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文 白雪｜产业学院办学风险：敞口剖析与韧性治理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强化企业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其中重点指出要“引企入教”,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和企业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基地、实践基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这是“产业学院”首次出现在国家政策之中,“产业学院”成为职业院校继“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后又一关于校企合作的全新尝试,是激发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发展动力的重要载体。

从政策规范及实践情况来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建制架构相对灵活且独立,政、校、企、行等主体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均可以契约为纽带,协同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共建、风险共担的产业学院。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学院内部各主体之间有更稳定的合作秩序和治理架构,以保证办学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作为一种新的体制机制,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多主体性,由不同属性的政、校、企、行等多元主体联合参与并投放资源,且多以校企双元合作为核心,基于共同利益诉求展开深度融合。其次,强针对性,重点定位学校优质专业群,联合地方龙头产业和企业共同搭建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平台,有鲜明的产业针对性和技术针对性[1]。最后,准共赢性,学校引入社会资源办学,让企业、行业直接参与技术人才培养,目的在于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对接供需,为企业培养切实需要的专业人才。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学生就业能力和就业情况以及企业用人质量,还需在未来接受岗位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因此,在共同利益的实现上还处在“准共赢”阶段。对于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这一新型实体化办学组织,主体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较高,且专门化的人才培养与极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供需矛盾,加之利益实现的长期性问题,办学风险逐渐显露,对办学风险的治理迫在眉睫且势在必行。

风险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性、普遍性和潜在性等特征决定了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刚性的精准对抗式治理方式难以实现风险的可持续治理。因此,以适应风险存在、增强组织韧性为目的的“韧性治理”逐渐成为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

(一)“韧性治理”的推演与行动场域

“韧性”(resilience)一词最初是力学和工程学家提出的物理学概念,指物体在受到外力压迫后反弹恢复的一种性质,此时作为“工程韧性”关注的是系统的单一均衡状态。[2]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C.S.Holling)将“韧性”引入生态学,此后逐步发展出“生态韧性”学说,即在复杂多维的生态系统中吸收变化并维持生存的能力,拓展了原有的“复原力”,强调接受变化并主动塑造和更新生存条件以获得持续发展。[3]后经学者不断研究推演,“韧性”发展成为广泛的系谱概念,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应用,并在管理学中成为全球治理的惯性表达。韧性治理相关学说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且无时不在的,尤其是在后工业社会,风险源不再由单一的自然因素构成,复杂的、复合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不断产生并叠加,多重交互的变化扰动已经成为风险发生的主要形式。而韧性治理认为对风险的适应和应对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将治理重点着眼于自身结构调整和能力培养,通过平衡内外部条件,获得在风险社会中生存发展的机会,韧性治理也因此成为治理风险的主流方式。

在我国,“韧性”一词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出现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之中,韧性治理强调中和治理的“刚性”和“柔性”,以“刚柔相济”的治理方式保持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和外部的抗压性[4]。理论界围绕“韧性治理”的研究多以不同组织(国家、城市、社区等)为研究对象,且与“安全”“发展”“风险”等主题直接关联。韧性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综合性治理方式,认为制度化的治理逻辑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风险情景。容志和宫紫星在研究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时,将韧性治理的特征总结为地方性的因地制宜、整体性的全要素参与、开放性的融入外部环境以及调适性的应对不同风险情景等,并基于对韧性治理的特征分析,提出了制度、政策和组织三要素的韧性治理分析框架。[5]在社区韧性治理方面,赵云亭等依据社区志愿服务的特征,围绕社区发展需求将韧性治理要素分为主体韧性、行动韧性、组织韧性、资源韧性和心态韧性,并针对性地提出五类韧性强化的具体办法。[6]从韧性治理的理论研究来看,由于韧性治理的研究兴起较晚,重点在于剖析治理分析框架和要素构成,基于文献梳理发现,韧性治理要求对主体、制度、环境等多维度加以韧性赋能,从而促进组织系统在风险社会中的稳健性、适应性、灵活性和变革性发展[7]。

