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杨：潘梓年教育思想初探

潘梓年（1893～1972年），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中原大学（1948～1953年）的首任副校长、党组织书记以及第二任校长，我国近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我党在新闻、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和卓越先驱。［1］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等职；曾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哲学研究》等刊物，负责过《北新》《洪荒》《真话报》等刊物的主编工作；著有《逻辑与逻辑学》（1937年）、《文学概论》（1928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58年）等专著，《明日之学校》（与朱经农合译，1923年）、《苏俄新教育》（1928年）、《时间与意志自由》（1927年）、《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践》（1949年）等译著，发表有《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1941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1943年）、《新哲学研究的方向》（1951年）、《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之一》（1956年）、《大家来学点儿哲学》（1958年）、《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1959年）等学术文章和演讲报告等。

潘梓年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事业的忠诚实践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坚定先行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是党的教育事业的重要干将，边革命边参加教育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了贡献：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委派在宜兴县任教育局局长，利用公开身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授；1929年，受中央指派创办华南大学并任教务长，延请鲁迅、郭沫若等名师任教，在教育界树起一面旗帜［2］；1948年，受组织委派，到河南宝丰参与创办中原大学（担任第一任副校长、党组织书记，因中原大学时任校长范文澜未到校视事，实际主持学校全面工作）；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领导中南六省的教育工作，主持完成了学校全面接管、院系调整等中南地区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195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副主任和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潘梓年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攀登，依托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今年是潘梓年诞辰130周年，梳理回顾潘梓年在党的教育战线的奋斗历程、研究探析他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可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促进教育改革创新提供参考。

潘梓年把教育和办学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阵地，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下面，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对潘梓年关于教育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进行梳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潘梓年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具有阶级性”等重要观点进行阐发，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围绕文化育人、青年工作、学术中国化等主题发表了系列学术成果，为革命的理论阐释、组织动员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做出了贡献。

1.对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译介

20世纪20年代，以杜威为代表人物的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较为盛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苏俄教育实践的成功及其教育理论的引入，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中国教育学界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指导的研究转向。潘梓年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都进行了译介，并就两种理论进行比较。

1923年，潘梓年与朱经农（序一）合译了杜威的《明日之学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多次再版。该书对当时西方的主流教育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实践进行了介绍与评论，是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动的心理学》是美国哥伦比亚机能心理学代表人物伍德沃斯的著作，由潘梓年独立翻译，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伍德沃斯关于心理动力学的理论，被誉为“不独为研究心理学者所当了解，亦可供研究教育原理、社会原理者之参考”［3］。1928年，潘梓年翻译了美国学者尼林的《苏俄新教育》一书，由北新书局印行，1929年再版。当时，学术界对苏俄教育理论的引进与传播达到一个高峰，仅《苏俄新教育》这本著作就有三个中译本，这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苏俄新教育》的作者尼林是美国人，他在苏联进行了为期60天的实地调研，考察了70所左右的学校，对苏俄新旧教育的本质、目的、体制进行了比较，对苏俄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对苏俄教育改革的成绩予以了肯定，总体来说比较客观。潘梓年在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与苏俄教育理论进行比较后，指出苏俄的教育是真正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社会化、生活化，苏俄着实是后来居上了”［4］3。他充分肯定了苏俄教育理论的先进性，提出苏俄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可以为我国“教育救国”所借鉴，苏俄的教育方法“救国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一些”。［4］4

2.对马克思关于“教育具有阶级性”理论的阐释

潘梓年注重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为革命服务。他在《工作·生活·学习：谈谈学习计划》一文中指出，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并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教育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帮助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所谓把世界认识一下，同时要懂得怎么来处理这个世界，所谓立身处世，所谓办事做人等等”［5］。潘梓年肯定了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因为教育可以使人“学懂在自己原有的社会生产岗位上怎样做人、怎样办事”［5］，通过对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同时，潘梓年还探讨了新的教育制度、课程和方法等问题，提出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以实践检验所学；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既注重知识的深度，也注重知识的广度，实现多种知识融会贯通，进一步促进专业提升；把统筹安排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科学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进度，确保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对文化育人的阐述

20世纪20～40年代，潘梓年在党内长期领导和从事文化工作，还曾担任中共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潘梓年注重发挥文化的育人功能，发动工人、农民、广大青年参与革命，为革命提供精神动力和人才支持。他关于文化育人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潘梓年认为文化具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作用，能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6］潘梓年十分推崇苏联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我国的传统教育内容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而文化教育则克服了这种弊端，使教育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生活知识和生存技能。关于如何发挥文化的育人作用，潘梓年提出以下三点。①要提高国人的学术能力，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革命理论，并将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条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科学研究，发展民族工业，提高综合国力。②要提高国人的文化水平和认识上的深度，发挥诗歌、歌曲、戏剧、图画、小说等文艺作品的作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③要加强文化工作力量，加强文化工作队伍和教育队伍的培训与建设。［6］

