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无意识的世界。对人类来说，这一发现也是一次创伤性的体验，人们调动了各种防御来对抗它。渐渐地，防御让步于真正的兴趣。最近，人们开始向我们寻求信息和指导——因为弗洛伊德已经不在我们身边——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正逐渐被大众视为一种向导。
也许和我们行业最相关的一项活动之一，就是培训分析师。我们如何履行这一职责，又取得了什么成果，将深刻影响着心理咨询行业的未来，也间接影响着人类的心理命运。
考虑到这一沉重的责任，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找不到关于培训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所有的杂志中，目前为之只有两篇是这个主题。一篇是Sachs博士的遗作（1947年），一个智慧老人的迷人闲谈，给出了一些明智的建议，但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所有棘手的问题。第二篇便是弗洛伊德的成名作（点击查看👉）《可终止和不可终止的分析》中的一段，实际上是最短的一段，只有三页，讨论了培训。
在1927年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会上，三名著名的培训分析师分别向国际培训委员会宣读了一篇论文，但他们只是向分支学会的培训委员会成员宣读，甚至没有向全体培训分析师宣读。这些论文分别是：Rado的《精神分析教学课程的建设》，Sachs的《教学分析》，H. Deutsch的《控制分析》（督导）。没有发表任何摘要，承诺了将全文发表，实际上一直没有发表。
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沉默。下一个可查到的记录是1935年，在维也纳的第一次四国会议，讨论的第一个主题是：“教学分析与督导”。这次会议对所有出席的国际协会的会员开放。开场是H. Deutsch和I. Hermann。尽管人们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亲自参与的讨论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次，但是我们面临同样的命运：没有发表任何论文和摘要，只是口头讨论。
下一个记录是1937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次四国会议。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实际上是上次维也纳会议的延续）：“督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场的是E. Bibring和K. Landauer。这次给出了很好的摘要，并有一份出色的报告总结了整场讨论，讨论非常尖锐但友好。不过，依旧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论文。
最后一个记录是1938年在巴黎举行的大会。有三篇论文被宣读，但又是仅向国际培训委员会的成员宣读。W. Hoffer的《教育工作者的培训》，E. Bibring的《非精神分析精神病医生的接近分析》，A. Freud的《后续分析》。再次是同样的命运，没有任何论文公开发表。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国际培训委员会主席Eitingon的连续报告，从1925年的洪堡大会到1938年的巴黎大会，共7份，向国际培训委员会的闭门会议宣读，幸运的是这些在官方期刊上发表了全文。
上述是一段我们行业10余年的悲伤历史：充满希望的开始，惊人的初步成功，然后很快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非常低效和混乱的处理，最后几乎完全失败。Jones博士，一位目光犀利、公正不妥协的批评家，在1936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开幕式上演讲时，总结了他对国际培训委员会及其主席Eitingon博士工作的看法：“尽管Eitingon博士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但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以至于几乎没有机会投身这项真正的工作本身，我指的是对临床技术的培训的深入讨论。” Jones接着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缺乏对此话题的足够兴趣。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当时都非常不喜欢Jones博士的批评性言论。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在过去的25年里，精神分析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培训——竟然在印刷品中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事实上就基本没有讨论过。Jones博士将其归因于人们缺乏兴趣，我想称之为‘严重的压抑’。
这个问题确实令人难以承受。首先，对培训的任何合理的批评都意味着一些培训分析师——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培训。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从来不公开承认我们的培训系统中必须修改哪条规则，或者任何一个创新只能当作一个实验。接下来，我将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是我们的态度。
