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玉茹 朱志勇 | 结构与解构——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婚恋观的自我民族志研究

施玉茹，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朱志勇（通讯作者），男，江苏盐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初级群体之一，家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久以来都是我国文化社会组织的重心。202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新增“妇女与家庭建设”内容，旨在通过家庭建设发挥促进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作用，重构家庭之于女性的意义。这说明现有家庭建设仍有待加强，因此需探究女性婚恋观，即她们如何认识婚恋。其中，作为女性群体中高层次人才的后备队，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如何，会影响她们社会角色的扮演，触及启蒙其他层次女性的可能［1］，关系我国的女性解放和发展事业。本文以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为关注对象，深入其原生家庭、校园生活等长期经历中，探究其婚恋观的变化过程，理解引起变化发生的原因。

婚恋观，顾名思义，即有关婚恋的观点与态度。现有研究未对婚恋观进行严肃界定，本文借用兰德尔·柯林斯的情感能量概念［2］，将婚恋观视为对婚恋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EE）。情感能量是大脑的认知与情感功能的全面活动，由充满情感性情境的符号传递，会跨越不同情境，是人类在利用符号进行谈话和思考时符号唤起的核心部分，决定了在社会互动中采取主动的行动、投入热情，引导建立情感连带的水平，并且它是一个连续统，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的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极的自我感觉。［2］因此，婚恋观包含对婚恋的认知和情感状态，它的形成与个体所处的不同情境相关，会在人们的谈话与思考中被唤起。同时，本文将婚恋观视为一个连续统，它并非仅仅呈现为不结婚与结婚两种态度，而是从不结婚到结婚之间的多种认知与情感的复杂交融。

国内关于女大学生婚恋观的研究不多，在知网以“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女博士”“婚恋观”为组合关键词的搜索中，发现共有研究239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的仅25篇。已有研究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3～8］，发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合力将相当一部分女大学生推向了陈旧的社会性别观，导致家长对女儿的高等教育投资被赋予了诸多工具性价值，他们希望女儿对学业晋升适可而止、早日进入婚姻［3］［9］；传统男强女弱的观念仍在影响女大学生［4～6］，女大学生普遍表现为对婚姻强烈的不安全感，虽有独立意识但缺乏理性指导，在面对婚恋现实时容易依附男性［7］。研究较少关注农村女大学生的婚恋情况，或者这类量化研究只能发现农村籍女大学生对待婚恋的保守态度［4］［8］，比如认同彩礼合理性、接受“男主外、女主内”、接受全职家庭主妇等的程度均高于城市籍女大学生。现有采用个案方式探讨农村女大学生婚恋问题的研究仅限1篇，该研究以催婚为切入口，展现了农村女大学生如何走向被催婚，认为催婚现象是个体脱离传统社会文化和历史限制的必然现象。［10］因此，本文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以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质的研究来弥补现有女大学生婚恋观探讨的不足。

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日益引起人们的学术关注。［11］相较于传统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在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目标方面有着一定的不同。从研究者来看，他们具有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合二为一的双重身份［11］，可能正在或曾经在生活中产生过隐忧［12］；从研究内容来看，它是一种探讨研究者自我生活经验的自传式个人叙事，着力于研究者自身的危机经历和生活重构，从局内人的视角进行反思、观察和叙事，通过描写和系统分析个人经历来理解文化经历［13］；从研究目标来看，通过自我故事的重现实现自我身份的社会化协商［14］，实现主我、客我与自我反省的有机统一，完成对自我认同的建构以及对未来的我的新的理解和期许，使外群体的人能够对自我和内群体的经历产生共情与理解，从而实现自我重构与召唤读者加入［15～16］。有学者认为，自我民族志是联系理论与研究者所处实践环境的一种极好的方式［17］，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由内向外发声的机会［12］，即做自我民族志研究也是实践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18］。国内自2017年始便有研究者使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展开了主题研究，包括农村学子的阶层穿越体验［19～21］和女性的母职经验［22］、体育迷经验［23］。

