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张宇恒：交通大学西迁精神的历史溯源

邬大光, 男, 辽宁锦州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张宇恒, 男, 四川眉山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引用格式：邬大光,张宇恒.交通大学西迁精神的历史溯源[J].高等教育评论,2022,10(02):257-269.

2021 年 9 月, 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包括 “西迁精神” 在内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1]“西迁精神” 是 “上世纪 50 年代, 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 科研院所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投入大西北建设的时代洪流, 生发出来的以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 弘扬传统、 艰苦创业为主要内容的宝贵精神财富”[2]。关于交通大学 (简称交大) 西迁的缘由, 现有研究主要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入手, 认为交大西迁是为了适应新中国工业化建设、 应对形势紧张的国际局势, 以及均衡高等学校布局而实施的战略性转移。[3][4] 综观已有成果, 关于推动交大西迁因素的争论问题及其伴随而生的西迁精神, 仍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的空间。西迁精神是大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产物, 需要纳入历史认识论的范畴。历史是完整的时空范畴概念, 西迁只是展示交通大学发展面貌的中介客体。“从历史认识过程中二重客体的相互关系看, 中介客体并不能完全覆盖原本客体, 因为不管史料如何丰富, 也只是保存了客观历史的部分片段和痕迹。”[5] 如果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放置于交大百年发展历史中, 超越 50 年代影响交大西迁细枝末节的情境性因素, 则能够找出交大变迁、 交大内迁、 院校调整和交大西迁之间的内在关联, 明确西迁只是交大百年变迁史的一部分, 其中生发涌动的精神力量, 发展壮大, 最终成为决定交大历史进程的关键因子。最终, 使得西迁过程中的争论, 并没有因为 1956 年国际局势缓和,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 改变交大西迁的计划部署。相伴而生的西迁精神, 不是偶然性的结果, 是历史延续性的表现, 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

百年国恨, 沧海难平, 率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寄希望于教育, 力图效仿西方大学，培养新式人才, 承担救国重任, 实现民族光复。这种强盛国家的历史使命, 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精神底色, 也形塑了中国大学希冀与民族共患难、 同呼吸、齐奋进的精神气度。这种精神气度最为集中地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大学西迁事件, 及其所形成的西迁精神。如果说, 交大诞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交大变迁和交大内迁运动, 是在特殊的国家背景下所进行的被动抉择, 那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西迁运动, 则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和大学学人为了民族大义, 在党的号召下, 不计个人荣辱、 一校得失、 主动选择的表现。因为, 回望百年风云激荡, 诸路皆不通时,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经 28 年的浴血奋战, 为有牺牲多壮志, 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 中国大学自诞生之初孜孜以求的理想才得以真正实现, 那份过去的苦难与屈辱、 现在的辉煌与荣光、 未来的美好与期待进一步转化为感党恩、 听党话的强烈情感和自觉意识。山雄有脊, 房固赖梁, 党的坚强领导已让风雨如磐暗故园, 成了红旗招展换新颜, 迎来凯歌嘹亮的新时代, 这更大程度地激发了中国高校和大学学人建设国家的热情和积极性，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某种稳定的思维惯性延续到院校调整和布局调整时期, 以至更久远的将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西迁精神’ 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7]。因此, 探寻西迁精神, 不能忽视历史的延续性问题, 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绝不是 “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 就形成了的, 而是凝练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之中。穿越历史迷雾, 回溯百年征程, 我们需要重走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精神谱系建构之路。

近代以来,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8]的民族危机, 深深震撼了古老的中国。要救亡图存, 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不仅包括器物层面的学习, 而且要学习先进的制度, 开展维新变法。“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9] 特别是要效仿西方大学, 全面学习西方教育教学管理制度，创办中国近代大学。1862 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 但是在洋务派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理念的掣肘下, 京师同文馆、 福建船政学堂、 广东实学馆、 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 上海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主要以传授外国语言、 天文、 数学、 军事技术等西方实用科学为主, 学科单一, 办学理念陈旧，只能称之为 “专科学校”。因此, 大多数中国高教史研究者都认为, 1895 年盛宣怀创办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大学的开端。“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有别于以往建立的各类新式专科学校, 而以美国大学为模式。”[10] 继创办北洋西学学堂之后, 次年, 盛宣怀又连续向清政府呈递了 《奏请筹设南洋公学》 《奏为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 等奏折, 陈述 “育才之要, 西国人才之盛皆由于学堂”[11]266,“自强万端, 非人莫任”。[11]268请求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 倡导立即谋划, “庶几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12]2 1897 年 1 月 26 日, 清政府批准了创办南洋公学的奏请。