(二)韧性治理与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运行机制共通

产业学院自在职业教育领域产生以来,一直面临办学层面的诸多困境。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告别了以往校企松散型项目制合作方式,而是以资源共享、课程共建、事务共治、风险共担的联合共生发展模式为主,其深度融合的运作方式使主体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任一主体发生风险危机,作为整体的产业学院都会受到风险波及,并伴随成本代价、舆论风险等,最终引发整个高职院校的办学风险。基于此,有必要将韧性治理纳入学校治理体系,按照韧性思维对不同主体的权责利进行合理统筹与划分,推进产业学院在办学实践过程中化解风险并展开有效治理。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运行与韧性治理在本质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互洽性。首先,产业学院由多元主体联合共生,要求改变学校治理中纵向管理的中心化特征,转而向多主体分权治理转变。在信息渠道、资源享有、权益行使等方面,任一主体皆可作为中心主体而存在,取消单一中心主体的绝对权力和责任。而韧性治理则主张既重视单个主体在各自运转的过程中发挥应有效用,强调治理主体的刚性培养,增强主体对风险的应对能力,也重视组织系统的整体性发展和关联性运转作用,强调治理组织的黏性塑造[8],提升组织的风险吸收能力。其次,在产业学院办学过程中,各多元主体的行为应可追溯、信息应透明,实现信息流的充分畅通与共享,以便在任一主体或任一办学环节中出现风险点时,能够以共治的方式及时解决因风险而导致的产业学院生存发展问题。而韧性治理在组织治理过程中要求全体参与者以“合作者”的身份形成“松散耦合”的结构[9]。尽管不同治理主体有其特定立场,但在合法、合理且充分的制度协议等工具的约定下最大化地实现共治共享,强调治理工具的弹性优化,丰富风险治理工具。另外,在单个主体发生风险时能在整体观照下进行自我维护和更新,同时组织整体能在知晓风险信息后尽快调整和创新治理技术,减少因单个主体或环节问题而造成过重损失,强调治理技术的变革性应用,实现风险治理的良性转化。因此,按照韧性治理的逻辑,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应该且需要从治理主体、治理组织、治理工具和治理技术四个层面下功夫,强化多维韧性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办学风险。

在韧性治理体系支撑下,从治理主体、治理组织、治理工具和治理技术出发,剖析当前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办学实践过程,以推演产业学院的办学风险敞口。

(一)主体不稳:行动偏差使主体缺位风险散发

构成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不同主体各有独立的运行模式,并可能在自己的发展轨道中面临不确定性风险,从而在整体上影响组织稳定性。

1.企业运营偏差触发生存风险

在参与产业学院办学的众多主体类型中,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内部治理能力和外部发展环境双重因素制约,与政府和院校相比,企业面对的生存风险更显著。从内部治理层面来看,由企业领导层决策失误引发的投资风险、负债风险往往可能导致企业处于生死边缘。另外,管理团队能力难以跟上企业发展步伐也会造成企业发展梗阻,从而导致出现经营风险。从外部环境层面来看,由于产业更新迭代较快,市场供需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致使企业产品淘汰的速率大幅增加,如若现有技术和产品无法紧跟动态发展的市场需求,那么潜在的经营风险就会发生负面转化。企业的经营风险一旦产生,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秩序就会被打乱,产业学院也将面临合作主体退出的局面,若此时没有一定的救济转换机制,产业学院的持续运营就会陷入困境。

2.公有资产运维偏差引发政治风险

这与公办高职院校的国有事业单位属性直接相关。首先,公办高职院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从目前办学实践来分析,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国有资产从广义来看不仅包括资金、设备等物质资产,还包括产业学院产生的科研成果等非物质资产。在物质资产方面,由于建设初期筹备工作复杂,一些产业学院未做好权属管理,造成固定资产权属不清现象。而在产业学院发展后期如果出现需要裁撤、升级或变更合作主体的情况,由于缺少清晰的财产清算制度,也可能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在非物质资产方面,办学风险主要表现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流失,即未经产业学院协商授权,被私自抢先用作商业工具,从而导致成果流失。这类风险的负面转化,必然会引发政策层面的整改和处罚,甚至导致高职院校直接退出而造成产业学院办学搁浅。其次,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涉及众多主体,且内部主体间的地位并非完全对等,其中企业以资方的形态参与,在产业学院运行过程中持有相对较大的话语权,在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不足以协调多元主体之间关系的情况下,产业学院易被资本钳制,从而成为资本营利的工具。资本的逐利性和学校的公益属性存在天然矛盾,这也是许多高职院校为了保障政治纯洁性和行政话语权而未能成立产业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3.纪律观念偏差诱发廉洁风险