本文所关注的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是指在农村出生和成长且父母均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籍女性博士研究生。具体到本文的“我”（施玉茹）来说，出生于80年代末期的北方农村，因学业从农村走向县城至进入北京某“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本科毕业后在高校做了两年行政工作随后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继续工作两年后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国内有关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他们在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面临着劣势［24］，这影响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我在劣势处境中不断体验着城乡不同文化的碰撞互动，逐渐发现：“我是不同文化的混合物，但我也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25］，似乎自己无时无刻地处于一种“他者”身份之中。正是“他者”身份，使得我在年纪渐长面临结婚压力时，能够对自己的婚恋观不断思考与辨认，并终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形成稳定的婚恋认知。因为婚恋观看似属于个人，但“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26］。自我民族志方法有助于将我身为第一代农村女性博士研究生经历的婚恋体验进行叙事，探索出各种互动与文化碰撞如何建立了我现在的婚恋观，发现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同时，希冀本文的研究可以召唤类似弱势群体的理解和加入，为其自我认同的建立提供一种参照，并在其回顾婚恋探索的经历中，挖掘其婚恋经历的困难与矛盾，最终通过自我民族志方式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赋权。

一个人的生存总是在具体的时空中，逐次发生和扩展的人际关系里，通过“不同的圈子”和“多种的联系”才会渐渐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身世和遭遇。［27］对于我来说，正是在不同圈子和多种联系中，形成了有关婚恋观的互动仪式链和最终的婚恋观，其中互动仪式是情感的变压器。为了呈现不同情境中婚恋观的变化，下文将依个人生活经历展开叙事。

（一）向“公”与弃“私”：传统婚姻两性分工的识别

1.肯定“干得好”：父亲公共形象的吸引力

教育社会学中，“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的社会职位”是重要的研究变量，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28］父亲是高小学历，自我有印象起，他就一直担任村支书职位。依照中国农村的发展进程，80～90年代村支书的工作内容涉及定口粮与交征购、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与纠纷调解、经济层面的生产与管理、乡村教育与乡村风俗等各种政治层面的运作等。［29］父亲的同事、同村群众常来我家找他商议事情，我也常到其工作地点——村里人俗称“大队”——叫他回家吃饭，进而见识他处理工作：分地、修路、修建学校等政治任务以及红白喜事、打架离婚等日常生活的协调。父亲在村庄建设这一公共领域展现了极大热情并获得了群众认可，对我形成了强烈的吸引。

因此，在家庭这一私有领域的活动中，我也常加入父亲一方：他修理自行车，我打下手；每晚七点钟，和他一起收看《新闻联播》；一起观看《三国演义》《康熙王朝》《隋唐英雄传》等以男性为叙事主体的电视剧，并讨论；等等。与此对照的是，我很少参加母亲做饭、洗衣、打扫等家务劳作。父亲也从未以“女孩”为由放松对我的要求，比如，他要求我必须参与田间体力劳动，农作物的说明书由我来念、其经济收入由我来计算，甚至家中修水井、翻盖房子等重大事情我也拥有发言权。

这样，生理性别为女性的我，在诸多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和活动中，被赋予了充分的参与权和讨论权，而非扮演传统女性“执行者、被动接受者”的角色［30］。在获得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区隔被模糊，我坚定地认为要像父亲一样拥有并做好自己的事业。

2.否定“嫁得好”：婚姻并非女性的保护伞

长久以来，我国农村汉族社会中夫妻主要的居住模式是从夫居的模式，即农村妇女在结婚后离开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网，将个人权力从“父权”移交“夫权”，努力融入夫家的社会关系网。［31］我的父母也是这种居住模式之成员，母亲的主体性在“婆媳、妯娌、姑嫂”这三大“经典关系难题”中挣扎。然而，父亲因工作时常缺位于家庭情境，且长子身份对其产生制约：在“长兄如父”的儒家文化中，家族结构关系中的“孝悌仁礼”训导着长子们，长子们擅长躬奉长辈、修身持家、摆平家族中各种利害关系，但同时被抑制了自由人格而“重家轻己”［32］。面对母亲的不适感，父亲难以做到真正的维护。

我懂事儿早，母亲常向我倾诉不适感，原本需要父亲扮演的部分角色落在了我头上。我与大家庭亲戚相处的亲身经历呼应了所倾听的内容，这直接使我感受到了人情冷暖。因此，我与母亲同为女性的生理性别身份，顺应了传统文化为女儿身份所铺垫的“小棉袄”角色，也将我们进行了绑定，使我对人际关系尤其是婚姻带来的亲情关系不抱希望。

同时，日常生活中母亲强调其个人劳动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她一改俗语“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盛钱的匣子”而宣称“家里的一个耙子都是我搂来的”，偶尔表达过“难过的时候我也常想，这个世界离了谁都要转，我一个人也能好好活着”。这些话语是她对当时社会默认的女性需要委身于男性主导的家庭的反对。母亲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在选择不以嫁人为人生目标时的一种支持力量。