由此可见,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产生于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 具有典型的 “后发外生性” 特征。外敌入侵, 列强环伺, 深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滥觞的源泉, 既已有之的高等教育传统, 诸如国子监、 书院等形式, 并未能萌发中国近代大学。中国大学是纯粹的舶来品, 是在同西方列强相抗衡中孕育出来的, 是西方教育制度的直接移植, 即 “我国废科举兴学校之唯一动机, 无非求所以摆脱外人之支配”[13]。这表明, 创办新式大学是教育救国思潮的突出表现, 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并非独立的社会活动, 是政治理想、 社会思潮、 世界大潮相互交织演进的产物。近代大学是民族国家间竞争优胜劣汰角逐的重要领域, 于中国而言, 意义更加迫切, 是实现旧邦新造、 国运昌明的必由道路, 这正所谓 “教育为制造国民之具”。[14]所以, 自中国大学肇始而生, 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就成为中国大学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生命密码。这也是西迁精神的源头和母体, 西迁人能够胸怀大局, 以国家和民族事业为重, 是这种意识在新的建设时期的历史延续和具体呈现。

中国近现代高等学校发轫于亡国灭种之际, 在九原板荡、 满地兵燹的情况下，中国高等学校长期缺乏稳定的内外环境, 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 大大小小的各派团体, 形形色色的各类政权, 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使得中国大学受政治的影响特别明显, 学校的变迁也格外频繁。但是无论中国大学如何变迁, 贯穿始终的都是中国大学学人矢志不渝的 “教育救国” 的人格理想。而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盛行的这种国家主义教育理想, 则是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是对莽莽神州谁救中国的思想回应。

以交大为例, 唐文治认为, “立国之要, 以教育为命根” 。[15]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 腐朽的清政府风雨飘摇, 迫切需要树立求实务实的精神, 兴办实学, 发展实业。1904 年南洋公学改隶商部。1905 年, 更改校名为 “商部高等实业学堂” , 并在 1906 年设立商务专科, 开设铁路工程班, 制定了 “讲求实业, 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 的办学方针。1906 年, 清政府增设了邮传部, 因学校的经费来自邮传部下辖的招商、 电报局, 所以改校名为 “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 确立了 “造就专门人才, 尤以学成致用、 振兴中国实业” 的办学宗旨。[12]201次年 9 月, 唐文治接替杨士琦, 担任学校监督 (校长) , 成立了学校第一个工程专科——铁路专科。后又陆续增设了电机专科, 航海专科。这样, 学校就由培养商务为主转为培养工程技术方面的实业人才。

1911 年, 受辛亥革命影响, 学校更名为 “南洋大学堂”。革命后, 改隶于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 并改校名为 “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8 年, 增设铁路管理科, 学校从原来的工科走向以工为主、 工管结合的大学。[16]50-59 1920 年, 叶恭绰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 认为 “国家实力之展拓, 以交通之发达为始基, 而一切事业之设施, 尤以人才之适用为先着”[17], 鉴于交通要政, 急需专材, 叶恭绰提出了改组交通部部属学校①的建议, 并 “以南洋为中坚” 合并成一所学校,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为 “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简称交大沪校或沪校)。后经国务会议议决同意。1921 年3 月 9 日, 叶恭绰出任交通大学校长。同年 4 月 16 日, 张铸出任交大沪校主任。[16]124-125张铸在就职演说中, 谈到 “鄙人此次之来有三。第一, 教育为立国之本……交通事业于国家文化进步关系最重, 然必有完善的交通教育而后交通事业方能发展, 国家文化方能进步”[18]。1922 年, 学校进行了第二次改组。上海学校更名为 “交通部南洋大学”, 唐山学校更名为 “交通部唐山大学”, 各设校长, 北京学校各科, 分别编入沪、 唐两校。[16]128-129

