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加速时代与好大学

从不同的视角观察, 我们可以对时代做出不同的诊断。一个时代的精神虽有不同的侧面, 但时代本身不会因诊断的不同而不同。从技术或社会变迁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加速的时代; 从研究方法或思维方式看, 我们的时代又是一个测量的时代。实质上, “加速” 与 “测量” 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也是同一时代的两副面孔。“加速”的动机强化了对于 “测量” 的需要, “测量” 的结果则驱动了 “加速” 本身不断“再加速”。具体而言: 一方面, 自工业革命以来, 科技的进步驱动社会发展不断加速、 不断变动, 现代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 “不进则退” 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以至于任何事物都以 “量” 为基准在追求提升[1]译者前言·19; 另一方面, 为了不断提升生产和管理的效率, 工业革命的主旋律便是 “数目字的雪崩”[2]8。结果就是, 加速的价值观、 加速进步的技术与测量的偏好相互驱动, 使我们的时代成为加速时代, 亦使现代社会演化为加速社会。

作为对时代精神的回应, 17 世纪时,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出版了 《政治算术》, 首次提出了要用数量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从而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18 世纪时, 伏尔泰认为: “统计学就是一种启蒙, 它以客观的、 以数据证实和推动的认知来反对神话叙事。”[3]78此后, 在实证主义哲学和测量技术的驱动下, 统计学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技术创新的 “显学”。自 18 世纪以来, 在西方学术界, 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 如康德、 卢梭、 孔多塞、 孔德、 穆勒、 斯宾塞等,都对经由统计学发现的概率和规律现象感到痴迷和亢奋。发明 “社会学” 一词的孔德甚至认为,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 “一种像万有引力一样确定的法则” 预先决定的。因此, 政治需要被提升到 “观测科学的级别”, 且不需要道德反思。就像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 化学家和生理学家 “既不欣赏也不批评他们各自的现象” 一样, 社会科学家的作用也只是 “ 观察” 这些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 并有目的地遵守它们[4]137。与之相应, 在实践中 “靠数字来管理” 也成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 “时尚”。其结果是 “19 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一个正在数目字化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被测量”[2]91。到 19 世纪末, 实证方法成了 (社会) 科学的基本准则。涂尔干就认为: “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 是一条最重要也最基本的规则……像对待事物一样对待各种现象就是把它们看作数据, 这一点构成了科学的起点。”[4]32进入20 世纪, 伴随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量化从一种工具或手段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推理或思维方式, 诱使我们将整个生活世界经验主义化或数据化, 并倾向于以量化的方式来思维和推理, 到 20 世纪末一个日益量化的社会逐渐显现。最终, 基于信息与控制的循环系统, 这种由大数据诱生的绝对认知导致了绝对的无知[3]94。社会加速和过度量化开始威胁人类对美好生活或幸福的创造, 并导致了 “新异化的诞生”[1]。究其根本, 在由统计数据以及统计规律所给定的认知框架内, “我们忘记了追求经济繁荣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人类努力的唯一目的。我们创造了一维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里, 判断何时 ‘够了就是够了’ 的道德标准已经丧失殆尽,整个人类活动已被简化为一系列经济上的计算与测量结果。当 ‘把美的说成是丑的,把丑的说成是美的’, 当贪婪和嫉妒得到系统的培育之时, 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状况, ‘我们可以进行计算, 但我们却很快忘记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算, 为什么值得一算’”[5]。由此, 在现代社会中受效率思维和工具理性的驱动, 社会生活中短期的策略被认为优先于长远的战略, 以量为基准的 “快速增长” 或 “加速发展” 成为现代社会诸领域共同追逐的目标, 同时发展本身的质量或高质量发展被忽视。

