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审视与路径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进入新时代,一方面,国内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步入现代化,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则要依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创新驱动;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社会整体面临转型,迫切需要创新改变社会经济形态。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生产技术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变革,涉及数字化、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然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导致中国在先进产业体系的关键“链条”上受到其他强国的制约,尤其是在尖端技术领域被“卡脖子”。自身发展需求与外部形势变化都表明,拔尖创新人才肩负着比过去更为重要和艰巨的历史使命。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1]

拔尖创新人才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国际竞争方面的显著重要性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多个维度对此进行研究。有的从“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出发,对其概念进行梳理厘定[2][3],以期更全面地认识拔尖创新人才。有的从培养模式出发,总结目前主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4][5],反思如何改进培养机制。还有一些则向域外探寻,探索如何借鉴他者经验高质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6]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导。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国内外教育环境发生巨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遇到了较多的现实阻碍。因此,学者呼吁要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进行重审[7],强调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8],构建中国拔尖人才培养体系[9]。然而,新时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更多地把新时代作为背景性因素,以我国长期以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累积的问题为落脚点,探究如何改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但是如何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动态深入地认识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发展,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时代意义,更好地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突出对时代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探究。基于上述现实境况与研究背景,本文在把握发展中的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新时代的重大意义,直面现实困境,寻求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建设性意见。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有较多的争议和探讨,目前学界对拔尖创新人才概念的定义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具有强烈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强大的实践能力,并能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等。[10]但是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相对意义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和定义可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新时代创新发展理念动态审视拔尖创新人才,重新明确拔尖创新人才符合时代要求的鲜明素质特征。

(一)新时代创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被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1]创新发展理念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贡献紧密相关,决定了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定位与培养需求。明晰新时代创新发展理念成为把握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内涵特征的前提条件。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部署,新时代创新发展理念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实施全面系统性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事业正经历“全方位发展”与“根本性变革”。所谓全方位发展是指我国发展必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以系统性视角促成各类创新成果面向社会各领域,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尊重原创成果的良好氛围。正如《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系统性的创新实践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根本性变革离不开全方位的创新发展,唯有在系统全面的创新实践过程中,才能通过创新形成引领性力量,推进我国完成由跟跑发展为并跑乃至引领。这是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培育创新人才、激发创新活力的实践基础。

其二,科学技术创新是引领时代发展的核心动力。2021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2]从国内发展需求来看,我国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正面临转型瓶颈,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随着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我国传统依靠初级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从根本上突破这一困境。从国际竞争态势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蓄势待发。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必须抓住创新机遇,在关键核心领域获得突破,以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只有在科技创新上取得优势,才能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的主导权,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综合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其三,创新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创新发展理念离不开人民本位观。一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人民。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鼓励群众广泛参与创新实践,把14亿人民的力量转化为创新发展的强大动能。二是创新发展的目的在于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创建新产业新业态,终极目的还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获得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创新发展不能脱离民生,不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空中楼阁,而必须服务于人民,回应人民需求,使人民共享创新成果。

(二)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需强化的素质特征

独特的素质结构是拔尖创新人才之所以拔尖创新的本质所在,也是取得创新突破、做出重要贡献的内在基础。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素质特征的研究较为充分,相关学者总结出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一系列特征[2],基本涵盖卓越人才所需的各种优秀素质。因此,本文无意重复阐述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而是试图明确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应更关注和加强的素质维度。结合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理念,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应更突出释放多元创新潜能,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解决复杂问题,进一步增强社会情感属性。

第一,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需进一步释放多元创新潜能。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来看,人的创新潜能和天赋本身是多样的,很难用某几种刻板的素质模型加以定义或局限。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theory of multipleintelligences)[13],认为人类智力表现存在多种可能的类型。有学者通过对国内外拔尖和创新人才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进行了频次统计,提炼出了42种素质特征。[2]可见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构成的丰富性。与之对应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经历全方位的深层次变革。创新发展理念要求我们转变过去对拔尖创新人才在传统学科边界内的固定看法,鼓励多元创新潜能的充分挖掘。一方面,发展呈现全方位特点,需要各领域的系统性创新;另一方面,变革呈现根本性特征,需要在方方面面强调创新先导。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应更突出多元天赋和潜能,以应对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挑战。