1927 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学校进行了第三次改组, 上海的南洋大学改称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 唐山大学改称为第二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改称为第三交通大学。[16]137 次年 9 月,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交通教育的管理, 交通部将三所大学合并,改称 “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 并以上海学校为本部。[16]214 10 月, 国民党政府增设铁道部, 学校改隶铁道部管辖, 又称 “铁道部交通大学”, 亦称国立交通大学, 分上海本部、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和唐山土木工程学院。[16]214 1930 年 10 月, 黎照寰接替孙科继任校长, 任职期间, 黎照寰推行 “交通行政与交通教育相辅而行” 的政策, 并把培养交通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作为铁道部建设计划实施的基础性工作, 认为 “建设之道百端, 而交通建设为之枢纽, 人才为其骨干”，[19] 进而把 “部 (铁道部)、 路(铁路)、 校 (交大) 联成一贯”, 形成 “部校合作” 体系。[16]215努力践行 “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专才” 的办学宗旨, 这体现了当时国民政府 “注重实用科学” “养成专门知识技能” “为国家社会服务” 的高等教育方针。[20] 在阐述交大宗旨时, 黎照寰也说, “本校的宗旨, 是造就一般的人才……每个毕业同学, 都为可用之才”[21]。从 1927 年至 1937 年, 交大共毕业学生 1407 名。[16]312

纵观交大的近代变迁, 相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 难以有像中国大学一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变动如此频繁。四十余载沧桑历程, 不仅是一部学校的发展史，而且是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恢宏史诗的一段缩影, 伴随大学变迁的是清末新政、 君主立宪制, 以及辛亥革命之后, 共和制、 议会制、 总统制、 多党制等各种国体和政体变革的尝试。但是, 无论政治变革多么强烈, 教育救国的信仰, 始终都是一种不竭的精神动力。因为, 回顾在此期间, 唐文治的 “根本论”、 叶恭绰的 “先着论”、 张铸的 “国本论”、 黎照寰的 “骨干论” 等办学思想, 发现都具有明显的 “国家主义” 教育色彩。高等教育的功用不仅仅是为养成健全人格, 而服务国家建设, 谋求国家自强, 更是教育的固有之意。这种思想是自中国大学肇始, 贯穿了整个大学的变迁过程。西学教育思想、 军备教育思想、 职业教育思想、 独立教育思想、 公民教育思想等本质上都是国家主义思想的延伸和具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 崇尚国家主义的思潮, 演变为高等教育界乃至整个国家 “守护文明, 延续国脉” 的最高教育理想。由此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敦刻尔克式” 的大撤退, 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中国大学学人以强烈的使命担当、 激昂的英雄气概, 进行了 “第一次西 (内) 迁”。抗日战争时期的 “西 (内) 迁” 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迁精神是其生生不息的薪火传承。

