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元　沈玥彤：高等教育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优势与使命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未来,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价值理念为高等教育担当时代责任、履行光荣使命指明了方向。2023年正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值此重要的时间节点,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轫逻辑,探讨高等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势和使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实践价值。

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根本性问题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主张。[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切实回应,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逻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前四代领导集体的大国外交战略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和推演脉络,无一不彰显着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价值追求。毛泽东认为世界各国虽然存在矛盾和纷争,但是属于一个整体,国与国需要基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展了基本思维方式。邓小平根据时代发展的背景和中国改革的国情,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江泽民的“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理念以及胡锦涛的“和谐世界”主张,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结晶。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框架;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2],同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决议;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的分析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经凝聚为爱好和平发展的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之共识,彰显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然成为我国的外交宣言,成为对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么建设这个世界”高瞻远瞩的回答,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价值规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并非凭空产生,它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扬弃了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历史视野的再拓展、思想内涵的再深化,为美好世界描绘了更清晰的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4]马克思基于“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性历史”的人类现实和全球性发展的现状提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概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行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都以人类前途和命运为落脚点,以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为目标,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基础上又特别融入了时代元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

在西方思想的谱系中,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黑格尔的思想、当代西方的社群主义思潮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重视“城邦”“公民”的共同体,他们将共同体的善视为最高的善。在黑格尔对共同体的探讨研究下,近代西方的共同体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黑格尔基于伦理理念把共同体划分为“家庭”共同体、“市民社会”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个重要政治思潮———社群主义。社群主义关注“社群”“成员”的共同体,在以社群为本体的基础上强调共同善、共同体认同等。[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反对西方共同体理论中涉及的各种具体的联合,但将共同体扩展到全人类,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理论的扬弃。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逻辑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国强必霸、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思维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亟需符合时代特征、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理念。”[2]站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外部条件看,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6],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如果各国只顾竞争,拒绝合作,甚至以利己主义损害人类整体利益,必然会“发酵”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题为《勠力同心携手同行迈向发展共同体》的讲话,聚焦全球发展事业现状和挑战,呼吁“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共同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7]这一呼吁体现了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决心,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指明了方向。

从内部条件看,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正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时机。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正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打破“国强必霸”的发展怪圈,将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坚持和平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积极调整自己的身份,主动与其他国家构建伙伴关系;以开放和善的方式化解冲突,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在深入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充分彰显了我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也融入了具有时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这一理念既源于百余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又彰显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共同决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全球化自然发展的产物,它需要人类主动地构建,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科技支持和交流沟通作为基础,需要解决诸多关键问题,而这正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优势和责任所在。

(一)高等教育能在文明交流中塑造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需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来引导。然而,这个世界上仍然广泛存在偏见、歧视和仇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单边主义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因此,不同文明间亟须以沟通化解分歧、以理解消弭偏见、以交流推动进步,在多元文明的交流中构建与凝聚价值共识,通过塑造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扫清障碍。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构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关系,有助于确立全人类共同价值[8],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教育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以教育为支点所撬动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的必由之路。”[9]教育交流具有稳定、深入和持久的特点,教育与其他工作的外交价值能够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但是不能互相替代。

早在中世纪,大学就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发挥着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间推动交流、增进理解的纽带作用。以中世纪的巴黎大学为例,据统计,13～16世纪曾在巴黎大学执教和攻读的知名外国学者中,有153名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200名德国人,56名荷兰人,109名意大利人,44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1名斯堪的纳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甚至还有一批来自亚洲的学者。[10]如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留学生数量从2001年的221.5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638.7万人[11],20年间增加了将近两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为不同文明交流、理解与互鉴提供了有利契机,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发扬光大提供了重要渠道。以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例,截至2018年底,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共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高等教育应该继续发挥其跨文化优势,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理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凝聚价值基础。

(二)高等教育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世界秩序观,推动着世界体系向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从“亚投行”的设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不表明这种新型秩序观完全可以转化为实践机制。高等教育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应当发挥其知识和人才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高等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知识支持。世界正处在一个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知识经济时代,高新知识日益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使数百万人脱离饥饿等事实充分说明,高新知识不仅具有满足人类求知欲与服务一国发展的价值,而且具有造福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大学作为高新知识的垄断者和知识权力的拥有者,在高新知识的创造和运用及其人才培养中具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以及人类前途命运并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担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12]因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知识支持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使命。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遇到的各种挑战,高等教育正在积极发挥思想引领和创新推动作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着知识支持。

其次,高等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才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项全球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合作,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如作为交流桥梁与纽带的语言类人才、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治理人才、探索与突破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等。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具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先天优势。

最后,高等教育蕴藏着丰富的外交资源,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平台支持。高等教育具有极强的国际性,这一独特性赋予了高等教育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有所作为的天然优势与能力基础。高等教育通过举办各种国际学会、国际论坛汇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与实践工作者,为他们交流思想、增进了解、开展合作提供平台,成为践行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佳载体之一。

(三)高等教育能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我国“一厢情愿”的主张,而是为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3]

面临诸多全球挑战和人类问题,高校具有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丰富教育资源与雄厚科技实力。不管是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还是贫困问题和冲突问题,想要破解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支持。全球有无数科学家致力于寻求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答案。例如,目前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美国大学参与了旨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可持续发展难题的“重大挑战”计划,这一计划涉及的领域涵盖精准医学、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等[13];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14]对于改善人类健康意义重大,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都参与了这一计划[15]。高等教育对全球性问题始终保持密切关注,善于运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和发挥自身独特的潜力,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具有切实意义的方案。除此之外,高等教育还通过积极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搭建全球对话与行动平台、提供相关咨询与技术支持等,为促进全球交流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高等教育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时代难题、助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这些力量还需要制度、政策等来强化,因此就需要高等教育有意识地优化使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变成路线图,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高等教育要在人才培养中强调关怀人类的价值理念与行动能力