第二,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随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内在复杂性的认识加深,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探索世界的主要范式。跨学科研究是指整合了来自两个或更多学科或专业知识领域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或理论,旨在推进对基本理解的提升或解决超出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范围的问题。[14]此外,从知识生产的逻辑来看,学科的交叉点往往成为新知识、新突破的产生点。当前政治经济环境下,国内社会不仅面临技术和生产力的革新,而且面临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结构。国际上新一轮技术变革对知识体系的深入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还要防范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应对这些复杂挑战需要人才以跨学科的思维,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形成系统开放的思维看待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具备跨学科思维范式、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应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突出素质特征,需要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中得到加强与重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第三,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突破认知结构能力,增强社会情感属性。当前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素质特征,主要关注知识结构和能力特征,较少探讨社会情感属性。但新时代发展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增强社会情感属性,在创新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正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实践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国家担当精神和全身心投入事业的精神。相关研究引用仁祖利(Renzulli)的观点指出,“在个人维度的智能因素之外,应当将精英人才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去理解,寻求学生个体自我实现与社会整体效益之间的统一,使个体与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一个真正的拔尖人才可以增加社会总资本,从而为整个社区、国家和世界造福”。[15]因此,培养新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关注其社会情感属性的塑造,从社会责任感、国际视野、团队协作能力等多维度进行素质培育。这是拔尖创新人才产生持续原创效应的关键所在,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拔尖创新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具有多重意义。从宏观层面看,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为国家发展提供优质人才支持。从中观层面看,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可以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提升教育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从微观层面看,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可以为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与国家需求有机统一。

(一)为强国建设提供战略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高质量发展转型为主线,最终“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16]。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其创新能力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发挥全方位引领、根本性变革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拔尖创新人才是推动国家科技自主创新的智力源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拔尖创新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领域的开拓者、新技术的发明者,其创新成果是推动科技发展、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力量。通过培养具备卓越科技创新能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研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拔尖创新人才,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发展挑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保障关键技术领域的安全和竞争力。

其次,拔尖创新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产业因创新而强。随着新一代技术的发展,全球进入了产业优化升级的时代,中国要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赢取一席之地,除了加快以新技术引领产业升级外,别无他法。产业的升级必须以创新驱动为导向,而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源泉在于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具有优秀的创新思维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能推动科技和管理创新,孕育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是目前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离不开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引领和推动。

再次,拔尖创新人才在文化领域的创新也将对国家的整体软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时代,中国不仅要在科技和经济上实现强大,还需要在文化领域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拔尖创新人才在思想引领和文化传播方面的独特价值,支持拔尖创新人才进行文化创新,将丰富国家的软实力资源,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契机之一,在满足人民高质量教育需求以及推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改革,推动整体教育理念升级等方面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以先进教育观念为指导,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的教育变革的过程,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17]现代化是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科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需要不断创新。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符合这一历史契机。只有以更高质量、更具特色的培养机制,提升人才自主创新能力,方能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其次,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满足了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高质量发展首要的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当前我国教育发展总体上取得长足进步,但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学校之间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依然突出。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在增加。为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则必须扩大优质教育的资源供给,提升各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通过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形成优质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有利于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再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可以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同于一般人才的培养,需要创建良好的培育生态,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并形成激励机制,全方位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这既包括利用资源的联动优势汇聚优秀的资源与条件,也包括制定细化落地的培养方案,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和评价体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以确保全方位的培养机制能够有效地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这一系列先行经验为我国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达成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共生共赢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实现个体价值最大化、推动社会创新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个体价值层面来看,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自身的解放成为社会发展共识,要求通过更加多元和个性的教育来实现人的现代化[18],“人的发展”被赋予了重大意义。按照目前国际学界对拔尖创新人才及其培养的认识,人人都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19]因此,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满足天赋个体的发展需求的重要且必要的手段,为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提供学习成长的资源、发挥才能的平台,成为个体发展的权利。这有助于个体在自身擅长的领域得到更好的成长,从而实现自我的最大价值。