1937 年 7 月 7 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为实现灭亡中国, 永远霸占中国的目的, 在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同时, 企图通过教育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 国家意识。大学作为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根基, 日寇每每把大学校园作为轰炸的重点对象, 并 “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 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 分布各地, 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 且绝与军事无关”[22]191。这反映了日寇的 《对支宣传策略纲要》 中提到的 “消灭民族意识, 毁灭中华民族文化, 彻底铲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排除一切抗日思想”[23]的对华教育方针。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的命脉, 支持全民族的持久抗战, 实现 “抗战” 与 “建国” 的同时并进, 当时中国的绝大部分高校踏上了绵延千里、 生计困窘、 旷日持久的迁徙之路。关于内迁的历程, 根据四川省志教育志编辑组关于 《抗战中 48 所高等院校迁川梗概》 研究表明, “迁川各校入川, 大体分为三个时期”[24]73。实际上, 四川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 这三个时期也暗示了高校内迁有三次高潮, 有一定数量的高校, 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从 1937年 7 月卢沟桥事变, 北平、 天津、 南京、 上海沦陷, 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 武汉失守, 是高校迁徙的第一个高峰期。例如, 上海失守后, 交通大学由于时间仓促, 应对不及, 暂时迁至法租界内维持教学。1940 年夏秋至 1943 年春是第二个高峰期。1940 年夏起, 上海租界的形势渐趋恶化,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 上海租界被日寇所侵占, 原在租界暂避的高校也加紧内迁。例如, 1942 年 8 月, 国民政府在重庆的九龙坡地区建立了国立 交 通 大 学 本 部, 并 下 令 “ 交 通 大 学 即 行 由 沪 迁渝” 。[16]384自 1944 年夏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是高校迁徙的第三个高峰期。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 深入华南, 发动豫湘桂战役, 又辅而侵入贵州。先前在豫西、 湘西、粤北、 桂东、 黔南停留的高校进行了新一轮的迁徙。例如, 与交通大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唐山土木工程学院,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均仓皇退入四川, 复校重庆” 。[24]74所以, 交大内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内迁运动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大书特书”[25]。

另外, 关于内迁的规模,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数据显示, “战前一百零八校，不得已而迁移或停顿者, 达九十四校之多”[26]。这组数据只是记载在教育部备案的高校数量, 实际规模更庞大。根据考证, “抗战时期的高校迁徙可以分为七种不同情况呈现其数量和规模: 一是受战事影响迁徙过程中或迁徙后被勒令停办的高校; 二是整校或部分院系长途西迁转战大后方各省区的高校; 三是辗转迁徙省内邻省其他边远安全区域的高校; 四是在迁徙过程中存在拆分合并情况的高校; 五是战时新创建或者1946 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增列为正规的高校; 六是西部原有高校的战时迁徙和变化情况; 七是陕甘宁边区和苏皖边区战时新设和迁徙变化的高校”, “这使得抗战时期我国高等学校迁徙的数量和规模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27]。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所进行的迁徙运动, 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场浩劫, 真所谓 “30 年建设之不足, 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22]191。当时绝大部分的高校都因战事影响, 校舍建筑、 图书、 实验仪器等设施设备受损严重。战争给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造成了高达 419882672372 国币的财产损失。[28] 实际上, 很多文化遗产难以用价值予以衡量。

除了日寇的直接侵略破坏, 国民政府的战备需要之外, 至中国大学诞生以降,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严重失衡, 也是造成高校迁徙的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所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诞生的, 所以中国的大学也主要集中在一些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等。战前 108 校, 大学有 42 所, 学院 36 所, 专科学校 30 所。其中, 上海各类高校 27 所, 北京 16 所 (包括内迁的东北大学), 广州 8所, 天津 7 所, 武汉 6 所, 南京 5 所。仅北上广地区就占比 47. 22%。[29]300-323而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 高等教育发展却是处于停滞状态。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严重失衡制约了区域经济、 文化、 社会的协调发展, 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院校调整、 布局调整遗留了历史包袱。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民族走过了生死存亡、 风雨如晦的一百年。重新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 开始以崭新的面貌,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勇气进行社会建设。这种饱满的精神状态, 以及伴随前一段历史所形成的文化记忆, 是我们理解交大西迁这一重大事件的密钥, 也是交大西迁之所以能实现的根源性因素。凡树有根, 方能生发, 除了历史的回溯, 西迁精神具有典型的历史延续性之外, 将其置于同一时空与其他事件作横向比较, 可以进一步发现, 西迁精神与抗美援朝精神、 大庆精神、 红旗渠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精神群像。艰苦创业、 自立自强、 爱国主义、 牺牲奉献是这一类精神谱系的共同特点。西迁精神获得了时代的丰厚滋养, 有积故其力无穷。所以, 西迁精神不是瞬间的、 偶然的、 孤立的精神品质。而只有回到那个特定的时代, 锚定其精神坐标的历史方位, 才能进一步发现西迁事件中包含的普遍价值。