（2）文化的精神塑造功能。潘梓年认为，文化理论是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理论，文化工作的核心内容应是塑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指出，留学风潮之后，大家言必称希腊，认为应该全盘西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的问题十分严重，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为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潘梓年提出，要发挥文化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首先要做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宣传、阐释工作，重塑民族自信心。要弘扬“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优良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地理，丰美的物产，具有能够成为全世界优秀民族之一的力量”［7］，要发动社会科学学者、自然科学学者，用最进步、最科学的方法，把中国的历史、哲学、地理、物产研究清楚，把中国的国情、社会制度、文化特质、人文特点等宣传阐释清楚，用中国化的理论和学科，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问题，解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其次要做好团结、鼓劲工作，重塑民族自尊心。他区分了自尊自信与自傲自大的区别，自傲自大的人是单打独斗的，自尊自信也相信别人的力量，“要使中国人人人都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在抗战建国的大业上，是能够发挥出一种力量来”［7］，相信“中华民族的全数儿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7］。

（3）开展文化工作的方法路径。一是要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文化工作。文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具体的历史的，并在发展中不断变化。因此，潘梓年指出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指导文化工作，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国情和特点，来制定文化工作的方针。［8］他提出，“要深刻研究最进步的学科方法”，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社会发展规律，如此才能够提高生产力和国力。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破除封建礼教，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发扬，使“我们自己的固有文化能在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之下发出新的光彩，成为我们吸收外来文化的细胞核心，建立起此时此地的中国人自己的新文化”［9］。二是要有组织地开展文化工作。潘梓年认为，组织是比个人生活、集体生活更进一步的生活方式［8］，在推动文化运动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强人民的民族意识，发扬人民团结救国的精神，要使文化工作深入民间、深入人民群众，把文化运动的种子撒播到社会的最底层，就要充分发挥组织的功能，使中国的文化工作走上新的更高的阶段。［10］

4.对青年工作的讨论

五四运动让中国的广大青年走上了救亡图存的历史舞台，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革命建设的中坚力量。潘梓年认为，青年是时代骄子，是社会中最生动珍贵的力量［11］，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命运的担当者［12］。因此，他提出要引导教育青年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创造性，走进青年、尊重青年，做青年的朋友［11］。1927～1940年，他相继发表了《青年的烦闷》《时局与青年》《抗战中青年的作用与任务》《青年在今日》等文章，深刻分析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时局形势，帮助青年正确认识世情、国情、民情，指导青年的学习和工作。

潘梓年时刻关注青年的思想状况，及时解疑释惑。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青年处于困顿和迷茫之中，潘梓年在《北新》杂志上连续发表《青年的烦闷》（《北新》1927年第2卷第1～2期）、《青年应当烦闷吗？》（《北新》1927年第2卷第4期）等文章，深入剖析国际经济危机及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等外患，无情揭露国内军阀混战和专制统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诋毁迫害等内忧，号召广大青年拨开迷雾、看清形势，指点青年“破除烦闷的路途”［13］，确立正确的革命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他热心辅导青年掌握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了帮助青年摆脱国民党欺骗宣传的愚弄，他在《怎样读报》一文中，巧妙地戳穿了反动报刊歪曲事实、掩盖真相的种种手段，教给青年识破这些伎俩、认清事物本来面目，以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14］14～15他在《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等文章中，讲述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激励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献身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14］15

潘梓年高度重视青年的学习问题，耐心指点迷津。1941年，他撰写《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一文①，专门讨论青年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团结等问题。潘梓年指出，青年的学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革命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他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上的完整反映，现实的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既得利益阶层不欢迎现存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现存社会发展变化，“真理永远是前进的东西，而科学就永远只能是向前猛进的集团所能有的东西”［15］5。因此，要以条件、时间、空间为转移，用辩证的、联系的、运动的观点去学习理论。［15］6二是学习一般知识，“为了精通革命理论，必须获取人类知识所积累的东西，必须要具有一般的知识”［15］8。针对学习方法，潘梓年提出要善于从工作中学习。一方面，要戒除空谈，用脚踏实地、认真艰苦的工作改变现实，使革命的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另一方面，还要学会“研究工作对象，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那些障碍与困难”［15］11，“用自己求实的坚忍精神去扫除一切障碍”［15］9～10。最后，潘梓年谈了学习团结的问题，他号召广大进步青年用新思想、新理论去宣传、教育、团结、发动工农阶级，为抗战建国凝聚最广泛的革命力量。［15］12～13

5.对学术中国化的探析

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随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术界纷纷响应，开始了一场“学术中国化”运动。1939年4月15日，《理论与现实》（季刊）杂志在重庆创刊，该刊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马哲民、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等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担任编委，发起并组织“学术中国化”大讨论，创刊号即刊登了潘梓年的文章《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16］

