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进文：新文科建设要义的省思

“新文科建设” 的提法曾受到过人们的质疑, 质疑的焦点在于新文科建设到底是专业建设还是学科建设, 或者是专业和学科的一体化建设, 观点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对新文科建设要义或内涵的不同理解和认知。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看, 至今尚无明确结论。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政策倡导不断出现以及专门杂志的创办 (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办的 《新文科教育研究》 和作为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组长单位山东大学创办的 《新文科理论与实践》 ), 众多知名专家学者或为杂志顾问或为编委, 学界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研究成果, 理论与实践研究日益增多①, 但关于 “新文科建设” 的要义方面研究的成果不多, 讨论有待进一步深入。

笔者认为, 大专院校的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专业建设, 是对人才培养体系进行重构。专业建设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 应根据时代变化不断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涵, 因为专业设置是以职业为导向的, 社会提出新的职业需求, 学校就应该设立相关的专业来适应时代的变化, 故专业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动态优化调整的。事实上教育部每年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都有大量专业新增、 撤销, 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与本科专业类似的, 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调整也应该是一样。

人类社会在走向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各方面的知识积累, 构建起了各种知识体系, 这种知识体系就是学科。学科属于一个知识创新体系, 学科建设重在对知识的保护、 传承和创造, 创造知识的能力是衡量学科建设水平高低的最重要的标准。人类的知识体系相对稳定, 因此学科一般不应短期频繁调整。近代以来, 我们国家的学科目录确有调整, 但调整周期长、 幅度小。从清末的 “八科之学”, 历经百余年变迁, 到现在扩展至 14 个学科门类。而目前中国本、 专科专业多达 1500 多个, 而且每年都有调整。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一轮的学科目录调整征求意见稿中, 本来将经济学原来的 “理论经济学” 和 “应用经济学” 两个一级学科调整为 “经济学” 一个一级学科, 征求意见稿公布以后, 引起了经济学界很大的反应, 部分高校向有关部门提交材料, 坚决反对把经济学调整为一个一级学科。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终公布的学科目录中, 经济学仍然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学科调整必须非常谨慎, 学科没有新旧之分, 只有专业才有新旧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文科之 “新” 之题中应有之义是专业之新而非学科之新。

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专业建设, 这从教育部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也可以看出。新文科建设在教育部是由高等教育司来主管, 高等教育司的职能之一是 “拟定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目录” , 是管本科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主管, 该司的职能之一是 “指导学科建设与管理工作” , 学科目录调整即由该司负责。可见, 从教育部推动新文科建设的机构来看, 教育部实际上是把新文科建设主要定位于专业建设的。事实上, 专业是人才培养平台, 是广义的课程体系, 而学科是知识的集成, 是知识体系, 学科与专业既要一体化建设, 又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8]从目前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 对于新文科建设到底是专业建设还是学科建设的认识似是而非。我们鲜明地认为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专业建设, 主要是人才培养。

如果对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专业建设达成了共识,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宜按照学科建设的路径进行新文科建设。在新文科建设中, 有的高校将新文科建设的重点放在学科建设上, 大力推动所谓交叉学科建设, 学校设立各种名目的学科交叉研究机构, 职能部门设立各种交叉学科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和项目浪费了学校大量资源, 并没有产出什么学科创新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甚。笔者对于新文科建设按照学科建设的那套搞法不太赞成, 对现有学科交叉的做法和举措也持有谨慎的态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 2000 年合并的当年, 曾举办了一次财经、 政法深度融通的理论研讨会, 近年来也在一直推动财经、 政法的深度融合, 20 多年过去, 交叉学科建设鲜有标志性成果, 与此相对应的, 大量创新性研究成果都是在长期坐冷板凳、 专注于某一学术问题长期进行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我国曾在 20 世纪搞了一个学科交叉融通的很大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9], 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集聚了历史学、 考古学、 文献学、 古文字学、 历史地理学、 天文学、 测年技术学等多学科领域的顶级专家, 是 “九五计划” 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 商、 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 2000 年结题发布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 , 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较大的质疑和批评, 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 导致年代学论证方面出现一系列失误, 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 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

与学科建设有关的智库建设必须以问题为导向, 按问题整合学科资源, 需要多学科学者参与, 但这种整合不是设立名目繁多的机构。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高校的领导将智库建设等同于学科建设, 造成学科建设的无序与资源浪费, 这必须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不宜按照学科建设的路径进行新文科建设,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重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教材体系。

新文科建设应该是对当下愈演愈烈的 “专才” 式人才培养模式弊端的纠偏, 新文科建设应以培养 “通才” 为导向。

从世界教育发展史来看, 农耕文明形态下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 无论是西方, 还是东方, 人才培养一般采取的都是通才教育模式。中国早在周代, 在官办教育中政府就推行 “六艺” 教育, 六艺是礼、 乐、 射、 御、 书、 数六种技能统称。“礼” 是礼仪方面的教育, 类似于今天的德育; “乐” 是指音乐方面的教育; “射” 是指射箭技术教育, 即今天的军事方面的教育; “御” 是指驾驶马车技术方面的教育; “书” 是指书写、 识字和作文方面的教育, 类似于今天的语文方面的教育; “数” 是指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方面的教育, 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教育。可见, 中国的教育从其源头就注重文武并重, 全面发展的博雅教育、 通才教育。从唐代开始, 中国出现与官学相对应的私学教育制度——书院制度。中国古代的书院就是一种典型的 “通才” 教育模式。书院将各种有学问的人才请来讲学, 学生听讲后自由讨论, 鼓励质疑问难，学习内容灵活、 宽泛, 并不限于某种专业知识的学习, 它是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结合。