其次，任何关于培训的讨论，都涉及到培训分析系统总体的效率或有效的审视。毕竟：候选人是精心挑选的材料，那些严重的神经质和不稳定性格的人，即，有风险的人，在一开始时就被拒绝了；良好的智力、生活中有某些成功和一定程度的社会适应性是录取的条件。进一步的安全措施是有一个试用期，只有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才被选为培训分析师。分析必须持续进行，直到你的培训分析师认为有必要停止为止；不允许过早的中断。候选人会由学会的两位甚至更多成员督导，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的可靠性。最后，停止分析的决定首先由培训委员会审查，然后由研究所的董事会审查，最后由整个学会确认。对于普通病人，条件可没有这么严格。
结果是我们的学会的诞生。我不想用自己的话来描述它，而是更愿意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见👉《可终止和不可中止的分析》第六章中：“咨询师的个人品质，并不完全符合他们为病人所设定的精神的正常标准。反对心理咨询的人往往嘲笑这一点，并以此证明咨询无用。”弗洛伊德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大约每五年进行一次重新分析。这个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也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弗洛伊德的回避进一步表明，他也认为分析师显然必须但是确实达不到他们自己给病人设置的标准。
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不仅我们的培训系统的价值处于危机，而且甚至暗示着所有心理治疗的价值都处于怀疑之中。这样一种情感过载的情况，不利于人们进行自由思考；相反，它抑制了思考。
所以，我本文的目标是探讨导致这种抑制的原因，这种思考抑制阻碍了对培训的适当的科学讨论，并以不健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目前的培训系统。
II 培训系统的3个症状
除了这种对培训思考的回避和压抑，是第一个可疑症状。
第二个症状是，我们的培训体系倾向于教条主义，这种倾向在全世界都可以被观察到。要论证这一点需要选择令人信服的例子，那么我只有选择我直接了解的事实，，所以我先不提所有美国机构，，而是先说我熟悉的柏林、维也纳、伦敦和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院。我接下来要举两个例子——至少我认为，匈牙利的非教条主义更胜一筹，但是我担心这么说可能会给欧洲其他的学院投下不好的阴影，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要赶紧补充一下，我接下来说的两个例子只意味着匈牙利比其他学院更早地认识到这种错误的趋势，而不能说匈牙利的培训系统的其他全部都是正确的。
我要说的这两个例子是：（1）培训分析的持续时间（2）培训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督导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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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培训分析的持续时间，第一个主张当然来自柏林。Eitingon在他的1922年6月关于柏林精神分析学院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一致坚信，从今往后，任何没有接受过分析的人，都不应该当分析师。因此，学生的个人分析将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培训期的第二阶段，在讲座和课程的密集的理论学习之后，在诊所完成。” 当我开始在柏林接受培训时，情况确实如此，整个培训平均时间是1年-1.5年；但在我还在培训阶段时，系统就发生了变化。2年后的1924年，学院发布了第一套培训规则，整个培训将持续到3年，其中个人分析必须至少持续六个月；虽然大家的平均时长没有指明，但可以推算出来，其中理论课至少需要两个学期，督导至少需要两年，由此可见，培训分析的持续时间几乎不会超过1年，最长是3年。
一年后，1925年，维也纳学院发布了规则，它们非常突然地声明：“培训时间是2年。”
下一个是1932年的威斯巴登大会，当时国际培训委员会达成的新的建议：整个课程应该持续三年，其中理论课需要两年，每个案例的督导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意味着，培训分析的时间大约是1-1.5年半。
最后一步是由伦敦精神分析学院1947年发布的《常设规则》：培训分析通常需要大约4年，理论课程需要3年，临床工作需要2年。
现在，我们的病人每天都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咨询要做多久？没有分析师会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连大致的答案也没有。尽管如此，从始至终，我们的培训都尽力给出这些毫无根据的、误导性的，有时甚至是害人的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立场，如费伦奇在1923年首次提出——培训分析与治疗分析之间没有区别，实际上，前者必须尽可能深入，这意味着它可能反而需要更长的时间。1926年，Eitingon在他的洪堡报告中接受了费伦奇的观点：“指导性分析就是精神分析。” 此后，许多人重复了这些话，但所有的培训学院仍然继续规定培训性分析的持续时间。
