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周宜：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王雨辰, 男, 湖北黄陂人, 哲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周   宜, 男, 河南平顶山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而实现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 对西方生态文明思想的超越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的结果, 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如果说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的革命的话, 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而且意味着提出了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八大以来, 党不仅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 而且从思想、 法律、 组织和作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和新方法, 实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巨大的成就。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确立了 “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 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和战略地位, 明确提出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 “五个文明” 同时推进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其中一项; 在三大攻坚战中, 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 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1]536-537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 只有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战略地位, 协同推进 “五个文明” 的共同发展, 才能实现美丽中国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种 “五个文明” 同时推进的 “中国式现代化” 既避免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人的身与心、 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畸形发展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结局, 又必然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第二, 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取向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把党的顶层设计、 党和政府主导、 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有机结合起来, 克服了西方生态治理缺乏总体规划、 无法协调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难以保证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的缺陷, 也克服了他们把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或者满足于维系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品质或者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 而不是定位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的缺陷。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强调加强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顶层设计、 统一谋划以及树立系统思维、 协同思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为了适应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客观现实而改革了党和国家的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机构改革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在污染防治上改变九龙治水的状况, 整合职能,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撑。二是在生态保护修复上强化统一监管,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2]19-20通过机构改革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 市场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体系。

在此基础上, 党加强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 先后制定和颁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和《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 不仅制定了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 而且规划了防范生态风险的防污防治攻坚战和生态修复的优先领域与具体措施, 既保证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科学性, 又保证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 实现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这是因为: 在如何开展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 西方生态思潮或者秉承带有浓厚的德治主义倾向的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 或者秉承带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倾向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多中心主义, 这两种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无法保证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规划和有计划性, 而且无法协调不同的主体的生态利益关系, 保证不同主体行为的协同性。从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和目的的维度来看, 西方生态思潮或者把维系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品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 或者把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 把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治理的目的。前者漠视人民群众要求发展消除贫困的权利而否定科技运用和发展的必要性, 后者所追求的发展是为了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 都是否定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生态思潮, 人民群众不可能是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价值归宿。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 既强调人民群众是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又提出 “环境民生论” 的命题, 把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定位于改善人民群众的民生, 强调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 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 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 局外人、 批评家, 谁也不能只说不做、 置身事外”[2]11-12, 并把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标准定位于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基于上述 “人民至上” 的价值取向, 应要求各级政府树立新的执政文明, 要求各级政府认真承担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观与政绩观。可以说, 鲜明的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是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新的突出特质。

第三, 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和红线既需要建立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切实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 又需要通过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培育, 把外在的制度强制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这种 “德法兼备” 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既是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创新, 又是其生态治理观的特质。西方的生态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生态治理观片面强调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 具有浓厚的德治主义倾向; 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 “多中心论” 的生态治理观则强调以市场机制分配自然资源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 通过制定严格的包括预防机制和末端惩罚机制的环境制度来解决生态危机, 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倾向。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治理问题上, 克服了西方生态治理观纠缠于 “德治主义” 和 “技术主义” 之间争论的弊端, 主张 “德法兼备” 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为了解决在环境保护中的体制、 制度不健全以及执法不严等突出问题, 党加快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先后制定了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形成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四梁八柱”。要求各级政府破除唯 GDP 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把资源消耗、 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 奖惩机制, 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 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3], 建立了各级政府的环境考核体系和评价体系, 以及终身追究环境责任制度, 切实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作为执政的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归宿。在此基础上, 建立和采取了生态补偿制度、 河湖长制、 林长制、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办法和举措, 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 这就要求树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权威, 做到执法必严。“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关键在真抓, 靠的是严管。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 要像抓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一样抓好落实……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 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必须追究其责任, 而且应该终身追责”。[2]13在强调生态制度和生态法治硬性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的同时,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强调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全社会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价值观, 才能把外在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 从而形成低碳简朴的绿色生活方式, 提升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正因为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生态法治重要性的同时, 也强调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看作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 把文化划分为表层的物质文化、 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哲学文化三个组成部分, 并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 “对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 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4]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经济发展决定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同时, 又强调任何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认为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灵魂。他的这一思想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就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包括生态经济体系、 生态制度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而生态文化价值观能够保证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他甚至认为能否使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 关系能否使生态意识自觉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关系能否把外在的制度强制转换为内在的自觉转换。基于上述认识,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反复强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念的重要性, 强调 “抓生态文明建设, 既要靠物质, 也要靠精神”[2]69。而上述生态文明理念必须既内化为人的珍爱自然的生态意识, 又外化为勤俭节约、 适度消费的绿色生活方式, 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良好风尚。