主要是指占有一定权力和资源的主体利用已有权力和资源做出非法的不廉行为。[10]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建设和治理必然涉及权力划分和利益分配,其中各主体在产业学院办学治理过程中并不一定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必须预防某一主体为获取更高利益份额而可能做出突破法律边界的行为。另外,任何一个岗位都有其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为了减轻制度的约束力,不排除部分主体可能以利益输送为途径,进行非正常交易,从而破坏产业学院的正常秩序。这种由于纪律观念偏差而发生的不廉行为具有一定的潜在性,其后果的显现也需要时间,且廉洁风险与个人内在思想品德息息相关,因此成为最易发生却最难防范的办学风险。

(二)组织失衡:消极互动使组织合作风险升级

基于不同主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产业学院内部互动交涉和问题应对方面反馈和决策都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之下发生的矛盾纠纷,易诱发组织合作风险。

1.利益问题交织导致合作关系不稳定

产业学院发展有赖于持续的资源投入,而各方主体利用自身优势资源供给参与办学,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利益诉求。政府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目标,旨在为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培养一批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将人才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社会产出;高职院校致力于发挥人才培养优势和科学研发优势,期望通过政府的协调组织,联合企业、行业实现知识成果的转化,提升学生培养质量,同时通过引进企业资源来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则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参与产业学院建设和运行,通过将资源引入职业教育,以期能够创造更多的实际效益。[11]由此可见,不同主体对产业学院办学的目的和诉求存在一定差异,而在实现各自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行动上的分歧。当分歧难以调解时,产业学院的组织合作结构就会出现动摇。另外,由于教育回报的滞后性问题,人才培养产出的质量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成效,都需要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到检验和实现。因此,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检验周期和利益实现周期。这就容易造成相关利益主体对合作效能产生短期质疑从而影响合作办学的信心。

2.信息获取偏差导致主体决策不一致

首先,产业学院是高职院校、企业、行业和政府等主体立足于学校教育而开展合作的载体,由于单一主体公开的相关信息并不完整,产业学院内部不同主体对其合作方的真实运行状态及行为难以知晓全貌。因此,在合作过程中无法以全局性视角掌握产业学院内部异变。这种由信息差而产生的合作关系失衡,将导致产业学院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结构性崩坏的风险。其次,基于立场和信息获取的区别,不同主体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和处理方式存在个体差异,并且产业学院一般设立于高职院校内部,与合作关系中的政府、企业、行业等主体存在物理空间上的沟通距离。因此,在公共问题反馈层面程序复杂且耗时较长,导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内部行动分歧,从而影响产业学院的良性发展。

(三)工具滞后:制度失范使资源消散风险加剧

治理工具是治理主体用以实现治理效能的中间介质,往往以政策、准则等形式出现。就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而言,治理工具除了政策文本,还包括协议、机制等多种有助于产业学院运行的介质类型。当治理工具不能灵活应用于复杂变化的发展情景时,风险也将难以被有效控制。

1.政策制定宽泛且机械适用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为了推进职业教育进入快车道发展,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以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同时为了鼓励企业参与产业学院办学也打包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然而,产业学院的发展与持续倾斜的指导性、激励性政策密切相关。当前,围绕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短时的宏观指导性政策相对充分,但在针对性政策的持续供给上还有待进一步落实,并且配套的督导评价制度仍然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致使政策执行效力递减的现象仍然存在。另外,在央地协同方面,政策的地方适用性欠缺科学论证,由于盲目追从中央的宏观政策,一些地方在尚未充分做好本地产业和市场调研的情况下,未经科学论证而盲目发展产业学院,造成投入大量成本却收效甚微,致使资源浪费。