3.不结婚：父母隐约中形成的合力

在传统婚姻“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与从夫居制度下，父亲在公共领域的热情和母亲在家庭领域的不适，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使得父母共同塑造了我对参与公共领域生活的向往和对进入婚姻组成新的家庭（私有领域）的拒斥，即我在高中时就有了不结婚的想法：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更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与家庭并不必然带来快乐，如果结婚要忍受各种关系带来的恼人的不快乐，我宁愿不结婚。这是成长于农村家庭情境下形成的对婚恋的情感能量EE1。

（二）重“情”与排“利”：婚姻作为爱情延续的选择

如果说家庭是个体婚恋观产生的起点情境，那么大学就是个体婚恋观发展的第二情境。在大学生社会交往中，同辈群体是影响大学生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33］

尽管大学校园中充满着谈恋爱的风气，但我所看到的是身边女性同学经历着不成熟的恋爱关系——吵架、被质疑、感受不到关心等，这些是我进入大学前就已形成排斥的人际关系模式，因此EE1在四年本科生活中延续。在同班男同学催促我恋爱时，我反问“为什么要恋爱结婚”，并否定了他“找个人一起抵抗世界的风雨”①的回答。在本科毕业后于工作间隙的闲聊中，我不赞同有些女同事提出的“女生不要主动追男生”这类弱化女性主动选择权的表达，但在已婚女同事将单身女性表现出的情绪问题简单粗暴地归因于其单身状态时，虽不认同却发现“不想结婚”变得难以启齿：这种归因暗含社会文化对单身女性的不友善，它压缩甚至关闭了“女性是否可以选择单身”这一议题的讨论空间。也就是说，在本科和毕业后工作的两个阶段，与周边同学和同事的交流，促使我继续思考如何看待婚恋，但基本维持了EE1，即对婚恋的排斥。

直到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感到一位舍友的恋爱状态很好。她对“为什么要结婚”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只是因为想和那个人一起到老，想和他生孩子”。相较于本科同学偏工具性婚姻观的回答，此偏情感性婚姻观的回答直击我心。在与她的接触中，我逐渐学会了体谅女性在感情中的状态，不再以“离了谁都可以”“洒脱放手”的想法来要求女性。

以前听《四郎探母》中公主要四郎对天发誓这段，总觉得公主太过矫情。今天忽然觉得这个姑娘其实可怜，她在一夜之间知道了与她朝夕相处15年的木易的真相，而她却只是选择不吵不闹……一日夫妻百日恩，可她要的怕不是四郎的“到来生结草衔环”。一个真性情的女子错付了一生的情爱，尽管她内心里有那么些欢喜。（微信朋友圈，2016年6月3日）

在理解女性情感的基础上，当硕士即将毕业，师姐推心置腹地表达“最怕你走老路”①的关心时，我对个人的婚恋观进行了反思。

师姐在带我们去撸串儿前说“我最怕你走了那条老路”，两天里这句话会在我脑子里浮现。回顾老路的起点，或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却可能会是一条没有景致的老路。所以无论如何，为了看看那些可能不一样的风景，我都会去走走新路。新路当然会硌脚，但一定有方法走顺。（微信朋友圈，2016年5月21日）

在硕士阶段同辈群体的影响下，通过理解女性所表达的“喜欢”，我形成了对于婚恋的情感能量EE2，它呈现为一种对婚恋较为积极的参与状态，是从对婚恋“抵抗风雨”类工具性功能的排斥到对婚恋情感性功能的认可。

（三）加入与退出：相亲中两性不平等规则的体察

基于上述想法，硕士毕业后我有参加相亲。我对相亲的认识是：初接触时不做限定条件，因为是经历而非年龄、学历等构成个体成熟度的必要条件；对于有独立自主性的个体，核心是双方在接触中是否开心欢喜。但在参与相亲以及和有相亲经历的女性同事和朋友交流的过程中，相亲情境中父权制的隐性规则显现，即大多数男性的“梯度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性在各个方面“伏低做小”：身高，女方最好不高于男方；年龄，可以接受女方年长的很少见；身材，女方白幼瘦最佳；学历，女方最多是硕士，博士被指为“太优秀”；男方离异甚至带孩子都有市场，女方有离异经历就会被“红娘”来句暗含“你还好意思挑别人”语气的“你都已经离过婚了”。更何况，离异女方的孩子有着被定义为“拖油瓶”的历史，父权制“传宗接代”的观念使得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尊重和爱护。相亲经历使我理解了2013年时一位男性给我的“要在30岁前嫁出去”的忠告，那是他对“女性过了30岁就贬值”这一社会现实的总结。