从社会价值层面来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全方位的培养和广阔的发展平台,社会可以激发更多人追求创新和卓越,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助力建设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推动国家整体的创新发展。国外研究发现:“天才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发展和表达一个或多个优秀潜能存在的表现领域,为年轻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机会。次要目的是通过成为知识和艺术的生产者而不是现有信息的单纯消费者,增加会帮助解决当代文明问题的人才储备。两者高度互动且互相支持”[20]。这表明,通过积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能推动个体在优秀潜能领域充分发展,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优质的人才资源。然而,巨大成效的背后仍存在一些不足,它们已严重地制约了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发展。

(一)顶层设计不足,未能细化协同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指出要从国家层面重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然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涉及教育、科研、产业等多方面要素的系统性工程,在当前的顶层设计中,一些环节的规划还不够细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也有待加强,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效率。

第一,政策计划细分不足,导致人才培养模仿性趋同严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通过专项计划的方式统筹推进,体现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集中发布了多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计划,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但在现实中政策计划通常主要停留在理念指导层面,对具体的人才选拔、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等进行笼统性的规定,对具体培养过程则缺乏细分的指导和标准。这种情况下,培养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以把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特色化地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转而以顶尖高校的培养经验为学习标杆或依赖过去的培养路径,造成培养过程的同质化严重,导致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创新培养上存在不足。以目前正在实施的“强基计划”为例,该政策主要聚焦目前国家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领域以及人才紧缺的人文社科领域等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意义。然而深入培养高校内部发现,由于缺乏细分指导,多数高校实际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核心课程、教学方式、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沿袭了“珠峰计划”,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21]

第二,政策之间协同性不强,缺乏有效的联动培养机制。通常情况下,政策目标实现需要政策各要素、政策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优于各要素简单相加的整个系统功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高校、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方有效协同,形成合力推动拔尖创新人才高质量培养。然而现实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不足,导致培养主体各自为政,影响了培养成效。此外,由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政策制定较为零散,各类人才计划之间联动机制不顺畅,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同地方和行业的人才需求没有形成有效对接。这些都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全面培养与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贯穿人才成长的全过程,举全社会之力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资源与平台。然而,国家在培养规划设计过程中未充分考虑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未形成相互补全、各有侧重、统筹兼顾的局面,相应的培养资源等未能统筹跟进,导致培养环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二)选拔方式单一,难以挖掘创新潜力

目前,拔尖创新人才在选拔方式上过于单一,过于依赖标准化测试,而未采用多元化综合标准去考查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方式主要依赖两条路径:一是以升学考试成绩,尤其是高考成绩作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基础依据;二是以学科竞赛的成果奖项作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重要评价依据。然而,以高考成绩为主的选拔方式遭到了诸多质疑,质疑者认为在高考招生体系下的优秀并不是创新素养和发展潜力意义下的优秀[22],而且高考是狭窄的应试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造成学生内卷严重,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23]。而学科竞赛的选拔尤以五大科含金量最高,主要集中在理科基础领域,对学生的多元创新素养考查不足。而且过分强调竞赛奖项可能造成学生的竞赛应试化,违背了创新发展的初衷。

此外,选拔时间节点过于集中,主要设置在少数教育阶段,脱离了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轨迹,没有以动态性常态化的方式选拔真正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人才成长过程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一次选拔难以考查人才的持续创新潜力。创新具有持续性特点,当前的表现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创新产出。因此,过于依赖一次拔尖的选拔,可能会淘汰真正的潜力型人才。目前,我国的人才选拔方式事实上集中在高等教育上,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连续性和动态性不相匹配。

