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峰 程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类型与实践逻辑

李志峰, 男, 湖北武汉人, 教育学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程  瑶,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理工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科长, 助理研究员

本文引用格式：李志峰,程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类型与实践逻辑[J].高等教育评论,2022(02):190-201.

近年来, 南方科技大学、 西湖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引发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发展中, 这些大学发展速度快, 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研究型大学办学模式。虽然几所学校的发展背景不太相同, 但均呈现办学时间短、 高起点、 研究型、 国际化程度高、 小而精等一些共同特征。

新时期, 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培养具有拔尖创新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而且要承担创造一流学术成果的重要责任。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实践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创造一流科技成果,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继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使命。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明确发展方向、 找准发展定位、 建构理想类型、 厘清实践逻辑、 实现差异化发展也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我国研究型大学在一系列重大建设工程的加持下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模式, 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型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对于研究型大学系统而言，如何定位其发展空间, 找准其发展价值和发展目标, 更好地促进研究型大学系统的壮大发展也就成为一个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一) 研究型大学的时空发展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 研究型大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早的研究型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创立的阿卡德米学园——一所探求高深知识的大学。可以说, 探求高深知识是研究型大学的最基本的职能, “研究” 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工作领域和工作取向, “研究成果” 是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从近现代大学的时空发展来看, 在特定历史制度环境下, 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了三种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传统知识生产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欧洲中世纪大学被认为是近代大学的源头[2], 除了知识传播或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能, 学术研究也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学术研究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 唤醒了人们对于新思想、 新知识的渴求[3]。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和知识基础, 为近代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大学从产生起就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和保存知识的场所, 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知识, 拓展知识的场所[4]。1810年, 洪堡创立柏林大学, 确立研究作为大学的核心职能。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 教学自由[5], 以及以科学精神陶冶人格的理念, 一直被奉为研究型大学的圭臬。

这种以传统知识生产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呈现如下特征：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在大学内完成, 在单一学科内从事研究工作, 以学者的学术兴趣为主导, 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接受学术共同体确定的标准评价, 在科学研究中培养人才,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联结在一起, 科学研究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二种模式是基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1876 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为基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大学创设研究生教育, 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在职能上进行了划分, 明确了各自的职能; 本科教育以知识的传授为主, 科学研究活动放在研究生教育中进行, 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以“研究” 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形式被固定下来。

这种研究型大学模式呈现如下特征: 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科学研究主动关注社会与产业需要, 科学研究工作开始主动开展面向产业领域的研究，单学科研究的边界被打破, 单一学科内的研究和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并存, 科学研究的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 学者的学术兴趣开始更多地转向社会需要, 科学研究的成果既接受学术共同体确定的标准评价, 也接受社会用户评价, 但对社会用户评价可能影响到科学价值保持警惕。

第三种模式是基于社会需要的研究型大学模式。20 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 诞生了一批与新兴科技密切互动的大学。它们不再固守于洪堡所主张的纯学术研究观念, 而是把应用与开发研究作为大学科学研究的重点, 把引领产业发展作为标志, 实现与新兴产业一同成长的目标, 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 其代表就是斯坦福大学。大学紧密融入加州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 将出租土地建设科技园作为发展基石, 实现科技、 大学、 社会的紧密联结。

这种研究型大学模式呈现如下特征: 社会发展需要, 尤其是工业领域的需要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科学研究工作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科学研究来说, 多学科的共同作用成为必然, 科学研究的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科学研究活动的场所不局限在大学之内, 科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接受社会用户评价, 知识的效用成为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核心指标, 在科学研究中培养人才, 科学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

(二) 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局限性

研究型大学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理念、 内涵、 结构、 功能、 制度和文化较为完善的、 系统的研究型大学体系, 在突破知识的疆界、 服务于人类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国家之间的竞争差距加大, 受制于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目前的研究型大学还不能够满足国家发展和世界科学发展的需要。尤其在我国, 高等教育规模虽然世界第一, 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较少; 科技人才储备较为充足, 但顶尖人才依然匮乏; 科技指标排名较靠前, 但创新版图位势较低; 此外, 输出重大科技成果不足、 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不靠前, 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 还被主要发达国家卡脖子。因此,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弥补这些不足也就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要方向。