2005 年, 受卡尔·波兰尼所创造的短语 “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6] 的启发, 一批研究环境史的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 “大加速” (the great acceleration) 的概念, 用以描述 20 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环境变化在速度、 规模和范围上的显著增长。基于环境史的视角, 麦克尼尔和恩格尔克就认为, “在地球的历史上, 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全新世已经终结, 某个新的世代已经开启, 是为人类世”[7]2。事实上, “大加速” 不只出现在环境领域, 还以不同的形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道理很简单, 加速不可能只改变自然环境不改变其他。马丁·布伯有一句超越时代的智慧名言: “你不能只改变一点而不改变一切。”[8]28而按龚自珍的说法, 正所谓 “一发不可牵, 牵之动全身”。究其根本, 驱动加速不断持续的不只是基于测量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现代性本身。“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欧洲文化把时间视为一种资源, 并将时间与金钱等同齐观。谁能加快生产, 谁就能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 就可以更快地把新产品推向市场并提高销售数量。随着更便捷的运输和更高效的生产创造了歌德所言的 ‘魔鬼加速时代’。”[8]132-133时至今日, 环境领域的大加速运动已导致了地质学意义上的人类世的来临, 现代社会诸领域中的普遍加速也使人类的历史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7]195。不过, 无论是就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系统的变迁而言, 目前形态下的 “大加速” 都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究其根本, 人性虽有对更高、 更快、 更强的渴望, 但 “我们的大脑天生不善于以指数形式思考。我们倾向于以一种直线上升的方式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 做不到在事物本身加速时注意到其潜在的变化速率”[4]12。因此, 与 19 世纪的 “大转型” 一样, 20 世纪末以来的 “大加速” 也是人类特定历史进程的独特产物, 而非自然的法则或规律, 否则刚拉开序幕的 “人类世” 即便没有毁于自然环境的恶化, 也可能会因为技术 “奇点” 的来临而被终结[8]61。根据道家的辩证法, “反者道之动” “物极必反”。我们时代面对量化的苛责与速度的强制, 最终可以抑制或打破加速与测量之间循环的只能是加速之后的减速以及对测量本身的“否思”。

格特·比斯塔在 《测量时代的好教育》 (Good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easurement)一书的 “序言” 中曾提及: “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我观察到在关于教育的讨论中,‘好教育由什么构成’ 的问题几乎不见了踪影。”[9] 与一般教育或基础教育阶段相比，高等教育中 “加速” 和 “过度量化” 的问题更加突出, 在 “时间就是金钱” “学到等于赚到” “知识创造价值” “创新驱动发展” “高学历等于高薪酬” “高排名等于高竞争” “拿钱换绩效” 的喧嚣中, 不断加大的高等教育投入只是为了在信息技术时代更好地为青年的就业和创业做好知识和学历准备, 而不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过上充实的生活[8]135, 什么是 “高等的教育” 和 “好大学” 被利益相关者所忽视。“因为在今天人们都觉得, 社会是否发展, 似乎完全可以去看, 而且就只去看技术是否有所进步。换句话说, 关于公平正义的问题, 以及关于理性社会、关于能让人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等 ‘ 丰满理想’ 问题, 被认为在面对 ‘ 骨感现实’ 时只能变成次要问题。”[10]结果就是, 在一个目的合理性和功能理性 (functional rationality) 逐渐居于支配地位, 在价值合理性和实质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越来越被认为不理性或不合理的时代里, 与对 “世界一流大学” 的高排名的渴望相比, 对 “高等的教育” 和“好大学” 的追求渐渐变成了次要的或不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 受结果主义和绩效主义的影响, 政府、 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也包括学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是大学在全国以及全球排名中的位次, 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品质。作为一种精神政治的工具, 排名已经成为大学无法摆脱的影子 ( “光环” 抑或 “阴影” )。在各种量化的排名系统中, 基于统计的规律, “大数据可以预测人的行为, 未来也就因此变得可预测、可控制。数字化精神政治学将对自由判断的否定转化成对客观情况的确证。人本身认定自己是可量化、 可测量、 可操控的客观事物。自由虽然不属于客观事物, 却比人更加通透。大数据宣告了人和自由意志的终结。”[3]16最终, 在凡事追求 “可测” 和 “可比”的加速社会里, 为了能够在追逐世界一流的学术锦标赛和全球排名游戏中抢占有利的位次, 各种各样的世界大学排行榜被神圣化或权威化, 成为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政策工具和大学自我优化的治理工具。一年一度的全球大学排名犹如高等教育领域的“奥运会”, 诱致越来越多的高校踏上追求 “更高、 更快、 更强” 的竞优之路[11]1。