(三)培养机制趋同,缺乏多元自主探索

当前,培养机制缺乏足够的创新和灵活性,未能充分适应不同特质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需求,导致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存在机制趋同、模式单一,多元化和特色化探索还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培养目标单一、培养内容同质、培养主体过于集中、培养评价窄化等方面。

第一,培养目标以高端学术人才为主,对多元化发展方向重视不足。我国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体是优质高校,它们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本以学术人才为终极导向。尤其是在“拔尖计划2.0”政策公布之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时以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学术人才为旨归。相关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以人才在学术上的深造和学术成果作为“拔尖计划”实施的重要成效体现[24],更加剧了目标定位的趋同模仿。过于注重学术人才培养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7],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在发展方向上应面向国家需求在多领域进行创新贡献。研究者的呼吁得到了实践者的呼应,如应用型高校和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加强探索培养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25]上述均表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在注重学术职业发展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多元化发展方向。

第二,培养内容的同质化严重,缺乏个性化和自主化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极具个性的群体,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对培养内容的需求与适应程度不同。从这个角度而言,综合交叉的知识体系和多元取向的课程体系应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但是目前我国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虽然提供“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淡化专业、强化课程[4],但是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存在高度的同一性,学生缺乏真正的自主选择权与自主学习空间。此外,我国专门针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对拔尖创新人才实施深度教育。

第三,培养主体过于倚重优质高校,尚未形成多主体协同的培养生态。多样化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最好的制度环境。[26]但是当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比较单一,以优质高等教育机构为主体的培养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富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尚未被制度化地纳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当中,科产教协同培养机制还未实现深层次结合,未能最大化地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综合实践的机会与平台。此外,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过于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未形成完整的人才成长链。这种培养时序违背了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既忽视了基础教育的铺垫作用,也忽视了应用实践对人才成长的促进作用。

第四,培养评价窄化,难以科学反映被评价者的创新素质。当前,比较主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拔尖创新人才在学校的学业成绩进行标准衡量;二是在学术化目标下以论文发表数量和奖项作为评价指标。然而,这种评价体系过于偏重指标化绩效,而对创新思维拓展及原创性贡献的质量衡量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极大的学业和学术压力,被迫“内卷”,从而挤占了拔尖创新人才自由成长与自主发展的空间,影响真正的创新素质生长。

(一)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系统地推进人才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只有加强统筹规划,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才能实际带动培养水平的整体提高。具体来看,主要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进一步增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科学认识,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化培养道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到了必须为之的关口。全国上下必须转变依赖外部培养的被动观念,着眼于内生性培养。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在政策法规上的方案确立,加大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方案设计和细化执行措施,为各级培养主体提供识才和培养的具体指南,促进自主培养实践探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形成细化和操作性更强的政策体系,促进培养主体基于自身优势开展特色化培养。

二是加强系统性规划设计,统筹资源全方位服务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既包括在教育系统里的基础能力培养,也需要在社会实践领域的自主成长。上述特征反映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涉及社会系统的广泛协同参与,具有高度复杂性。因此,在顶层设计时必须统筹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制定和资源供给,建立常态化的拔尖创新人才需求研判和动态调控机制,统筹各阶段各环节的培养需求与供给,打通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形成系统培育机制。 

(二)遵循教育规律,构建适应时代的培养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着所有教育活动都具有的共性,即周期长、见效慢,而且每一阶段的培养效果深受前一阶段培养效果的影响。[8]这表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同其他人才培养一样,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新时代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极其紧迫,在培养过程中尤其要注重选拔、培养、评价等各环节的科学性,避免急于求成、追求表面效率。

