野的文明、 文化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品位的提升、 文化格局的放大, 更离不开国际化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是一种不侵略的文化, 是一种有包容性的文化, 是一种极具人文温度的文化。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协和万邦的国际观、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5], 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历经千百年岁月磨砺, 有着包容、 谦和、 柔韧的特性。未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进一步升华, 仍离不开继续借鉴其他文明和文化, 离不开与其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从这个意义上理解, 中华文化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 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成果, 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而要充分履行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使命, 作为社会文化公器的大学就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合作, 在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密切关注并参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文明的对话交流, 提高合作深度、 广度与高度。

现代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职能与国际化的关系是显而易见、 不言而喻的。在我国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谱系中, 专门把国际交流合作列为大学第五项职能的原因是为了强调国际化的重要性。一度的长期封闭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才 40 多年, 大学国际化建设的任务还比较重, 所以目前将国际交流合作单独作为大学的一项社会职能列出, 如此做法对于中国现代大学来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工作如何开展, 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谋划的重大课题。其中, 最重要的是要妥善回应以下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中国现代大学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做法与经验。对此, 我认为要以虚怀若谷、 海纳百川的气度认真学习别人的长处, 兼容并包, 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 以他山之石, 攻己之玉。二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厚重人文底蕴的文化大国, 中国有责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交流, 并于其中彰显中国气派、 提供中国方案、 形成中国话语。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国际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凸显自己的特色、 发挥自己的作用, 而绝不能搞单向度借鉴他人、 一边倒学习西方的国际化。在论及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立足中国大地,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 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 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促使世界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人民、 读懂中国共产党、 读懂中华民族。[16]

事实上, 大学作为一个网罗人类文明各种精华学问的公共文化机构, 本身就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无论是亚里士多德、 西塞罗, 还是纽曼, 都曾表达过 “求知是人类本性” 的观点。[17]在大学中, 求知作为人类共同本性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而激发人类共同本性的过程, 事实上也是与全人类共同思想资源对话交流的过程。这种面向世界的、 超越时空的活动是大学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推动国际化进程的特殊优势。中华文化向来强调仁爱、 民本、 守信、 正义、 和合、 大同, 新时代中国大学要将这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契合的宝贵思想资源充分转化、 积极阐扬, 并落实到具体的国际交流实践中, 彰显大国高校的世界主义胸怀。历史的经验表明, 最好的大学, 一定是走在国际化最前沿的大学, 它们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进步, 荟萃全球卓越师资和优质生源, 以培养世界公民为己任, 在民族文化跨国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 新一轮 “双一流” 建设已然吹响号角, 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普及高等教育的主旋律, 立足历史起点和现实差距, 在扎根中国大地、 养成全球视野的过程中对话国际标准, 勇于迈向世界舞台中央[18], 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高等教育强国的愿景添砖加瓦应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学人的共同使命。

参考文献

[1]Knight,J.,“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Definition,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4, 8 (1): 5-31.

[2] 贺国庆: 《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大学的滥觞》, 《教育研究》2022 年第4 期, 第68～80 页。

[3] 弗·鲍尔生: 《德国教育史》, 滕大春、滕大生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第18 页。

[4] 皮特·斯科特: 《高等教育全球化: 理论与政策》, 周倩、高耀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第183 页。

[5] 张应强: 《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的重新审视》, 《教育发展研究》2021 年第23 期, 第1～11 页。

[6] 布莱登·坎特维尔、伊尔·科皮伦: 《全球化时代的学术资本主义》, 殷朝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第43 页。

[7] 冯向东: 《大学职能的演变与大学的开放性》, 《中国高等教育》2007 年第10 期, 第25～27 页。

[8] 张应强: 《高等教育全球化对国际化的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9 期, 第15～17 页。

[9] 顾建民: 《大学职能的分析及其结构意义》, 《全球教育展望》2001 年第8 期, 第68 ～72 页。

[10] 简·柯里、理查德·德安吉里斯、哈里·德·波尔等: 《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 王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第64 页。

[11] 詹姆斯·杜德斯达: 《21 世纪的大学》, 刘彤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第249页。

[12] 徐显明: 《大学理念论纲》, 《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6 期, 第36～43、220～221 页。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外文出版社, 2017, 第313 页。

[14] 潘懋元、肖海涛: 《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发展30 年》, 《教育研究》2008 年第10 期, 第3～10 页。

[15] 王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智慧》, 《人民日报》2022 年5 月24 日。

[16] 《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学习强国,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6756421728026784633,2022年6月17 日。

[17] 张楚廷: 《高等教育哲学通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第223 页。

[18] 陈明: 《“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 认知维度、问题分析和思考路径》, 《高等教育评论》2017 年第1 期, 第39～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