同时, 随着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和大学组织的自我进化, 对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生产 (knowledge production) 一般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发现、 创造各种为物质运动和转化提供条件与能量来源的思想、 观点、 方法、 技巧等的过程, 具有信息性、 探索性、 创造性、 非重复性、 低可比性与继承性[6]。研究型大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组织。决定大学知识生产成效的是知识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一样, 知识生产方式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一面, 也具有因应环境条件和主体选择而不断进化的一面。传统知识生产方式是一套理念、 价值、 方法和规范的综合体, 强调基于相对封闭环境的理论性知识的生产。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 社会经济、 科学与文化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 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研究和知识生产方式亦日益难以满足当今人类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性的要求[7], 向更注重应用语境, 更注重新型知识生产方式转型, 已经成为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必然趋势。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 意味着大学学术工作方式的变化, 相应地会带来大学组织形态的深度变革。

要解决以上问题并满足新要求, 研究型大学就需要突破传统知识生产的观念与惯习, 重塑新的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 重组学术体系结构, 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而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因其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渠道分布、 规模发展惯性、 既有国际伙伴、 学科结构布局、 泛行政化及人事管理制度等, 难以 “轻装上阵”[8], 寄希望于在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方面已经定型的传统研究型大学自行转型, 不大现实。因此, 创建新的研究型大学组织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新需求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也表明, 每当社会对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而传统大学无法及时做出有效回应之时, 创建新大学往往是更理智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 通过一类新型的研究型大学进行系统补位, 培养具有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在基础理论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破解一系列 “卡脖子” 技术, 力争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大学功能不断演化发展的产物, 是对原有大学在研究功能上的拓展升级, 通过以更加灵活有效的体制机制和组织结构, 以新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 并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传统研究型大学一起构筑新的研究型大学体系。

(三)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是实践逻辑的先导。理论逻辑需要回答的是高等教育理论要适应新时代要求, 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 构建新时代高等教育理论等基本命题。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逻辑的分析需要从本质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维度去理解, 继而找到其核心的关系。古希腊、 罗马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 简言之, 就是从理论上回答事物是什么或由什么构成的。从本体论角度理解,新型研究型大学突出对超学科知识的生产, 突出对受教育者原始创新能力、 跨界整合能力、 融会贯通能力的培养, 其基质是创新, 是研究, 是高深知识的发现, 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创新和发现, 是基于超学科的创新和发现, 是基础性、 原创性和重大科技创新发现, 基于这种创新和发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认识论角度理解,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本质和结构、 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学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以人的价值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互动, 研究者与国家科技战略需要、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互动, 是大学与政府、 社会互动的创新实践组织。从方法论角度去理解, 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 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或系统。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方法论是对传统学科组织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范式重构和模式创新, 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 强调知识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更加强调大学为国家、 社会做出的现实价值。

基于以上理解,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基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共同价值, 适应新时代重大变革的需求, 依托于超学科组织模式,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以科学技术问题为导向, 通过深度的学科交叉与融合, 推动学科综合化发展, 推动重大基础性研究和颠覆性研究, 实现原创性知识生产, 在此基础上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 跨界整合能力、 融会贯通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新型学术组织。

(四)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价值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立是对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补充, 是国家经济、 社会、 产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是培养精英人才、 加快科技创新、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际上也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洛桑理工学院、 奥林工程学院等新兴的研究型大学, 他们的成功崛起为其他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认为, 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对研究型大学提出的新要求促使大学从 “象牙塔” 向创新 “策源地” 转变, 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实现科教兴国的必然选择。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 人事制度等多方面的创新需求, 正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机遇与责任。因此,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整合国家、 市场和院校资源, 形成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解决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卡脖子技术、 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建立有利于重大创新的体制机制, 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田, 是重大科技创新的突击队。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实践需要, 而且是创新驱动背景下确立中国本土研究型大学新模式的内在期许。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须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政策指向, 聚焦基础学科领域和国家重大科技战略需求, 延伸创新人才教育链, 完善本硕博一体化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同时, 大力发展目标融合型、 交叉会聚型、 综合研究型基础研究, 通过引导好奇心、 推进跨界合作、 推动融合创新等行为促进基础研究从自由探索向有组织创新转变[9]。因此, 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形成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扎根中国大地探索适用的研究型大学新形态, 服务于国家科技战略发展需要, 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旨归。