19 世纪时,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曾论及商品 “拜物教” (Fetishism), 并以此阐明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从而使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 似乎它具有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12]。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商品 “拜物教” 对 “物” 的癖好类似, 我们时代也存在着 “速度崇拜”。基于对速度的崇拜, 数目字本身也成为一种崇拜物。与兴起于 17 世纪的统计学不同, 在 21 世纪大数据或数据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信仰或某种神秘的力量, 似乎一切事物的价值或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清楚地统计出来, 并可基于统计推理发现某种相关性或因果规律, 以预测人生或社会的未来。如赫拉利所言: “在 18 世纪, 人文主义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 把神推到了一旁。而在 21 世纪, 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走向以数据为中心, 把人推到一边。”[13]回溯人类历史, 在 19 世纪上半叶时, 人们还只是认识到, “数目字是自在的。能用它们干什么呢? 它们曾被认为是立法的指导。有统计定律的新理念, 但几乎没有任何统计推理。人们可以得出结论, 认为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具有自杀的倾向。盖雷可以发明 (他差不多没有意识到) 等级统计学, 从而坚称改善的教育状况与犯罪率并行不悖。但几乎无人意识到一种新形式的推理方式正在形成之中”[2]118。20 世纪以降, 伴随着统计学、 概率论, 尤其是信息技术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加速发展, 在 “数据为王” “测量主义” “代码即权力” “算法统治世界” 的喧嚣中, 一种新的基于统计推理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逐渐形成, 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主导人类的商业、 教育和社会生活。为追寻某种虚无缥缈的确定性, “新派胡扯使用数学、 科学和统计语言来制造严谨准确的印象。它们利用数字、 统计数据和数据图表粉饰那些可疑的论断, 给他们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14]。2019 年, 穆勒在 《指标陷阱》 (The Tyranny of Metrics)一书中将这种基于 “数学滥用” 的 “新形式的推理方式” 概括为 “指标固恋” 或“指标癖” (metric fixation), 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 “指标” 为何会成为当下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神秘力量—— “哪怕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 仍然有着貌似不可抗拒的压力, 要去衡量绩效, 公开宣传绩效, 并奖励绩效”[15]。

我们时代的大学对于发展速度和数据主义的追求以及对于指标和测量的癖好相互叠加, 使 “加速大学” 成了 “成功大学” 的标志, 使数目字意义上的 “世界一流”逐渐成为 “好” 大学的代名词[16]。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对 “世界一流大学” 的认知都主要依据以全球大学排名为代表的量化评估结果, 而量化评估所参照的则主要是那些可以量化的科研指标, 几乎不涉及人的精神性和教育的人文性因素。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中, 为了加速实现或达成那些可以量化的科研指标以提升本国大学在各类排行榜上的位次, 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基本被排除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之外。其结果, “高速发展弱化了道德观念: 数字第一, 思想第二”[8]64。在高等教育评估实践中全球大学排名或许不乏合理之处, 但它远不是权威, 更不是真理, 排名结果根本无法揭示大学发展背后的真相, 也不符合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规定性; 相反, “以排名论一流” 将阻碍着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实践证明, “对每个个体以及周边所有一切的量化, 冲蚀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重要的不再是质量, 而是数量。因为数量很容易评估, 所以传统对每个个体以质量评价为依据的评估工作现在大多已被淘汰”[8]32。当然, 我们时代即便没有基于量化评估的全球大学排名游戏, 即便没有政府主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运动, 也即便没有新兴研究型大学(加速大学) 的兴起, 那些研究型的精英大学本身所固有的优绩主义价值观和英才教育制度的弊端也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桑德尔在他 2020 年出版的新著 《精英的傲慢》 (The Tyranny of Merit) 中就对美国以常春藤联盟高校为代表的精英大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指出它们不但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引擎, 反倒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 并由此衍生出 “优绩的暴政” 或 “精英的傲慢”[17]。