2.运行机制零散且单线运作

产业学院建设与办学是在多个异质主体协商博弈的过程中进行的,传统学院化单一标准的运行方式显然不能适用于多元参与的产业学院办学。当前,产业学院在发展历程中仍处于初建时期,从一般产业学院办学情况来看,教学层面的运转已经相对成熟,但在资源匹配机制、动力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兜底机制等层面还存在漏洞甚至空缺。在资源匹配上,不同主体间的供需还存在偏差,缺少对资源缺口的分析和认定;在动力激励层面,由于缺少利益点的有效挖掘,无论是利益分配还是奖励分红,都难以真正转化至各主体的内生需求上,从而导致办学积极性减弱[12];容错机制和兜底机制是产业学院创新发展的定心丸,创新必然意味着有所颠覆,允许试错成本的存在是产业学院创新发展的前提,兜底机制是在容错机制的基础上对产业学院进行的纠错和补偿,兜底机制的缺失会使产业学院在办学风险发生后难以承受损失,最终造成办学出现较大亏损。

(四)技术保守:类型困境使技术失效风险提升

职业教育作为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另一类型教育,本身有着特有的定位和优势。但因职业教育长期困于“兜底教育”的大众认知环境之中,产业学院在办学实践中难以发挥职业类型优势,以至于被动应对外部压力。

1.产业学院发展对环境的被动依赖较大

社会就业市场容量与企业发展环境和产业结构性升级密切相关。后疫情时代,整个经济大环境相对于疫情前有较大变化,企业经营面临更大困难,一些参与或有意向参与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的企业在当前经营环境下难以维持自身发展,不得不终止合作或放弃合作计划,直接造成产业学院办学组织结构发生动荡性变化。同时,在百万级毕业生的体量之下,就业市场显得更为紧缩,并且随着科学技术更迭速率变快,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需求在结构上也越来越复杂,对产业学院人才产出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然而,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尚未形成引领产业升级的格局,采用的仍是需求侧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旦产业升级加快,人才产出不能对接市场,那么产业学院的办学意义和价值将会变成虚空。

2.优质资源争取受类型限制较大

尽管高职院校的类型化发展已然在政策层面得到重视,但在具体实践层面由于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偏差,高职院校仍然被视为一种补充普通本科教育的层次型教育。同时,应用型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同处于变革时期,在教育功能与发展方向上尚未明确区分。但本科院校基于层次优势,在社会资源获取上相较于高职院校更有吸引优质企业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同高职院校争夺产业学院建设运行的资源,从而稀释了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发展的机遇。

3.办学实践受负面舆论冲击较大

社会舆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作为推广渠道实现产业学院的正面宣传,同时也增加了不良信息无序传递的可能性,使之在事实扭曲、信息虚假的情况下,直接诱发产业学院办学的舆情风险。[13]如果舆情的预警研判失误或舆情的监测技术失效,并且在后续舆情引导过程中也未能实现正向扭转,最终造成了外部社会舆情发酵,那么由负面舆论引发的办学风险就往往重大而深远。例如,某职业技术学院的“螺蛳粉产业学院”作为网红产业学院获得了海量流量,但在“老坛酸菜”事件爆出后该产业学院也被推上风口浪尖。值得借鉴的是,该产业学院及时公布了由其主笔的螺蛳粉行业标准,全方位证明螺蛳粉生产过程的健康标准化运作,以此扭转了舆论风向,并借此转化舆论口径,提升自身在行业内标准制定上的领先地位。可想而知,如若未能利用有效的自证材料应对舆情,那么该产业学院的办学运行甚至后续发展将堪忧。

在韧性治理的逻辑理路下,应对办学风险要从提升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自身的治理能力出发,通过治理主体刚性培养、治理组织黏性塑造、治理工具弹性优化和治理技术变革性应用等举措整合运转,形成职业教育场域下的韧性治理机制,实现对办学风险的有效应对。