从世界角度来看, 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时间并不长, 我国也是最近几年在国家政策期许下得以创立发展。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圆是方, 莫衷一是; 新型研究型大学既有政府指定的, 也有自我标识的, 名实是否相符, 缺乏一个可以判断的标准。因此, 只有对现有和正在推进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进行归纳分析, 总结其特点, 并根据社会对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结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价值, 形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类型, 才可能更好地引导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健康发展。

(一) 不同认识维度的实践模式

近些年, 新型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创建是政策效应引发的实践模式的不断创新, 政策指定与院校愿景触发实践模式的发散式发展。例如, 南方科技大学以及筹建中的大湾区大学是地方政府的 “省管市建” 模式, 即由广东省主管、 深圳市重点投入建设。其目标在于省级政府通过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办学体制机制创新, 努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及深圳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建设, 快速建设成为聚集一流师资、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创造国际一流学术成果并推动科技应用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则是采取社会力量举办, 基金会筹资管理的办学模式。其特点是顶尖科学家领衔, 聚焦基础前沿科学研究, 致力尖端科技突破, 注重学科交叉融合,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通过制定一系列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规章制度, 努力为国家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正在筹建中的福耀科技大学、 东方理工大学实行的则是企业家捐赠, 通过基金会进行管理的办学模式, 侧重于解决行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是一种新型的应用研究型大学的模式。

还有一些由研究生院发展而来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以及由上海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办共建、 上海市主管的上海科技大学, 它们是政策指定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其办学模式的特点是依托国家科学研究体系, 与科研院所深度融合, 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提供科技解决方案及发挥思想库作用, 深度参与国家及区域科创中心建设。

从既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实践来看, 模式是多样的。从投资和办学主体来看, 目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主要分为政府财政支持型、 社会资本支持型和混合资本支持型三种模式。而传统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都位居 “211 工程” “985 工程” 或“双一流建设” 高校的前列, 都是中央直属重点大学, 其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都是中央政府, 属于中央财政支持型的研究型大学。从对生产知识不同方式的系统归纳与深刻提炼[10]的知识生产模式来看, 可分为: 书斋+实验室型模式, 即面向知识生产模式 1 的科学研究, 它属于典型的以学科性、 同质性、 层级性、 永恒性、 学术专家导向质量控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 “默顿式” 知识生产; 社会创新创业型模式, 即面向知识生产模式 2 的科学研究, 它是以跨学科性、 异质性、 变态多样性、 灵活性和多元参与主体导向质量监控为主要特色, 强调社会责任和市场化知识的生成[11]; 国家战略发展型模式, 即面向知识生产模式 3 的科学研究, 它是进一步将知识生产从大学学科架构上剥离, 强调知识和知识创新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12]。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来看, 单一的知识生产模式较少, 多数研究型大学都具有多种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 只是不同大学知识生产方式的重点不一样。从学术创新模式来看, 新型研究型大学可分为重大项目主导型、 基础研究主导型、 产教深度融合型。重大项目主导型即多层次、 多节点、 多形态、 多主体, 竞合的非线性协同组织模式[13]; 基础研究主导型即单层次、 单节点、 单形态、 单主体, 非竞合的线性协同组织模式; 产教深度融合型即矩阵层次、 网状节点、 多形态、 复合主体, 博弈非线性协同组织模式。

(二) 理想类型中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从实践模式到理想类型的构建成为理论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理想类型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模式。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分析法是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 是高度抽象出来的、 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 主要包括比较不同理想类型的本质特征, 分析不同类型之间的结构关系, 并根据机构一致性的原则, 来解释事物或现象的原因。理想类型分析法受人文主义范式的影响, 结合研究者的理论基础, 对经验事实的提炼, 得出现实的某种变异形式, 与现实本身保持一定的距离, 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含经验事实特性的分类体系, 其特征是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它只是各种经验事物的典型, 是一种研究者主观的对事物理想状态的一种概念表达。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 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高度统一、 超学科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