第二个例子是督导在培训结构中的作用。督导的概念最初于1920年在柏林由Abraham、Eitingon和Simmel引入，它遇到了怀疑和抵制。最早攻击它的是费伦奇在他的书《精神分析的发展目标》中（1924年）。虽然Eitingon从一开始就支持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师的分开，但是一些维也纳人则强烈支持督导师和培训分析师是同一人。尽管存在怀疑和抵制，督导的想法很快获得了支持并普及。不久之后，督导团体研讨会被纳入其中，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起源于维也纳，主要是在H. Deutsch和W. Reich的影响下，并由安娜·弗洛伊德和O. Fenichel发展到目前的高标准。
例如，在德国大学，学生被鼓励去不同的大学度过几个学期。这意味着在任何精神分析学院开始的培训，都可以在其他地方继续。这个想法被明确地提出，例如柏林精神分析学院规定（1930年第51页）：“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完成完整的培训课程。”。整个课程由众所周知的三个部分组成：培训分析、理论讲座和研讨会，督导。Eitingon的观点是：每个部分都得先结束，才能开始下一步。
匈牙利人一直反对这种观念。关于培训的唯一一篇科学论文，就是写匈牙利系统的（《培训和控制分析》V. Kovacs1935年）。这篇文章坚决反对将培训分为三个独立部分。文章认为，必须在候选人仍在接受个人分析时就督导，以便同步分析他对患者的反移情。自然，理论指导也必须仍在候选人接受个人分析时。文章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为什么不建议让候选人独自完成督导。此外，匈牙利方面建议，如果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师是同一个人，至少对候选人的第一个案例来说，对反移情的分析可以做得最充分。
本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第一个建议，即督导必须和个人分析同时的建议，逐渐被全世界接受，我认为现在没有一家机构不是这样做的。然而，第二个建议，即培训分析师和督导师，是同一个人，则遇到了强烈的抵制。实际上，这也是之前说的两次四国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了强调这两项任务的区别，分析候选人对患者的反移情被称作“Kontrollanalyse控制分析”，培训分析师是最合适的人选；而教学生如何分析患者则被称为“Analysenkontrolle分析控制”，培训分析师则不合适。
虽然人们一致认为，针对候选人对患者的反移情的分析必须是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应该由谁来做这一点上仍无法达成一致。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
尽管如此，新的伦敦《常设规则》（1947年）声明：“承担学生个人分析的培训分析师不应该承担他的督导。”据我们所知，这一声明不是经过精心计划和观察的结果，听起来又像是一条教条主义的强制规定。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两种症状。一种症状是业内人士不愿发表自己的想法（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人平时可是相当多产的作家）。第二种症状是，这些人具有的教条主义态度，这在心理治疗的任何其他流派是没听过的。这两个症状是客观事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查阅我们的期刊轻松验证。
第3个症状：我们的候选人普遍对他们的培训分析师过于尊重。
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所体会，整个培训氛围让人强烈地想起原始的教会入会仪式。发起方——培训委员会和培训分析师对神秘知识的保密，教条式的宣布规则，权威的使用技术。候选人，即那些要录取的人，对教条和权威的顺从，几乎没有抗议，而且过于尊重。
我们知道，所有入会仪式的目标都是迫使候选人认同组织的发起人，内化发起人及其理想，并从这些认同中构建一个强大的超我，这将影响他们的一生。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我们原本希望实现的是，我们的候选人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批判性的自我，能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不受任何不必要的认同、移情或思维模式的影响。然而，我们的培训却无意中“削弱了这种批判性，反而促进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超我”。
这一论点的强有力证据是，候选人整体上倾向于抱团儿，对同群体成员宽容，对其他群体过于批判，并且盲目地追随名师。几乎每个精神分析学会中都会出现的一种突然转变的现象，将Saul变成Paul（圣经中的故事，一开始不信教的Saul经历了某个特殊的事件，突然转变为传播基督教的信徒Paul），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那种超我。