面对我的认知与相亲市场的错位，我不积极参与相亲。特别是当母亲因父亲去世进入单身状态并被指称为我相亲路上的“拖后腿者”时，我做出了和之前一位女同事一样的选择，即不再相亲。相亲市场体现的是社会男性权力的优先性，如果男性的观念不产生变化，结果只能是社会性别区隔的进一步扩大。［34］

作为看到过结婚、生子①负面体验的女性，这样的社会现实使追求男女平等的我对婚恋的情感能量呈现为EE3，它是通过对现下相亲市场隐性规则的辨认，呈现为一种对婚姻的期待值降低进而退出复杂相亲市场的状态。

（四）走自己的路：婚恋与幸福感关系的辨认

随着更多的日常成长，在博士阶段我逐渐挣脱了“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的事儿”这种“社会时钟”，形成了顺其自然的婚恋观（EE4）。

首先，成熟的恋爱婚姻关系需要成熟的个体。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35］恋爱结婚是不能以年龄来划分的，直接将恋爱婚姻等同于幸福更是错误。

有的人一直在谈恋爱，可思想认识未必成长；有的人一直不谈恋爱，但也许一直在成长。（微信聊天，2015年5月16日）

如果运气不好，为了凑合，找一个不堪的人，其实还不如单身自由快乐。（摘抄，2018年4月）

其次，在流动性巨大的现代社会中，情感也是流动的。流动是我的常态经历，每个新学段就步入新的地域，也意味着前一阶段很多同学与朋友的失去，“毕业季即分手季”，因此早已学会如何面对流动。某种程度上，婚恋是一段经历，我们需要的是良好的婚恋关系，但长久不等于良好。

“物来顺应，事过心宁”的小古要去美丽新世界，继续快乐但别样的新生活了。满满的祝福。人来人往，不在于留下，而是将那份见面的快乐、交流的欣喜和相互给予的力量，收在心底。（微信朋友圈，2016年10月18日）

《傲骨贤妻》：“我们的婚姻只是结束了，并不是失败”。（日记，2019年6月15日）

最后，在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感情中，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也不是唯一。基于此，个体需要认真解读自己的人生，衡量各种情感的价值。经历复杂拉扯，最终我选亲情。

也许我的人生跟其他人的人生不一样，别人是正着走，恋爱结婚、上有老下有小，压力越来越大；我是倒着走，压力越来越小。（本科舍友聚会聊天，2019年1月1日）

我反对母亲被指称为我相亲路上的“拖后腿者”，如果婚姻可以以男性及其原生家庭作为中心，那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婚姻中的双方及双方家庭应该互相尊重。如果相亲中的爱情和母亲的亲情之间发生冲突，只能择一，那我选择亲情。（日记，2021年4月29日）

可以说，EE4是我在书籍、影视等媒体的影响下，辨认了婚恋与幸福感不存在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后，在年纪渐长不断被催婚后形成的自我婚恋观的全面解放。

通过上述民族志叙事，可以发现多重因素对婚恋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其中，既有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也有对婚姻情感性与工具性的思考，还蕴含着农村出身的阶层旅行者特有的复杂情感结构［36］。同时，贯穿始终的是对社会性别不对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

（一）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在传统中国社会，核心家庭处在大家族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之下，进而要面对由此带来的复杂人际关系。这对于女性来说尤为艰难，正如叙事所述，在传统社会所发展的从夫居的婚姻居住模式中，家庭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地点，而是包含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37］。女性需要在陌生的夫家学会处理各种关系，并将此作为人生之关键。这显然将女性的能力束缚在家庭情境之中，限制了其更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农村妇女在面对外部纠纷时受伤害感较之家中男性更为突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对于农村妇女而言，纠纷严重地影响、威胁了她的“家”［38］。不难体味出，从夫居的社会安排使得女性要想获得安全感，便不得不委身于男性权力主导的家庭之中。