1.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工具理性回答的是 “如何做到” “可以有哪些途径、 方式和办法去实现社会实践的最大效用化” 等问题。价值理性回答的是 “为什么要” “什么更重要” “值不值得” 等问题。从工具理性角度来看, 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通过重大科技创新产出一流科技成果, 聚集一流科学家, 培养一流科技人才, 为国家发展提供补短板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理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崇尚科学精神与文化, 维护大学精神与文化等。价值理性规定了工具理性的方向和最高目标, 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了实现的途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理性为其工具理性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以科技创新产出一流科技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来实现其价值理性, 从而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在既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与使命中, 均反映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本质特征。

2. 超学科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

学科是多层次的概念, 不是单一层次的概念, 包括单学科、 多学科、 跨学科、 超学科等。对于单学科、 多学科, 学界的理解较为统一, 而对于目前学界提法较多的跨学科, 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跨学科是跨二级学科还是一级学科, 是跨学科领域还是跨学科门类? 跨学科怎么 “跨”? 对这些问题, 学界并没有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仅仅是跨学科, 没有实现真正的学科融合, 跨学科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因此, 在新型研究型大学里, 其理想类型不是单纯的跨学科, 而是要实现超学科的发展。超学科就是在不同学科之间跨越不同学科边界, 取代并超越它们, 是融合式的学科概念。“超学科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利益相关者一起工作去解决生活世界问题的一种尝试,是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7]

超学科研究是在单学科、 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学科(single discipline) 是中国古代 “六艺” 中的 “艺”。西方产生的逻辑学、 修辞学等也都可以作为单学科的概念来理解。现代大学制度建构下的单学科指政策体系中的二级学科或者专门的学科领域, 学科边界清晰。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 是多种不同学科知识汇集在一起, 学科边界较清晰。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也叫交叉学科, 不同学科知识交叉在一起, 学科边界较模糊。 超学科 ( transdisciplinary) 是横跨或超越不同的知识体系, 取代并超越既有知识体系的一种混合式的学科概念,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学科边界模糊。超学科与单学科、 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根本不同在于, 超学科研究已不再囿于既有学科范畴, 它超越了学科的边界, 包容更广泛的不同学科知识体系要素[14]。超学科研究强调对当前问题的介入和参与, 需要对各类异质性知识体系进行整合, 从而形成一个基于解决问题的知识体系。

超学科的知识生产突破了知识生产模式 1 和模式 2 的局限, 实现了知识生产模式创新。超学科的知识生产属性不太注重研究成果的绩效和社会作业, 更注重科学技术的突破和重大战略科技项目的超越, 是以国家需要为中心而不是以顾客为中心。从国家需要角度来看, 基础原创性研究、 重大技术创新、 重大工程创新、 国家科技战略等都需要超学科的知识生产的有效支持。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理想类型中, 三种知识生产模式并存, 以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为主要形态。这种理想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支持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 我们认为就是第四种模式, 即基于知识生产新样态的模式。在南方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实践中, 除了知识生产模式 1、 模式 2、模式 3 以外, 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初见端倪, 基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无学科边界的超学科研究中心纷纷建立。

3.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特征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的超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种人才培养范式。多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是培养学生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 拓展学科边界, 让学生具有更广博的知识视野的创新模式。超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传统的以学科知识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学科设置 (特别是学院设置) 方面突破传统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架构形式, 以国家或社会需要的关键领域为核心设计学术组织体系, 按照需要整合知识体系和能力培养体系, 超越学科之间的边界, 培养超学科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学生在不同问题情景中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的能力; 通过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情景式教学、 具体实践, 打破学科知识的界限, 把各类知识融合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过程中, 从而实现科技创新与人培养的双向嵌套, 培养学生的原始创新能力、 跨界整合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因此, 在既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过程中, 过去传统 “三段式” “单学科” “跨学科” 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在逐步被超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所取代, 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目标正在被超越, 单学科专业或跨学科专业的概念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