(一)增强多元主体刚性培养,赋能产业学院治理主体韧性

韧性治理并不意味着摒弃治理的刚性。作为韧性治理的基础单元,治理主体维系着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的稳固,一旦治理主体动摇,则大厦将倾。因此,发挥治理主体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韧性治理的必要前提。治理主体韧性强调从结构层面剖析产业学院内部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增强它们作为办学参与者的质量意识,通过对各办学主体进行权责赋能,以利促和,既强化个体的责任义务,也顾及他者的实际需求,从物理架构上保障产业学院参与者的稳定性,达到由个体稳定促进系统发展的稳健局面。

首先,牢固树立政府部门的主导性地位。由于当前政府往往以政策监管评价的方式参与产业学院办学,其作用发挥大多是问题整改和处罚等方面的后发行为,而目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更迫切需要的是政府的主动作为。因此,政府应积极转变治理方式,化身“服务型政府”,以主动沟通和规划支持的方式协助高职院校、合作企业突破发展限制,在保障资源有效供给的前提下,规划和引导校企双方共商共建,协调学院和企业、行业间的秩序关系,保证多元合作关系的稳定。

其次,精准优化高职院校办学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产业学院的教学主体,院校应当充分发挥优势,对产业学院教育教学模式、人才培养方案及发展方向进行明确的统筹谋划安排。同时,基于合作共赢的办学理念,在合法合规的制度框架下发挥高等教育的智库作用,为合作企业提供所需的学术改良建议,帮助企业实现优化升级,以避免出现“校热企冷”的办学局面。

最后,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监测反馈作用。企业等办学合作组织作为人才培养的需求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定义和检测职业教育质量和学生能力[14],因此应当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产业学院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并共同参与产业学院课程建设、教材研发和学生教学,使产业学院办学更加契合社会实际需求。

(二)推进组织内部黏性塑造,巩固产业学院治理组织韧性

由众多办学主体构成的产业学院本身便是一个自组织的形态,必须从组织黏性入手,破除沟通渠道窄、信息传递差、文化氛围弱的障碍。因此,提高主体间的信任程度和合作强度成为巩固产业学院组织韧性的重要环节。

首先,拓宽多边信息沟通渠道。破除不同主体间、部门间、层级间的信息屏障,提供多元沟通的信息渠道,缩短信息传递的时空距离,整合线上线下多维沟通形式。可以借鉴相对扁平化的公司运作方式,在产业学院内部各个主体间设立专门的沟通协商部门,对接各项事务的信息传达和反馈,以条块化模式处理问题,设定问题区块并分解责任到部门,提升信息流通的速度,减少由于信息传递不畅、信息时效偏差等原因造成的矛盾纠纷。

其次,增强组织内部职权赋能。由于当前诸多产业学院尚未形成独立的治理架构,许多管理事项仍需经由流程上报审批,因此产业学院办学运行中较常出现问题解决滞后、合作进程受阻的情况。因此,应当提高组织内部的合作信任度,赋予包括产业学院及其内部参与的相关基层部门一定自主权,对于亟待处理且可由基层部门处置的一些日常具体事项,减少报批流程,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

最后,推进组织共同文化塑造。产业学院应当拥有特有的公共精神,积极发挥各办学主体优势,将产业文化、专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融入共同文化之中,重视内部共同体文化塑造,在统一文化的引导下形成一套专门的行为逻辑。以共同文化建设融洽主体关系、催生合作动力,以共同利益实现带动个体利益挖掘,在逐步融合过程中形成产业学院办学的强大合力。

(三)重视制度建设弹性优化,强化产业学院治理工具韧性

治理工具是在治理过程中用以维护主体间正常合作秩序的一系列措施和手段[15],主要包括政策、协议、预案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对制度建设的韧性治理必须以开放的视野进行弹性设置,着重解决制度供需矛盾,突出治理工具的张力。

