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撒切尔执政时期希望通过“下渗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缓解贫富差距的策略其实是无效的。
该理论认为政府对高收入群体和大企业实行减税和放松管制等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最终经济发展的成果会像水一样从高处流向低处，逐渐惠及低收入群体。
与之相反，英国1%的巨富持有的财富占比从战后7%上升到了10%甚至更高。
特别是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减税政策，在英国的一段访谈中，2000年前后的税务稽查部门公务员能否升职的评价不是追缴了多少税款，而是与多少大企业建立了“合作”链接。
其实在瑞士、芬兰等北欧国家，早已对富人减税说不，高税收高福利至少让低收入人群获得了实质性保障。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对于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制，这种税制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高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较高，适用的税率也更高；低收入者的应税所得额较低，适用的税率也较低。通过税负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让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分配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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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催生了GDP增长的泡沫，这个泡沫的颜色和大小如此熟悉，我们在东京也见过。
当英国的房价从原来的3倍工资上涨到11倍工资时，90%的民众只能租房。房子被谁买走了？来自俄罗斯、中东和中国的富豪们将房产作为财富保值增税的工具。
当然，推动伦敦房价上涨的，还有英国本土的房地产大亨。上述“下渗经济”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高收入群体，他们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身的财富积累，而不是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很多高收入者会将减税带来的额外收入用于投资金融资产或购买房产，这样就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低收入群体连入场的门槛都触不到了。相比而言，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产限购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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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世袭贵族和房产大亨，大企业、上市公司是“下渗经济”另一个受益者。大企业高管的薪酬股权激励计划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反面案例。
纪录片里有段访谈大企业的高管，年薪高达2000多万英镑，个人资产超过2亿英镑，令人咂舌的是英国普通家庭的周薪不到500英镑。
这些高管振振有词，公司股票涨了，个人回报与公司市值挂钩是应得的。可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公司盈利就要增收节支，怎么控制成本？工薪阶层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数年里从未涨薪，高管年薪是普通职员的750倍，这样的差距，难道真的是业绩对等贡献吗？
我们也不赞同高福利国家一些寄生于福利之上的懒惰群体，只是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解，华为将资方与员工的人力成本打包的做法，还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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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似乎在西方和东方都是一个受伤没落的阶层。没有贵族的Old Money世代传承，也没有大企业大资本的政策倾斜。
纪录片结尾没有给出缩小贫富差距的最优答案。这个问题被抛出来时，最容易焦虑的可能是想要上台执政的总统/总理竞选人，奥巴马曾经努力过，收效甚微。
英国一位女伯爵冷淡地回应贫富差距的原因是人性。不否认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需要个人智力、资本和机遇，而财富的分配，在每一个政策条文里都暗藏了人性的复杂。
在中国，原有就职于微软、亚马逊等外企的职员高管们，随着外资退出，似乎迷失了身份。
未来，可能会诞生一批超级个体，游离在现有的财富维度之外。
2024年10月20日 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