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瑞常(通讯作者),男,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VAA180001)的研究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顾明远,宋瑞洁,丁瑞常.教育对外开放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J].高等教育评论,2023(02):1-10.教育对外开放既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 也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对外开放呈现鲜明的“中国式”特征。一是强调“以我为主”, 永葆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底色；二是坚持“人民至上”, 以开放促进高等教育优质公平；三是秉持“胸怀天下”, 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国以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道路，也为各国推进“负责任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态，并鼓舞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开放姿态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
教育对外开放既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的中心任务。[1]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和重要支点,能够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而在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明确教育对外开放之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凝练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阐述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均有着巨大的价值。
一、教育对外开放之于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教育对外开放则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举措。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教育对外开放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早期形式是对外派遣留学生。1978年第一批被派遣出国的52人中,归国后17人成为院士。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足迹已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90%以上的长江学者,都曾求学于海外;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归国人员。[2]同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乃至高校,都积极主动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优秀人才引进计划,打造全球英才聚集地,吸引了大批外国专家与外籍教师来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留学归国人员,还是外国专家与外籍教师,都在服务高校人才培养、国际科研合作、中外人文交流以及增进我国与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教育对外开放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石。随着教育对外开放形式的不断丰富、范围的不断拓展,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还充分接触并利用了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资源,借鉴和吸收了先进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材与辅导材料、教学技术与手段等,自主培养了大量具有国际视野、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而中外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交流、资源共享和合作研究,则极大促进了我国高校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教育对外开放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国际坐标。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面向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的内在需求,也是与世界融通共进的过程。毋庸置疑,“中国式”这一创新提法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历史经验的积累,形成于对全球各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考察、研究和比较之中。显然,教育对外开放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教育对外开放也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提供了展示窗口,使中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全球教育舞台,不断更新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第四,教育对外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搭建了桥梁和平台。例如,鼓励高校海外办学,向国际组织输送优秀人才,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规范和标准的研究、制定和落实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我国能够向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丰富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总体而言,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走向交汇的重要基点,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多重且关键的角色,能够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合作的方向迈进。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
教育对外开放既是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对外开放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式”特征。(一)强调“以我为主”,永葆教育对外开放的中国底色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会晤世界银行时任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时特别强调:“中国注定要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有了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可以更快地实现这个目标。如果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那么中国自己也可以,只不过花费更多的时间。”[3]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即中国需要对外开放来促进自身现代化,但基本前提是“以我为主”。198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在确定贷款项目的优先领域上意见相左,但中国政府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成功说服世界银行赞同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第一个贷款项目,并在此后获得了世界银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援助资金。[4]坚持“以我为主”,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概括来讲,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坚持”上。一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和工作部署上,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注重顶层设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就出国留学人员教育、高层次留学人才、来华留学生、留学中介、港澳台学生、提高留学教育质量等问题发布了系列文件。[5]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做出系统安排。随后,教育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2023年,中央政治局围绕建设教育强国进行了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在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同时,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牢教育对外开放正确方向和安全底线。[6]高等教育是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领域,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这一工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是注重发挥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助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政策随着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适时地进行调整、丰富和完善,但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宗旨始终不变。70余年来,留学人员群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并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孕育并涵养了学术骨干队伍;强化并拓展了国际学术交流;参与并推动了国家全面建设;影响并提升了中华民族形象;持续并延展了人文互鉴合作;启发并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助力了国家外交活动。[7]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8]由此可见,我国始终强调发挥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助推作用。在以教育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进行融合与创新。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在“引进来”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和统合力。中国文化具有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地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9]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学习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努力追赶世界一流,但从未彻底抛弃自己的传统,如高考制度。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强调突出“中华精神”与“中华标识”。例如,当前我国高校境外办学主要有孔子学院(课堂)、鲁班工坊和海外分校三种形式。其中,孔子学院(课堂)已发展成为汉语教学推广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全球品牌和平台;鲁班工坊和海外分校,通过在合作国输出中国优质教育和产品技术,以及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和开展高级技能培训等,实现了以中华优秀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的整体输出。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通过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培植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性格。(二)坚持“人民至上”,以开放促进高等教育优质公平