尽管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与西方可能稍有不同，但流动性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点。尤其是对于农村出身的女性博士研究生来说，“流动”是生活的常态。面对流动性这一社会风险，将流动性视为恒常性、接纳流动，正是对抗流动从而获得心理安全的方式，个体安全就是作为安全主体的个人与外界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39］传统社会中亲属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被搁置，都市生活中城市青年的交往日渐疏离、淡薄，血缘关系的淡化、家庭功能的下降，最终形成了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交往状态。［4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婚恋情感视为经历与过程，而不仅仅追求“一定在一起”的结果，在使个体获得心理安全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解放意义。

（二）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

本文中，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对婚恋双方提供积极情绪价值的情感性关系要求高，而忽视对身高、经济、学历等条件下工具性关系的要求。这与当下社会婚恋发展状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亲密关系也在发生变革，其中家庭和婚姻中的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成为经典议题。［41］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情感满足取代了经济增长，对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42］因此，家庭模式从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发展到后现代社会的注重个人成长和发展，人们对情感、自我实现等更高层面的非物质需求的关注被提到了核心位置［43］。中国家庭从传统的担负着生育、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项功能的事业综合体中解放出来，向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领地过渡，情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产阶级式的、基于个体主义浪漫爱情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理念成为主流的家庭意识形态，并且婚姻法确认了年轻人恋爱婚姻的自主权［41］［44～45］。

但不同于中产阶级个体情感天然被置于几乎正义的位置［41］，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既看到了传统农村家庭婚姻模式对女性造成的情感性伤害，又在求学与工作过程中经历着与同学、同事、朋友等情感的不断流逝。因此，追求亲密关系的情感性成为她在情境互动过程中持续积累情感能量后形成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农村出身的复杂情感结构

在中国社会，“爱情”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通过激烈的文化冲突而诞生的，青年人开始挣脱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重新认识婚姻，以新抗旧颠覆封建制度，并最终形成了“爱情至上”这一现代话语与新意识形态。［46］本文的研究中，个体最终从这种爱情至上的单一公共话语建构中获得解放，选择以亲情为首位。这与其农村出身的情感结构有关，它包含对父母的复杂情感：一方面，深知与父母组成的命运共同体是其取得教育成功的核心力量［47］；另一方面，“逃离原生家庭”“父母皆祸害”①的社会文化又使得她不断地“娜拉出走”。

在纠缠挣扎中回到过去的生活环境，总是一种指向内心的回归，一种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包括我们主动保留的那部分自我以及我们否定的那部分自我，“拒绝回归，便是拒绝自己、拒绝‘生命’本身”［48］。尤其如前所述，父亲农村支书的身份加深了个体对农村的感情，农村出身的烙印使得回归显得理所当然。在这种回归中，对父亲和母亲社会处境和文化处境有了更多理解，同时将家庭放入农村、中国乃至更大的社会发展历程来认识，就越难以产生责备，因为“社会学将社会安排视作历史和集体行动的产物”［49］。

正是在回归和理解中，希望不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或者说是通过回归过去而指向未来［50］。因此，阶层旅行者的文化形态和感情定向不会停留在农村社会和家庭，也不会完全被城市中产阶级文化所同化［25］。在该过程中，个体将与原生家庭一起构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样态。

（四）女性身份的主体能动性

本文中，母亲的“不适感”本质上是其人格未得到尊重所导致的情感正义受辱［51］。这种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在于家庭政治以情感为出发点和目的，却不可能完全按照情感的逻辑发展［37］，其中从夫居的制度模式造成了家庭政治以男性及其所属的家族和亲戚为中心，忽视了核心家庭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的女性情感。以往有研究发现，女性对婚姻满意度的感受整体上低于男性，其中农村女性又远低于城市女性［52～53］。“不适感”成为识别女性经验的启蒙，正是在母亲的委屈诉说行为与她身为女性不接受这种男性统治［54］的话语中，个体洞察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被动性并拒绝进入这种被动。同时，父亲的公共生活形象得到了个体的极大认同，且他赋予个体以充分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力，个体拥有了强烈的主体能动性，即“选择了认同更有地位和自信的父亲，走上更类似男性的自我发展、自我成就的道路”①。父母合力构筑了该个体的女性主体能动性基础。

处在多重时间相关情境的交叉点上的行动者可以形成更大的批判性干预能力。［55］19当个体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中经历多样性的主体位置时，该能力经由情感能量将农村与城市的具体情境勾连起来，此时个体辨识出日常生活尤其是相亲市场中社会性别差异的不公平性，对弱化女性主体性的话语适当表达反对，逐渐形成了对女性整体社会处境的认知。比较个体叙事中的男性——对母亲情感维护不力的父亲、婚恋观偏工具性的本科男同学、洞悉了社会对大龄女性的歧视的男性朋友，他们均未能促使其婚恋观的改变。而是本科舍友、硕士舍友、师姐等女性的经历和表达得到了她的理解与认同。最终呈现的顺其自然的婚恋观EE4表明，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的提升，当代适婚女性对男性的要求是觉醒的女性主体对社会男性统治话语权的一种策略式反抗［56］。