如果以上论据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培训结果是，咨询师没有达到他们为病人设定的心理健康的标准。病人肯定没有受到这种类型的超我的影响，然而几乎任何候选人都无法避免这种超我。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下一个令人敬畏的任务：探讨这种无意识的超我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了我们培训系统的组成部分，这就要从它的历史说起。
III 精神分析培训的历史
有两种这样的历史：1. 官方历史，被公开承认并被反复提及的，首次在Eitingon的连续报告中被提及，此后每当有人想谈论培训时也会提到。我想称之为“外在历史”。它描述了培训系统的辉煌成就。2.另一种历史，只被弗洛伊德提及，甚至他只提及过一次，解释了附着在我们培训组织上的不可避免的诅咒。这两种历史都表明，精神分析培训经历了三个时期。
1. 外在历史
首先，让我们看看“外在历史”。第一个或“史前”时期，可以追溯到1918年的布达佩斯大会，或1920年柏林学院的成立。它的特点是，没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培训。精神分析的教和学都留给个人，没有官方督导。唯一的例外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有过一个讲座，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我们文学宝库中最刺激、最深入的写作。然而，它仅仅是维也纳大学众多课程的一部分，仅限于大学生，从未打算成为所有候选人的“培训”。这个时期的其他所有内容都是一些有趣、令人惊讶、悲惨的或非必要的逸事。
第2个阶段，我们目前培训系统的基石，是在1918年的布达佩斯大会上奠定的。在那里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弗洛伊德警告说，现在，精神分析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巨大的大众需求做准备了，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培训上。第二件事是安东·冯·弗朗德，可能是精神分析早期历史上最可爱的人，立即提出要为弗洛伊德的想法提供大量资金（约30,000-40,000英镑），并组建一个学院（a）进行大众心理治疗，（b）进行精神分析培训，（c）进行科研。第3件事是Nunberg私底下说的，Eitingon在报告中也经常引用这句话：从此以后，不允许任何没有接受过分析的人进行分析。
安东·冯·弗朗德的计划被摧毁了。匈牙利的通货膨胀吞噬了资金，除了留下在维也纳启动我们的出版社的一小笔资金外。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在费伦奇的指导下开设了一个学院（世界上第一这家），但几个月后，反革命结束了它。
安东本人于1920年去世，但仅在他去世几周后，Eitingon、Abraham和Simmel就在柏林开设了精神分析学院，它是后来所有机构的母体和榜样。他们公开承认，该学院的目标是由弗洛伊德指导，并由冯·弗朗德规划的：为大众提供治疗、研究和培训。实际上，他们（和所有其他机构）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一个培训机构。
全世界所有的学院，从伦敦到墨尔本，从布达佩斯到旧金山，所提供的治疗与公众的巨大需求相比微不足道。最初的设想：由弗洛伊德明确界定，这些精神分析学院为广大大众提供心理治疗，在发展过程中却完全迷失了。这是对我们分析师的一个合理指控，我们对此关注甚少，因此大众治疗越来越多地落入他人之手，并最终被不正确地处理，而没有我们的参与。
同样，关于学院第二个原始目标——科研——也是如此。这个方向的结果如此糟糕，几乎不值得一提。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芝加哥学院。
对于第3个目标——培训，柏林学院的成就与上述悲惨结果截然不同。他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机构，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尽管经历了25年多风风雨雨的生活，但其基本保持不变。
与此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培训委员会，它风雨飘零，结局确实令人悲伤。最初于1925年在洪堡大会上被组织起来，几乎是柏林和维也纳联合学院的延伸，两年后在因斯布鲁克大会上几乎解体。当时，明显的冲突是关于“候选人的准入条件”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1932年的威斯巴登大会后才得以解决。取而代之的是，在马里亚纳德大会（1936年）上出现了“美国问题”，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国独立宣言》，并使这个曾经自豪而强大的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国际培训委员会是否在现实中存在过，或者只在纸上存在，甚至是否根本不存在。
从1925年到1938年，在精神分析最快的扩张期，国际培训委员会，整个分析世界的精英，竟然无法在印刷品上记录任何成果，只能记录一些最无用的口头争论。
我希望大家仍然记得因斯布鲁克大会，那里有大约一半儿相互矛盾的关于候选人录取标准的决议，我们当时先作为个人投票，然后每个分支机构投一票；我怀疑是否还有人记得我们投票的决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决议被选中去进行投票，以及多数是否接受或拒绝了它。诚然，候选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使今天也还没有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但问题的复杂并不能说明人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如此情绪激动。相反，情绪越激动，解决问题的机会就越小。显然，除了实际困难外，还有强烈的情绪在起作用。