(一) 未竟的改革: 院校调整

1957 年 6 月 4 日, 周恩来谈到了交大西迁的缘由, 迁校是由院系调整而来的。[30]3-12实际上, 院校调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当时, 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最为关注两件事情, 一是如何使大学课程和内容符合国家建设需要。[29]151-152二是如何使高等学校的区域分布更加合理。[31]78然而,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国民党政府力图调整高等教育布局的计划, 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共有高等学校 205 所。[32] 从地域分布来看, 华东地区有 73 所, 西南地区 42 所, 中南地区 35 所, 华北地区 29 所, 东北地区 17 所, 西北地区 9 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和结构布局, 以适应国家建设需要, 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 《纲领》 ) 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政策要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 以服务于工业、 农业和国防的建设”[33]1。《纲领》 所确立的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 意味着当前高等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要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早在 1949年 6 月, 毛泽东在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谈到了人民政府成立后需要立即着手开展的两项重点工作, 其中之一就是 “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34]1466。因为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 他们站在一旁看, 等待我们的失败”[34]1480-1481。百载陆沉、 砥砺奋进, 换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和开天辟地的伟大胜利, 满目萧条、 百废待兴, 最终凝练成渴望在党的带领下“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34]1467的民族梦想和时代召唤, 涤荡历史积秽, 再造青春中国。

赤潮澎湃, 春雷响动,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大学和大学学人相信只有紧密团结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周围, 听党指挥跟党走, 以革命者的英勇无畏气概, 以唯物者的战天斗地精神, 打破旧世界, 建设一个新世界, 才能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更加稳固地屹立在世界东方, 才能让古老而崭新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才能真正守护中国大学那最初的梦想, “亡而存之, 废而举之, 愚而智之, 弱而强之, 条理万端, 皆归本于学校”。[11]22这种油然而生的感召力和急迫感, 深刻影响着身处那个时代的他们。正如许美德所言, “50 年代早期, 中国在高等教育的知识分类和地区分布的重新设计……这在现代其他国家政府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崇高希望在于为建设和平富强和自信的社会主义国家作贡献”[31]106。

就高等教育而言, 自觉配合国家需要, 最关键的还是高等院校的布局问题。因为, 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分布失衡的问题依旧严峻, 如在华东区就有高校 85 所, 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的 37. 4%。而上海一地就有 43 所, 占总数的近五分之一。[33]25布局调整问题, 尽管很迫切, 但是遵循循序渐进的改革原则, 并没有直接进行。而是先在各大行政区范围之内进行有限的调整, 主要是专业调整, 跨区的调整, 特别是大规模的整校搬迁较少。具体而言: 1949 年至 1950 年, 国家开始在小范围内对部分高校进行调整、 合并和重建。到 1951 年, 院校调整的工作逐步展开, 并向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过渡。[33]93直到 1952 年, 教育部 《关于全国高等学校 1952 年的调整设置方案》 出台, 正式掀开了全国范围内院校调整的序幕。[33]150但是, 1952 年、 1953 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 实质上是某个区域内的局部调整。就交通大学而言, 同样是在华东区内部的调整, 部分院系改组、 合并成立的新院校也主要在华东区。由此可见, 1952年、 1953 年的院校调整没有改变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的现状。

院系调整的胜利完成, 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有利统筹, 学校的妥善规划, 而且关键是广大师生识大体, 顾大局, 有效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这种精神影响了后来的交大西迁工作。例如, 在 “交通大学代表会议” 上, 即将调整出去的教师代表发言说，“曾经有过一些不正确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照耀之下, 显得何等自私渺小”。留在本校的代表说, “我们要克服个人主义、 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 主动关心团结调整进来的同仁”[35]35-36。精神是历史的注脚, 日新又新，亘古亘今, 这一切, 即将汇聚成交通大学举校西迁中的伟大精神, 构筑起中国大学的一座精神丰碑。