第四, 正确地处理生态文明建设的 “人民情怀” 与 “人类情怀” 的关系, 把深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是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的重要体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 “人民至上” 和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取向和与价值归宿是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鲜明体现了党尊重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人民情怀。只有一个地球这一人类家园和秉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使党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为了人类的未来和建设人类绿色家园决定了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世界各国只有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同舟共济、 相守相望和共同努力, 才能应对和解决好生态问题, 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和应对全球生态问题, 世界各国对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同时又强调应当根据不同国家在造成当代生态问题上的责任和发展程度的不同, 根据 “共同但有差别” 的原则, 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 通过平等协商而不是零和博弈的方式, 承担各自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绿色低碳发展, 实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和全球共同繁荣发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张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尊重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 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为了子孙后代和人类整体利益、 长远利益的 “人类情怀”, 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仅仅拘泥于西方利益的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 也使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既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密切相关, 又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与本质的认识密切相关, 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既是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的产物, 又不断丰富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质。

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来看, 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创立毛泽东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和建立了新中国, 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 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这一建设历程经历了从借鉴和反思苏联模式到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化为主导和建设 “四个现代化” 的奋斗目标,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 由于一度没有坚持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全国人民不仅没有集中精力展开经济建设, 而且 “以阶级斗争为纲”, 结果导致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5], 不仅使得 “四个现代化” 的发展目标没有展开, 而且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经验, 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拨乱反正,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 提出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是硬道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等命题, 并明确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论断, 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一理论创新, 并提出了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导,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关系为目的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创新, 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主张通过推进以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基础的发展, 来满足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和造福于人类,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实现了我国从环境保护理念到生态文明理念的转换。以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 先后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两个文明” 一起抓,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三位一体”, 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 “四位一体”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创新, 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开启了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 “富起来” 到 “强起来” 的伟大征程,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党不仅确立了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 而且强调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深化理论创新, 践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一致的 “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 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7]

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与本质的认识来看,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经历了从 “两个文明” 到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 再到 “五位一体” 的演变, 这种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与认识的不断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 尽管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但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始终是党奋斗的主题。在这一奋斗过程中, 党不断认识到中国现代化既应当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又认识到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的标准, 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对此指出: “我们搞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29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以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提出了在第二个一百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并总结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 符合中国实际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474。

从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与特质的关系来看, 第一, 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要求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既提出 “环境民生论” 的命题, 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看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关切、 生态权益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 又强调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评价者, 上述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第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不仅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基础和战略地位,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 而且要求 “五个文明” 协调推进和共同发展。这不仅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物质与精神、 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畸形现代化, 而且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立足于否定发展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上, 而是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上来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完全统一的。第三, 在如何协调满足不同国家生态利益诉求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 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要求在坚持环境正义原则的基础上, 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 采取平等协商而不是零和博弈, 民族国家之间 “要携手合作, 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 不要朝令夕改; 要重信守诺, 不要言而无信”[2]276, 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导, 把促进全球环境治理、 绿色低碳发展, 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与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以平等协作, 而不是霸权思维的方式为主导的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必然产物, 又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追求和人类情怀, 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不仅确立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和促进了全球生态治理, 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 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深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 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我们既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形态演变的视角把人类文明的发展视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 也可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技术形态发展的视角把人类文明视为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虽然呈现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但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则是在维系人与自然、 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基础上,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使人们摆脱了受制于自然和宗教神学的蒙昧状态, 实现了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现代工业文明以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 自然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 其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和资本的最大增值, 并主张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工业文明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使得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但是一方面使得人们的内心世界被消费主义价值观和资本所支配, 造成了人的身与心、 人与人关系的冲突和对立, 另一方面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正是在反思了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的生存异化和生态危机之后, 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生态转向。