首先,政策性制度建设瞄准供需矛盾。精准施策是制度建设的最高要求,施策的前提是“制策”。就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而言,政策制定既需要着眼全局,也必须考虑特殊,原因在于产业学院是由多个利益主体结合而成,并且它们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依靠现有的指导性政策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入基于主体对象划分的多元政策制定机制,响应多元主体诉求。[16]同时,重视知识的更新,在实践中检验政策执行效能,总结经验、剖析教训,扩充政策知识储备量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在强化政策工具韧性时还需要关注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政策创新的辩证统一,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处理好“统一性”与“适应性”的融合关系,尤其是在地方性、专门性政策制定上,在遵循中央政令的前提下,立足本土产业集群优势和院校专业群优势,灵活制定本区域产业学院的系列制度。

其次,协议性合同制定重在促进内部合作。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内部多元主体通过制定协议来实现“契约”缔结,在“契约”之上形成彼此的博弈和制衡,就某种程度而言本身是一个市场化行为。[17]制定协议要以促进合作为目的,在保护各方主体资本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最小损耗和最大收益。因此,在协议文本制定过程中要审慎规范涉及参与者资源投入、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等重大利益的条目,保证各主体的合法权益。

最后,预案性应急制度必须强调落实。应急预案是治理环节中的重要制度构成,但从实践层面来看,预案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上仍然存在不足。作为应对办学风险的参考性文件,各项预案编制过程中,产业学院的办学主体应共同参与协商和预演,保证应急预案能够涵盖众多风险类型,并在基于经验的前提下不断予以更新和演练,增强应急预案的实效性。此外,基于韧性治理的冗余性特征,还应展开容错机制和兜底机制的制度完善工程,在政策上给予产业学院积极应对风险的支持和信心,同时便于在风险发生后做好救济工作。

(四)推进技术能力变革性应用,增强产业学院治理技术韧性

治理技术韧性要求多元主体间的治理技术能够适应并抵御办学风险,并能在一定情况下进行风险转化,重在强调产业学院风险治理过程中“软技术”与“硬技术”的适应性创新,避免发生“局部有效而整体失效”的技术短期效应。[18]

首先,重视治理“软技术”应用,打好合作感情牌。所谓“软技术”是指在风险治理过程中以适当的处事方法使治理效能达到最高水平。因此,高职院校产业学院中的多元主体应基于产业学院办学的公共价值目标,在事务性合作交流过程中摒弃科层化的独立话语体系,宽视野、多立场地运行协商流程。[19]并且在协商过程中,对内要学会维系与组织内部其他参与者的情感,为后期持续性合作打好前期感情基础;对外要主动维系外部社会关系,积极发挥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优势,为争取更加优质的资源创造良好环境。另外,不能满足于项目制合作这一短期浅层合作关系,而是在合理协商、深度合作的共识下,通过相互学习指导,使异质主体能够在产业学院办学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跨界学习和治理,增进多元主体间的相互支撑意愿,提升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应对风险的技术广度,以便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发挥出高职教育的类型优势,获取更多适用于产业学院发展的有效资源。

其次,加快治理“硬技术”更新,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所谓“硬技术”是指风险治理过程中有关具体技术性手段及设备的应用,重在保障风险发生时产业学院预案应用和实战处理的及时且有效。为了增强治理技术的韧性,必须强化产业学院的技术治理团队建设,选聘有技术经验和治理能力的人参与产业学院办学。尤其是对于先进技术的应用,需要在学习高新技术知识的同时,不断更新扩容风险治理系统的技术工具。另外,由于风险本身复杂且变数较多,并非每一种治理技术都能同等适用,因此,应当摒弃盲目求全和标新立异的不当技术选择。[20]还需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风险治理提供了短频快的技术支撑,然而也必须理性地观照技术的二元特性,治理技术在为产业学院办学风险治理赋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技术伦理风险。对此,要强化技术服务于教育、服务于人的理念,理性判断治理技术应用的价值和效能,并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做好规避性制度建设。

产业学院已经成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是高职教育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和交织的利益立场使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在办学实践过程中无法忽视风险的存在,从治理主体、治理组织、治理工具和治理技术四个方面构建应对办学风险的韧性治理机制,助推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有序良性建设,成为办学者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挑战。当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韧性治理基于自适应、自革新的治理逻辑和方式展开,在不断复杂变动的风险面前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因此,针对“风险”本身是否仍有外部治理的需要,是否将内治韧性、外理风险作为重点,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加科学和全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