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理解和被理解的。这涉及到我们的病人是如何让自己被理解或不被理解的，以及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动机。同时，我也讨论了咨询师在理解病人和忍受不理解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把我们精神生活中那些不被理解的东西，变成能让人理解的东西，用的工具就是自由联想和仔细倾听。弗洛伊德就是从认真听患者说话开始的，他对病人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极其认真的对待，以便挖出他们交流中的无意识含义——不光是说的话，就连语气、手势等也都不放过。
后来，梅兰妮·克莱因登场了，她更进一步研究了婴儿早期的事，比如客体关系、焦虑和防御机制，让之前我们不太明白的领域渐渐变得容易理解了。今天，我想谈谈克莱因的发现对我们的咨询技术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作为咨询师，我们得根据患者是处在偏执-分裂位置，还是抑郁位置，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简单来说，那些处于抑郁位置的患者，他们能认识到自己是完整的个体，能对自己的冲动负责，也能把咨询师看作一个完整的个体。但那些还处在偏执-分裂位置的患者呢，他们一定会去分裂，并投射出投射出大量的自我和冲动，根本无法与自己或咨询师完全联系起来。
所有的患者来找我们，都是带着想要被理解的愿望来的，我们也希望达成这个目标。但是我觉得，他们希望以什么方式被理解，得看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心理位置；换句话说，得看他们的客体关系、焦虑和防御是怎样的。
偏执-精神分裂位置的患者，他们所使用的防御手段，本身就会妨碍理解的进程；他们可能并不是真的想要被理解，虽然这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有些人嘴上说着想被理解，心里其实在抗拒。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那就是故意破坏咨询师对患者的理解，这种攻击性和嫉妒心，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内容。尽管在我将要讲的案例中，你经常能看到破坏性的反抗理解的行为和原始分裂防御的混合体，它们给理解设置了障碍。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咱们得区分患者的不同的心理位置。得弄清楚这两种位置之间的界限，还得不断调整我们对患者的理解，尽可能准确判断他们到底是偏执-分裂位还是抑郁位。要是不这么做，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虽然理解了材料，但没有真正理解患者。接下来，我会试着举例说明这几个观点。
首先，我想明确一下，我说的处于抑郁位置的理解是什么意思。我怀疑，只有真正处于抑郁位置的患者，才能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理解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解力，能够探讨问题、站在问题的一边、寻找，甚至更多的是考虑（咨询师的）解释。这种心理活动可能包括对自身的冲动负责，把咨询师看作一个完整的个体，自由地进行自我反思，等等。所以，我想先把这类假设相对成熟的患者群体放在一边，把重点放在那些更难摆脱偏执-分裂位置的患者身上，讨论一下怎么跟他们一起理解自己。
如果我们快速扫一眼梅兰妮·克莱因关于客体关系、焦虑和防御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她在1946年对偏执-分裂位置的研究，我们正在思考的不仅仅是和人的关系，而是和被当作客体或部分客体的人的关系: 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或迫害的焦虑，这种焦虑引发并支撑了防御，比如保持高度全能和自恋的态度，分裂自我或内部的客体，以及大量使用投射性认同。
简而言之，你会发现病人不断地分裂并抛出自我的各个部分，这绝对对理解来说是一种障碍。但别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哪怕是这种投射性认同，也可能是患者在潜意识里和咨询师沟通的一种方式。比昂1962年和1963年的工作，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克莱因这部分研究的理解，比如他所说的“容器”和“涵容”的概念，还有婴儿和妈妈之间的交流——换句话说，健康地使用投射性认同而不是更病态地。我觉得，克莱因提出的投射性认同概念，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敏感性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想举个例子来展示，识别出一个人的心理位置有多难，以及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案例是毛罗·莫拉（Mauro Morra）博士的，他之前和我深入讨论过这个案例。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后，假期快到了，他开始表现出想靠近咨询师的行为，好像咨询师是他内心的一部分，或者，就像他黏在自己身上的橡皮膏那样，他想要和咨询师紧紧粘在一起。但是，第二天，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开始用侮辱和攻击性的行为对待咨询师，比如把一个小罐子扔到咨询师脸上，用绳子绑咨询师的脚踝，用透明胶带粘住咨询师，甚至在咨询师的裤子上涂胶水，甚至在咨询师身上涂嚼过的口香糖。他说咨询师被绑住了、动弹不得，而咨询师也确实感受到了这种束缚。
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孩子想在假期前把咨询师牢牢控制在手里，以保持他对自己的控制感。但我觉得，这里还有另一种沟通——孩子把自己的婴儿自体投射到咨询师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