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虽然共同点是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后果, 但存在以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话语和以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话语的区分。前者包括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 生态文明理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 “浅绿” 生态思潮。美国学者奥尔多· 利奥波德在 1949 年出版的 《沙乡年鉴》 一书标志着 “深绿” 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 后来该理论为罗尔斯顿和奈斯等人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 反对工业文明所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要求人类把自己看作地球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 放下征服者的角色, 树立承认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的 “自然价值论” 和 “自然权利论” 的生态价值观, 把人类与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权利绝对对立起来, 进而以否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实际上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发展权和环境权, 是服务于发达国家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美国学者默迪、 诺顿和澳大利亚学者帕斯莫尔在回应 “深绿” 生态文明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质疑的过程中, 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辩护, 另一方面又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修正, 形成了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包括环境主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在内的 “浅绿” 生态思潮。其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批判 “深绿” 生态文明理论所主张的 “自然价值论” 和 “自然权利论” 在理论上必然陷入混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陷入相对主义、 神秘主义、 反科学和反人类主体的后现代失误中, 在实践中存在无法处理人与人类之外的存在物、 珍稀动物和一般动物的生态利益矛盾以及生物界的 “食物链” 的问题, 以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人类的利益为理由, 论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必要性, 并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但他们所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是维护资本利益的, 而不是真正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由此形成了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为基础, 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话语坚持人类与自然、 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决定了它们不同于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话语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 而是在探讨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根源的基础上, 再探讨生态价值观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明确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只有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坚持 “环境正义” 的价值取向, 合理协调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就是要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 合理协调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 将工业文明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换为以生态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的生态发展方式, 坚持 “五个文明” 协调共同推进,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既克服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抽象地谈论生态危机, 忽视人民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缺陷, 又克服了工业文明将人与人、 人与自然对立起来, 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满足资本追求利润要求的缺陷, 深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 鲜明地体现了人类文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

第二,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化解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 “资本” 与 “人民”、 “物本” 与 “人本” 的悖论, 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兴起于西方, 并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向全球扩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 但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增值, 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存在 “资本” 与 “人民” 二元对立的悖论; 另一方面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 资本在全社会宣扬 “物欲至上” 和消费主义价值观, 使得人们把自身的价值寄托于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上, 并由此造成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中人的价值的下降、 物的价值的上升的物化现象, 使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呈现 “以物为本” 和 “以人为本” 二元对立的悖论。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求各级政府树立执政为民的政治文明, 而且坚持 “五个文明” 协调共同发展, 从根本上化解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 “资本” 与 “人民”、 “物本” 与 “人本” 的悖论, 创造了一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第三,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所内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和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9]64, 摆脱了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流行的 “西方中心主义” 的倾向, 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为了把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阵营, 刘易斯等美国学者根据美国的需要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给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出了现代化理论, 并提供这些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 诱使这些国家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展开现代化。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 “传统与现代” 二元对立, 强调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 就在于内部的传统性因素, 而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否定和抛弃内部的传统性, 拥抱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实现全盘西化。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根据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 把以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 “工业化” 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 这虽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加, 但也带来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由于忽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 社会腐败、 政治动荡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断裂, 使得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 “有增长而无发展” 的现象。

为了克服上述现象, 人们先后提出了重视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 “整体的” “综合的” “内生的” 的新发展理论和重视发展可持续的 “可持续发展理论” 等。这些发展理论都是人类发展思想的宝贵财富, 但是一方面它们都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所提出的, 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需要; 另一方面它们又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点, 目的在于使这些民族国家和地区走资本主义道路, 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阵营。美国学者雷迅马对此指出: “二战后的年代里最主要的挑战是, 找到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 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民主的政治结构的各种办法。他们声称, 胜利取决于击败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力量, 只有通过加速 ‘传统’ 社会向开明进步的 ‘现代性’ 转变的自然进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 而美国本身就是最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性的国度”。[10]面对 “有增长而无发展” 的现象, 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基于民族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自觉, 相继提出了具有 “反现代化理论” 性质的 “依附理论” 和 “世界体系论”, 其核心是把整个世界体系看作由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不公平的经济体系, 只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脱钩”, 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和发展。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强调: “人类历史上, 没有一个民族、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 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 不是必然遭遇失败, 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9]67而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标准, 我国的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共性, 又是基于中国国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是追求 “五个文明” 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不仅能够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且必然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总的来看,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是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力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展开的。它不仅蕴含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而且开创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对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99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第168页。

[5]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第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7]王虎学、何潇潇:《百年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云梦学刊》2021年第5期,第9～15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

[10]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