(二) 主动的迁移: 布局调整

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 年) 的实施, 经济建设尤其工业建设的需要，这使得 “一五” 时期高等教育的方针与工作主要围绕调整和扩大高等工业学校展开。1955 年 7 月,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提出, “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 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应该逐步地加以改变”[33]479。交通大学作为全国工科院校的典范, 自然成为调整的重点。但是, 这比恢复时期的院校调整工作要艰难, 因为即将涉及 “均衡高等教育布局以适应工业建设” 为重点的新一轮院校调整, 抑或称之为 “布局调整”。从院系调整到交大西迁, 是一个大的转变, 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改革从微观的课程教学, 中观的专业设置, 过渡到宏观层面的区域布局上来。7 月 21日, 高等教育部发布的 《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 要求 “根据中央指示: 高等教育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防建设的要求, 必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计划相配合。根据以上精神……决定你校自一九五六年开始内迁西安”[30]55。其中, 涉及了一项关于促使交大西迁的因素, 即 “国防建设”。国防建设是否是真正决定交大西迁的实质性因素, 存在争议。[4]国防建设的动因, 也为 1957 年春夏之交的关于交大西迁的鸣放风波, 埋下了伏笔。

因为, 1957 年前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 毛泽东认为, 目前国际局势趋于缓和, 要抢抓窗口期, 充分利用好沿海已有的工业基础设施设备, 暂缓“搬家”。另一方面, 1957 年 2 月, 毛泽东发表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 要求广泛听取人民群众、 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加强人民团结。[36] 对此，党中央决定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1956 年春, 交通大学根据中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重要讲话, 展开民主讨论, 进行鸣放, 回顾一年来的迁校工作。其中, 不乏反对意见。针对交大师生员工的意见, 国务院和高等教育部展开了讨论。1957 年 6 月 4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专题会议上的讲话中道出了迁校的根本原因, “西北西南的建设不求外援, 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设想的” “克服畸形发展, 向平衡发展, 不能不调整、 内调” “55 年决定迁校是为了建设工业基地” “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速度放缓, 但西北工业基地并未取消, 因此交大内迁还不能说不需要”。[30]3-12 并且, 早在1956 年 7 月 3 日,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报周恩来的呈文就提到, “交通大学现设有机械、 电机、 动力三类专业, 在宁沪杭三角地带来说和南京工学院、 浙江大学有重复, 而西北地区目前还没有一个水平较高的多科性工学院, 从长远的全面的安排着眼, 移一个学校至西北是好的”[30]59。所以, 配合国家经济建设, 工业发展的需要是交大西迁的主要原因, 这是长期方针, 不会因为形势的改变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也就驳斥了 “国防因素” 主导论, 交大西迁是主动的战略调整, 并非被迫的战略转移, 相伴而生的西迁精神更多彰显的是 “主动” 与 “担当”。

至于 “鸣放风波” 之后, 交通大学分设上海、 西安两部分, 常常会被误读为交大师生面对迁校困难而采取的一种 “妥协主义”。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风波之前,1956 年 7 月 12 日, 周恩来就指示, “ 必 须 留 一 个 机 电 底 子, 以 为 南 洋 公 学 之续”[30]61。这一观点在 1957 年 6 月 4 日周恩来的讲话中也有明确的结论, “两地一半的情况, 也绝不是杨秀峰、 彭康有意要这样搞的”[30]6。周恩来在讲话中详细阐明了交大西迁问题的来龙去脉, 并坚持不勉强的原则, 把交大的前途命运交给广大师生员工自己决定。根据历史的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形势看问题, 是克服主观揣测的必要途径。最终, 经过师生广泛深入的讨论, 选择采取分设上海、 西安两地统一领导的方案。正如彭康的报告所指出 “这是当时条件下比较好的实际可行的一个方案”[35]82。上海分校的设置, 是客观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即使没有上海分校, 按照中央1956 年的部署, 也会交由交大在上海筹备一所机电性质的高等工业学院。[30]59反之，立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统筹西北和上海两个大局, 设置上海分校, 更是彰显了以彭康、 苏庄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规律, 在运动中把握事物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精神。