古希腊倡导 “七艺” 教育, 七艺指语法学、 修辞学、 逻辑学、 音乐、 算术、 几何学、 天文学。古希腊创立的学科和教育模式后来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罗马时期的教育, 除七艺之外, 还增加了医学、 法学、 历史和建筑学等学科。

由此可见, 中西古代教育都是通才教育, 这一教育模式深深植根于古代的社会历史土壤中, 为中西文明的演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工业文明以后, 由于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 与此相适应, 人才培养出现了 “专才” 教育。“专才” 教育越发明显, 演变至今, 人才培养的模式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 专业和课程设置越来越专门化。以经济学课程为例, 有的学校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经济学课程, 按照初级、 中级和高级进行严格的区别, 不断地专门化, 以往所开设的 “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 课程, 或不再开设, 或课时大量压缩。课程设置越来越窄, 越来越专门化, 这种发展趋势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因为这些人才进入社会后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综合性和复杂性的, 现有的专业没有一个培养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 但社会问题常常涉及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知识, 专门性的人才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

我国众多高等学校在通识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尤其是多数一流大学都进行了通识教育改革, 在认识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在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通识教育发展展现出良好的态势, 但有些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还存在理念陈旧、 视野狭窄、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度低等问题。[11]目前我国国内很多名校都设置有本科生院, 第一年所有大一新生不分专业, 所有的课程都是一样的, 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回归古典通识教育的做法, 这是我国新文科建设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至于各个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如何做, 可以结合自身的办学历史、 学科专业结构和办学特色等进行选择或创新。部分高校还进行了书院制探索, 大中华地区搞书院制做得最好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它设立了九个书院 (新亚、 崇基、 联合、 逸夫、 和声、 晨兴、 善衡、 敬文、 伍宜孙)。[12] 知名专家学者都到书院讲学授课, 在专业之外进行 “通识” 方面的人文讲座, 影响巨大且意义非凡, 书院已成为专业教育的第二课堂, 书院制是实现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结合的有效机制, 其力图达到均衡的教育目标。

综上而论, 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导向就是要对愈演愈烈的 “专才”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进行必要的纠偏和革新, 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人类文明社会的“博雅教育” 和 “通识教育” 的人才培养模式。新文科建设要在课程体系、 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计划等方面进行很大的改良和变革, 要朝着更加 “通识” 的方向发展和迈进。

古代学人, 无论是西方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还是东方的孔子、 孟子、 庄子及其他诸子, 都多为文理兼修的集大成者。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分途, 专才教育模式的另一弊端是,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野越来越泾渭分明，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分化不断加深。新文科建设要在人文方面具有科学精神, 新文科要与现代新兴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古代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设置科目是与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的, 反而到了专才教育以后, 我们的文科越来越偏文, 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关注比较少。当下的中国, 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要正视将科学技术发展成果融入文科体系之中。过去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 而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 发展迅猛, 我国有些科学技术水平已与西方发达国家 “并跑”, 甚至是 “领跑”。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越大, 科技、 经济、 法律等的结合越紧密, 新文科的建设与发展不能将科技排除在外, 人文与科技的结合成为大学办学的重要趋势。

新文科概念是美国希拉姆学院 2017 年提出的, 原意就是将新技术引入文科体系之中, 主要对传统文科原有的课程内容进行课程重组, 实现文科理科的相互交融, 破除二者之间的壁垒, 也就是在现有的哲学、 文学等学科中融入现代信息技术, 为学生跨学科学习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13]可见, 西方国家也主张人文与科技的结合, 我国也应在人文里面加大科学精神的渗透, 因为大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如: 大数据、 区块链等这些信息技术对于快递行业至关重要, 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技术也离不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新科技对防控疫情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搞经济史学研究的学者都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 早期那些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查资料可谓是非常辛苦, 到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翻阅杂志和资料, 并手工做笔记, 现在就不需要这样了, 只要掌握了查阅方法, 查阅论文在网上变得异常便捷和迅速, 这些基础性的 “软” 学科都离不开现代技术, 何况那些 “硬” 的自然科学。可以说, 现代技术对于新文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如何更好地促进人文与科技的融合成为未来至关重要的课题。

总体来看, 人们对新文科的内涵和建设路径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 提出了各自的改革和建设构想, 对本研究有诸多启示。本文主要就新文科建设的要义提出了三个鲜明的观点, 即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专业建设, 新文科建设是对 “专才” 式人才培养模式弊端的纠偏, 新文科建设要具有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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