（一）婚恋观的互动仪式链

本文中，研究对象的婚恋观呈现“不婚—接受—退出—顺其自然”的变化过程，四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发生着个体与传统婚恋结构的碰撞，冲突后最终实现了对它的解构。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原生家庭对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的婚恋观具有基底作用。父亲形象的吸引力使她形成了事业上的高情感能量，这与她体会到的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她发展出反传统必婚主义的不婚恋婚恋观EE1；直到硕士阶段与舍友的互动，才使她建立了“反对工具性，支持情感性”的婚恋观，即契合近现代以来的浪漫爱情意识形态的婚恋观EE2；这种较为积极的婚恋观被社会两性不平等现实所干扰，在冲突中形成了放弃相亲的婚恋观EE3；最终，结合个人的阶层穿越经历和书籍、影视等媒介，解构婚恋至上的神话以及婚恋带来幸福的泡沫，形成了打破社会时钟、带来心灵解放与自由的婚恋观EE4。

产生情感的人际互动以及推动这种互动的力量嵌套于阶层、性别等范畴，进而对中观结构所嵌套于其中的宏观结构和文化产生间接的影响。［57］正如本文研究所显示的，个体婚恋观与社会阶层、性别等议题相互交叉，它所反映的是个体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对自身阶层身份和女性身份的认同。中国城乡的二元政治和经济结构不断形塑了农家子弟社会身份的生产机制，而女性在社会建构中或隐匿或显现地被塑造于弱势地位，“她”不再只是性别分类更是社会性别上的等级差异。［13］相比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普遍对差异极其敏感。［36］天然地处于双重弱势之中的农村女性，一旦对其境况有所识别，这种识别所带来的情感便会长久地伴随她。在通过流动获得就业能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对抗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自觉意识和能力。［58］正是宏观结构和文化的决定性与个体女性主体能动性的反抗性，共同促使她最终走向顺其自然的婚恋选择。

然而，这一走向同时回归到现代性下“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学、技术、道德、爱、婚姻，都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59］。这颇符合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结构二重性”，即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60］。

（二）高等教育机构：中观结构的力量

本文研究中，大学情境不同阶段的同辈群体曾对农村第一代女大学生的婚恋观产生不同影响，并且硕士阶段的同辈群体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为其后续参与社会相亲市场提供了较高的情感能量。所以从实践角度来看，除开对宏观社会文化的挞伐，考虑到本科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高等教育机构抓住这个阶段对大学生开展婚恋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当下中国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生师数量严重失衡［61］，教师难以对学生学业之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发生的是远离父母，与父母的联系减弱。在此情况下，如今的大学有点类似于自助性社会［62］。而大学生的恋爱观尚未成熟，校园恋爱呈现从众状态，一些大学生以谈恋爱或被异性朋友追求来体现魅力［63］。正是因为亲密关系教育的缺乏，大学生处于不断地实践与试错之中，对亲密关系的进入、开展和延续，只有感性直觉，缺乏理论认知。无论是中国的高考体制还是大学生的身心年龄，高等教育都是最有机会进行亲密关系实践的领域，是亲密关系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这个时候提供适量的理论指导和进行实践经验的传递，将有利于学生较为顺利地发展亲密关系，成为更加完整完善的人。高校可以通过开设专业的婚恋课程或者设立相关咨询制度，加深学生对爱情、婚姻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减少学生在婚恋方面的试错成本，并为恋爱中的双方提供学习、审视、调整亲密关系的途径与契机，进而在遇到困难时主动寻求帮助。不仅要教会他们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关怀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是高校教育对大学生们的最大负责。［64］

父母、亲子关系以及生育、人口、情感等问题，应成为教育研究的关注焦点甚至是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概念。［65］本文通过深入家庭生活内部的自我民族志叙事与分析，关注了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的婚恋观形成过程和相关影响因素。但是，即使在同一类别的流动农村女性中，也没有一种个体的主体能动性产生的经验、理解和叙述会与他人的完全相同［55］25。因此，期待更多相关研究来丰富对农村第一代女性博士研究生婚恋观的多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