回溯历史, 可以发现, 国防建设是影响交大西迁的次要要素。真正决定交大西迁的是,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现状和经济发展需要不均衡的矛盾主导的结果。真正推动交大西迁的是, 那代人赤忱的爱国情怀, 建设祖国的热情一旦被点燃，就如同那喷薄而发的火焰, 即使起初会在风中短暂摇曳, 但终会星火燎原, 熯天炽地。如果说 1955 年交大西迁的决策是政府主导的结果, 经过 1956 年的民主讨论, 那么则是交大人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 更是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百年高教梦想的延续。如果不回溯前一段历史, 将交大西迁置于交大百年变迁的历程中, 受国防因素论的影响, 交大西迁容易被判定为偶发性的历史事件。因交大西迁形成的西迁精神也会缺乏许多历史的厚重。总之, 伴随百年民族救亡历程, 涌动而生的精神力量是以交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和大学学人最深层的气质禀赋, 并且往往成为决定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改革走向的主导因素。由此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 “广大师生员工, 毅然放弃大都市繁华富足的优越条件, 义无反顾地奔向当时工作、 学习和生活都十分艰苦的大西北”。[30]37所以, 不诉诸深远的历史解释, 将它与精神力量、 社会变革和学术传统交织在一起, 关于交大是否西迁的争议不足以解释最后的转变。

百年风雨, 青史可见, 历史用如椽巨笔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上铭刻下“西迁精神”。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 需要从整体上把握西迁精神, 洞察西迁精神的来龙去脉。西迁关键在一个 “迁” 字, 意味着大学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核心在一个 “变” 字, 表示大学的管理体制、 组织建设、 专业设置、 环境布局等都会相应发生变化。这种整体 “变动不居” 的生存样态不仅表现在 “交大西迁” 方面，实际上也是近现代中国大学的普遍生态。自中国大学诞生之日起, 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发展环境, 大学不断变迁、 内迁、 回迁、 西迁、 外迁……真可谓是, 一部迁徙史，半部大学史。但是, 筚路蓝缕, 斩棘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成立后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情, 空前地唤醒中国大学和大学学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中国大学不断走出象牙塔, 走向天空下, 用脚步丈量祖国, 用实际回馈民生。大学与社会各界普通民众进行广泛接触的传统, 缘起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高校内迁。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运动是中国大学从精英主义开始向大众化过渡的伟大转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科学的、 民族的、 大众化的文化教育”[33]1方针指引下的,以交大西迁为代表的布局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 发展路线的历史延续。迁徙是中国近现代大学进行本土化探索的一次尝试。最终, “通过一次又一次艰难困苦的迁徙, 现代高等教育最终遍布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大学, 也使大学更贴近自己的本土根基”[31]86。所以, 交大西迁是高校内迁、 战后回迁, 以及院校调整的延续, 是中国大学迁徙史的一部分, 不是孤立的偶然性决策。相伴而生的 “西迁精神” 尽管是以交通大学为代表, 本质上却是整体中国大学和大学学人的精神财富和精神底色。西迁精神是迁徙精神的集中凝练和高度升华。

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我们要不断坚定教育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 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 “承载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状况、 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符号系统”[37]。高等教育话语是反映本土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更深层建构力量, 具有独特的传播张力、 言语魅力和阐释活力。迁徙研究, 特别是对于中国大学迁徙历史背后的文化审思, 有利于发掘中国大学沉淀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为构建具有民族气派的高等教育中国话语提供内涵支撑。因为, 迁徙是中国大学在特殊的国家背景下所进行的命运抉择, 即伴随着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运动, 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所进行的被迫转移或主动调整。迁徙形塑了中国大学独特的内涵、 结构和价值模式。更重要的是, 在此过程中建构起了中国大学的精神谱系。大学精神谱系的建构涉及大学精神赓续、 精神弘扬。透过迁徙, 中国大学的过去、 现在, 以及未来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血脉联系。我们得以看见, 中国大学的理想, 绝不是在封闭的象牙塔里优哉游哉的遗世独立, 而是通过高校内迁, 主动拥抱民族的苦难, 赓续文明的圣火; 通过院校调整, 主动承担民族的振兴; 通过布局调整, 主动挺立民族的脊梁。今天, 谈论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必须回望百年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接续百年奋斗, 研究和传承以 “西迁精神” 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大学迁徙精神。

拍于厦门“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展，2023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