早在20多年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教授就呼吁:“我们的教育在当今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要以一种世界性、世纪性的眼光,着力培养一代能够走进世界历史并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16]今天,面对一个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高等教育必须重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行动能力,为全人类共同的未来造就一代新人。

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现实行动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专业人才。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专业人才培养上与现实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我国外语人才较为匮乏。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种的人才缺乏,北索托语、高棉语等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目前在我国高校均未开设相应的语言专业。[17]其次,参与国际治理的人才规模不足。202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籍雇员仅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雇员总人数的5.2%;在联合国的11万名职员中,中国籍工作人员只有1000多人;中国是世界银行三大股东之一,但在世界银行约16000名职员中只有约470名中国籍职员。[18]最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存在较大缺口,“高端科技人才缺乏的问题仍然突出”[19]。我国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自给率仅为1/3[20],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缺少足够能推动颠覆性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外语人才、国际治理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的不足不利于高等教育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相应的改革必须提上日程。就外语人才而言,高校不仅要尽快开设目前缺少的语言专业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而且应优化培养模式、开展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并将国际理解与人类关怀的教育理念融入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中。就国际治理相关人才而言,应锚定“全球胜任力”,应有的放矢培养适应国际事务的人才,注重多元知识结构,充实跨文化交际课程、学生交换项目、国际组织实习等有助于塑造学生全球文化视野的教育教学内容。就拔尖创新人才而言,应因材施教,提供人才成长的适宜土壤,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发展专业领域,提升创新批判思维能力,尽力为之匹配个性化的教育资源。

(二)高等教育应在科学研究中协同创新,为人类提供智慧与力量

克拉克·克尔曾高度评价大学的现实价值:“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它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与伦比。”[21]当前高等教育应整合优势资源,协同攻关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支撑。但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协议阻滞着知识、技术和专利的流动和交换。

中国高等教育应加强与世界先进人才和科研体系的联系,加快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步伐,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支持科技共享与合作。首先,在协同攻关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聚焦世界性科技前沿领域,完善国际科研创新合作机制,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联合科研和集成攻关,力争在前瞻突破性思想、颠覆性技术、革命性产业上形成标志性成果。其次,共同打造全球领先的重大科研平台。构筑广阔的、多样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吸引国际科学家共同参与,与海内外知名大学围绕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加大合作力度,推动各国参与主体之间知识、信息和技术等资源的共享,保持知识创新渠道的畅通。最后,推进高级别的中外人文交流。通过教育领域的合作,使中外学生在互学互鉴中收获友谊、共同成长。

国际科技合作的阻力既有文化因素,也有利益关系。但不论面对何种阻力,都应尽可能地共享与合作,尤其是在一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项目上开展合作。面对恐怖主义、地区冲突、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高校已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开展合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现实课题提供可行方案。例如,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开展了多个项目,共同致力于为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经济转型等全球性问题提供对策建议;北京大学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经济、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等的研究项目,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些合作项目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效,未来高等教育还应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22]

(三)高等教育需在文化传承与国际交流中凸显人类视野

大学是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组织。历史已经证明,如果大学强化其世界性,则可以实现自身发展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同向同行;而如果大学为狭隘民族主义所裹挟,其民族性压倒世界性并走向极端,则会造成大学的衰退。[23]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可以忽视服务国家发展的使命,而是说高等教育应在自身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取得平衡,树立将服务国家与服务世界、服务人类相统一的价值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抛弃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去迎合某种抽象的、形而上的“普世价值”,而是要告别文明冲突,实现美美与共,促进各个国家、民族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融合交流、共同进步。高等教育应当在“文化传承”中力求守正与创新,这既有利于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坚持正确方向、避免误入歧途,也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方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青年一代树立文化自信自强的思想观念并传达“各美其美”的文化内核,使学生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底气根源,从文化自信上升为文化自强,并成为文化创新发展和文化自信自强的先遣队,使青年一代以坦然平视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充分发扬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精神,为不同文明的交流确立健康基调。

另一方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滋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深刻哲理与古老智慧,对于协调国际关系、增进国际友谊、推动合作共赢与保护地球生态等议题的推进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可以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高等教育应当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宝库。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最佳行动之一。从规模来看,我国现在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我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4]。从质量来看,2023年中国大陆排名世界前200的高校共32所,排名世界前500的高校有88所[25],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事实证明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26],我国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已经具备坚实基础。实际上,许多高校已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2019年5月,北京大学在其建校121周年之际发布了一项全新的国际化战略,包含“六大理念、五个维度、一个使命”,旨在培养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新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办学的模式与类型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共七所中国高校境外分校的设立与运营;还有包括中外合作大学、学院及项目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然而,国际化战略的办学层级仍主要集中于本科,硕士研究生数量有限,博士生层次更加稀缺。此外,国际化战略并非仅限于研究型大学,职业院校也可以实施国际化战略,不仅可以与发达国家对接学习先进经验,还可以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开展帮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27]当前,中国和世界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人类社会都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离我们越来越近,离高等教育越来越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28]高等教育发挥优势、践行使命,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