让我们看看国际培训委员会被Rado和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后一击，，也许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情绪的来源：（a）国际培训委员会是Eitingon的野心，是他最中意的创造，也是他在纳粹占领了宏伟的新柏林学院后唯一留下的东西，自然被他严密保护，（b）Rado多年来一直是委员会的秘书，是Eitingon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他在所有关于候选人的战斗中都是他的盾牌，（c）在所有的战斗中，真正的争论焦点其实是督导；Eitingon和我们欧洲人都支持督导，美国人总是反对督导——Rado抵达美国后不久，竟然被他们说服了。
显而易见，这些是现实原因，，真正的问题是“儿子对父亲”的态度。父亲，即国际培训委员会，试图让年轻的美国学院儿子长期处于学徒状态，要求他们表示尊敬和服从，实际上是对更老的欧洲学院的父权的无条件承认。对这种过分严格的要求的反应是，同样不必要的激烈反抗，这导致了1937年美国心理学界版本的《独立宣言》，开启了精神分析培训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当前阶段。
第三阶段可以追溯到美国学院1937年的《独立宣言》或1939年弗洛伊德教授的去世，其特点是缺乏国际中心的督导。在之前的阶段，人们曾想建立国际标准和国际督导中心，但这一值得赞扬的努力失败了（a）由于对老一代的怀疑、过分要求和专横态度，以及（b）由于年轻一代不必要的自我独立主张。据我所知，目前只有地方的、国家的或团体层面的标准和督导。
2. 内在历史
现在让我们转向“内在历史”。唯一的参考资料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这是在精神分析遭受最严重创伤之后不久写的：阿德勒、荣格和斯特克尔的脱离，这些创伤的伤口即使在发生了30多年后，至今仍未完全愈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这些灾难本有可能阻止年轻的精神分析的发展。防止此类创伤事件的再次发生因此变得至关重要。
弗洛伊德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对他的力比多理论本身的普遍抵制之外，这里面还有强烈的个人动机。他用他常用的方法为此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预防措施。
诊断：“有两个不祥的情况让我从内心疏远这个团体。我无法在成员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种有好的关系本应存在于共事困难工作的人之间，也无法消灭关于优先权的争议。在指导初学者方面存在的困难，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分歧，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已经非常明显。我自己没有勇气提出一个尚未想好的技巧，或者一个仍在形成中的理论，并拥有权威。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其他人陷入许多陷阱和致命的错误。知识工作者的自力更生，他们早早地独立于自己的老师，固然总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只有当这些工作者具备了某些少见的条件时，从啊科学的角度来看才是有益的（《论文集》，1,308）。
弗洛伊德建议的预防措施：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严格纪律和自我训练。”（同上，第308页）。但我认为必须有一个带领老师，任何承担分析工作的人都会遇到的陷阱，我希望如果能有人愿意指导并警告，就能避免这些陷阱。”（同上，第329页）。“指导”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但“警告”有点弱。弗洛伊德使用了“Abmahnung”（谴责提醒），比“警告”更接近原文。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想要避免成员分崩离，就必须确保新一代学会能够放弃一部分自我主张和独立性，接受纪律和训练，并接受具有指导和警告权利和责任的权威。这一切变成了我们培训系统的神秘目标，而方式是训练新一代认同发起人的思想。
弗洛伊德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一贯拒绝被视为是完美；尽管如此，这种可疑的荣誉实际上被赋予给了弗洛伊德。从他那里，这种无懈可击感转移到了他的早期学生，即贝格大街上的那个亲密而几乎神话般的小圈子，他们被视作中间级别的权威。