潘梓年在文中重点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什么是“学术中国化”和“中国化的学术”。潘梓年认为，学术中国化是要“使我们的学术带着中国的味道、中国的光彩而发展生长起来；要使我们的学术成为中国的血液与肌肉，不成为单单用以章身的华服”［17］，与国粹论、复古论、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中国化的学术就是要将“世界上最进步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种现实环境上所有的一切具体问题”［17］，使一切的学术研究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二是关于怎样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潘梓年提出两大路径——“科学化运动”和“接受我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二者互为支撑、有机统一。“科学化运动”就是要用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接受我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梳理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17］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潘梓年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探讨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党领导的新型高等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对“智德体美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展开讨论。潘梓年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进行讨论。他在《谈“全面发展”》一文中，将社会主义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进行比较，提出资产阶级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是把人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充分的全面的发展”，即“心身两方面都要同时得到发展，具体来说就是智、德、体、美全面的发展”。［18］潘梓年具体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维度展开讨论。他指出，社会主义德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具备集体主义精神，能够自觉主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社会主义智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研究祖国、认识祖国，学习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社会主义体育和社会主义美育都应当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体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民具有健全的体格和伟大的气魄，美育则要歌颂英雄、歌颂人民、歌颂劳动，与生产相结合、与保家卫国的战斗相结合。［18］总之，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祖国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保卫者。在“全面发展”教育原则的指导下，潘梓年提出：一是要改革教育方法，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讲清楚科学知识的发展规律，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拓创新的思维与能力，引导学生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和创新；二是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需要，对全国的教育资源进行调整、巩固，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18］

2.对党领导的新型高等教育的探索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提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9］1949～1952年，新中国教育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式教育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时期，潘梓年作为中原大学校长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在党领导的新型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潘梓年参与筹办中原大学，并推动它正规化、专业化转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高等教育探索了新经验、新路径。1948年8月，中原大学诞生于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是一所新型的“抗大”式的革命大学。作为主持工作的首任副校长、党组织书记，潘梓年阐明了党在解放区举办新型大学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中原大学，是适应目前的要求来办的一所大学。目前中原大学最大、最高、最迫切的需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和迅速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原。”［20］因此，中原大学的教育方针是短期培训、着重思想改造，“把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20］。学校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及教、导、学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使学员受到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和新民主主义理论教育，迅速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所需要的干部和人才。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21］中原大学作为“老解放区新教育”的样板，在思想改造、理论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中南区的教育改革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中心任务转变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潘梓年主动适应形势的变化，推动学校向正规化、专业化方向转型。他在《中原大学建校两周年》一文中写道：“中国形势，已从以战争为中心转变到以建设为中心的新局面，中大建校时所接受的历史任务，即随之告一段落，它在建校一年又半以后，就已需要从以短期的政治训练为中心，转变到以比较长期的专业训练为中心。”①潘梓年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办好新型正规高等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巩固、提高、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倡导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营造政治理论学习的浓厚氛围，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每一门课程建设，使之贯穿教学、教法和教材。②

由于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确定了实行建设新教育与改造旧教育的“双轨制”的教育改革方针，潘梓年在积极探索新型教育的同时，注重发挥新教育建设对旧教育改造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谨慎、稳妥地完成了私立华中大学的接管改制工作，直接推动私立华中大学改为公立，确定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公立华中大学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改造帝、官、封旧教育的胜利，标志着中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22］

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述，是潘梓年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术中国化”研究的延续。1958年，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军人物的潘梓年发表了《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号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新成就，研究概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研究解决新变化带来的新问题，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取得新的发展。［23］潘梓年还提出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自然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不断发展［24］等观点，这些都成为后来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通过对潘梓年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进行初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教育研究。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众所周知，潘梓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上造诣精深，这种理论自信和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综观潘梓年的数十篇教育学相关著述，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始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他研究教育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对于马克思关于教育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等，潘梓年都进行了深入阐释和宣传，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传播。在从事教育实践的同时，潘梓年还亲自走上讲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队伍中来。

第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梓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一切哲学社会科学，都应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的学术要有“中国味道”“中国光彩”，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潘梓年提出的“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智德体美全面发展”“青年成长成才”“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通专融合”“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等观点和思想，都是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教育实际提出的科学创见，对于现今我们推进新文科教育改革、构建“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他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潘梓年的教育思想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从不把自己禁锢在书斋里，总是十分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注重思想界在现实斗争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回答现实中的问题，总结实践中的经验。［25］他注重知行合一，提出要从工作中学习，“一个革命工作者，不只需要学习革命理论，同时还需要‘经过很多认真艰苦的工作’，去‘了解那些必须批判地观察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理论。”［15］8他重视文化育人，长期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运动的第一线，致力于推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他关注青年工作，以报刊为阵地、以文章为号角，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我国革命条件、形势和任务，耐心细致地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团结号召青年勇担时代重任；他在延安创办“青训班”，筹办中原大学，领导解放后中南区的教育工作：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他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党的教育工作实际，观察、认识、分析、解决教育问题的生动典范。

第四，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综观潘梓年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他的很多观点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展开，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提升人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培养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人如何立身处世、健全人的人格和体魄等观点，都体现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不断丰富与拓展，其中也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鲜明立场。

总之，潘梓年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如同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学方面的成就一样，熠熠生辉、不可磨灭。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他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借鉴，他的精神风范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