在客观上, 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时间漫长、 速度缓慢的过程, 不符合 “游戏” 对于时间的规定性, 但全球排名系统通过量化思维成功地将复杂的大学评价简化为了一个 “零和博弈” 的游戏。事实证明, 在全球大学排名游戏中, “以排名论一流” 正在将什么是 “好” 大学的讨论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本质上, 大学的理想是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18], 而数目字管理和量化评估看重的是短期的绩效或投入-回报, 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 更无法顾及人性和教育本身的价值, 它们反映了单一财政视角和量化思维对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束缚。通过持续不断加大经费投入, 经由政府的卓越计划 (重点建设) 和量化的评估的确可以驱动部分大学加速发展, 极少部分的 “加速大学” 甚至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在各种排行榜上从 “榜上有名” 到 “名列前茅” 的跃迁。但若以自由来看待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19], 则无论是追求真理还是实现人的卓越, 大学都只能矢志不渝地追求, 而无法以高排名或其他任何方式来提供担保。那些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或许具备了更优越的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外部条件, 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实践中会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要实现大学的理想抑或在加速时代能成就大学的卓越[20], 最关键的还是要明确大学的宗旨和高等教育的目的。

在世界性的学术锦标赛或全球排名游戏中, “世界一流” 可以成为极少部分大学追逐的办学目标或远景规划, 但绝不能异化为一类组织的大学的根本使命或最高宗旨。我们更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想成为或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是 “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竞争中个别大学的 “加速” 成功只是特例并不意味着是通则。相反, 在全球排名游戏的 “对抗性竞争” 中, 由于 “零和博弈” 的存在, 绝大多数的大学注定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在数字排名中, “算法越来越多地决定了这些排名和排序系统如何发挥作用, 选择谁被看到, 谁被隐藏; 谁入局, 谁出局; 哪些内容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哪些内容注定无人问津”[4]229。在全球排名系统中, 由于存在 “可见性的不平等”, 绝大多数的大学是完全不可见的, 遑论成为世界一流。问题的更复杂之处还在于, 当下我们在理性上不是不知道大学评价的复杂性, 也不是不知道量化评价和全球排名游戏的弊端, 但那种基于理性判断的变化缓慢、 近乎静止的大学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范式, 无法满足我们时代人们主观上对于易变的感性刺激的追求。“对学术质量、 声誉进行具体化评价的致命诱惑, 对于决策者、 政府和大学来说太过强烈, 他们可能缺乏相关的知识、 时间和耐心对大学进行调查, 而选择快速地浏览排名网站。”[11]59结果就是, 虽然在理性上我们都知道量化评估和全球排名游戏不科学、 不可信, 但感性上或情绪上又需要量化评估和全球排名游戏提供的数字刺激以满足对绩效和成就的欲求。“理性常与持久、 恒定和规律相伴。它更倾向于稳定的状态。新自由主义经济为了提高生产力, 正逐渐消除其延续性, 植入更多的易变性, 同时推动生产过程的情绪化。强迫提高速度就导致了情绪的独裁。”[3]62在加速时代, 为了抑制 “过速” 带来的危害, 我们需要能够保持 “镇静” 的 “好大学”, 而不是一味“加速” 的 “竞赛型” 大学。所谓 “镇静” 就意味着 “给自己留下时间”, 给教育“留下时间”, 让每件事情 “得到一段适当的时间”[21]。无论是对于组织还是个人，也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社会, 持续的加速都不必然是一种竞争优势, 也可能是一种对生存的威胁。

总之, 当下在加速与测量主导的时代, 基于战略优先于策略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着眼于人类长远的共同利益, 而非短期的功利目标。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也为了重申大学自身的理想, 我们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从对学术锦标赛和量化评估的迷思中解放出来, 并超越优绩主义和精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对决策和解决问题的研究表明, 做出好的决策、 顺利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问题进行命名。问题命名涉及把价值、 目的和情况联系起来; 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妨碍人们目标的问题。当问题被错误地命名时, 解决方案通常也是不恰当且无效的。”[22] 在加速时代, 基于全球大学排名建设 “世界一流” 大学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抑或是对于高等教育问题的错误命名, 至少当下大学在全球排名游戏中是不是 “世界一流” 并没有能够暴露出我们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本质问题。因此, 即便我们建成了基于量化评估的 “世界一流” 大学, 也无助于应对我们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就高等教育及其发展的本质而言, 我们时代需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能够保持“镇静” 的 “好” 大学, 而非排名意义上的 “世界一流”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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