这个系统运行得相当好，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求助到弗洛伊德，而且他的建议确实明智且可接受。然而，这个系统只能在他本人活跃并且必要时，明确地指出谁是对的，什么是正确的。他的影响力足够强大，并没有在“使徒传承”的过程中被稀释，也没有因为地理距离而被稀释。可是，1925年左右和之后，随着第三代培训分析师的到来，意味着这个系统的相当大的被削弱。事实上，古老的诅咒再次出现——父亲和儿子。有趣的是，最初的躁动迹象出现在地理位置最远的国家美国，而维也纳集团至今仍然是观点一致的，连续几代人都被真正的友谊和强烈的忠诚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一种良好的超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当前的混乱的培训系统，应该追溯到弗洛伊德去世的时候。没有他的明智权威，所有后来的“父亲”都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地位，所有培训分析师和培训机构都变得平等。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这样区分这三个时期：
培训的第一个时期，缺乏任何可见的组织——没有任何超我内化，也没有要求广泛认同。这导致了多次的成员脱离和背叛。第二个时期，精神分析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培训系统和一个强大的组织来执行其标准。从内在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父权权威“指导并警告”，对候选人施压，使他接受教学并认同。因为在代际之间创造了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这一时期充满了冲突，并导致了中心权威的完全崩溃，并形成了现在这种只有地方、国家或团体的标准和督导。
第三个时期，合作很少，主要是竞争。人们开始对细微差异充满了自恋，这反过来又最小化或完全掩盖了本质上的相同和一些部分的真实差异。每个思想流派科学院都努力赢得更多候选人，并教他们成为安全、可靠和忠诚的追随者。
在漫长的培训分析期间，机构有充分的机会将一个独立或漠不关心的候选人转变为一个热情的皈依者。随着督导的增加，这种危险也在增加。培训分析师被内化，并被用作新的超我；但被内化的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分析师形象，扭曲地适应患者的需要后的分析师。
在督导中，力量平衡是完全不同的。在那里，督导师是一个有强烈信念、有理论喜好和厌恶、专注和个人局限的真实人物。他不受分析情境的约束，他可以——并且经常这样做——以他的学术重量代表他的观点和信念；此外，候选人的立场要弱得多，他不能再使用自由联想——他最强大的防御特权，他受教育，而不是被分析。在讲座和研讨会上，这种力量的失衡略微不同，但对候选人来说也绝不是更有利的。不仅讲师以教皇式的权威发言，而且，如果任何人提出任何矛盾，立即从那时起，他会被当做一个不同的人，需要面对一个观点一致的团体，只有少数人能够和敢于承受这种压力。
非常有趣的是，分析技巧的两个大师，弗洛伊德和费伦齐，却并没有参与这种培训。不知何故，他们似乎对分析更感到满意。Abraham和Jones也有类似的看法。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尽管，有些培训师创造了一个“学派”或甚至一个团队，但弗洛伊德、费伦齐或Jones其实都没有这样做。为了证明这一重要事实，请允许我列举一些我已知的费伦齐的学生：达利上校、克莱因夫人、弗兰克林博士、赫福德博士、因曼博士、琼斯博士、里克曼博士，以及我自己。尽管我们在某些观点上可能相似，但我认为没有人能把我们归为同一学派。我相当肯定，弗洛伊德和琼斯的学生也是如此。
我并不建议废除现在的理论课和督导。相反，我认为它们是培训中不可或缺的步骤，必须保留。但我们需要的是，对我们的培训系统的新定位，必须更少地致力于建立新超我，而更多地致力于使候选人能够解放自己，并建立一个既批判又自由强大的自我。
显然，这意味着要对我们的培训目标和方法进行彻底修订，特别是督导。这样的讨论无疑需要埋葬许多砍斧，并从各个方向进行真正的坦诚的靠近。可以预期，这种改变将在一段时间内对候选人和培训分析师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尽管希望渺茫，但目前确实有普遍的趋势，正在减轻这种教条权威超我式的培训。最近在伦敦引入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机构，是候选人和培训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出席上次会议的每个人都对结果感到真正满意。
IV术语的变化
另一个有趣的发展出现在我们术语的变化中。在精神分析的母语德语中，培训分析的术语一直没有改变过，它被称为“Lehr-”或“didaktische Analyse”，字面意思是“教学”或“教学分析”。培训委员会也保留了这个原始名称，“Unterrichts kommission”，意思是“教学委员会”。这两个名称都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指导并警告”的想法。
在匈牙利，我们既有幸运的射击，也有非常糟糕的射击。好的术语是“tanulmanyi analizis”和“tanulmanyi bizottsag”，意思是“学习性分析”（与治疗性分析形成对比）和“学习委员会”（“Studienanalysie und Studienkommission”）。糟糕的术语是“kikepzo analizis”，字面上是“控制分析”（Ausbildungsanalyse），显然这个词语仍然受到超我思想的影响。
更有趣的是英语术语的变化。从一开始，“培训委员会”就一直被称为这个名字。分析的名称是“instructional（指导性的）”，这是对德语“Lehr（教学）”的谦卑翻译；后被“didactic”（教导）取代，仍然受到德语影响；最后被改为“training analysis（培训分析）”。显然，这十分具有强制性了。最近开始引入“personal analysis（个人分析）”这个术语——这是一个糟糕的术语，因为每种分析都是个人的，没有“非个人”的分析，但它清楚地显示了人们认为“培训”这个词语的强制意味。