首先,拓展人才选拔的评价空间,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发展通道。当前,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方式存在标准单一、渠道狭窄的问题,建立科学合理、方式多样、过程公平的多元选拔机制十分重要。第一,尽快明确科学合理的评价选拔标准,建立立体化选拔通道。在具体选拔过程中,必须打破以学业考试分数或少数竞赛奖项为标准的应试选拔方式,尽快开发以创新潜质和发展前景为导向的科学选拔框架,激活具有多样特征的“潜力者”。此外,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不能局限在学术型上,还要加强技能型、工程型等多样化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发展通道,实现人才多样化培养。第二,创新选拔方式。在选拔时间上可以设置系列评价关卡,进行长期跟踪考查;在选拔形式上可以通过设置校园创新项目、学科竞赛、学术科研活动等多种形式发现人才;在选拔手段上可借助信息化技术辅助选拔,打破时空限制。例如,在高校建立早期拔尖创新人才“数字教学项目”,从中优选人才。第三,强化选拔过程的公平性管理。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公平公正地选拔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相关制度,防止选拔舞弊行为,以确保选拔的公平和公正。这一方面涉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确保选拔过程的公开透明。

其次,探索交叉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面向国家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第一,在培养定位上要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为目标。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向上要超越科技取向,还要关注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多样化需求,实施分类培养。同时,要加强实践平台建设,培育能以跨学科思维解决复杂的实践问题,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原始创新贡献的复合型人才。第二,在培养内容上注意因材施教,满足不同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需求。一方面要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可供选择的“宽广纵深”的丰富课程,另一方面也要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在适应领域的深度学习与自主成长。第三,构建多主体联合培养机制。优质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系统中要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协同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共同参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实现人才、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

再次,构建动态调整的多维测评框架,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不能以单一的“尺矩”进行衡量,而应建立过程化和结果化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减轻统性“排异”压力。一方面在测评内容和指标上要加强对创新特征的考量,建立更科学的多样化评价方式;另一方面既要重视培养过程的阶段性检验,也要关注最终成效,实现两个环节有机结合。此外,还可丰富测评主体,引进第三方机构和行业专家,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建立动态调整的多维测评机制的根本目的是及时反馈并完善评价体系,不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三)集聚多方资源,营造人才自主成长的环境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营造一个资源丰富、环境包容的良好生态,充分激发拔尖创新人才的潜力。具体来看,需要从统筹资源、协同搭建产业平台、营造文化氛围三个方面着手,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自主成长所需的条件。

第一,加大资源投入力度,集合社会力量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成才所需资源。当前,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各类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在资源上最大可能地倾斜,但主要依靠国家力量,社会投入不足。因此,亟须拓宽社会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源支持体系。具体来说,可以设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金,吸引企业、机构、校友等广泛参与,使培养资源不再仅依赖国家财政投入,实现多渠道融资。同时,还要建立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共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拔尖创新人才确立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大力扶植科技创新企业,为拔尖创新人才发展提供与之匹配的产业体系。美国吸引了全世界的拔尖创新人才,主要原因是它拥有全球顶级的科研型大学和大公司,前者奠定了拔尖创新人才创新贡献的基础,后者则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和机会。[2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所强调的,唯有“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27],才能为拔尖创新人才持续的创新贡献提供舞台。

第三,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人才、鼓励创新贡献的文化氛围。文化是影响个体行动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文化土壤。首先要对拔尖创新人才在文化上给予更多的包容。拔尖创新人才是一群“心智结构”较为特殊的群体,往往表现出更多个性化特征,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尊重。[28]因此,要助力拔尖创新人才自由生长必须尊重人才的个性,兼容人才的个性化发展,重视其个体价值。其次要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更开放多元的发展渠道与成才路径,给予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再次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一步弘扬开放包容和尊重创新的价值理念,树立重视能力与贡献的社会价值观,激发拔尖创新人才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只有营造开放包容的环境,才能让拔尖创新人才充分发挥创新潜能,在适合的领域持续做出原始创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