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我国一直秉持以人民为本,努力使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从面向少数群体的“精英模式”转向大众化,确保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广泛的人民群众。1.加大留学教育支持力度,拓宽师生境外学习交流渠道一方面,不断加强出国留学教育管理体系建设。尤其是不断更新完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从“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展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为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基本方向。在组织方面,教育部不断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如1978年增设留学生管理司、1996年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等。在政策方面,自1978年拉开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以来,我国就出国留学人员教育相关问题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自费出国留学限制被彻底废除,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在培养高层次留学人才方面持续发力,面向全民的出国留学教育政策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对出国交流学习的资助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留学教育的资助从无到有、额度从少到多、范围从窄到宽,保障与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针对自费留学教育的发展,政府也充分发挥奖学金的引领作用,引导更多学生出国留学;同时,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的资助力度,促进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全国众多高校设置了丰富的出国交流学习助学金项目,资助学生出国(境)短期交换、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在一系列政策和大量资金的支持下,我国的出国留学教育和跨境学习交流获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1978～2019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10]公派留学的领域和项目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外合作项目等高层次、以国际科研交流和国内学科建设为导向的公派留学项目发展迅猛,增速远超传统的公派本科或硕士留学项目,公派留学生层次越来越高。[11]尽管跨境流动被认为是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有效策略,但也受制于教育资源及经济资本,从而在人才培养规模、教育公平以及教育质量等方面存在天然的不足。与传统国际化模式不同,在地国际化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强调“立足本土本校”“面向全体学生”“有效提升全体学生国际化水平和跨文化素养”等。[12]换言之,在地国际化模式能够惠及绝大多数学生,使全体学生相对公平地享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和资源。为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实践,我国在宏观领域积极强化政策导向,着力构建系统规范的政策环境和财政支持体系。尤其是《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提出聚焦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支持打造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支持长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先行先试,支持雄安新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13]在实践层面,我国也进行了丰富探索。一是积极促进线下课程国际化,使高校课程内容与国际接轨。二是落实推进高等教育在线学习平台建设,打破时空的限制。如教育部指导并推出的“爱课程”和“学堂在线”两个高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已免费向国内外学习者提供900余门多语种课程资源和必要的教学服务。[14]三是充分利用丰富的非课程资源,如许多高校每年邀请大批国际学者来华讲学、研究、参加学术会议,还设置国内外学生结对项目等。四是积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包括高校通过签订协议建立合作办学机构、与外方高校签署学分互认协议等。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为主要特点,丰富了国内多样化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学生“不出国的留学”。(三)秉持“胸怀天下”,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且尤为重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15]《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发布后,“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建设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个优先领域。在教育部的总体布局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教育合作聚焦教育互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合作以及丝路合作机制三大重点领域,“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合作办学推进计划、师资培训推进计划、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教育援助计划五大计划,以及机制平台建设,促进了民心相通、人才培养和共建国家教育的共同发展。截至2020年,中国44所高等学校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创办了28个境外办学机构、开展了47个项目,涵盖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6]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已与45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17]此外,通过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举措,我国还吸引了大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为沿线国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我国一直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贡献了力量。以中非合作为例,2009年,我国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加大中非教育合作力度,实施“中非大学20+20合作计划”。2015年,南非在非洲国家中率先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与中国教育合作和交流的新篇章。2018年,中国在“北京行动计划”中重申致力于增强非洲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头雁计划”等,承诺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并提供上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8]值得一提的是,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如今已逐渐从单向的对非援助发展为全方位的双向合作与交流,合作内容从学校援建、提供教育设施、接收公费留学生和短期培训等,向中非联合开展研究计划、建立学位互认的学生交流机制等转型,逐渐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新局面。[19]一方面,我国不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合作,以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组织为重点,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标准和规则的研究、制定和落实。[20]例如,参与《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全球公约》等重要国际规则制定工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QualityAssuranceAgencyforHigherEducation,QAA)等开展跨境教育质量认证与保障的合作。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送的力度。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并在国内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中明确支持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在实践层面,包括搭建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平台和开展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推送与培养项目等。如,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并实施了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等,旨在提升我国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此外,越来越多的高校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进行了实践探索。三、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样，通过中国式教育对外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现代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为各国推进“负责任的国际化”提供新的实践样态教育对外开放是世界发展趋势。然而,开放、合作在给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因此近年来,各国尤为关注如何在教育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间寻求平衡,推进“负责任的国际化”(responsibleinternationalisation)[21]。中国以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能为世界各国推进“负责任的国际化”提供一种新的实践样态。
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的基本立场,牢牢掌握教育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政党的稳定支持,引领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稳定的政党领导和支持,意味着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这对于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领导下,中国才始终牢牢抓稳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方向盘”,实现了以对外开放促国内发展,以自我发展联动世界发展。二是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基本国情是教育的现实土壤,而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在以教育对外开放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重要经验就是扎根中国大地,高度重视优秀文化的传承,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品格。可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只有坚持“以我为主”的基本立场,牢牢掌握主动权,才能高效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避免陷入“依附型”对外开放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秉持美美与共的世界胸怀,在教育对外开放中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有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对外开放实践,尽管对全球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加剧了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现象。因为其模式主要以资本的商业逻辑为导向,形成了单向强势输出的趋势,同时产生了明显的“虹吸效应”。这种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印度、非洲、南美洲等地,以欧洲教育对外开放为代表的模式越发受到批判,甚至被指责为一种“新殖民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主张共同发展。尤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从政策法规到实践层面的国际合作项目,都十分强调多元、平等与共享。这不仅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在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时值得借鉴的要点。
(二)鼓舞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开放姿态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受到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并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对于以教育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更为可贵的意义在于,能够在认知层面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开放姿态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道路。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清末民初睁眼看世界的“学西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缘于外交一边倒的“学苏联”,再到改革开放后“再学苏联和西方”,直到提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彻底摆脱了教育现代化对外来教育的依附,成功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22]在此过程中,尽管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但中国仍然保持和平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努力以自身的发展惠及世界,引领世界教育的发展。这一历程虽然漫长而充满挑战,却能够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鸣。
同时,中国以一个“创新者”的形象出现,鼓舞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对开放和创新的恐惧,让其看到开放和创新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探索本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特色道路的勇气。要理解这一“创新者”形象之所以能够鼓舞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回溯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方法论创新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并非全盘否定式的创新,而是以我为主,保持开放姿态,充分立足于批判扬弃基础上的创新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借鉴吸收了人类多种文明成果,但拒绝简单移植照搬,并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寻求理论升华。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既汲取了各方的长处,又紧密贴合实际,为发展中国家奠定了探索理论和实践创新之路的坚实基础。同时,它也能帮助更多国家理性地看待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而增强创新和开放的信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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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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