实践逻辑是理论逻辑指导下的实践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基于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属性及理想类型的分析, 其实践逻辑呈现如下基本特征。

(一) 多元、 交叉、 协同的学术组织结构的重塑

作为理想类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多元、 交叉、 协同的学术组织结构来支撑超学科的知识生产与创新人才培养任务。组织结构多元是指组织的治理目标多元、 治理主体多元、 治理方式多元, 以及治理效果多元。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治理目标包括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人才培养质量、 科技创新能力及成果产出、 大学社会服务能力和文化功能等若干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打破传统的大学相对单一独立的内部治理模式, 同企业、 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联结起来, 要建立外部治理空间大、 内部治理灵活、 内外关系新、 全方位开放、 校企深度合作[15]等多元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治理模式。如南方科技大学设立了理事会制度, 校长、 副校长由理事会聘任, 在理事会制度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 由理事会管理相关部门, 组织教育专家、 社会贤达、 学校教职工代表、 教授会代表、 大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共同参与,形成共治模式。通过组织结构多元化,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办学质量、 社会影响力等多元治理效果。

组织结构交叉是指科学研究活动与人才培养活动的交叉、 超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交叉。通过重塑多元、 交叉、 协同的学术组织结构, 改变传统研究型大学中因 “院校分治” 导致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双向衔接脱节的问题, 通过对既有的知识进行智能化处理, 实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 将科技创新嵌入其中;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 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活动嵌入其中。围绕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等方面将不同组织中的研究者、 学者、企业家、 金融投资者、 教育者、 管理者等主体进行有机融合以实现组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继而实现超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融合。通过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协同, 政府、 市场、 学术的协同和院校内部治理要素的协同, 形成组织合力、 激发组织活力, 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有效支撑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 超学科知识生产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互嵌

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实现超学科知识生产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互嵌。超学科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的一种重要模式, 是重大创新的重要方法。超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为, 超学科的知识生产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和基础,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超学科知识生产的必然结果。基于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重新构建超越学科边界的人才培养体系, 使人才培养具有全新的知识体系、 全新的思维方式、 全新的创新能力,不仅在知识生产方面顺应了超学科的需求, 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按照超学科的逻辑进行变革, 从而实现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高度统一。比如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不设院系, 而代之以四大支柱领域, 即建筑与可持续设计、 工程产品开发、 工程系统与设计以及信息系统技术与设计, 作为实现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高度统一的平台。奥林工程学院也不设院系, 建立了一个由卓越工程、 创业精神和艺术、 人文和社会科学组成的三维系统[16], 重建超越学科边界的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 教材体系, 以培养具有核心创新力的科技人才, 并将人才培养嵌套在超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动之中。

(三) 持续资源供给与院校组织深层结构的共振

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持续的资源供给与组织变革的共振。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建设若干具有世界水平的基础研究平台, 吸引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而这需要持续的强大资源供给,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需要持续的资源支持。持续的资源供给需要打破既往的资源供给方式, 按照科学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规律为高强度的、 持续的资源供给做好保障。而确保新型研究型大学财政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考量是, 保证其他收入来源能够补充政府经费[16]。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逐步改变政府投入为主的资金来源模式, 主动与高科技产业合作, 与世界级头部企业合作, 站在产业最前沿,获取科研机构、 企业或行业组织、 社会力量、 国外大学等多渠道资源的强大支撑。组织深层结构变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组织的效能。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不断适应并引领全球科技发展, 就需要持续的院校组织结构的深层变革, 摆脱体制机制的束缚, 实行更加灵活的学术制度与组织形式。包括外部组织治理、 内部组织治理, 以促进超学科的深层组织结构变革, 形成理想类型的组织体系。理想类型的组织体系为持续的资金供给提供可能性, 持续的资金供给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实现二者的和谐共振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关键。

重构多元、 交叉、 协同的院校学术组织结构, 实现超学科知识生产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互嵌, 保持持续资源供给与院校组织深层结构变革的共振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理想类型的三重实践逻辑, 三重实践逻辑叠加并产生同频共振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高校教师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和谐治理研究”(项目号:BIA1902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