同样，“督导”也被认为太强烈，让位给一个笨拙但无可指责的术语“在督导下的实践工作”。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减少——至少在名义上——正在减少不必要的权威重量的好兆头。
好吧，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现在你们能理解为什么尽管我有顾虑，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供你们讨论和批评，以及为什么我也高兴候选人也在场。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就不得不对培训分析师和我们的候选人提出严肃指控。我指控候选人过于敬畏和依赖，不够诚实地批判，对我们过于尊重，盲目地信奉他们的导师的话，并且无批判性地认同分析师的想法和观点。
更严重的是对我们培训分析师的指控。这个指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再次引用弗洛伊德的话，避免我自己选择了错误的词汇。这段话可以追溯到1918年，弗洛伊德说：“现在，有时对于大多数病人，医生必须采取教师和导师的姿态。但必须非常小心，并且应该教育病人解放自己的本性，而不是像对待我们的候选人一样。”（论文集，第2卷，第399页）。
弗洛伊德的另一段话是：“我们强烈反对，我们把，因为寻求帮助而把自己置于我们手中的病人转化为我们的财产，我们应该为他制定命运，强加给他我们的理想，并以创造者的傲慢塑造他，并认为这是好的。”（论文集，第2卷，第398页）。
在与病人打交道时可以要求的标准，在培训候选人时应该更加严格地遵守。我想知道，我们这些老的培训分析师中，有谁能站出来，清白地面对这样的指控。
我拿到了美国九个公认的培训学院中的七个的规则（我无法拿到的两个是洛杉矶和纽约精神分析培训研究所）。我非常清楚，对规则的研读比直接的个人主观要危险得多。
规则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统一性。很明显，它们都是对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制定和接受的培训标准进行了轻微修改后的重新发布（Minimal Standards for the Training of Physicians in Ps.A）。即使是唯一的不一致者——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也认为有必要强调“满足基本课程要求”（即最低标准）。年轻的革命者在成熟后变成那坚定的保守派。毕竟，正是年轻的美国学院通过反抗“中心督导”导致了国际培训委员会的瘫痪和解体——可笑的是，几年后，这些研究所却心甘情愿且自豪地接受了又一个中央的强加标准，并且从那以后一直自豪地坚持着。此外，这些试图让美国人接受的标准，本质上其实与国际培训委员会没有任何不同。
我认为，来自外部的培训标准，尤其是由严厉的父亲形象强加的标准，必须被拒绝。实际上，这些标准，如果是由可以被认同的形象提出，人们就可以被接受而不会感到压力。这是对精神分析培训中超我作用的又一令人信服的证据。
美国的术语与英国非常相似。使用的是“个人”或“预备”分析，培训委员会通常被称为“教育”，称呼督导工作是“督导分析”。一个有趣的区别是，在美国几乎普遍使用“导师instructor”这个词，而在英国我们则使用“分析师”（例如，“分析导师”，“督导导师”等）。“导师”强烈地让人想起了弗洛伊德的“准备指导并警告的权威”样子。除了这一术语外，美国和英国一样，都有强烈倾向去避免或修改那些过于明显地泄露培训中的深奥方法的术语。
关于督导在培训系统中的地位，美国的态度几乎与英国相同。一些学院明确声明：“督导师不应负责分析。” 少数机构——如托皮卡或华盛顿——通过在绝对禁止中添加“在开始时”的字样，来缓和这一禁令。显然，这是因为这些学院的培训分析师数量有限，而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但没有任何学院提到这一教条主义的规则是基于什么。在这方面，美国学院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展示了权威。
同样，关于“预备性”分析的持续时间的规定，遵循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预备性分析的持续时间由分析导师确定，取决于个别学生的需求。” 这种措辞的唯一理由是一种无意识的想法，即存在一个仁慈、全能（并且自然是万无一失）的分析师。然而，大多数学院添加了这样的附录：“但无论如何，预备性分析的持续时间不得少于300小时。” 在托皮卡、华盛顿-巴尔的摩、旧金山、费城（直到1947-48年）以及波士顿（1947-48年，只说250小时，可能是印刷错误）。有趣的是，300小时（每周5次会话）大约相当于一到一年半，这是最早培训规则的老熟人，是基于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期，并被反驳。这样的陈述总是误导性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它们是基于无意识的教条倾向。
纽约规则中包含的一个有趣创新是，“整个培训必须在五年内完成，尽管教育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显然，如果五年还没完，那么就不值得继续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想起其他学科博士生毕业的要求。如果纽约委员会能发表他们这一规定的参考材料，那将是巨大的进步。
总的来说：美国的学院在对待候选人方面与他们的欧洲同行没有区别。本文中提出的批评也适用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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